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社交时代”的网络情感结构与理想的终结——对前期网络文学的一种考察

姜悦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

若粗略地将二十多年的网络文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网络文学是否大规模转向类型化与商业化可作为其划分依据。如果说2004年之后的网络文学写作更多的在于讲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那么这之前的网络文学更多的是抒发一种情绪。纵观这一时期成名的第一代、第二代网络写手，如宁财神、邢育森、李寻欢、安妮宝贝、王小山、南琛、小e、今何在和慕容雪村等，他们与之后的第三代网络写手相比，有着很明显的辨识度——在年龄上，他们基本上是“70后”。

学者洪治纲在评论“70后”作家群时，曾认为“他们既不像‘50后’、‘60后’作家那样专注于叩问沉重而深邃的历史、热衷于追踪幽深而繁复的人性，也不像‘80后’作家那样紧密拥抱文化消费市场，热心于各种商业化的文学写作，而是更多地服膺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也不崇尚纵横捭阖式的宏大叙事，只是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①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这种描述也比较符合“70后”网络写手们，他们基本上都是顺着“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去写作。写作对于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自我满足，如慕容雪村所说，“我写作纯粹是兴趣化的，不功利。用平常心去写，就为了玩”②见舒晋渝:《慕容雪村：神秘的网络文学青年》，《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在这种“玩”中，他们体验到一种“自由”，至少是文字上的自由与放肆，在其中获得一种对自身所处现实的“反抗”与“超越”。即使这种反抗力量显得微小而脆弱，使他们对生活多少有一些悲观，对某种终极目标始终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却不愿意就此虚无，总想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让自我尽可能地呈现出一种精彩。对于主要生于1970年代的网络写手而言，如何活得“出彩”、活出“自我”是他们在写作中所着力的方向。

在世纪之交的网络文学创作图景中，“70后”网络写手呈现出了一定的群体特点：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既不同于成长在“红旗下”的父辈，也不同于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充满市场化气息的“80后”；
他们的文学特色与表现方式也与身处传统文学机制中的“70后”作家有所区别，其网络创作的主题是着重展现青春的迷茫、困惑、自恋和叛逆，凸显的是“70后”一代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成长隐痛。

在以往的“70后”青年所热爱的酒吧、舞厅、咖啡馆等空间之外（如卫慧、棉棉的小说中所展示的），网络成为又一个新出现的讲述青春故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盛放着“70后”网络写手们对文学的热情以及对个人情怀的表达。慕容雪村说：“没有网络我可能会放弃写作的爱好。网络使创作更为便捷，让发表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是传统写作所没有的好处。”①见舒晋瑜：《慕容雪村：神秘的网络文学青年》，《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邢育森说：“在没有上网之前，我生命中很多东西都被压抑在社会角色和日常生活之中。是网络，是在网络上的交流，让我感受了自己本身一些很纯粹的东西，解脱释放了出来成为了我生命的主体。”②见吴过：《青春的欲望和苦闷——网路访邢育森》，《互联网周刊》1999年第43期。网络所具有的开放、匿名、广泛的空间属性，使其呈现出一种极富“后现代性”的魅力，这是吸引青年群体融入其中的最根本原因。从“网络”这个极具技术性特征的空间出发来把握前期网络文学中的青年叙事，对讨论青年问题的历史走向与网络文学的发展形态有一定的现实参照性和时代意义。

网络的崛起不仅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民写作”的潮流，更让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生活空间重塑着人们的社交方式、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结构。从世纪之交的BBS、聊天室，到之后的QQ、微博、微信、贴吧，网络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其呈现出一种辐射式的扩散，日益深入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去，从此开启了一个实时互动的“泛社交时代”。在前期的网络文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个驻守、流连在网络中的“网虫”形象，邢育森、李寻欢等人的小说都鲜活地表现了第一代网民们的网络生活。在虚拟的空间中，地域、年龄、职业被悬置起来，小说人物面对的是由陌生人所组成的庞大社交圈，在这一个个的圈子中，他们可以与任何人建立关系，可以在任何人那里寻找归属感与亲密感，并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式的“熟人”圈子——这是所有人进入网络的前提与初衷。而这里的“熟人”又迥异于“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其所具有的关系与感觉往往都停留在“泛社交”的层面上，因而具有一种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前提的、不与现实发生关联的“熟悉的陌生人”的含义。这种多元人际关系展示了世纪初的一代青年在网络空间中所形成的不同以往的个人经验与精神世界，以及他们与现实社会之间既隔离又纠缠的关系。而在互联网生态中，青年们的社交方式最典型的变化应该说是对“个人化”的实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婚恋关系/模式上，其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网恋的盛行。

