新乡贤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文/李文超

伴随着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展开，新乡贤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作为服务于乡村振兴的重要群体和人才资源被人们广泛讨论。

1.历史溯源

新乡贤产生于新时代，但追根溯源，这一群体是由乡贤转变而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大致经历了一个“萌芽-出现-壮大-衰落-重提”的发展历程。

萌芽：早在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原始社会中，某些德行厚重、才思敏捷的部落成员，因其对氏族部落的巨大贡献，就被选拔为部落首领，继而承担起壮大部落、教化部众的职责，并享有崇高的威望，“三皇五帝”便是其中的代表，可以说，乡贤自原始社会就开始萌芽。

出现：乡贤的正式出现是在国家产生以后，并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在商朝“国都-都邑-村落”的三级政权结构中，宗族长作为村落一级的发言人，“以乡村内生权威的身份辅助官府管理宗族和村落公共事务”[1]，成为商朝政权稳定和村落发展的基石；
秦汉时期实行“三老制度”，三老以其良好的德行和极高的声望，承担起教化乡民和基层行政管理的职责，巩固了王朝的基层统治；
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制，乡村中贤良方正的人们有了入仕机会，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多专业人才。

壮大：乡贤队伍的壮大与隋唐至清末实行的科举制度息息相关，科举制度使广大的寒门子弟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金榜题名之后告老还乡的官吏与名落孙山的知识分子、宗族当中有威望的长者一同致力于乡村发展，对乡村的文化教育、基础设施、道德风尚、矛盾化解都大有裨益。

衰落：乡贤群体的衰落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乡贤与国家政治相连接的通道被关闭，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基层政权的完善，乡村治理更多依靠基层政权，乡贤的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重提：乡贤群体的重提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并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被愈发重视，且被赋予“新乡贤”名称，以期发挥新乡贤群体对乡村振兴的巨大能量，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两者关系

乡贤与新乡贤之间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并且相同点是被更为看重的部分[2]，具体来说表现为：

（1）阶层不同。新乡贤与乡贤相比较，突出一个“新”字，主要表现为新乡贤群体涵盖的社会阶层比乡贤更广泛。封建王朝时期，乡贤有着强烈的政治属性，是被国家认同或承认的基层领袖，在皇权不下乡的政治环境中承担着治理乡村的重要使命，是士绅阶层的代表，多为察举制、科举制等人才选拔制度下的读书人。现代社会中的新乡贤，来自于各行各业，与家庭背景和科举功名无关，只要是致力于家乡事业发展和建设的人，都可被称之为新乡贤，多为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富起来的经济殷实者，还包括享有众多社会资源的退休干部、掌握先进生产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返乡带领村民创业的大学生等。

（2）情怀一致。深厚的乡土情怀是古今乡贤回归家乡、建设家乡的根本原因，这当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在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土地被视为农民的命根，农民依靠土地生存繁衍，并以土地为中心缔结了亲密的家庭血缘关系，同时人们长期受到“三纲五常”、“三纲八目”等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长期浸润，乡土情怀已在中国人的内心深深扎根，即使是在城乡经济两极化的现代社会，人们不得已离开家乡而外出务工，但“衣锦还乡”的思想仍是鼓舞人们不断奋斗的精神动力。

（3）皆为贤者。品德高尚、才能出众者可称之为“贤”，这是古今乡贤最突出的特质。古今乡贤与一般的人民大众相比，其贤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眼界宽广，拥有乡村中人大多不具备的远见卓识。这种远见来自于其所接受的更高程度的教育，或在长期的打拼奋斗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二是德行出众，因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在乡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从而获得其他乡民的信任。三是资源丰富，他们或享有雄厚的经济资源，或享有深厚的人脉资源，能够为乡村发展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

乡村振兴是一幅宏伟蓝图，要实现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在内的全方面振兴目标，需要重视新乡贤的力量。

1.产业发展的推动者

新乡贤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推动乡村农产品实现产业链式的新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只负责农产品的原料种植，而不涉及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导致农业的附加值较低，农民的收入低薄。而拥有先进生产技术并具备强大的市场信息获取能力的新乡贤，能带领广大乡民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形成集原料种植、产品加工、商品销售于一体的规模化产业链，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如，返乡创业的北漂青年胡甫国，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带领湖南临武当地的农民通过特色鸡种养殖、特色农产品加工、创立电商销售平台等途径，走上了一条生态农业发展道路，使当地600多名贫困户实现脱贫。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着力打造“归雁经济”，发挥新乡贤“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巨大价值，助力乡村振兴。

2.人才队伍的关键者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都面临着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乡村建设过程中，由于人才资源的缺乏，导致乡村中一些优异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新乡贤具有优于普通乡民的市场眼光和行动魄力，且与一般的投资者相比怀有浓厚的乡土情怀，在乡村创业和投资的过程中，始终以为家乡做贡献作为行事的宗旨，而不过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得失。带领河北樟树村乡民发展富民水果种植业的全国优秀农民工王林元，毅然将京东客服总部搬迁至江苏宿迁老家的京东董事长刘强东，皆是如此。广东和贵阳更是率先开展“新乡贤返乡（回归）工程”，通过广泛收集当地能人志士的相关信息，架起了乡村与新乡贤之间的沟通桥梁，使新乡贤报乡有门，使乡村建设有人可用，凝聚起强大的人才力量。

3.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几千年来，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中积累生产知识，制定处世准则、构建礼仪制度，逐渐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根在乡村。但目前，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浪潮，乡村文化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主要存在着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落后、传统文化建筑破败无人修缮、乡民重利益而轻伦理、封建迷信仍旧盛行等问题。一方面，新乡贤以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兴建并修缮乡村文化设施和建筑，助力乡村文化传承。浙江省东阳市厦程里村新乡贤但斌，出资1000万元用于修缮程氏宗祠和村内明清古建筑，既彰显对传统礼教的重视，也助力家乡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新乡贤作为连接传统文化和现代理念的文化载体，凭借其在乡民中的道德威望，传播的现代理念价值更为人所信服，助力现代乡村文明的构建。

4.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乡民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也来自良好的居住环境体验，要实现生态宜居，必须在环境保护上下功夫。首先，新乡贤作为来自各行各业的、本乡本土的人才代表，他们了解国家最新的方针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是最先具备绿色发展理念的那一批人。其次，新乡贤还为乡村生态保护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2019年2月，湖南省平江县上塔镇的新乡贤们捐款近200万元，为村民居住环境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新乡贤还积极参与到绿色资源的开发中来，为村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浙江省龙泉市住龙镇，鼓励乡贤回乡创业，依托特有的红色革命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促进红绿资源相融合，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创造了大量利润。

5.乡村治理的助力者

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既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创建法治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乡贤在中国长期实行“双轨政治”的背景下，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社会，国家对乡村的统治力得到提升，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的直接管理者，新乡贤的政治属性减弱，但中国文化的乡土性依旧呼唤着新乡贤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帮助基层党组织解决乡村事务，特别是在处理乡村矛盾方面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新乡贤组成的理事会、参事会等组织正在日益兴起，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辅助力量，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组建“新乡贤调解工作室”，因调解双方对担任调解员的新乡贤十分尊敬和信任，矛盾很快化解，新乡贤成为乡村和谐的“润滑剂”。

乡贤自古有之，新乡贤以其对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使得乡贤群体在新时代焕发容光，要重视新乡贤群体，把握其新的时代内涵，最大化的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向乡村振兴目标持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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