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科研的组织演变与时代创新

杜育红 郭艳斌 杨小敏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大学三大功能之一的高校科研取得了长足进步。从科研队伍的规模结构、条件资源和成果产出等主要指标看，高校科研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科研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批高校已经从以教学为主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单位逐步发展为教学科研并重的研究重镇，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也从教职人员个体的自由探索发展为组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复杂多元体系。高校科研活动的日益复杂对高校科研的组织管理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管理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如何更加有作为地开展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特别是在教育部印发 《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的背景下，基于高校科研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变化，进一步认识、理解和把握高校科研的时代要求，是着眼未来高校科研高水平全面提升与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本研究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科研组织形式演变的基础上，探讨我国高校科研组织创新的基本逻辑，进而就改进的策略予以阐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校主要以行业专业类院校为主，专业设置与各行业需求直接挂钩，以系为基本组织形态开展教学工作，辅之以数量较少且独立设置的研究所。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开始向综合化与研究型转变，科学研究在高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学与科研并重成为很多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办学追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校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高校除了在人才培养上要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其科研与市场需求的联系也更加密切，高校科研的组织形式逐渐多样。而且，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科研活动在组织开展上的大装备大团队趋势以及相应科研管理的新要求。

1.系、教研室和研究所，教学为主科研为辅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的办学模式主要学习苏联，体现为行业性专业化的院校。国家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非常有限，只有极少量的建制性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系和教研室是高校内部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以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为主。同时，一些高校设有少量的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但基本不开展教学工作。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高校内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相对分离的，以教学及教研为主、科研为辅。而且，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成立研究所需要有关部门批准，被批准成立的研究所以科研为主、教学为辅，招收少量的研究生。[1]

2.院系、实验室和研究基地，教学科研并重与融合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向学习欧美。美国的一流大学特别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十分看重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2]于是，我国高校的内部组织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过去很多的教研室、系变成了学院和系。由于科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高校二级单位的学院和系内设研究中心，加强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这种变化反映了教学科研并重与融合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内部学术组织的基本形态。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高校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被重视。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高校中开始出现独立设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人文社科），以科研为主、教学为辅，招收一定规模的研究生，在课题研究中进行人才培养。在组织关系上，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基地等与院、系并行，并且人员有重叠和交叉，运行机制有明显区别，体现了教学与科研关系更加密切的融合特征。

3.研究院设置和团队制，经济社会服务职能凸显

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分工，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明显增强。在这一背景下，高校科研组织开始出现独立设置的研究院。这类研究院与学院有很大的职能侧重性区别，也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以往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在科研活动的开展上仍然体现出明显的基于学科的自由探索特点，而独立设置的研究院往往是跨学科和任务导向的，强调服务于经济社会特定领域问题的研究。在科研组织上，科研人员需要服从统一领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围绕既定目标开展研究工作。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一方面，更加高水平的科研对仪器设备等条件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过去小规模、个体化的科研组织方式越来越满足不了现代科学发展与科学研究的要求。于是，高校科研组织开始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研究团队的建设成为关键。而更以任务为导向的科研组织方式——创新团队、PI 制应运而生。比如，PI 制的核心就是有作为领军人物的科学家及他们在团队中对人财物的支配权。再比如，为支撑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推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更加紧密结合，高校的科研组织从国家层面实施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其显著特点就是以首席专家为引领的跨团队、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域的科研协同。

4.校企校地合作，直接面向企业和地方创新发展

201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 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的新阶段，企业对自主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需求空前强烈，高校科研在满足市场需求、帮助解决“卡脖子”问题中的作用愈发突出。于是，高校和企业联合共建的实验室逐渐增多。这类实验室主要面向市场需求而建立，任务就是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实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在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高校知识创新和智力资源的需求也明显增强，高校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建立的各种研究院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整合学校和地方的各种力量与资源，研究院的建设和组织运行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同时，作为一种科研组织形态也进一步提升了高校的科研水平。直接面向和满足市场需求、开展对接地方需要的社会服务，成为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还服务国家相关决策部门。高校智库在这个阶段兴起，在中央和地方的高校中出现了一批智库定位的研究院，以研究和咨政建言等决策支撑和参与等方式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以上对高校科研组织演变历程大致的阶段性划分及特点的回顾进一步归纳如表1 所示。总体而言，高校科研组织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趋势，既反映出高校职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性变化，又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规律、经济社会的时代性需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一方面，这体现了高校主动适应外在变化、走出“象牙塔”的变革意识和行动；
另一方面，这一系列变化及应对是以“打补丁”的方式在高校逐步发生的，也给高校带来了管理上的巨大挑战，突出地表现为高校科研管理与科研发展上的各种矛盾，如个体探究与团队攻关的矛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矛盾、任务导向与自由探索的矛盾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体系中高校科研类型领域和内容体系的多样复杂性以及科研组织方式的多元化。

表1 我国高校科研的阶段性组织形式及主要特点

组织形式是高校科研生产活动运行机制的外在体现，在根本上由高校科研生产本身及其内在逻辑决定。受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社会需求变化，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高校科研组织发展出了上述复杂的形式。这些科研组织尽管成立的原因各异，组织的目标也各有不同，但从科研生产的角度来看，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主要类型。

