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

王 智 丽

(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 200092)

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as)通过观察西方政治选举活动中投票人的行为来界定政党形象。早在1908年，他在《政治中的人性》(1908)一书中就指出，“政党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实体”[1]。从产生和发展看，政党形象是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中产生的；
从表达和内容看，政党形象一开始便和其色彩标志或乐曲、能引起感情联系的政党名字、广告宣传、政党领袖或候选人的“政党面具”、意识形态倾向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需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并获得更多的国际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有效传播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对全球传播环境的深刻把握之后进行顶层谋划，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实践。邓小平多次强调：“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2]习近平指出：“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3]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传播必须成为国际层面的事情。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没有导致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相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在更加隐秘的层面上蔓延滋长。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不断地向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持续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模式的行为有增无减。

21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加速崛起，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之间是合作与有限竞争并存，但从奥巴马时期开始，中美关系日趋紧张，这就为特朗普时期发生明显变化埋下了伏笔。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并蔓延至东亚以外的地区。而围绕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的激烈争论，使这种竞争表现得尤为明显[4]。

2016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国际舆论场云诡波谲，国际网络空间“巴尔干化”[5]。中国在国际舆论场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环形包围，舆论环境急剧恶化。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中国驻外媒体的打压，以及以貌似客观公正、实则歪曲抹黑的独特手法报道中国及中国共产党。伴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美方对华大打舆论战，企图通过一系列手段占据舆论高地，以赢得其国内民众和国际盟友的支持，进而给中国制造压力。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0年，在14个经济发达体对中国看法的调查中，有2/3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持消极态度，负面意见达到12年来的最高点，其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年中上升了13个百分点[6]。

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着以下一系列问题。

第一，受西方国家话语霸权影响，多数西方媒体以传统意识形态评价标准看待中国共产党，看待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将要长期面对的现实。苏联时期，西方国家以苏联为样板，将中国视为与苏联同一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但中国仍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新发展模式。由于现代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最早源于西方，西方国家政党因而长期垄断着国际政党制度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党话语体系中很难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在国际社会中客观地表达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也极易受西方国家阻碍，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效果[7]。

此外，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就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并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例如，当人们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总是喜欢参照其他国家曾经用过的政治改革方式，或许会发现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类似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下，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此，西方世界并没有真正看清楚，也难以理解。正是由于外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存在着不了解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对外界的阐释和说明才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方兴未艾，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不绝于耳，但无论学术界还是传媒界都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中混杂着些许质疑的声音。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党的高层领导人缺乏真实全面客观的理解，从他们经常使用的Authoritarian(威权)、One-Party Rule(一党专政)等词汇足以看出其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知偏差，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缺少了解，另一方面还在于西方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作为他者的东方，常常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中国的政治发展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自然也就很难得到西方的认可。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但西方国家仍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进行攻击，以期引导国际舆论，误导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评判。其中，“中国威胁论”是目前美国对华舆论的主基调。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提升，该论调在经济、科技、国际安全、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对中国展开全方位攻击和污蔑。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威胁论”更是甚嚣尘上，弥漫在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等领域。例如，美国一些政要声称孔子学院推进了中国的“政治目标”，并威胁到“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甚至说华为、TikTok等中国企业是中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武器”，并寻求对其进行制裁。

第三，“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制约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效国际传播。中国经济腾飞带动中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开始出现“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中国模式成为世界上许多人的兴趣点。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走向世界；
对内在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因此，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整个国际传播格局中，西方国家在新闻传播方面仍然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类似于美联社、法新社等通讯巨头，诸如BBC、《纽约时报》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媒体，亦或是Twitter、Facebook、Ins等新媒体平台，均对国际受众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与之相比，中国虽然一直致力于打造“外宣旗舰媒体”，但是建成世界一流媒体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中，西方国家以自身价值标准对世界新闻加以报道，这必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造成冲击。尤其要认识到的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中西之间的舆论交锋和媒体战仍将继续。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西强我弱”的不平衡话语格局仍然存在，中国话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仍未破解。

总之，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自身都处于重要的、仍在持续变化的时期。这既是党的形象不断变化的最直接原因，也是对外塑造、改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良好时机。因此，我们要着重对外展示中国共产党现代、开放、变革、创新和充满活力的形象。

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差异，是构成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认知偏差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着一国国民对他国国家和政党形象的认知，尤其会产生一些“刻板印象”。

