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先贤开创的语文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为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130周年而作

刁晏斌

今年是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130周年，这一著作的出版被后人公认为揭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序幕，[1]成为其起始标志。到今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已经持续进行了130年，这无疑非常值得纪念。

卢戆章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献，先贤时人多有论及，如许长安指出：“(卢氏)不仅为我国创制了第一个拼音方案，而且在推广京音官话，推行白话口语，采用横排横写，提倡新式标点，使用简体俗字，以及实行分词连写、符号标调和注音识字等方面，都在我国开了先河。卢戆章不愧为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2]丁方豪认为：“卢戆章在切音字正词法的分词连写、标调、标点符号三个方面有着特殊贡献。今天我们研究汉语拼音的正词法，回顾中国文字改革的历史，决不应该遗忘这位先驱者。”[3]类似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器”的层面，即立足于卢氏在语文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及其主张、贡献和影响。除此之外，人们也从“道”的层面来认识卢氏的思想及其贡献，即卢氏所设定的出发点及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在这方面，人们一般都会引用卢氏自己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的一段表述，时至今日，我们认为依然有必要再次重温，故摘录如下：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
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
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
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
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这段话中卢氏把自己研究切音快字的动机和想要达到的目标都说得非常清楚，有人就此指出：“卢戆章处处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立论，以切音新字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振兴实学以追求国家富强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4]其实，上述“以切音新字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振兴实学以追求国家富强”，何尝不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思潮/工作/运动的理想和目标！而这也就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初心”和“使命”。

客观地说，在130年后的今天，卢氏最初的理想和目标基本都已经变为现实，而这正是130年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中国语文现代化自然也不会就此停下脚步，仍要持续“现代化”下去，以确保语言文字适应社会的新发展新需要。所以，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一方面要纪念、缅怀先贤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的丰功伟绩；
一方面更应该重新思考，怎样赓续前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从而继往开来，续写新的辉煌，而这应该是我们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130周年的真正目的意义所在。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角度，回顾中国语文现代化130年的历程，着眼未来的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三组相对的关键词，并且深入理解其内涵、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中国语文现代化今后的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至关重要。

所谓“守正”，就是坚持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优良传统，以卢氏为代表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们正是这一传统的首倡者和践行人。具体而言，这一传统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点：第一，深切绵长的家国情怀；
第二，以开启民智为首要目标；
第三，以富强国家为最终诉求。对当今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工作者而言，此三点应该成为永远不变的宗旨和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这里绝对不应该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应该是一个内涵深厚的命题、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因此必须一以贯之地坚守、持续不断地践行。

所谓“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满足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因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日益增长的对语言文字的新需求，不断拓展语言文字的服务领域，充分发挥其保障功能和促进作用。

语文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苏培成就此指出：“语文现代化就是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1]“‘现代化’意味着科学和进步，能够满足或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语文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或任务也必将发生变化。”[5]回顾世界语文现代化历史可知，语言现代化的宗旨是不断满足时代对语言文字的需求，核心任务是不断改善和提升语言文字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及人们高效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以促进社会发展。语文现代化有若干层面，其核心是确立与时俱进的语言观念和提升服务时代需求的语言能力。[6]实际上，中国语文现代化也正是这样一路走来，比如周有光在1993年把中国的语文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归纳为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表音字母化、文字简便化四个方面，[7]苏培成2005年在回顾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时，增加了“信息处理电脑化”一项，[8]而这显然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20年前，有人把当时的现代生活的特点概括为在机器制约下的大规模群体劳动，在时间维度上的快节奏生活，在空间平面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频繁流动，在交际方式上的网络电信传输四个方面[9]。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变化可谓巨大，人们对语言文字性质及功能等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加深，比如人们认识到语言文字是一种重要资源，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文化进步、个人发展，由此就决定了对其健康与正确使用的更大、更多现实需求。[10]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断地带来新问题、新挑战，需要积极应对、妥善解决。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而言，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并作出一系列深入透彻的表述。赵世举认为社会发展导致语言文字的使用主体、使用场域、使用方式及服务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都迫切要求语言文字事业更新观念，因应现实，调适工作。[11]毫无疑问，上述“更新、应因、调适”正是时代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其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如果说以上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具体的方面。李宇明最近在谈到无障碍社会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时指出，后者是前者的重要保障：一是在生活无障碍中，标识指引主要是语言文字问题；
二是在信息无障碍中，信息沟通内容主要是语言文字问题；
三是信息服务渠道无障碍其实也与各人群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能够接受的语言技术密切相关。此外，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技术也是重要的语言文字问题。[12]

