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秩序与重组——《暂坐》中的空间美学研究

李婕雅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暂坐》是贾平凹继《废都》《土门》《高兴》等作品之后的又一以“西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在这里，作者书写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变化与困境，都市生活与人物命运在作者独具想像且又平常化的笔触下顺势而下。纵观小说全文，便可以发现，该小说的审美魅力与精神沉思都离不开作者另辟蹊径的空间书写。值得注意的是，现如今小说中的书写方式一直都侧重于人物叙事、情节叙事等时间性叙事，而空间往往只作为时代大背景和人物活动的场所出现。诚然，《暂坐》中对空间的描绘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人物的“附属性”，但以空间作为标题也明确的表示了贾平凹对于“空间”因素的重视。对《暂坐》中的空间书写进行梳理，便不仅仅只落脚于文本对空间的外在描写，而是对小说中的空间意义进行全面关照，揭示出社会空间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最终在社会互动中体现出贾平凹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理解。因此，对《暂坐》的空间叙事策略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质疑进行探讨，便显得格外重要。

在贾平凹的小说世界中，“西京”一直作为特有空间所存在，成为塑造不同人物形象、构造小说主题的重要基础。《暂坐》更是将其具体化，将小说空间细化到以“暂坐茶庄”为主的更小叙事场。而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中，故事中的人物活动都与其空间建筑、空间文化与空间习惯息息相关，其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性别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也通过日常的活动方式变得更加合理化，在故事空间的想像中达到一种性别规律的场域固定。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1]48。由此，“暂坐茶庄”作为小说中的重要描写对象，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物理空间而存在，也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对于暂坐茶庄内部来说，以“海若”为主建立的内部人情关系，也意味着不同于其他人情世故的皈依之地，白玉活佛像、香炉、壁画，暂坐茶庄在装饰中便透露着一种信仰的力量。而从老板到服务员，也都自觉的进行社会分工，造就了一个女性独立的现实空间，包括之后的小周，也仅仅是作为空间守卫的边缘性存在。且茶庄中的女性并没有在喧杂的社会环境中打磨掉自己原有的性格，海若的镇定自如、小唐的聪明机灵以及放养生龟的善心，都在其中得到了释放。这里的老板与员工并没有利益的隔阂，更多的是姐妹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除了茶庄中的人，以海若为代表的其他“西京十一玉”，都不约而同的把茶庄当做排遣纷扰和聚会休憩的场所，诸如小说中的第六章“西京十一玉”的首次介绍便是从茶庄开始，在这里，大家可以喝酒畅谈，消除忧虑。虽然命运各不相同，但能相互理解，得到一种不依靠男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这样，“暂坐茶庄”所产生的包容氛围，也使得茶庄代表着作者想要构造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意蕴。包括一开始伊娃的自然融入，又或者是对辛起刚到时的胆怯以及其他女性的态度描写，都可以看出“茶庄”中没有了贫富、主仆之分，更像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世外桃源”。

与“暂坐茶庄”不同，以羿光为代表的“拾云堂”，其摆设、布景都与“暂坐茶庄”完全不同，但它作为小说中作者进行笔墨渲染的第二空间，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暂坐茶庄”紧密相连，也从空间上对“暂坐茶庄”所表达的自由精神提出了潜在的质疑。羿光作为绝对的男主角，在这里打造了一个男性世界，他不仅将“十一玉”每个人的头发都进行收集整理，也将伊娃等不同女性引入其中。作者描写“拾云堂”，便不由自主的以一种开放性的角度描写出穿梭于其中的商人、文学青年与年轻女子，羿光用才华与名气吸引了“暂坐茶庄”的女性，也为包括海若在内的“西京十一玉”提供了精神支柱。诸如倾听海若的生活烦恼，帮希立水打听男朋友等，都说明了羿光存在的重要性。这也让读者跳脱出一开始作者所塑造的封闭视野，在场景的调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文本意义上的精神驳论，女性虽渴望独立于现实之间，但也与男性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牵绊。

那么，小说中的女性空间描写就仅仅只停留与此吗？英国的建筑理论家安德鲁·巴兰曾认为小说家擅长用建筑来表现人物形象，即所谓的“通过描述人物居住的环境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2]38。《暂坐》对于空间的描写，开始逐渐脱离两性关系的探讨，意在通过空间来完成新时代女性的个性展示。在小说中，以“海若”为代表的姐妹团不同于之前《废都》中唐婉儿、柳月等仍需依附男性的存在，而是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意识与自主能力，她们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不同个性来完成个人空间的构造。诸如：虞本温的火锅店，与她本人的性格一样充满“热情”，而文本中对其装修的描写：“虞本温自己爱好摄影，也喜欢收集老照片，当初装修火锅店时，就把那些老照片翻拍放大，在过道的墙壁上挂得到处都是”[3]233，也代表着她本人的细腻情感与爱好需求。再如应丽后带麻将馆的豪宅：“应丽后就领着到另一个房间，果然放着一台香港产的电自动麻将桌”[3]203。类似于麻将桌的不同家用品似乎冲破了传统上的家庭房束缚，更加倾向新时代独立女性的自身安排。