由20世纪末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肇始，网恋故事就此大规模流行起来，之后同一题材的小说有李寻欢的《边缘游戏》《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邢育森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相爱》《活得像个人样》、宁财神的《假装纯情》《缘分的天空》《卤煮男女》、漓江烟雨的《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等。在青年群体的网络生涯中，网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网恋故事的叙述模式大致就是：男女主角在网络中相遇，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交流中逐渐产生惺惺相惜之感，然而，一旦从线上转移至线下，他们的恋情就难免不会“见光死”，最后总是以悲剧收场（如分手或死去）。这个时期的网恋可谓是一种“新新情感”①“新新情感”是第一代网络作家尚爱兰对网络文学中的爱情的概括，她认为爱与性是否使人愉快是“新新情感”首选的标准，其特点是泛性的、直接的、设防的、短命的、抗打的。（尚爱兰：《网络文学中的“新新情感”》，见榕树下图书工作室选编：《99年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识似乎变得异常快速迅捷，并且它因突破了现实中婚恋关系的条条框框而显得更为“纯粹”：

网，是多么神奇啊……它穿透并且过滤了世俗的屏蔽和差异，从而直面我们赤裸裸的灵魂世界。在这爱情日益庸俗化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因网而产生的爱，是一种爱情的提纯。……网给了我们表达自己的机会，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脱离现实羁绊而真正鲜活丰富的心灵。当两颗这样袒露的心灵在这里撞击、交融的时候，该是多么的美呀。②李寻欢：《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见五朝臣子、李寻欢主编：《中国网络原创作品精选：我的爱漫过你的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这是属于网络的真诚，吸引彼此的往往是共同的兴趣与观念，因此可以说，网恋的最初形态正是一种精神之恋。他们坚信这样的情感是真实珍贵的，相信这是对现实生活不如意的一种替代性弥补，在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背后，是对传统婚恋方式的解构，更重要的是，他们确信这时个人具有能够对以前的不如意进行另类选择的能力。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本身便是“先天不足”的，它除了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有所隔离的姿态之外，并不能产生有力的价值支撑。因此，在网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主人公就会清醒地质疑其可信度。正是因为网恋太过美好，在现实的对照下反而会显得失真。所以，在《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中，男女主人公在情感的到来与最终失去之间生出了恐慌：

我很高兴和你相识，并且在灵魂上越来越近。但……我又突然觉得莫名的恐惧。我的恐惧也许并不来源于你，而是来自于这件事情本身，因为也许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会有很大的不同，我怀疑在我们走向现实的时候，甚至有可能破坏网络给我们的梦想。这种梦想，当它只存在于网络中的时候，虽然虚幻，却又是多么美丽。③李寻欢：《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见五朝臣子、李寻欢主编：《中国网络原创作品精选：我的爱漫过你的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美好伴随着遗憾是这一系列网恋故事的叙事基调，从“个人”出发最后又回归到“个人”是其基本逻辑架构，不管是痞子蔡与轻舞飞扬的纯美爱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还是天灰与勾子、碎碎、“国产爱情”的先后相逢（《活得像个人样》），抑或是飞刀与风儿的网上情缘（《边缘游戏》），都是对这同一故事的不同演绎。所有的网恋故事到最后其实都是“边缘游戏”，“这个由游戏开始的故事终于还只是一个游戏，不仅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游戏的空间里”④李寻欢：《边缘游戏》，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网络成为进入亲密关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却也因它的“边缘”属性而不必承担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风险，这种“亚文化”特点使人在“安全地带”中自然而然地与亲密关系失之交臂。因而在网络所建立的亲密关系中，这种关系是带有“游戏”性质的，青年一代以这种方式来宣告自己的与众不同，却也在时时警惕着“美梦成真”。网恋作为最为重要的网络人际关系，是一种不必付出现实成本的、可控制的情感，对这种人际关系的进入，既是青年对传统婚恋不屑一顾态度的表决、对个人独立性的一种论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对现实社交活动以及对“真实自我”的回避。他们通过网络媒介与现实建立关系，在对网恋的依赖中扮演自己想要成为的角色，这也是在试图逃离以往的社会组织的同时，对突破规则的“个人”的正当性建构。而这样的“个人”也理所当然地不会被任何一种“关系”所限制，所有亲疏远近的网络关系其实都说明了这样一种“泛社交”特点——“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确切的‘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①［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8页。。

