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翻案创作研究——以《忠臣水浒传》为中心

吴锦佩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前人对明代小说《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版本、影响、接受已有过不少研究。在中国，日本翻案小说研究在新时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得到重视，翻案创作中的汉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交织的情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严绍璗、王晓平、李树果、李时人、高岛俊男等学者都在这一领域有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打下扎实基础。

目前，我国学者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明清小说对日本古代小说的影响研究已获得许多突出成就，但具体到单部作品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纵向影响和流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日本翻案作品中体现出与中国文化同中有异的审美旨趣和民族特色的研究也还有拓展的空间。因此，本文对江户时代“水浒翻案”创作的过程和阶段进行梳理，对江户时代“水浒翻案”小说的整体状况和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在与中国明代文学碰撞时，日本作家如何做到积极学习新事物的同时，又满足自己民族独特美学要求，并随着创作发展，反过来对中国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在跨文化背景下，以《忠臣水浒传》为例，为中国明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研究提供较具体清晰的例证，并对日本读本小说借鉴外来文化、同时坚持民族特色的创作方式予以一定的肯定。

江户时代小说文学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十七世纪初，中国明代传奇小说传入，奇异怪闻题材刺激假名草子出现；
第二，十七世纪中期，浮世草子样式建立，主要描写江户町人社会男女之事与钱欲横流的人情世故；
第三，十八世纪中期，读本小说出现，代替逐渐低俗化的浮世草子，成为江户时代小说发展最完备形态。从假名草子、浮世草子到读本小说，江户时代小说发展三个阶段都有明清小说的影响化入其中。

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翻案”指借用本国的古典小说或外国的小说、戏曲的大致情节、内容，对人情、风俗、地名进行改编。日本学者在涉及中国古代小说对日本文学之影响时，常使用“翻案”一词，却对这一术语的定义范畴广狭有别，缺少明确限制。对“翻案”的过窄或夸大定义容易影响翻案研究的分类，削弱翻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为保证研究意义与统计严谨，现将作为文学术语的“翻案”定义如下：

在文学创作中，明显地模仿和套用原著的人物、情节、结构或叙事模式，改写原著的人情、风俗、人名、地名、环境或意旨，使之与原著有一定联系又有区别的做法称为“翻案”。

“翻案”作品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从原著中可指出具体翻改根据；
二，故事叙事模式基本相同；
三，从原著中可找到对应的主要登场人物。若不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仅受《水浒传》影响而成的作品不称之为水浒翻案创作。“翻案”的定义侧重于“同”，即与原著的相同之处；
“翻案”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在于发掘“异”，即研究作品中融入的本国风情与作者色彩。

江户时代初期，德川家康为稳定政局，继承丰臣秀吉的海外贸易政策，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当幕藩体制稳定后，宽永十六年（1639）幕府颁布第五条锁国令（禁止葡萄牙人来航），一手垄断对外贸易，采取禁基督教和闭关锁国政策，仅允许在九州长崎与中国（清政府）和荷兰的商船进行贸易，实行一口通商，长崎成为日本进口中国明清白话小说的重要窗口。据《简明日本通史》记载，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取而代之，“江户幕府对于同清朝建立邦交并不积极，并未建立正式的邦交，但通过长崎的贸易一直继续。中国船带来的物品，除了生丝和丝织品外，还有绵织品、毛织品和书籍等”。［1］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通航一览》所载与中国海上贸易，自卷百九十八至卷二百三十八载，与福州厦门来往船只数量众多，可推测，福建建阳刊刻的明清小说流传日本并非难事。向井富出任长崎书物改役编纂《商舶载来书目》，记录自1693年至1803年间日本进口汉籍的情况。根据这一海关资料，严绍璗统计先后共有43组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进行过书籍贸易，总计输入日本汉籍为4871种。再加上除长崎港之外的走私，据书商统计，到19世纪，已有70%—80%的汉籍传到日本。明代小说《水浒传》正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不详，据高岛俊男考，《水浒传》最初于宽永十六年（1639）至正保三年（1646）间，即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日本江户初期，传入日本，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日本政僧天海僧正的藏书目录。根据藏书目录，该书全名为《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所用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氏双峰堂刊本。传入的《水浒传》被收入幕府的《御文库目录》。其后各种版本的《水浒传》陆续传入日本。宝历七年至天明四年（1757-1784），根据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百回本，冈岛冠山翻译出版《通俗忠义水浒传》。此后，出现了大量解释小说字词的辞书，如冈白驹《水浒全传译解》（1727年昆斋）、陶山南涛《忠义水浒传解》（1757年刊）、鸟山辅昌《忠义水浒传抄译》（1784年刊）等语释集。俗语小说向字典的出现，为阅读、研究以及翻案创作《水浒传》打下良好基础，代表着小说流行趋势。