由此，从“暂坐茶庄”到“拾云堂”到各姐妹的独立空间，作者便构建了一个从理想-现实-发展的女性期许，“暂坐茶庄”表面上完成了一个只依靠女性的内部循环，代表着女性渴望自由的理想世界，可对其存在合理性进行深入挖掘，便会发现其中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拾云堂”的存在，以羿光为代表的男性世界在潜意识里开始进行再一次主导。但作者并没有过分拘泥于两性关系的发展抗衡，而是将书中的大部分独居女性生存空间加以展现，着重描写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发展，这不仅仅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也关注与还原了女性群体的不同个性。显然，这样的“理想-现实-发展”，与之前的《废都》相比，无疑对女性群体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作者将两性之间不可避免的牵绊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时，也关注女性存在本身的社会性，以一种现有的社会生存状况对女性群体产生共鸣。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各地域中越来越多的乡村社会转变为都市社会，城市空间开始不断扩大，人口规模也只增不减，城市愈加巩固了自己的中心地位，而乡村也逐渐边缘化，城乡结合部等全新的社会空间孕育而生。这些社会的明显变化自然而然成了文学关注的对象，也成了《暂坐》的主要书写内容，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发展使得许多仍然拥有乡村空间特质的人们生存于城市之中，随之而来也造成了文化上的潜在碰撞。

无疑，小说的落脚点自然在西京这座城市，但对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作者并没有做过多的描写，而是继承着《废都》的书写之路对城乡的不平衡发展进行进一步追问。首先，文中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描写，诸如作者着力表现的雾霾：“二○一六这一年，一个叫伊娃的俄罗斯女子，总感觉着她又一次到了西京。好像已经初春，雾霾却还是笼罩了整个城市。”[3]1“那个傍晚，空气越发地恶劣，雾霾弥漫在四周，没有前几日见到的这儿成堆那儿成片，而几乎又成了糊状，在浸泡了这个城，淹没了这个城。烦躁，憋闷，昏沉，无处逃遁，只有受，只有挨，慌乱在里边，恐惧在里边，挣扎在里边。黑暗很快就下来了”[3]171。跟随着外来者伊娃的视野，从闯入西京城到离开，雾霾仿佛变成这座城市存在的象征，烦躁、昏沉，即使裸露的工地土方覆盖了绿网，但也阻挡不了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而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之中生存的人们，也如冯迎所说“雾霾这么严重啊，而污染精神的是仇恨、偏执、贪婪、嫉妒，以及对权力、财富、地位、声名的获取与追求”[3]257。形成了新一代受“精神污染”的城市群体。在这其中，不仅有耍无赖的章怀、出卖姐妹的严念初，就连皈依佛门的海若和名利双收的羿光，都有着自身的烦恼和不足，海若对海童的娇惯使得金钱将亲情冲淡。而羿光以文化人自诩，却私生活混乱，在纵欲的过程中变得愈加空虚无望。这样，贾平凹从城市化发展的环境症结自然而然过渡到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以伊娃这一外来者的角度对城市中的人和事进行批判与反思。

在描绘了千疮百孔的现代化城市后，《暂坐》也跳脱出了城市空间转而看待乡村空间如今的发展处境。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城市与农村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即随着城市的发展，乡村也面临着衰败。这在《暂坐》中也得到了体现，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区域的错位。一方面，城市文化潜意识的在大部分人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许许多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到了城市生活，开始刻意的把自己的农村“标记”进行舍弃，诸如从陕南农村出来的辛起便始终追寻着消费文化，宁愿不吃不喝也要买包买衣服，而从县上来的徐栖也对自己的出身格外在意。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不断的对乡村空间进行侵蚀，从而造成了“城中村”的新现象。在这里，一群想融入城市却又被城市边缘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在“窄狭，潮湿，阴暗”[3]245的环境中生存。辛起深知“城中村”在海若等人心中的不被认同，所以仅仅只邀请了伊娃来家作客。伊娃来到其中，也见证了城乡结合部中的阴暗环境和混杂的人口。这样，从徐栖到辛起，一个是已经在城市中站稳脚跟但仍然有着潜在自卑的“城市中心人口”，一个是仍在城市边缘挣扎的“城中村人口”。贾平凹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的打压，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已然成为一个象征着“尊贵地位”的潜在标志，城外的人挤破了头想进来，而这样的潜在意识也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异变，加速了乡村空间的落寞。

