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论析

◎胡佩杰

(辽海出版社，辽宁 沈阳 110003)

2022年4月《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强调要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作为推进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多处提到科技古籍的相关内容，不仅对其价值予以肯定，而且也对新时代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作为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卷轶浩繁的科技古籍记载了前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蕴藏着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成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加强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对于赓续中华文化、汲取科技和文化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科技古籍卷轶浩繁。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对科技古籍的分类及整理。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其中，“数术”“方技”，颜师古分别注曰“占卜之书”“医药之书”，即属科技古籍的范畴。历经数千年的时代更迭，虽古籍多方散佚，但流传至今的科技古籍仍蔚为壮观。据管学成先生统计，其《中国古文献大辞典·科技卷》中开列的有关科技辞目就有近4 000 条，再加上《医药》《地理》两卷的6 000条，我国现存科技古籍近万种。考察《中国古籍总目》，我国现存的古籍大概有20万种，其中与科技古籍相关的，大致包括地理、考工、水利、农家、医家、天算、新学等类属，数量在11 000种左右，由此可见科技古籍存世数量之多。

然而从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层面而言，则与其数量状况颇不相符。1981年发布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由此开启了新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92年，《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将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专门分为一类列入规划，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日益受到重视，整理出版了《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中国医学大成”“广陵医籍丛刊”等规模较大的综合性丛书；
整理出版了以《黄帝内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本草纲目》《九章算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著作，取得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成绩。但与文学、历史等其他门类古籍的整理出版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肖炎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古籍整理论析》中统计，截至2011年，科技古籍中占比较重的农学古籍整理出版有106种，不同版本的农学古籍整理出版物189种；
整理最为系统、全面的医药学古籍，数量达581种；
其他占比较小的如天文历算类古籍整理近30种、工艺类古籍33种。在这些整理出版成果中，医学类古籍因应用广泛，所以整理数量最多，估计超过存世数量的10%，农学次之，其他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则十分有限，估计不超过2%。由此看来，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近年来，国家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顶层设计和规划，尤其随着《意见》的发布，使得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更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意见》不仅从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医药、农业、林草、水利、科学技术等工作主管部门要加强本领域古籍整理工作，提升古籍整理出版能力，更是特别强调，要求“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传承科学文化，服务科技创新。梳理挖掘古典医籍精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优秀成果，服务乡村振兴”。这既是对科技古籍，包括医学、农学古籍重要性的揭示，更着眼于现实，将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福祉、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科技古籍的重要性、做好其整理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

以科技古籍中的“大宗”——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为例，“十三五”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了《中华医藏》的编纂工作，计划通过6年左右的时间，对2 300种中医药古籍进行系统调研选目、书目提要编纂及原书影印出版。《意见》发布后不久，《中华医藏》出版签约仪式暨出版工作启动会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召开，首批74种养生类中医药古籍率先完成编纂工作进入出版程序。《中华医藏》是中国医药史乃至世界医药史上绝无仅有的巨著，它的顺利推进拉开了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帷幕，也必将为其他科技古籍在新时代的整理出版起到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最新公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要着眼于服务科技强国建设，推出一批科学技术类出版精品。而浩若烟海的科技古籍，正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中国珠算典籍汇编》《中医名家珍稀典籍校注(第二辑)》《历代中医古籍图像大全》等一批大型科技古籍整理项目得以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古籍出版规划》，正显示出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的蓬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我们发现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还存在一些困难与不足，亟须解决和改进，以便更好地适应新要求，创造新成绩。