总之，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随着国家语言能力、国际话语权，以及语言资源、语言安全、语言服务等一系列新概念的提出和新观念的建立，中国语文现代化面临空前的任务、目标和挑战，需要全力应对，进而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贤的贡献，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自然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和水平，因此也需要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和不断加强：第一，更加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回应社会关切；
第二，树立更加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参与意识，永不缺位；
第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全球化的视野和背景下开展工作。

如果需要对“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一说明的话，则前者是我们的根脉和精神所在，后者是新的使命担当，二者的加合，即：守正+创新=新时代的中国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在我们的词汇系统中，“现代”通常与“传统”相对。在语言文字范畴，与“现代”相对应甚至相对立的“传统”，就是传统的语言文字，特别是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一百多年前，因文言与口语脱节，导致言、文不一，而直接引发清末三大语文运动之一的白话文运动，其目标和诉求就是倡导言、文一致，其手段和途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后来这也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人对中国语文现代化作了以下归纳总结：卢戆章发现了古代汉语存在三个明显缺陷：一是汉字复杂，识读写困难；
二是言文不一致；
三是汉字读音不统一。这实际上是整个近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前行，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成果就是今天的简体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13]有人针对“言文不一致”指出，与一百多年前相比，书面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汉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诸多方面中，书面语改革、书面语现代化是最彻底最成功的。[14]

按现在一般的理解，上述成功之处，就在于白话文最终战胜并取代文言文，成为彻底实现了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化与口语化，也有人称之为“非文人化或非知识分子化”，并认为这是对以前的文学语言传统所进行的整合，即“俗化”的结果。[15]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传统”让位于“现代”，或者说是后者战胜了前者。对此，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其一，130年后的今天，“传统”与“现代”是否依然还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二者是否是非此即彼、有它无我的关系？

其二，通俗化与口语化的书面语是否能满足所有场合下的交际与表达需求？“雅化”的概念和追求是否要一概排除、摒弃？

其三，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多元与包容，这一点在我们的现代书面语言中是否也应该有所体现，怎样体现？

其实，上述问题很多人都进行过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思考，我们也能看到与之相关的一些反思与表述。比如，上引“非文人化或非知识分子化”就是一种认识，这样的认识在文学界似乎比较普遍。再如，陈平原基于内地与港台地区的对比指出：“(内地)文章普遍比较直白、浅俗、酣畅。反观台湾及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更愿意在二者之间保留必要的缝隙(1)这里的“二者”指的是通俗与典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与“传统”。。这一差异，说话时隐约感觉到，写文章或正式典礼上致辞，就更显豁了。”[16]

在语言学界，也有人直白地指出：“不少人因为现代汉语的‘现代性’而忘记了它的‘古代性’和‘文言性’，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还妨碍了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17]也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忘记了汉语有诗一般的语言的美，”强调“在研究规范时，必须考虑如何把‘文人气’与‘从众从俗’结合起来”。[18]此外，还有人从“人文性”的角度指出自清末开始的现代语言规划活动，考虑语言的工具性较多，但是对其人文性考虑不足。[19]