1.个体化的小作坊式科研生产

类似于市场上的个体户，小作坊式的科研生产活动可以称作“科研个体户”。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科研活动的组织分工程度极低，科研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活动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人承担。相应科研活动也具有很强的自主性甚至是工作节奏上的随意性，科研生产规模和产出的数量也相对较小，收益主要由个人获得。历史地看，被冠以“象牙塔”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传统上讲是自由保守型的组织，学术自由是其重要精神追求。那么，教职人员基于自身学术兴趣和热情进行自主探索就成为高校科研的普遍性特征。开展什么样的研究、如何开展研究，往往都是由教师个人根据自己的专业而独立自主决定的。而且，由于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实行的是导师制，导师指导下的研究生参与就自然地形成了众多的个体化小作坊式科研生产组织。

这种个体化小作坊式的科研生产方式与科研原始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非常接近。原始创新强调突破人类认知极限，寻找事物运行背后的规律，重视从零到一的突破，以抢占理论前沿的制高点为目标。最先发现并能科学理性地实现逻辑自洽且得到同行认可的研究才可以称作原始创新。原始创新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非常考验科研工作者的定力，持续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学者的个人兴趣。我们常见的欧拉公式、欧拉方程、欧拉常数、欧拉定理等以人名命名的数学发现就是原始创新的典型案例。原始创新提倡超前性，往往会超越社会实践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长周期性、路径不确定性、灵感瞬时性、方式随意性等挑战比较适合采用个体化的科研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化小作坊式的高校科研作为一种具有原始创新特点的科研生产活动，对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有其存在和发展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的。

不过，对个体化的科研生产方式由谁评价、怎么评价的问题，目前高校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取向：一是精细化的严格管理，表现为对科研产出的短期性量化评价；
二是比较宽松的评价方式，表现为聘期内的代表作制度，让高校教师合理使用资源，自主地开展科研工作。当然，如今高校对这两类评价方式的利弊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从促进长期性、原创性的科研产出来看，采用淡化评价的长聘制、终身制更为有利；
从短期的资源利用效率来看，精细化的评价则更为有效。

2.任务导向的团队科研生产

从组织生产的效率角度看，个体化的生产是一种非常初级的生产方式，效率相对较低。正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分析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是效率产生的源泉。[4]因此，团队化的生产会更为有效。在高校科研工作日益复杂且越来越大型化的情况下，个体化的科研生产难以适应大规模研究任务，任务导向的有组织科研团队成为必然选择和趋势。

一般来说，团队构成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团队领导核心。它能够对团队实施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团队工作有统一的目标、计划和组织管理流程。二是团队收益分享机制。有效激励是激发团队成员干事创业的重要动力，团队内部应具备按照贡献大小分享团队收益的奖励机制。三是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每项任务都有专人负责。四是团队生产力大于个体分散生产。团队成员优势互补、协同合作，以达到“1+1>2”的效果。[5]但高校里的各类科研团队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团队。真正的科研团队需要高校教师让渡出科研上的自主决策权力，这在高校中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过，科研工作发展到今天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科研，其目标与生产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是满足重大社会需求的应用研究，只有采用团队式的生产方式，才能完成需要协调众多科研人员的重大工作。

因而，团队攻关的组织方式是我国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问题时经常采用的科研组织方式。采用团队攻关模式的研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原理基本清楚，任务目标明确，有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
第二，属于受制于人的短板，国外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多数是跟踪和追赶型的科研任务；
第三，属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需要举全国之力突破关键技术；
第四，国内有一定技术基础，找到了敢于并善于“啃硬骨头”的科研团队。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工程就是采用团队攻关的组织形式。目前国家正在推行“卡脖子”清单揭榜挂帅制，其背后的逻辑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大学科研生产的新模式，以联合实验室、研究院等为形态的校企合作都有明确的目标、时间约束和配套的组织机构，因而在运行管理上也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不过，与政府支持的团队攻关不同，校企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研究的问题更贴近市场需求，研究投入产出的短期效益会更明显。校企合作之所以成为高校科研的一种重要模式，根本的逻辑就在于它符合双方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具有社会外溢性。一方面，高校理论创新成果多但对市场需求不敏感，不具备将理论创新与技术发现转化为产品的现实条件；
另一方面，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并且具有产品开发的优势，但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为了抢占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需要外部专业力量的研究性支持。

3.松散耦合的团队科研生产

任务导向的团队科研生产方式对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团队中成员的自主性较弱。但是结合高校科研活动开展和组织管理中的实际和具体领域来看，大量的科研处于个体化小作坊式科研生产和任务导向性团队科研生产的中间状态，也就是兼具二者的特点。

