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李启平，张宏如

(常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范式。它不仅影响就业的数量，而且影响到就业结构和质量。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将新一代技术革命成果嵌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全社会产业变革奠定了基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2021年)》显示，87.5%的数字经济岗位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对于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偏好明显。上市公司数字经济岗位招聘的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平均月薪达到15 096元，分别高于本科学历人员月薪的39.12%和专科学历人员月薪的130.58%。由此可见，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就业者的岗位极化和工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人力资本积累对就业量质的影响凸显。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后，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规模超过1 000万，月均收入1 000元的还有6亿人。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总目标，肯定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实践意义。由此可见，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但不一定是高质量的就业，只有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1]24-25本文尝试利用新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理论，探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如何缓解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为制定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参考。

(一)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一是人工智能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技术乐观派认为，人工智能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引致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大量增加，从而增加就业总量。[2]5-14技术悲观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造成工作机会流失的重要因素，这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表现尤为明显。[3]1488-1542二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人工智能导致就业集中,工作岗位向服务行业集中，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4]3-16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就业不平等，形成就业极化现象,使得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智能机器深度融合和协作，重塑智能时代的就业模式。此外，人工智能对女性就业产生了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替代了体力劳动和重复性劳动，使得低技能女性的就业机会减少；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轻体力和复杂性劳动需求增加，使得高技能女性就业机会增加。[5]56-64总体上，人工智能对就业总量的影响保持基本稳定[6]3-22，但对就业结构的冲击不可避免[7]64-72。三是人工智能对就业机制的影响。就宏观层面而言，就业随着劳动和资本配置的变化而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使得劳动、资本要素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流动，引起就业机会的增加或减少。就微观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商业模式进行变革，最终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市场规模的扩大，向劳动力市场发出信号，显示出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或溢出效应。[8]39-48四是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人工智能强化了人职匹配，引导更多的劳动力流向技能型岗位。实证发现，人工智能对员工技能和收入有积极影响。[9]213-222

(二)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深化，从而影响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产生技术进步的“净岗位创造效应”，通过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实现就业增长[10]，通过人职匹配、引导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新业态和新模式等路径，提高就业质量。二是数字经济与就业结构研究。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加速制造业服务化，凸显了服务行业的就业优势[11]5-18，提高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就业份额[12]17-35；
同时，数字经济衍生新业态，产生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13]56-60，促使就业结构升级[14]。三是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研究。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主要体现在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工作薪酬、劳动关系等领域。首先，与流水线工作环境相比，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对就业环境的满意度[15]89-98，改善了整体工作环境[16]103-115。其次，数字经济对就业能力和薪酬产生积极影响，抬高了整体薪酬水平[17]3-30。最后，数字经济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数字技术强化了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人职有效匹配，有助于改善劳动关系[18]33-41,[19]57-63。

总之，新技术-经济范式影响了就业的深度和广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降低，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二是制造业服务化及新服务业态的产生，使得就业岗位加速向服务行业集中。三是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变得灵活，就业满意度提高。

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就业效应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并存，就业集中和就业技能结构极化，就业环境的改善和就业的不安全感并存，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隐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共存。

(一)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并存

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数字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嵌入生产过程，诱导生产方式变革，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新的业态诞生；
同时加速产业融合，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产业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作为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受到的冲击不可避免。短期内，新技术-经济范式引发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在数量上不一致，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不足以弥补被替代的就业岗位数量，而且失去原有岗位的员工由于不具备新创岗位所要求的人力资本，往往被排斥在产业结构变化的进程之外，导致相关行业和岗位的员工出现技术性失业，呈现就业创造效应低于就业替代效应的局面。[20]31-42从长期来看，通过转岗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激励措施，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提升配置效率，就业替代的负向效应会被长期的正面创造效应抵消，从而提高就业总量。在新旧范式转换过程中，就业总量、结构与经济系统内部结构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我国经济已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和价值链中，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高技能就业岗位有可能加速流向技术先进的经济体，而中低技能就业岗位呈现不断削减的趋势，劳动力供需面临不同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21]2-14。

(二)就业集中和就业技能结构极化

新技术-经济范式使得就业结构调整更快、更激烈。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使得劳动力快速流向平台企业。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就业形态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
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 800万人，同比增长4%。平台企业凭借数字化技术取得的先发优势和用户的规模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垄断地位，形成超级企业。这些超级企业凭借技术壁垒，获得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吸引高技能人才，如此以往，不断得到强化。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平台企业为了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需求，不断创新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而程序性、重复性的工作岗位常常被自动化或者智能设备所取代，其结果是中低技能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形，中低技能劳动力要么通过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进入高技能劳动力行列；
要么被机器取代，分流到传统服务业就业。高技能劳动力主要从事复杂劳动，中低技能劳动力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形成就业技能结构极化的格局。

(三)就业的灵活性和不安全感并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经济范式，一方面，加速了就业结构的变迁，大量重复性、程序性工作岗位被替代。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将劳动力从农业引向制造业、服务业(见表1)。《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美团日均活跃骑手数超100万人，其中59.2%的骑手在本省就业。就业者工作模式和工作地点更加自主、灵活，在工作之余可以适当照顾家庭，劳动者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就业极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衍生了低技能工作岗位，其工作的灵活性使得众多低技能劳动力涌向这些目标岗位，造成工作和工资双重挤压。为平衡平台企业和劳动者的雇佣关系，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目标旨在保障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平台企业凭借资本和信息优势形成的垄断，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事实上的优势地位，对劳动保护形成技术性障碍；
[22]52-60同时，平台用工法治建设滞后，低技能劳动力与平台企业在劳动合同谈判过程中很难做到平等协商。事实上，平台企业雇用的劳动者流动性较大，为低技能劳动者购买五险一金很难全覆盖，工伤的认定和赔付成本高昂，给低技能劳动力带来不安全感。