江户时代，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大量汉籍通过长崎口岸传入日本，离不开贸易环境的优越、商人盈利的驱动、强制的文教政策、主动的唐话授受、僧侣移民的传播、语释译本的辅助等。拥有上述众多助力的明清小说传入日本，激起日本文坛小说创作热情，作家们渴望从优秀的明清小说中汲取养料，纷纷采用翻案创作思路，既不同于翻译，又不单纯模仿，而是改写原著内容，附会本民族特色文化元素，改头换面、移植风情，在模仿中探索出本民族文化发展道路。

据高岛俊男的初步统计和李树果的已有整理［2-3］，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文献进行补充再整理：一，按正确的作品出版时间重新排序；
二，补充“对《水浒传》的翻案程度”一列；
三，对前人整理有误的部分书目和资料进行修改和补充。

关于表1统计中的21部书，除《忠臣水浒传》和《南总里见八犬传》两部有中文译本外，其他作品都暂无中译本。在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以及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基础上，表1归纳21部作品“对《水浒传》的翻案程度”。

表1 江户时代《水浒传》翻案书目表

续表1

综上表可见，翻案小说大量片段式截取《水浒传》情节和人物进行延展叙事，如《梁山一步谈》《天刚垂杨柳》等。部分作品如《日本水浒传》《坂东忠义传》《女水浒传》等仅模仿原著开头和结局，目的是借《水浒传》招牌迎合读者，实际具体内容和情节与原著无关。《忠臣水浒传》和《南总里见八犬传》以日本民间故事为基本框架，模仿《水浒传》整体构思，明确继承劝善惩恶写作思想。除表1所列，还有式亭三马的《松竹梅女水浒传》、並木舎五瓶的《いろは藏水浒传》、岳亭丘山的《六六士传水浒太平记》等。由于江户时期与《水浒传》有关作品不可胜数，不少作品或只冠以“水浒”之名以吸引读者，实际情节人物与原著完全无关，或只主旨、人物与原著有部分相似便自称“水浒翻案”，实际不符合翻案小说定义。故上表非全面搜罗，而是江户时代“水浒翻案”小说创作的主要书目。

中村幸彦在《近世比较文学考》中把“水浒热”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享保到宝历年间（1716-1762），二是文政末年到天保年间（约1818-1843）。以“水浒热”在两个时期的发展背景为参照，可知江户时代《水浒传》翻案创作的两个主要特征：首先是前期准备、试作，模仿原著整体构思，片段式截取部分情节和人物，织成中短篇小说的阶段。此阶段的模仿创作出现了种种尝试，或以《水浒传》的名场面为素材进行片段改写；
或附会日本古代故事，融入日本元素；
或仅模仿开头结局，实际上借《水浒传》之名气为己造势；
或结合时事，将对社会风气批判加入对《水浒传》的翻案等等。这一时期的翻案作品带有浓厚的怪异奇谈气息，如杨贵妃偷渡日本的夸张想象；
水浒男性一律改成女性与幕府作战的翻新构思；
梁山背景换成妓院烟柳，截取《水浒传》中的色情片段，渲染成庸俗趣味；
化入真实历史人物，将实录与灵异结合等，主要特征是通俗、日本化、大胆尝试、短篇翻案、奇异怪谈。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洒落本、滑稽本、黄表纸、实录体、读本等多种类“水浒翻案”创作，如此多文类的创作作品围绕《水浒传》展开翻案与讨论，是从未有之盛况。这些作品尝试探寻符合本国小说创作特色，为后期读本小说创作从众多文类中脱颖而出，进入成熟阶段打下基础。第二阶段，水浒翻案手法开始走向成熟，出现两部长篇优秀水浒翻案代表作——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和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此后，后期读本小说在一部书内往往翻案、吸收多部作品情节内容，作品间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作品不再从单篇模仿取材、简单套用，而逐步向各方面广泛取材，从稗史资料、风土文献、歌舞伎、净琉璃、古代典籍、其他小说等多方面吸取素材，敷演成曲折复杂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山东京传（1761-1816）生于江户町人之家，原名岩濑醒，别号醒斋、醒世老人、山东庵等。经“幕政改革”受挫后转向读本创作。在接触明清白话小说后，他把考据研究融入自身小说创作，采用多种手法翻案中国白话小说如“三言”《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糅合日本本民族特色文化元素，明确小说的劝善惩恶和因果报应的写作旨趣。可以说，在京传的创作中既有对町人社会的现实关怀，也有追求浪漫传奇的理想色彩。《忠臣水浒传》全书十卷十一回，前编五卷六回刊于宽政十一年（1799），后编五卷五回刊于享和元年（1801），版主鹤屋喜右卫门。江户时代，净琉璃作为民间戏剧代表风靡一时，说唱艺术和传统木偶表演结合，附上日本乐器三味线，使净琉璃表演艺术在民间迅速发展，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也被称为无人不晓的作品。再加上《水浒传》在各个阶层广泛传播，山东京传在预设读者熟悉原文本基础上，糅合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和《水浒传》两部高知名度作品，创作长篇读本小说。难怪高岛俊男认为，《忠臣水浒传》这部小说对作者来说，是把《水浒传》当作材料组装进《忠臣藏》的游戏；
对读者来说则是寻找材料来源出处的猜谜游戏。