这类科研生产或基于共同的仪器设备依托，或基于共同的数据库资源，或基于研究问题的综合，或基于共同研究方向的交流等，结成了各类松散耦合型的科研团队，表现为一种较为广泛的协同性。依托共同仪器设备、共同数据库资源形成的科研团队，往往在大的科研方向上比较一致，但在具体的科研选题上由团队成员自主确定。团队的仪器设备与数据库则一般采取统一管理的方式，从而形成统一管理与自主研究相结合的松散耦合科研团队。基于研究问题的综合性而形成的团队，以团队成员分工的互补性为依托。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团队往往采取这类科研生产方式。谷歌下属的DeepMind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Fold 2 对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个团队对蛋白质三维结构的预测达到了冷冻电子显微镜等高端仪器才能观测到的水平。研究的合作者达34 位，其中19 位是并列第一作者，他们的研究领域覆盖了自然语言处理、量子化学、分子动力学、生命科学、高能物理、机器学习、语音和计算机视觉等多个学科。[6]该团队对蛋白质折叠这一困扰生物学界半个世纪之久的重大难题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这样的团队以合作为基础，但解决问题的综合性让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走到了一起。

高校中更为常见的耦合性团队是同一学科领域的多位学者基于长期的积累，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和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而在具体的科研工作上，每个成员仍然采用比较个体化的生产方式。这类科研团队在直接的生产组织上很像个体化的科研生产，但由于长期积累和稳定的研究方向，团队成员的学术研究相互影响，成为学术合作研究团队。团队的基础在于成员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不同的联结纽带形成的团队具有不同的特点。团队的形成需要成员让渡一部分自主权，而团队的形成对于产出会形成“1+1>2”的效果。前述在国家层面创建的一系列“协同创新中心”就具有这种典型的特征，在组织层面采取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的策略，围绕特定领域采取跨地域、跨学科、跨学校等方式对重大问题协同开展资源配置和组织研究。

正如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探讨大学如何赢得未来的挑战时所描述的，高等院校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得多，已经成为科技及其他探究性领域的新发现、最重要组织机构开展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训练有素的人才这推动美国进步的三大要素的主要贡献者。[7]进入新时代，应对纷繁复杂和多变的国际环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高校科研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基于对其突出问题的分析，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层面强化科研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改革创新，逐步形成支撑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支持保障体系。

1.高校科研挑战背后的产出与评价问题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建设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均占全国80%以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研究成果均占全国总数80%以上，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有力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8]高等学校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人员全时当量从1995 年的14.42 万人/年[9]上升到2020 年的61.48 万人/年。[10]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724.8 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49.4%。高校发表SCI 论文42.8 万篇，占全国SCI 论文比重的85.4%。高等学校作为卖方在技术市场签订技术合同9.1 万项，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量的16.5%。[11]

但是，高校科研仍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唯论文、唯帽子等问题。高校科研在重要理论和科技前沿的原创性上、在解决“卡脖子”的战略性技术问题上、在回应重大社会需求上还有非常明显的不足。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高校对科研组织形式、科研生产方式和科研产出目标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在高校科研组织形态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高校科研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对科研组织形态背后科研生产的内在逻辑把握不够，针对不同科研生产方式而设置的资源配置机制、目标结果的分类管理与评价体系还不健全。

2.基于高校科研的组织逻辑，健全适切的管理评价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四个面向”，“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和鼓励自由探索；
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那么，基于高校科研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特点及其内在逻辑，按照“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高校科研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针对不同的科研生产方式与不同的科研产出目标，形成多样化的科研管理与评价体系，确保每一类科研都能在匹配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评价方式中得到最优的发展。

高校缺乏基础性、原创性的成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注长期效应的科研生产与评价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校要通过终身教职等制度，给予具有良好科研声誉的研究人员宽松的科研环境，尊重个体化小作坊式的科研方式，确保其长期潜心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深层次问题的系统性研究。高校缺乏服务社会重大需求的能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校没有建立真正任务导向的科研团队。重大需求问题的解决需要纪律严明的团队协同、目标导向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度表以及以团队协作和集体贡献为基础的成果评价。高校具有非常好的研究队伍与科研基础，但个体化小作坊式的科研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社会重大需求问题。高校缺乏服务经济主战场的能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校独有的机构属性、职能定位和历史传统，难以与企业建立有效的联结机制对接市场需求。同时，在与企业的合作中，高校科研也会因缺乏系统性的团队支持、评价体系、工作内容、思维习惯，乃至工作节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无法适应企业要求。

总之，科研生产逻辑决定了科研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不同类型的科研生产需要不同的管理和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原始创新，应坚持自由探索模式的主导地位，给予学者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分散决策，尊重学者在研究内容和方向上的意见，允许研究目标与研究过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采用综合定额拨款等资助方式，为生发原始创新提供友好的外部环境。“在解决 ‘卡脖子’ 问题和克服技术 ‘短板’ 的过程中，如果依然单以学科为依据分配相应的战略性资源，那就是南辕北辙。”[12]因此，在解决重大攻关问题时，整个团队应以解决问题为原则，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所有的管理、服务、资源都应服从和服务于重大攻关问题的解决。校企合作模式下，应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在校企之间建立清晰的责任划分、风险承担和收益分享规则，以提高校企双方合作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产品创新研发的效率。另外，从鼓励交叉科研的角度来看，高校科研可借鉴前述谷歌公司的合理经验，建立以综合问题为纽带，采取多样态聘任、多元评价的机制，鼓励教师多方面参与各类不同的科研活动，进而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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