第一，由于政治价值观不同而导致。价值观是人们在处理与价值相关的问题时所秉持的一种较为稳定的观点、态度、立场，其中包括理想、信念、信仰和追求。不同国家、不同政党所选择的政治道路不同，所持有的政治价值观也存在很大差异。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体现着不同的政治文明形式。政治价值观是一个框架，也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可以装载不同的内容；
一旦将内容填充进去，它就有了内容迥异的政治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的本质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观的中国化，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观[8]。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融入到特定历史场域和社会文化形态中，创造了一系列伟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并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想信念、人民立场等多角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概念。

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为旗帜，以经济军事实力和完善的体制为保障，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进行政党形象构建就呈现出两难处境：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价值，又不能对这个当下处于强势地位的世界政治话语置之不理，也很难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价值体系与之抗衡。这样，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塑造与国际传播的困难就在于其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被言说”的地位。这种“被言说”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按其自身的政治价值体系来解读、评判、衡量、裁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执政能力。而当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去言说自身的时候，西方国家及其政党则不会认同。这个时候，一切媒介因素都退居次要地位，即传媒要素变得不重要了，而价值因素却凸显出来。因此，对与西方政党秉持不同政治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寻找到适合本国国情、党情和政治发展又能兼容西方政治价值的话语体系，就成为对外塑造自身形象的当务之急，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宣传时特别重视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9]。

第二，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而导致。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将三元跨文化传播导向了有着多元文化连续性的规范。多元文化连续性规范是指导文化软实力的媒介呈现最为有力的准则，它有助于破解传播中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原指通过一个外表面刻有图表、文字和说明等字模的半圆柱体操作机械印刷的过程，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先入之见，而非来自切身体验或奠基于可靠的理性基础之上。而当思想建立在刻板印象的基础上时，理性就难以被接纳。刻板印象为人们提供一种现成的解释框架，提供一种语义思维的“工具包”或概念捷径，通过分类呈现意义[10]。换个角度说，刻板印象源于人们社会认同过程中的自我范畴化过程。而影响自我范畴化的重要因素是社会情境，“不同的背景会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自我与他人进行范畴化，因而产生不同的刻板化感知、信念与行为”[11]75。沃尔特·李普曼说，由于人们生活的圈子有限，对自己生活环境中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这就是所谓“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淹没”人们对“事件”的描述，从而影响人们对人物或事物的正确认识[12]。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群内刻板印象通常是赞许性的，而群外刻板印象通常是贬义的和非赞许性的[11]74。换言之，认知主体一般倾向于对群内作出积极评价，对群外则倾向于作出负面评价。这一机制会深刻影响人们对某一政党形象的认知和判断。例如，西方媒体在描述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常常戴着有色眼镜，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带有偏见地勾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效国际传播，根本在于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拥有先进的执政理念和卓越的执政绩效，党的领袖和其他普通党员干部共同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在此基础上，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在新传播格局中优化传播路径，以受众为本位进行精细化传播，从而实现与海外受众的良性互动，在无形中形塑和优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先进理念在海外的有效抵达。

政党形象包括自塑和他塑，自塑是指政党自身所呈现出的精神风貌，属于政党形象的深层结构，包括政党所秉持的价值理念、政党的使命以及政党的执政绩效，也是该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他塑是由外界对该政党的宣介，包括通过媒体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外在表现以及学术界对政党的评判，属于政党形象的表层结构。中国共产党形象在国际社会的有效传播，需要在表层形象和深层形象方面同时发力，尤其需要以中国共产党自身过硬的执政本领和执政绩效为根基，打通新媒体等传播渠道，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从成立至今的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生活品质得到极大提高，以雄辩的事实向国际社会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形象的自我构建方面的天然优势。

第一，先进的执政理念。执政党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的形象，以语言文字或声音图像等符号为介质得以传播，具体分为理念形象、事实形象、机构形象、人员形象等四种类型。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媒介形象的重要内涵之一，属媒介形象中的观念形态部分[13]。治国理政的理念是政党形象的表征，它不仅内含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更是一党政治价值观的理论表述。完善、清晰的治国理政理念是执政党对外表达和宣传的重要武器。中国共产党要想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治国理政理念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以自身的历史为基础赢得价值世界的自我主张，获得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而这正是超越西方所划定的“普遍”与“特殊”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领导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在百年形象变迁中一以贯之的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核心内容的执政理念。政党形象作为政党理念的外在表现，反映着该政党的价值理念和内在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世界各国分享治党、治国和全球治理经验，塑造和展示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新特征。”[14]