贾平凹不同于其他都市文学仅仅只描述城市空间的发展，而是把视野扩大到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共同的书写，在这其中发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现在所面临的潜在问题。城市空间的改变，使得消费主义盛行、社会环境污染以及城镇错位等问题频频出现，与此，贾平凹也无力改变城市所出现的“雾霾”，只能借冯迎之口发出“久矣不闻鸡鸣，直到长出青苔”[3]257的感慨。

福柯将权力定义为“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而且它们构成自己的有机体”[4]345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是空间所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权力以知识为中介，将自己列为空间的重要元素之一。也就是说，空间之所以存在，离不开权力的塑造。而从《废都》到《暂坐》的西京城，在实际的书写中，也成了作者所构造的独一无二的权力场。

首先，从文本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关系之中，作家对权力场的打造是由小到大的，即一层包裹着一层。处于里层的海若作为“十一玉”的中心人物，无疑是第一层权力场的首要个体，她维系着“十一玉”之间的紧密联系，自觉承担起姐妹之间的大姐责任，不仅积极为患有白血病的夏自花寻找血小板，还为司一楠化解生意危机，收留伊娃在西京立足。当应丽后与严念初因为合同问题吵架后主动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无微不至的关心无不使“十一玉”的关系更加紧密。当然，海若的感染力也不仅与此，在“暂坐茶庄”中，海若作为经营者，也自然而然的起着主导地位，她所产生的威慑力并不是通过严格的员工管理来实行，而是将小唐、小高等员工平等对待，以一种姐姐似的关切来进行引领。实际上，作者对海若这一权力场的塑造，是《暂坐》中贾平凹对理想人格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在混沌的西京城中，如若有一位像海若一般在鸡毛蒜皮之间不厌其烦帮助他人的女子，也算是人情温暖的弥留。

但海若这一权力场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茶庄的爆炸不仅导致了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也代表着贾平凹理想的破灭。其实如若深入追究，便会发现这样的结局书中早已有了零散的暗示，而最明显的提醒，则告诉了读者，海若其实处于更大层次的权力场，而这样的权力场下，她也不过是蝼蚁，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被命运标好了价码。首先，作为海若和其他姐妹的精神支柱，羿光成为这一权力场举足轻重的存在，他用字画为众姊妹提供了生意场上的便利，在遇到蜂窝等问题时也是第一时间为夏自花解决。这样，一旦涉及到西京的官商界，羿光便成了众姐妹的依靠中心。但羿光也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在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市委书记戚家元和市政府宁秘书长，成为了海若的生意的疏通者和庇护人，以及陆以可LED显示屏生意的拍板者，而另外的齐老板、吴老板等都暗示了“暂坐茶庄”背后的复杂权力资本链。最终，因为领导的不同意，陆以可的生意随之泡汤；
书记落马，海若也难逃被带走的命运。资本权力倒下了，其他人也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这些在《暂坐》中着墨不多却又至关重要事件不啻于是对现代西京的隐形权力场的反讽。

贾平凹作为一位有个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直都不囿于都市文学的简单写作，而是以一种“农裔城籍”的角度主动与城市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的选择不仅让他本人以不断进步的文学笔触坚守在日趋浮躁的社会，也让“西京”这一废都的权力场更加清晰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在《暂坐》中，更多描写着以海若为代表的女性生存状况，她们因为惺惺相惜的共同处境而相互扶持，在日常的琐事中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海若”般的中心人物仅仅只作为书中的理想所在，众姐妹们的和谐相处背后拥有着更大的权力场，她们的一举一动也只不过是权力场中的区区一角，一旦权力场更新换代，海若等人也只能面临“大难来了各自飞”[3]269的结局。

《暂坐》体现了贾平凹对现实主义书写的再次突破。他以各活动场所及小说人物线索，试图通过将西京这一城市作为一个复杂性的空间整体，揭示了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文化盛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作者笔下的泼烦琐事，女性逐渐在性别空间的书写中受到重视，女性不再是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单一形象”，而是拥有着张扬个性的个体生命力。正如苏贾所说“批判性的学者开始像他们传统上阐释历史和社会、解释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那样阐释空间性了。”[5]7《暂坐》的创新之处也就在于日常生活的书写里，将城市空间转移到文学空间之中，使作品拥有了一种全局性的超时代视野，并以切合实际的“都市经验”与读者达成共鸣，成为我们反思关于时代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文学警钟，也成为一部关于空间的跨学科文化尝试的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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