表1 一二三产业就业状况

(四)劳动力供需不匹配加剧隐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新技术-经济范式对就业的“创新性破坏”体现在制造业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倾向方面。但现实中的劳动力技能转换存在时滞，导致劳动力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引发就业岗位技能的先进性和劳动力技能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这种矛盾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因技不如人处处碰壁，或者因技能和岗位不匹配，获得的收益不符合预期，只好进入隐性失业状态，甚至放弃工作。另一方面，具有部分人脑特征的高度智能化设备对岗位替代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以往，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新岗位要求劳动力掌握与该岗位相关的人工智能知识，以“人机协同”的方式完成工作。这种“人机协同”和以往的“人机配合”存在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下的“人机协同”要求配备高技能劳动力，而“人机配合”只需要劳动力熟练操作机器设备即可。面对新技术-经济范式对低技能岗位的挤压，被替代的劳动力不得不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而部分劳动者不愿承担从低技能向高技能转换的成本，构成了非自愿失业。

劳动力基数和低技能劳动力绝对数依然庞大，偏向性政策对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贸易环境的不确定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对就业稳定的威胁，这四个方面是就业量质协调发展面临的突出障碍。

(一)劳动适龄人口基数仍然庞大

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因素。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60(不含)周岁人口为89 430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4 530万人。尽管劳动力总数降低，但劳动力基数仍处于高位，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居高不下。此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每年吸引近250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充分就业的难点、堵点就源于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还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每10万人中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24 767人，文盲为3 77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67%。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力相对劳动力总数占比不高，但绝对数不低。因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过剩是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源泉，也是就业质量稳步提高的主要障碍。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如何解决劳动力基数庞大和相当部分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是就业量质协调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就业政策的约束

偏向性政策对就业影响深远。偏向性政策的溢出效应在就业领域长期存在，影响就业质量和就业水平。偏向性政策引导生产要素流向被激励的行业或产业，对其他行业或产业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财政分权政策激励地方政府在安排支出时偏向招商引资领域，大力推动制造业发展，以此吸纳相对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和更少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应地减少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抑制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低效企业借助“信息优势”寻求地方政府政策的保护，维持经营而不被淘汰；
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保稳定”和“保就业”的目标，或明或暗地要求金融机构向低效企业贷款，甚至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让其在市场上继续生存下去。其结果是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维持低水平就业，且工资水平难以提高。

(三)国际贸易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受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很大，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猛烈地冲击国内就业市场。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资开放投资领域负面清单的出台，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就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以及影响企业的退出概率来实现。外资更偏向雇用高技能劳动力,从而提高了本地劳动力技能溢价，能够有效地推动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和实现高质量就业。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收缩和重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欲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至本土或其他地方，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

制造业是稳定就业的产业基础，也是产生中产阶级的场所。近10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与人均GDP增长不匹配。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32.06%下降到2020年的26.18%，直至2020年，中国人均GDP才达到10 000美元，仍然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发达经济体经验表明：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制造业比重才缓慢下降。与之相比，中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有学者称之为“去工业化早熟”[20]31-42。由于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制造业就业人员净减少规模较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2018年末，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为10 471.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不含农业)的比重为27.32%，比2013年末净减少了2 043.8万人，下降了7.83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快速下降给高质量就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23]12-25。

为适应新技术-经济发展范式，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量质协调发展，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有效劳动力市场、稳定制造业规模、扩大知识中产群体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就业结构调整

新技术-经济范式凸显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就业市场低技能劳动力过剩，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不匹配。破解这一困境的路径是多主体合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让低技能劳动力升级为高技能劳动力，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就业提升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完善就业政策，建立有效劳动力市场

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制度基础。目前劳动力市场偏向性政策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运行，提高了劳动力的交易成本。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必要尽快改革二元户籍制度之类的政策，消除加载在户籍上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福利。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完善产业政策，防止特定行业、特定地域的就业歧视。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准确性。

(三)稳定制造业规模，夯实就业基础

工业化大国发展的事实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庞大的制造业规模为劳动力充分就业奠定了产业基础。同样，过早去工业化会丧失大量工作岗位，造成就业消失、收入下降、中产阶层不断萎缩的局面。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制造业分工更加细化和服务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有必要激励政府和社会建立终身学习和培训机制，激励市场主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参加技能培训的劳动力，通过劳动技能的提升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进而提高就业的稳定性。

(四)扩大知识中产群体，提高就业质量

知识中产群体的持续扩大既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路径，也是提升就业能力、维护就业稳定，走向高质量就业的内在要求。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过程中，降低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和低端就业的不确定性，其有效路径就是扩大知识中产群体。尤其是在新技术-经济范式下，不断扩大知识中产群体的价值得到凸显：一是避免劳动力收入的极化和低端就业的不稳定，消除绝对贫困；
二是增加中高端技能人才的供给，匹配数字经济对中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通过高质量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引领消费扩大和升级，有助于实现扩大内循环的目标，促进由价值创造向价值共享的转变。扩大知识中产群体需要构建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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