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党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近200个政党参加了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吸引力和号召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次全球政党大会让各国政党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执政经验赢得了世界中左翼党认同。例如，芬兰中间党总书记奥瓦斯卡曾评价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能取得巨大成就的“秘诀”。良好的政党形象背后，是坚实的理念和现实的支撑。

第二，卓越的执政绩效。党的形象固然是需要也是可以精心设计的，但媒体所起的只是展示现实形象的作用，而不是对党组织和政府的现实形象进行拔高、虚构、创造。党的执政绩效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事实指标。简单来说，执政绩效是指执政的有效性[15]。“有效性意味着实际的绩效。”[1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全球持续性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经济上保持中高速增长，且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好；
在西方陷入“民粹主义”，越来越“治理无力”时，中国着力发展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协商民主，保证了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参与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很好的执政绩效，并且将执政形象与中国的国家形象融合在一起，向全世界展现出一个“党治国家”的成功形象[17]。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准扶贫政策解决了8亿多人的脱贫问题，占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数量的75%以上，有力地平衡了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格局，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政治生态中的一员，不断地通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改进和完善自身的政党形象，不断地在其他国家民众中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党形象。

第三，亲和的政党领导人形象。在政党人格化趋势加重的当下，推进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在国际社会与世界舞台中树立党的领导人的良好形象，促使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才能、领导智慧、人格魅力、个人特质等在国际上广为人知[18]。

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头戴八角帽、沉着冷静的形象于1937年被登载在美国知名杂志《生活》画报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在西方媒体上亮相。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受到西方的关注。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向海外详细介绍了有关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及红军将领的情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形象的国际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开放创新的政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以及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可，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外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逐渐在国际社会塑造起刚毅稳健、崇高亲和的大党领袖形象，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形象向正面认知方向发展。

新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深刻改变了国际舆论场，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强势冲击了传统政党形象的塑造模式。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距离这个曾经是共同防御能力中最可怕最难克服的东西，现在也失去了它的大多数意义。”[19]美国传播学家梅罗维茨提出了“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的关系模型，认为新的传播媒介的引进和使用，可能重建大范围的场景，并会出现能适应新的社会场景的行为[20]。就是说，媒介技术构建了新的传播场景，进而影响了传播主体的行为。利用新媒体技术，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定位系统、传感器等，为传播主体在特定情境下提供的个性化传播提供了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21]。在网络空间的民众已经适应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和传播信息，并且在技术赋权下自身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况下，就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积极掌握各项新媒介技术，掌握信息传播的各个渠道端口，对党的形象进行适应新媒体海量化、即时性、立体化的形象表达。

第一，中国共产党要主动占领新媒体宣传制高点，从战略高度打造一批新兴媒体集团，以保证高质、公信的内容供应以及用户集群，构建市场环境，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搭建桥梁[22]。2019年，中国共产党高层提出的新型主流媒体战略，从整体转变传统主流媒体结构，从而催生了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与此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旨在与“头部媒体”相呼应，提升国内媒体的国际化水平，形成中国政治传播大格局，让主流声音能贯通内外上下。全媒体时代党的形象的国际传播，要以技术为支撑，打造海外媒体传播矩阵，掌握新媒体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全方位提升在全球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反腐倡廉、脱贫攻坚、齐心抗疫等故事，以良好的政党形象寻求国际认同。

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一直在培养人才模式上创新，让学生入驻到农村，放在“三农”的最前沿打造，毕业后的学生愿意留在农业的也还不多。有时候，朋友们说笑话，未来农业的现代化，还将有一批有志于“三农”事业的“知青”才可以实现。

第二，适应新时代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转变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传播中的媒介话语。所谓“媒介话语”，通俗地说，就是媒介表达方式。它是由所表达的内容决定的。但在内容确定的情况下，媒介表达方式存在自我操作空间，即同样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转变背后隐藏的是新闻传播的根本理念转变。政党形象塑造和传播的话语转变既来自时代的要求，又是政党融入全球治理的现实选择，还是媒介自身求生存的现实需要。

在前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用的是灌输式的政治宣传方式，这种完全由国家控制的单向宣传有时将受众放置在传播者的视野之外，往往会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传播效果欠佳。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执政党要转变话语方式——对内是要重新塑造国内民众对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外是要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政治治理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执政党”(the ruling party)，而且是宪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一个现代社会里“全能、全方位”超级组织。因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制定和实施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领导军队，而且是国家体制(国有企事业)财产权、人事权的主管，还担负着国民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和管理作用。这就需要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意义的执政党的特色何在，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有何种关连，又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而对这些内容的说明则需要分别进行媒介话语转化和适应国际社会传播规律且易于被西方社会所接受的话语体系的解读。