很显然，上述的“古代性”“文言性”，以及“诗一般的语言的美”“文人气”“人文性”等，属于与“现代”相对的“传统”，或者说被认为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语言文字及其表达之中。另外，还有人就“消灭文言”的言论以及针对现代书面语“文白夹杂”的批评指出：“只要还有汉语，只要汉语不死，我们的书面语就无法彻底根绝‘文言成分’……除非汉语寿终正寝而为某种外语所彻底取代。”[20]

笔者2019年曾经发表论文，立足于百年现代汉语书面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关系，对现代汉语书面语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得到如下三点认知：其一，语文现代化运动中言、文一致的追求及目标过于单一，主要表现是并未真正以整个社会各个层次与阶层的全体民众为服务对象；
其二，过于强调“工具论”与“经济论”，语言文字固然是交流与思维的工具，因此使用中的经济性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但这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语言文字及其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其三，长期以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了，甚至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不可并存的两种客观存在。[21]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这里暂不深入讨论，以下再从语言使用者和书面语言两个角度略作申述。

先从语言使用者角度来阐述。

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大众化的道路”[22]，有人概括为“平民化与大众化”[23]。此言不谬，上引卢戆章的话就能证明这一点：“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显然是把服务目标人群明确定位在“男妇老幼”，其实也就是另一位语文现代化先驱王照所说的“千中九百九十九之农工百业毫未学问之人”(2)语出王照《普通字义辩》，详见其所著《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而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则是“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3)语出沈凤楼在半日学堂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页)。。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叠加，促使力求文字易认易识，语言通俗易晓，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利于“普通”民众学习“普通”知识，便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信息、感情的沟通和交流等语文改革目标确立，[24]而这也就是上述的“大众化道路”。

任何一项社会运动，都应该考虑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并在其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出来。这一点，早期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倡导者中就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比如，在清末民初语文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并极大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严修就特别强调，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充分注意人的差异，不可一刀切，因为“中国之人众矣，程度与好尚至不齐矣”，所以应“各投其所嗜”(4)严修《张文襄骈文笺注·序》，见《严修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40页)。。可惜的是，这样的声音显然被另外的声音淹没了，由此带来的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如果说，语文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大众”的话，那么它是否也应该兼顾“小众”的需求？特别是在今天普及的目标已经或基本实现、 “小众”已不“小”的情况下，是否应当作出适时、适当的调整？其实，学界也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比如有人这样指出：“面对即来的威胁与死亡，人们不会考虑如何养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应该是到了我们需要冷静思考汉语书面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候了。”[25]话虽委婉含蓄，但是道理不言自明。简而言之，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人们的语言文字素养和能力，使其达到更高的层次，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向“传统”回归。

以下再从书面语言角度来谈。

关于书面语言，李宇明指出，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上，书面汉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0%的今天，高水平地使用国家通用书面语，应成为推广国家通用语文的重要任务。应大力提升教育、政务、新闻出版，以及窗口行业等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乃至全民的书面语水平。[26]以上表述中，前边所说的书面语自然是“传统”的，因其居功甚伟，显然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推倒，弃之如敝屣；
而后边则说的是“现代”，强调对书面语“高水平地使用”。

什么是“高水平”的书面语？陆俭明认为，应“具备运用娴熟的书面语，在自己的工作、学习范围内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情感的能力”，具体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做到文从字顺，条理清楚，词语的运用和标点的使用基本正确；
二是在语言表达上做到得体、到位；
三是懂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景下选用什么样的文体框架、什么样的词语、什么样的句式、什么样的句调和语气。[27]崔希亮提出了现代汉语书面语包含三个境界，大致可以与陆先生的三点互相补充：其一是正确的书面语，其二是明白的书面语，其三是典雅的书面语。[28]客观地说，当今的很多人(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一些“文化人”“写作人”)的书面表达在陆俭明提出的“三点”(特别是第二、第三点)和崔希亮提出的第三个“境界”方面差距不小，离“高水平”还相去甚远，这恐怕是当今相当普遍的现实，上引陈平原所说的内地语文表达与港台的差异，正是指此。也正因如此，冯胜利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指出，必须注意单、双音节的搭配(单=古雅，双=庄重)、利用功能词(的、也、了……)的黏合作用、调节韵律构词与节奏语调之间的关系，以及文章的前后气脉，不使中断而一贯到底。[29]其实，这些内容很多都是在“补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找回一度失去的“传统”。