《忠臣水浒传》表达与《水浒传》相似的主题：忠义胜奸邪，善恶终有报。《忠臣水浒传》主题单一，全书描写盐冶家臣历经磨难最终为主公复仇的故事，在主题深度与广度上都不若《水浒传》那样驳杂和可供多角度阐释。但作者基以国情，以《忠臣藏》寓言附会《水浒传》使之日本化，小说主题采用《忠臣藏》为主公复仇的忠臣主题，削去与朝廷（天皇）对抗、起义和投降招安等情节，保留歌颂忠义勇士、鞭挞奸臣之主旨。山东京传在前编自序中表明写作目的：

市井之愚夫愚妇，看杂剧戏本，遇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触动良心，至悲伤涕泣不自禁，牵有敦行为善者……固是寓言傅会，然示劝善惩恶于儿女，故施国字陈俚言，令儿女易读易解也。使所谓市井之愚夫愚妇，敦行善耳。［4］172

山东京传明确提出翻案目的是宣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使市井小民多行善莫作恶，崇尚忠义善孝、贞烈不屈。“劝惩说”作为明清小说创作流行的小说观念之一，体现浓郁教化意识，重视小说社会功能。明清小说传入日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小说创作观。宽政年间幕府推行政治改革，小说家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教化内容，与历来日本佛教因果轮回、功德报应相应和，强化文学的劝惩功能。山东京传于另一部翻案小说《樱姬全传曙草纸》开篇例言中同样表明劝善惩恶之旨趣：“虽是狂籍，但往往兼实，示因果轮回、无常变化之理，虽有迟速，但录善恶到头终有报之事。即使乃虚谈，亦聊可见儿女劝惩之一端，应书肆之需，补缀而与之。”［4］262

小说创作“劝惩说”与江户时代背景、作者社会诉求息息相关。小说第十回讲述忠臣义平杀妻、杀子、报主君之恩；
烈妇自杀、杀儿、报丈夫之恩的故事。作者在回末称其为“千古之美谈”，赞曰：“多年运蹇市尘沉，旧习不忘义胆深。”［4］251《菊与刀》第七章“最难承担的回报”中谈到：“在日本古代传说中，道义（giri）发自内心，毫无怨恨，那是现代日本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懂道义，意味着终身对主公效忠；
作为回报，主公也会照顾属下一辈子。回报道义，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公，回报主公赐给自己的一切。”［5］115忠臣义平舍弃自己妻子，救主公之妻儿，正是无奈环境下为实现义理的报恩之举。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道义（义理）翻译为：“正义的方法；
人应该走的正道；
为了避免被世人非议，哪怕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做的事。”［5］111江户前期，被称为“绿林道义”的浪人、剑客四处劫掠砍杀，答应帮忙，窝藏陌生人等都自称行仁义。社会混乱晦暗，忠义刚勇之士难寻，在此背景下，山东京传或是遵循古代传说对忠臣义士的欣赏，或是呼吁町人社会对人性善恶的反思，在小说中无论性别，均成为讴歌的对象或批判的贼首，借褒贬赞歌和警语，宣扬真心付出、忠诚无怨的义士。