网恋故事到最后总是无疾而终，其终结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网络自身的“泛社交”特点，更在于这个阶段的网络亚文化始终会受到传统文化的“收编”，即网恋对传统婚恋文化作了妥协。比如在《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中，风影离开乔峰是因为她听从了乔峰父母的“劝说”，为了不妨碍他的出国路她主动选择离去，而乔峰自身是一个还依靠着父母生活的青年，他的人生之路离不开父母的指导和帮助，他没有能力独当一面与风影在一起；
《边缘游戏》中的飞刀在面对现实中风儿的家人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的感情并不纯粹也得不到祝福，因此他最后还是选择跟帮助过他的局长之女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相爱》中，“我”一面周旋在由庸俗的老婆、调皮的孩子构成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生活中，一面又与或年轻漂亮、或魅力十足的网友发展网恋，但最后“我”还是在清醒与克制中沿着以往的轨迹继续着残破的婚姻生活。

而在现实社会中，中国青年对“成年”的认识标准除了要求个人独立、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外，更要重视家庭能力的获得，这不仅是要摆脱对他人的依赖、获取自由，更意味着对他人的责任，而“结婚”“生子”等婚姻角色的过渡正是这样的成年标识。②参见风笑天等：《社会变迁中的青年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355页。网恋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它剔除了情感之外的所有现实问题，它的虚拟性与游戏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于对现实生活责任的回避。因此，如果说青年们进入网络是为了实现不被传统文化所“控制”的“个人化”的转变，那么这种“个人化”显然是要以从他人中独立出来的“成年”作为基础的。但目前仅仅通过网恋又是难以完成对青年是否“成年”的确认的：一方面，网恋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仪式，它无法提供“成年”的直观标准，而它对所有可持续的“关系”的摒弃更像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未成年”的亚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网恋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它很难去实现现实婚姻的功能，而婚姻作为传统文化中非常有效的社会制度却是验证青年是否独立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这方面两者显然是冲突的。因而，在网恋离开网络的时候便会遭遇现实困境，如何将网恋与现实困境接轨并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并不容易解决的，而作者们看来根本无力去处理网络与现实如何兼容的难题，所以之后的故事也就无法继续，只能选择匆匆结束，此时网络亚文化向传统文化的回归似乎也成为了必然。

因此，网络所建构的“泛社交时代”的悖论在于：人们一方面希望在网络中获得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遵循着传统文化对个人生存哲学的塑造；
一方面希望找寻一份超脱世俗羁绊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发现这样的情感只能停留在“爱”与“性”的层面上而无法跳出现实规则的制约；
一方面想要通过网络释放自己、成为“个人化”的自我，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陌生人所构成的圈子中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以“隐身”的状态来逃避自我；
一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却又更加孤独……网络所制造的“泛社交时代”已然大大改变了个人与个人以及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现实社会组织的逃离是个人主义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过程，而“泛社交时代”的兴起体现的是个人对“共同体”既希望远离又不想脱离、既希望与其亲近又不想完全融入的矛盾心态。这个时期所说的“共同体”，也就是狭义上认为的网络社交圈子，其最显见的特征就是它可以被随时建立和拆解，它的动态性和临时性使人可以随意进出其中，人际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然而，广度并不能代替深度，新世纪初的网络作为一个被青年群体所标签化的新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依赖于数字化才能生存的空间，从另一种维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没有空间的场域。在这样一个没有空间的空间中，以网恋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注定是脆弱无助的。这个时期的网络文化因它的不可再生性而走入绝境，第一批网络作家最后选择“集体出逃”：李寻欢从此封笔，改回本名路金波，身份也从作家转变为赫赫有名的图书出版商；
宁财神成为名声响亮的电视编剧，他的《武林外传》在2005年一经播出，就收获了相当高的收视率；
安妮宝贝回归传统文学，在她独树一帜的“行走文学”中越走越远……