结合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在已经初步实现国家富强，民智已开，语文现代化的最初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的情况下，是时候反思其得失，重新思考“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使现代汉语成为真正高雅、丰富、表现力强的世界语言。[30]

中国语文现代化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实践”的领域，它的运作方式和基本路径就是“方案——实施”，卢氏即是如此。在此后的不同阶段，基本也都是围绕“设计方案——规划措施——组织实施”，因此整个过程更多地集中在“运动”或者“工作”的层面。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相关综述、总结及前瞻类的论述仍多是着眼于此，例如苏新春、郭光明指出的，国家在语言为社会服务的诸多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31]；
赵世举把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语文观念现代化，二是语文体系现代化，三是语文使用现代化，四是语文手段现代化，五是语文服务现代化，六是语文理论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赵世举还谈到应推动语言文字工作从“工作”转向“事业”，从筑基转向拓展，从监管转向服务，从事务管理转向能力建设，从管理转向治理，从着眼国内转向统筹内外。[6]

以上内容多属“实践”范畴。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是由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性质、特点和使命所决定的，因而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仍需保持与加强；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已有130年发展历史、与国计民生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专门领域，还应强调其学术性，强调加强其自身及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从而形成“实践+理论”的格局，增加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学术含量，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一般而言，理论与实践虽然无法完全分开，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一定程度上分开二者，或者是有所侧重，并非难以做到；
而就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不乏以“学科”、“理论”或“理论与实践”等为题者，但实际上理论性似乎并不强，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还是侧重于实践。比如，有人发表文章从语文现代化学科建设角度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语文现代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价值呢？如何寻求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语文现代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搞清楚这些问题，语文现代化学科建设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想法。”然而，文章最终对存在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法却是以下三点：一是坚定语文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二是普及普通话，三是积极加强有关信息处理的语文规范研究。[30]最终还是把理论性的“学科建设”与具体的“实践”混在了一起。再如，有一篇讨论周有光语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论文，其内容是指出周先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语文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探索：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汉字改革的理论与探索、中文信息处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2]虽然处处紧扣“理论与实践”，但就具体内容而言，也是后者重而前者轻。

早在20多年前，邢福义就曾指出，语言文字工作固然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更是学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跟“现代化”三字联系起来，就不能不讲求理论、方法、研究手段的更新，强调“与国际接轨”。另外，邢福义还从研究队伍存在的问题角度指出：理论水平还不够高，研究能力还不够强，主要还是实践型的。[33]时至今日，上述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已经走过130年的今天，我们深切地意识到，这一伟大历程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值得而且应该认真总结，并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在其今后的规划和发展中，应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建构：

第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或曰“中国语文现代化学”的建设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有其固定的实践领域，包含丰富的理论内涵，以此为核心建立一门“学问”，并非天方夜谭。我们应该而且可以着眼于中国语文现代化本身，立足其历史发展及现实状况，梳理事实，分析原因，提出概念，总结规律，最终上升到比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并形成完整的表述。