通过表2两部作品各回情节的比较分析，可见小说作者解构并重构了《水浒传》中的精彩情节。《忠臣水浒传》开端与其他翻案小说相同，完全模仿“误走妖魔”一节以表明与《水浒传》之关系。在小说第二回“盐延尉误入白虎堂”中，高阶师直为陷害盐冶，故意卖给堪平两把好刀，堪平将宝刀呈给盐冶侯，盐冶侯在不知阴谋的情况下带刀进白虎厅，因此被诬陷谋反，剖腹身亡。这段描写明显翻改自《水浒传》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并加入《忠臣藏》城主被害剖腹身亡的情节。此外，作者对《水浒传》中重复出现的相似情节也进行浓缩提炼，如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花和尚大闹桃花村”等英雄救美情节凝练成“宗村杀屠户救阿袖”一个情节；
将“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和“潘金莲药鸩武大郎”情节置于同一情境，使故事发生在同一人物身上。从表2右栏的被模仿情节可看出，《水浒传》以片段式故事的精彩被读者熟知，如“智取生辰纲”“风雪山神庙”“醉打蒋门神”等等。从回目排序可见，作者翻案创作时直接移来精彩的情节，加以本土化，调换情节发展顺序和人物出场顺序，并不影响主线故事发展，也可说明山东京传在翻案时以片段模仿为主。

表2 《忠臣水浒传》与《水浒传》小说回目对应表

在叙事时空变化方面，《忠臣水浒传》模仿了《水浒传》在情节、人物转场方面的套语。美国学者浦安迪曾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虚拟的说书情境”展开论述，即作者模仿说书人口吻，在修辞手法上模仿口头说书文艺，假想与听众的对白，达到“事件的模仿和叙述者的评论双线发展的特殊效果”［6］。在《水浒传》中，使用说书人套语如“话说”“却说”“正说之间”“话分两头”“且听下回分解”等情况很常见。这些套语在《忠臣水浒传》中也被保留下来，如话说（きても）、且说（さるほどに）、再说（ことにまた）、且下回に分解を听（きづつぎのだんとさわくるきけ）、话说当时（さてもそのとき）、说分两头（はなしふたみちにわける）、不在话下（これはさておき）等。山东京传关注说书套语，对汉语词汇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汉语词汇基础上直接注上日文假名，既模仿《水浒传》营造出身临其境的说书语境，又便于打碎不同情节线，拼凑重组，交叉叙事，让人物情节不受因果关系束缚，更自由地完成叙述。

从表3可看出：首先，《忠臣水浒传》单个人物，对应《水浒传》两个或三个人物，这说明小说在塑造人物时糅合了原著中多个人物形象特点；
其次，《水浒传》中单个人物同时在《忠臣水浒传》中扮演两个角色，说明将原著丰满的人物形象进行分割，由多人饰演。据上述分析，《忠臣水浒传》极力标榜模仿原著，其在模仿水浒人物塑造上有以下四个特点：

表3 《忠臣水浒传》与《水浒传》主要人物对应表

一是张冠李戴，把人物故事安插在不同形象上。如接受九天玄女天书的人应是大星由良（宋江），而加入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兼好法师，由兼好替领天书。盐廷尉死后，貌好与乡右卫门乘船逃跑，却不料遇上贼船家，《忠臣水浒传》第三回“乡卫门夜渡天龙川”这样描写道：“这时船家突然拖起橹，对二人道：‘客馆一定饿了吧！想吃面条还是吃粽子？一刀砍了扔到水中叫切面，浑身扒的溜光用绳索捆上沉入水底叫粽子。’”［4］186在《水浒传》中则是宋江逃跑遇上船火儿。忠臣们以貌好夫人和大星由良为中心逐渐聚集最后完成复仇，正如水浒好汉最后在宋江引领下接受招安。因此将宋江逃跑情节与貌好人物形象结合，符合其柔弱忠贞的形象。

二是一人分饰多角，将原著中一人发生之故事，安插到多人身上。如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景阳冈武松打虎”至第二十六回“武松斗杀西门庆”之顺序，应先打虎后复仇，《忠臣水浒传》第六回则将武松打虎、武松为武大郎报仇两事分开讲述，并分别安在千崎弥五郎、速野堪平两人身上。小说第六回后半段，速野堪平替岳父报仇，手刃奸夫淫妇并将两颗人头供在墓前，后以“话分两头”作为另一人物出场标志，讲述千崎弥五郎斗杀野猪的故事。将武松形象拆分，重组成两个人物，一方面说明水浒英雄故事之精彩，另一方面从截取的英雄片段和人物形象的部分可看出日本文化中与对忠义勇猛、势必复仇的强者的欣赏和推崇。