到了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下简称《成都》）《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原谅我红尘颠倒》等文本中，同样展现了这种对人际关系、共同体、自我等问题的思考。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主人公们对往昔的兄弟情、同学情、爱情所构成的“小共同体”的留恋、追忆。这种青春时代的校园宿舍式的“小共同体”单纯而温情，给了主人公最大的心理慰藉，但在“社会”的冲击下，这种“小共同体”则逐渐支离破碎，让人难免生出对其难以重建的焦虑与忧伤。因此，这一时期的网络文学都表现出个人在网络化的“泛社交时代”对友情、爱情等一切可持续关系的质疑、颠覆与重新界定。与此同时，他们与“共同体”的关系也越来越脆弱。与后期类型化的网络小说相比，前期网络文学的情节性很薄弱，所叙述的故事也没有介入过多的涉及个人生存的“奋斗”元素，展现更多的是个人极具生活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们对青春、人性、身份、关系等的思考，散发着迷茫、颓废的气息，透露出的是个人在急速转型的时代中无所依傍的焦虑感和游离感。在他们的故事中，充满了青年对日常生活的调侃、嘲讽与不屑，他们在城市的网络空间中自娱自乐、自怨自艾，并试图在此寻求逃脱之路。前期网络文学对“奋斗”的解构所造成的“奋斗叙事”的溃败是它区别于后期网络文学的重要分界，这也是两个时期的青年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态度、视角的最大不同，而这些又直接影响着两个时期的网络文学叙事形态。从邢育森、李寻欢到慕容雪村，是个人与他人、社会乃至与自身的矛盾逐渐加剧的过程，而这一切又与青年的自恋主义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理想的终结息息相关。

“泛社交时代”的崛起使人失去一种依赖小团体时所能感受到的安全感，在陈重们从“青春”向“青年”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对成为“青年”抱持着警惕性与被动性，并且与现实社会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格格不入。现实的不完美让他们幻想着可以不用长大成人，可以一直停留在“后青春期”的时刻，但他们的生理年龄已经迫不及待地超越心理年龄向前迈进。因此，他们只能以“怀旧”来实践这样的想象，在《成都》中，对校园“小共同体”的迷恋正是“怀旧”的一种表现。

主角陈重在大学毕业后一点点地在“泛社交时代”的都市中沉沦，他在不同的人群中来回穿梭，与朋友、同事、客户以及各种女人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但最后所有人都离他而去，所有的关系都被利益所吞噬，他们也都在算计衡量、怀疑背叛中迷失了自我。有意思的是，小说在讲述陈重的每一次堕落之后，都开始叙述他对以往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现有生活的怀疑与后悔，“堕落与放纵”“质疑与反思”交替进行，成为一组叙事单元，它们又构成整个小说的基本流程，而贯穿其中的就是“遗忘”这个叙事策略①姜飞：《“遗忘”：叙事话语和价值态度——评慕容雪村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2期。，于是这样的循环一再继续。“遗忘”之所以能够起到“疗救”的作用，让人从“质疑与反思”中走出来而一次次地投入声色犬马之中，其中对校园时代的“怀旧”的迷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使妻子出轨，陈重也会在愤怒之下不断回想她过去的种种美好和他们甜蜜的爱情；
在自己与李良、王大头为了各自的利益彼此渐行渐远之后，他又怀念起他们无忧无虑、两肋插刀的同窗岁月。从这一点上来说，“小共同体”的逝去既是他从“青春”向“青年”转型之后变得堕落的结果，又反过来成为其堕落的原因。与其说这是对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迷恋、对紧密的“小共同体”的怀恋，不如说是一而再地利用“怀旧”的破灭来论证现实生活的腐坏；
缺乏了“小共同体”的支撑，个人的青春与理想无所依傍，这也成了陈重在“泛社交时代”颓废人生十分理直气壮的缘由。

而在安妮宝贝笔下的人物谱系中同样也呈现出对青春的迷恋，如她女童式色彩的笔名一样，她描写最多的是“眼睛幽蓝、笑容悲凉”一类既年轻又衰老的女子，她们在“十六岁开始变老”①安妮宝贝：《小镇生活》，见《告别薇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她们的身体是年轻的，却总有一股老朽的气息。她们历经沧桑、故作深沉，对周遭的一切表示不屑，但这样的所作所为更多像是孩童般地不计后果，带着任性的意味，其外表与内在有着一种毫不协调的统一：