第三，在实践层面，除了媒体传播渠道之外，还需加强党际交往以及其他交流合作。党际联系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国外学者研究指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崛起的关键角色。其与外国政党定期举行会议，为其他国家的干部提供培训，与全球政治精英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党际关系不仅是增进中国外交政策实施的额外渠道，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有很大帮助。就是说，党际交往的优势在于它不仅为政府高层提供了联系渠道，还能让在常规外交事务领域之外的重要政治人物彼此接触。就推进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言，党际联系比政府间联系更具优势。因为政党渠道更加灵活，不受外交协议的限制，而且活动范围更广。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内部凝聚力的同时，也不断拓展和加强与海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开展对话会，一方面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促使世界各国政党以及各国人民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打造了党的国际公认形象。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讨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 政党的责任”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和世界政党舞台的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优化[23]。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还包括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的个体形象，这也是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的来源。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很好地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风貌。

政党形象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制造同意的过程，因而具有劝服性。“所谓劝服，即传播者通过论证说理试图让受传者接受其观点、态度并转变态度和行为的一种传播活动。”[24]传播主体按照自身的利益、目的、议题传递政治信息时，并不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从传播主体角度看，传播主体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在传播过程中明确传递自身的价值立场，但当这些政治信息到达受众时，则会受到不同受众此前已有认知结构的影响，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会有所差异。如果受众的认知结构与传播主体所传递的信息之间具有一致性，这时受众就会倾向于对这些信息采取“优先式解读”。如果受众的认知结构与传播主体所传递的信息之间相矛盾，亦即两者之间相互排斥，这时受众会产生所谓的逆反心理，对这些信息进行“对抗式解读”。如果受众的认知结构与传播主体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既有相同部分，也有矛盾部分，这时受众自身的认知图式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性解读”，以利于自己的决策。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过程中，需要科学把握国际传播中的受众心理和已有的认知框架，寻求共识，从而进行针对性的精准传播。

第一，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目标受众进行精准描摹，通过分析受众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内容来确定受众所持有的价值观；
进而针对拥有不同价值观的海外受众的兴趣点，寻求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理念的共振点和最大公约数，精准传播，从而实现价值共鸣。

第二，要完善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价体系，建立专门的信息反馈渠道，定期、定点、定对象地了解国外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和态度。例如，可以与国际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盖洛普等机构合作，或建立中国自己的政党形象国际传播评估体系，及时获知国外媒体、政要、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评价。

第三，在进行中国共产党形象和治国理政理念的国际传播时，不仅需要回应全球受众普遍的关切点，还需要兼顾不同国家和社群的不同关切点。例如，发达国家的受众更关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报道，而发展中国家更关心中国改革和反腐的经验，周边国家更关注“一带一路”的建设动向。因此，在对外传播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的过程中，要扣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点，善于“蹭热点”，提升传播的精准化和针对性，满足不同受众的差异化需求。

此外，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更需要强化“受众本位”意识，在传播中需要重视受众关系的培育和开发。除了传统媒体之外，有些民间自媒体也成为对外传播的新生力量，与央媒的主旋律报道形成呼应，丰富了对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25]。

21世纪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开放的社会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然而，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状况来看，还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

无论中西意识形态之争还是西方国家话语霸权，亦或“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均影响着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的认知与评价，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要长期面对的现实。其中所陷入的认知困境，盖因中西政治价值观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所致。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积极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把握政党形象的传播规律和国际社会的认知规律，求同存异，主动破局。

因此，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以及传播受众三个维度讨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路径问题。成立已逾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无数可以深入挖掘和进行媒介构建的形象元素，其中，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卓越的执政绩效构成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深层结构。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贡献了理论与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党形象。在全媒体时代，受到新媒介技术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也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掌握最新媒介技术，创新运多种媒体渠道，全面强化自身的传播力，不但要打造自己的外宣王牌队伍，还要积极借助“外脑”和“外口”，针对海外受众的喜好，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进行适合对方接受习惯和适应不同媒体传播渠道的媒介话语表达，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向海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塑造自信的、开放的世界政党形象。在国家顶层设计和布局中，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的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而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则需要依靠一整套行动策略来支撑，在无形中形塑和优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先进理念在海外的有效抵达。只有这样，才能塑造21世纪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国际形象，实现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效国际传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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