现在完成这一任务已经远非当初的白手起家，我们所见，既有立足于现实的鼓与呼，也有已经完成的一些研究工作。就前者而言，比如彭泽润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讨论，其在“总结历史，探讨有关新理论”一节，提出对100多年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历史，不仅要做材料性质的收集和整理，更要注意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且产生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此外，彭泽润还提出了几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一是语言和文字，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的关系，二是实现表音汉字的两个大前提，三是表音汉字研究的最大误区。[34]就后者而言，仅以“概论”为名的专著，前有周有光《文字改革概论》[35]，后有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36]；
至于单篇的专题性论文，更是时有所见，如于根元《五四白话文运动再认识》[37]、黄德宽《新文化运动与语文现代化的反思》[38]、俞士汶《关于受限制的规则汉语的研究》[39]、王培光《语文现代化中的语文感》[40]。只是，这样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要进行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以及进行更具理论性的研究，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是着眼已有工作，进行专题性的系统研究。比如，有人把百年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内容和目标归纳为六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信息处理的电脑化以及术语的国际化和标准化，[41]而这就构成了理论或富有理论色彩研究的六个专题，它们都内涵丰富，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发掘。比如，关于文体的口语化，有学者指出：“言文一致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启蒙、民族国家建设、个人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问题皆盘结于此。”[42]

二是立足并面向现实，坚持问题导向，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赵世举提出要“问题驱动，促进语言文字事业新发展”，把亟须加强学术探讨、观念引导、政策跟进和事业保障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语言生活治理、国际新挑战的应对、相关新思潮的正确利用和积极引导，以及新的社会条件下语言服务的创新发展和体系构建。[43]赵世举强调这些问题亟须加强学术探讨及观念引导，其实正是强调了“理论先行”以及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三是适度超前，进行预测及前瞻性研究。已有相关研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比如许长安在1995年就对中国语文现代化在第二个百年的发展作出预测，指出“最突出的是中文信息化将成为下个世纪语文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而且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并将促进语文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高”[44]。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许先生的预测基本成为现实。再如，周有光也曾预言，全世界的华人将在21世纪末普及华夏共同语，[45]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使命。[46]简单地说，这样的预测研究一方面能够未雨绸缪、赢得主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第二，建构“中国语文现代化史”。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需要回顾与总结，黄德宽立足于新文化运动指出：“百年后的今天，需要从我国现代化的历程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客观看待其历史贡献、局限乃至不足，最为重要的当是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对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启迪意义。”[38]语文现代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于前者。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积累，仅就著作而言，就有诸如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47]、陈永舜的《汉字改革史纲》[48]、费锦昌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49]，等等。然而，相比于中国语文现代化13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现有的一点成果就显得极为不足了，因而这也是今后中国语文现代化理论研究应当着重加强和持续发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历史人物专题研究。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英才辈出，其设计者、开创者、组织者、实践者、推广者层出不穷、灿若星辰，以往的研究中虽然也有关注，但总体而言，范围有限，深度不够。仅就关注范围而言，就有很多人尚未涉及或关注不够，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等，他们的思想、方案、实践、业绩，以及对今天的意义和价值等，都有待发掘。

二是专史研究。所谓的“专史”，大致可以与上述“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对应起来，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史的梳理，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史”。比如上述的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表音字母化、信息处理电脑化以及术语国际化和标准化，前四者几乎涵盖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全程，而后两者也有一个虽然历时不长但却事项繁多的发展过程，因而都值得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总结。

三是通史研究。这里的“通”大致包含两个要素，即对时间和内容的全覆盖。从时间角度而言，像语言共同化等“全程性”的内容自然不在话下，至于术语国际化和标准化等“半程性”的发展，一方面对它们而言语文现代化的半程也就是其全程，另一方面术语国际化和标准化也是整个语文现代化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所以自然也要放在全程中加以研究；
从内容角度而言，上述专史的加合，才能构成“全史”，也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通史”。

本文的写作初衷，是纪念中国语文现代化130周年，一方面缅怀先贤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也对以往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一些思考。主要围绕“守正”与“创新”、“现代”与“传统”、“实践”与“理论”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基本观点和认识是：对现在以及将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而言，“守正”是根本，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创新；
在强调追求“现代”的同时，也应不忘“传统”，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
在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实践”基础上，还应加强从学科和学科建设角度出发的理论或理论性的研究。

语文的发展永远与社会的发展相伴随，经历从适应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发展再到适应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所以，除了本文“守正”部分提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外，“与时俱进”也应该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永不过时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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