有时候我觉得JOE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平淡地隐藏着她迅速老去的心。可是已经负载不起生命给她的消耗速度。②安妮宝贝：《一个游戏》，见《八月未央》，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这样一种孩童式的成人角色表现出相当的自我中心的特点，他们裹挟着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的气息，显示出一代青年在经济的高速运转中开始与历史背离。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资”们以“怀旧”中的“格调”“品味”等特点来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建构范式，前期网络小说中的“怀旧”是青年对过去不能恢复的日常生活的自恋与自怜，是对自身在当下既疏离又无力的群体状态的一种呈现方式。陈重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旧”一方面是对过去的怀念，并用这种怀念来反衬现实生活的痛苦，但另一方面这种“怀旧”并不代表他想要抛弃现在回到过去，或者说“怀旧”仅仅是作为一个他在批判“泛社交时代”各种城市现代性弊病的参照对象时才出现，有时甚至是起到了为他自己进行道德辩护、为其不良行为开脱的作用。

比如在《成都》中，作者在对待男女道德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当不同的，同样描写背叛，作者会将赵悦的背叛直接而清晰地呈现出来，但却会借助“怀旧”不断地为陈重的背叛寻找宽恕的理由，将他们婚姻的破裂归咎为赵悦背叛在先而绕过陈重之前已多次出轨的事实，看起来这是为他的出轨提供“正当性”。特别是在陈重发现赵悦背叛的真相时，作者在“怀旧”叙事中让陈重不断回忆赵悦之前的美好形象，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出他的宽容良善，在妻子移情别恋时还能记得她的好而不是全盘丑化，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转移读者对他所可能产生的道德谴责。由此，作者对陈重的偏袒昭然若揭。同样的，陈重在看待曾经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油条情人”或是庞渝燕等女性时，又一次陷在“怀旧”里面无法自拔，他一次次怀念她们在年轻时候的清丽模样，对她们堕入风月不禁扼腕叹息，在思考是什么造成她们这样的转变时，他发出“是我，是这个城市，还是生活本身”③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4页。的疑问。在这里，作者再一次进行了道德转移与因果置换。在追究她们“堕落”的根源时，作者轻巧地将其归结为是“城市”所致，这样，即使陈重无节制的欲望与游戏人生的态度与她们的“堕落”直接关联，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城市病”的一种而已，陈重不仅没有过错，反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作者坦言：“我认为陈重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他的性格，而仅仅源于生存本身。因为苦难如此深重，所以生存越发可疑。”①慕容雪村：《谁是谁的福音》，见《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自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写作策略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陈旧的性别观，也将人性的贪婪、扭曲、任性视为“泛社交时代”的必然结果，在对人性作出抽象、笼统乃至形而上的定义之后，似乎个人的自我责任感已起不了任何作用，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命运交给“生存”。青年从“青春”向“青年”转型的复杂过程就此被简单化，这两个阶段不可遏制地被对立起来，个人的“堕落”也成为必然之势。

有论者认为，陈重其实对自己做了更深层的道德批判，他受到的道德惩罚表现在自己内心的情感挣扎、对自己的极度失望以及对人性的绝望上②杨妮娜：《慕容雪村创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如果这样的批判成立的话，那也是非常无力的，这代表的是对“意义”永远的怀疑与解构，是内心永无止境的虚无，是用“生存”取代了所有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尽管作者强调写作《成都》一书的目的是“想写对人性、对生活的质疑”③舒晋瑜：《慕容雪村：神秘的网络文学青年》，《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但用“堕落”“颓废”来涵盖“人性”“生活”的基本内容显然是有问题的。陈重所代表的是青年的一种“沉重”、灰暗的人生态度，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更多的是迷茫与不知所措。所以作者想要表现出来的“质疑”其实非常有限，其在用诸如感伤、追忆、“怀旧”来填充青年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认知的时候，实则是对青年焦躁不安的内心中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掩盖。而当个人的欲望、利益无法满足的时候，“怀旧”就成为安放个人野心、批判城市生活的最好方式。在资本快速运转的时代，个人主义逻辑的运行使得个人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根本出发点，因而在陈重、李良和王大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曾经的“小共同体”的瓦解便成为最终代价。与此同时，脱离“小共同体”的他们又发现现今没有一套健全的价值体系来支撑他们的信仰，于是在迷茫和不安中，这一代青年处在“过去”与“现在”的夹缝中而无法动弹。