首先，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从广度方面而言，目前仍有大量科技古籍有待寻访挖掘、整理出版。如《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收录了541种科技著作，然而其中绝大部分尚未被系统整理过；
再如对于现存有多种版本的科技古籍而言，有不少珍稀、宝贵的版本被束之高阁，散落全国乃至海外图书馆及收藏机构，需加大寻访挖掘力度，扩大整理出版规模。从深度方面而言，目前已经出版的诸多综合性丛书中，影印出版占了绝大多数。影印虽然在保存原本面貌等方面有着明显优势，但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经过标点、校注等深度整理的古籍图书，阅读明白、使用方便，显然更符合当今人们的阅读习惯。同时，经过深度整理的科技古籍，对于做好传统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承及普及工作，以及将其与新时代社会发展、文化需求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除了各级科研单位、高校承担的相关项目外，许多出版单位也自主策划、出版了不少科技类古籍图书选题及项目。由于相关学者学术能力、古籍整理能力以及出版单位编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整理出版质量差异很大。尤其当下不少出版单位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或一心追求图书的经济效益，或一意追求古籍项目资金政策的扶持等，可能出现了“出书快”“立项快”“编校快”等现象，导致科技古籍的整理质量不高或低水平重复出版。如管学成先生在其《建国后科技古籍整理述略》《浅谈科技古籍的翻译》等文中所揭示的，以往的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中存在不少错误，如被业界视为古籍整理代表性著作的《旧唐书》《清史稿》中，即存在一些科技文献标点断句的错误。再如对“东方药学巨典”《本草纲目》的整理出版，据初步统计，目前市场上相关图书已达数千种，单就2022年6月而言，市场总体分类就达941种，其中医学类537种、生活类384种。这近千种图书中既有经过深度整理的标点本、校注本以及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但更多的是所谓图解、精编、白话本，这些层出不穷的“图解”“精编”“白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内容粗糙甚至剽窃等质量问题。

最后，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之所以存在广度深度不够、质量不高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才队伍建设不够。科技古籍是古籍中比较特别的一类，它知识庞杂、涵盖甚广，涉及农学、医学、物理、天文、数学、化学等诸多专业知识。从事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人才，必须既懂科技又懂古籍。简单来说，就是既需要具备一定的科技知识及素养，又需要具备相当的古代文学、文献学知识。而在拥有深厚的古代文学、文献学功底的同时，掌握精深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易事。早在30多年前，就有专家在谈及科技古籍的翻译问题时说道，“翻译科技古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献知识和古代科技知识”“古文献知识与古代科技知识是翻译古代科技文献的两翼，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只懂科技不懂古籍，缺乏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古籍知识，那么就很容易出现类似将清代《律例馆校正洗冤录》误以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这样的错误；
而如果只懂古籍不懂科技，那么为数众多的医学、数学、天文等专业文献，则与“天书”无异。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视，这方面的人才队伍建设虽然有所加强，但整体上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加之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一个不可速成的过程，这更加剧了人才缺失的问题。

当前，科技古籍整理出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经过长期实践及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尤其随着《意见》的发布及贯彻落实，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必定取得新的成就。本文就做好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加大重要性宣传力度。正如《意见》所指出的：“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古籍作为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整理出版工作对于传承科技文化、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要做好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深刻理解《意见》发布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让更多人认识到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古籍整理出版的队伍当中，努力形成关注、重视、支持古籍整理出版的良好局面，让科技古籍在守正创新、服务时代中发挥活力，作出贡献。

第二，坚持科学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提升整理出版的质量。坚持科学的工作原则和方法，一方面要坚持统筹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通过编制实施科技古籍工作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推进科技古籍的分类、分层次整理出版；
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推进科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提升出版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立项、成果出版的推荐及评审制度，确保整理出版的规范性、科学性以及高水准、新特点。如《中华医藏》项目启动后，即成立规划指导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明确和完善项目编纂工作架构和机制，先后多次召集专家审议方案，联合多所高校、研究机构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为整理出版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人员、技术保障，充分体现出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科学性规范性，为提升整理出版质量提供了生动借鉴。

第三，坚持专业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强化整理出版的工作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古籍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如“鼓励在文史哲、中医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加古文献相关教学内容”，通过推进学科建设、加强学科交融，努力培养“既懂科技又懂古籍”的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建设古籍人才培训基地以及科技古籍整理研学培训平台等，提高人才专业素养。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加强与科学史系及相关国家社科创新基地的合作，以科技古籍整理为特色，通过《中国古代科学史要籍整理》《中国古代科技著作总目汇考》《海外珍藏中国科技典籍集成》(校点本)等大型科技古籍项目的整理出版，成为有全国影响的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基地，有效促进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及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有效路径。

当然，要做好新时代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还应努力完善科技古籍工作体系，充分挖掘、汇聚行业力量。同时，还要积极探索科技古籍数字化路径，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从国家及地方层面完善法治保障、加大权益保护力度等，这些都是需要努力付之于实践的有效对策。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以《意见》发布为契机，科技古籍整理出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断推进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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