三是糅合多角色故事，由一人担当负责。这种手法有利于集中类型人物之特色于一人，便于在限定篇幅内推进故事发展。《忠臣水浒传》第十回讲述忠臣义平的故事。勾栏看戏的雷横、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背刺云龙的史进都集中由天川家义平（原名宗村，后改名为义平）一人担任。《忠臣水浒传》第十回，宗村设下陷阱，让舞姬阿袖假装答应屠户求婚，自己便假扮新娘，在屠户拉开轿子门的刹那将其一脚踢翻。小说宗村与屠户打斗的场面描写几乎直接照搬原著，生怕可惜了生动的精彩句段：“一脚将屠户头踢倒，抡起铁拳‘呀’地一声，正打在鼻子上，直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一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水浒传》精彩的打斗场面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让翻案作家叹为观止，作者似乎再找不出更好的武斗描写能像原著那样，既达到展现英雄气概的目的，又运用通感手法，给予读者温柔暴力和感官美的享受。

四是改奸为忠，制造反转效果。僄儿的原型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两人结局相似，皆因书信（招文袋）起争执被杀。阎婆惜与张文远偷情，偷书信意欲以此要挟宋江而反遭其杀害。僄儿百般刁难大星，实则是设下计谋帮助丈夫。因被偷密信怕造反败露，大星将僄儿杀死，临死时僄儿道出真相：“请以奴家之死作为丈夫的微功，饶恕他的过错，允许他加入同盟义臣的一伙。这样奴家也就可以瞑目了，来世做驴做马也定报此大恩。”［4］229剧情反转，使僄儿的形象从刁蛮恶妇摇身一变，成为忠诚爱夫的烈妇形象。《忠臣水浒传》中作者赋诗一首，点出了僄儿与阎婆惜形象之不同：

桃李花颜翠柳腰，相争世上买其娇。

何论宋代阎婆惜，彼淫是贞隔壤霄。［4］236

把原型可怜可恨的荡妇，翻改成可敬可爱的烈妇，是山东京传的创新之处。《水浒传》中没有既忠烈又有爱情狂热的女性形象，山东京传或对此不满，因而反转情节，塑造更贴合日本人观念中为忠义而超越生死的女性角色，运用“彼淫是贞”反讽手法使人物多层次的质感逐渐呈现。僄儿忠贞壮烈透着凛冽，包含作者希望人们模仿忠义“敦行善耳”的愿望。

将原著人物拆组重构，组成新人物后，作者往往会模仿《水浒传》中醒目的“夹插诗词”修辞，点明模仿原型。《忠臣水浒传》全篇共赋32首汉诗，包括劝世诗、戒酒诗、戒色诗、白乐天的诗、童谣、曲儿、赞诗、渔歌，此外还有偈语，而和歌仅2句。因为日本和歌多抒情，而《水浒传》英雄好汉与忠义贞烈更适合用汉诗表达，再加上山东京传热爱汉文，极力效仿中国小说语言表达技巧，诗证辅助叙事，带有叙事暗示，便成为理解人物形象、作者好恶、人物功能性的重要媒介。如称赞大星由良的赤诚之心：“殊赏大星兼豫让，两臣相列鉴诚忠”、称赞僄儿的贞洁操行：“何论宋代阎婆惜，彼淫是贞隔壤霄”、称赞义平的知恩图报：“莲叶生泥金混土，他时现出本来心”等。

中日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被甄别和选择，文学特性在比较中被强调和突显，最后指向文学新的创造。阅读日本《水浒传》翻案作品时，我们作为原著国读者能轻易截取出翻案小说中的中国元素，对两种文化、语言进行条分缕析，发现与中国文化相异或相同的部分。异域文化在阅读的甄别和选择中不知不觉被原著国读者接受，从而促进原著国读者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本文着重对日本江户时代翻改《水浒传》的小说书目进行重新整理统计，并以《忠臣水浒传》为中心，比较分析其与《水浒传》在回目、情节和主要人物方面的细节异同，发掘日本江户时代作家翻改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今后对该主题的继续研究应以统计与文本细读为起点，在跨文化语境下，研究日本翻案创作中与中国文化同中有异的审美情趣和观念心态，厘清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与中国明清小说的文本关系，发掘日本文学在借鉴异域文学时，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活力，并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轨迹的厘清提供更多文本分析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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