这部分网络小说之所以会对“生活”作出平面的解读，对社会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态度，可以说正是与个人主义时代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的盛行息息相关。对于陈重们来说，“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寻找生活的意义”④［美］克里斯托弗·拉什：《自恋主义文化》，陈红雯、吕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所以他们在对“现在”的怀疑、怨恨中怀念着“过去”，并试图以自恋的方式将“过去”停留在童话般的“青春”阶段，使之尽可能地与所有的现实问题隔绝开来。对生活意义的解构成为这一代青年挑战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目的，他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对世俗表示不屑，即使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甚至更为激进，但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对现实的嘲讽态度足以证明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肉体上的放纵与精神上的颓靡是他们“反启蒙”的方式之一，在性经历方面他们甚至对自己有着炫耀的成分，尽管对曾经的亲密关系的瓦解无比痛心疾首，但“自恋并不热衷于维持所要求的亲密关系，它的热情局限在尽可能地去体验自我充实时需要的各种经验。自恋把身体看作是一种感官愉悦的工具，而不是要把感受性和与他人交往之间联系起来。在自恋的影响下，亲密关系以及与社会世界的广泛联系倾向于先天地具有破坏性”⑤［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8页。。对“关系”的无法把握与难以建立既是“自恋”的表现方式，也是“泛社交时代”的基本特征。

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对纯爱的笃信，到《边缘游戏》《柔人》中对生活的无奈悲观，再到《成都》中的纵情与放浪形骸，城市与网络空间中的青年个体在对“意义”进行解构的背后是对“抵抗”的厌倦与对“理想”的终结：“我也曾想过叛逆和反抗，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和思想，用更先进更合理的价值观念去做人做事；
可是后来看见了些不听话的人的下场，我只好承认我是懦弱的。我只有在人群里继续听话，在孤独时痛苦哀号。我珍惜自己的生命和现在拥有的一切，即使它不完美，至少它平静安定；
我不想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什么冲突，我怕这会毁灭我现在的所有。我不要玉碎，我只想瓦全。”①邢育森：《柔人》，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在与现实的左冲右突中，《柔人》中的“我”最终回到了初恋情人所在的那个城市，回到了从前，在“怀旧”中宣告着融入现实的失败，在与生活的“和解”中，保全自己不至于被现实损害得遍体鳞伤。在这种“回归”中，很难判定到底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当青年们走出了网络世界，他们对现实世界变得更为怀疑，继而在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嘲讽、批判与无奈中，放弃了对“日常”意义的重建与重焕生机的可能。而这种意义的不可生产性，使得前期的网络文学书写范式注定难以长期维系下去，当有关理想终结与梦想破碎的故事被讲述得太过泛滥之后，它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突破，网络写作的转型与人物形象的重塑成为了必然。

无论是在纸质文学中还是网络文学中，对个人创伤感受的表现似乎成为了“70后”的一种集体行为，只是这种行为被“网络化”得更为游离和破碎。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对网络的依赖、对自我的怀疑、对理想的失落，这些都造就了“70后”网络写手对网络文学前期的一种有关“青年”的表述与新的情感结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50后”和“60后”不 同 的 是，“70后”“没有 历 史和 乡 土中国构成内化的经验，而是面对当下城市或市镇生活，他们普遍有一种疏离感”②陈晓明：《70代，向后看，向前看，看透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而对自我经验的生长与维持使“他们着眼于当下，去除了时间的纵深感和流线型，他们在时间清晰的当下，因为没有方向感的凝聚，这种时间经常呈现为碎片化”③陈晓明：《70代，向后看，向前看，看透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在网络的作用下，这种时间的碎片化助长了对“泛社交时代”游离的“个人”的建构，缺乏“共同体”支撑的青年个体在世纪的交替中变得无所依傍，个人与现实的矛盾也似乎越来越难以调和，“他们所展示的这些尴尬和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个人意愿与现实之间的无法协调”④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这种个人的无力感注定是难以为继的，也无法为青年提供一种有效的展望，而这成为了后期网络文学不厌其烦地书写个人奋斗故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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