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新情境的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研究

冯海龙 杜芳芳 刘俊英 韵 江

(1. 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 河南大学商学院；

3.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4.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5.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通常，研究选题大多来源于“已有的理论缺口”和“当下的新实践”。本研究的选题则源起于“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研究方向——高质量发展情境下中国企业的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研究”。目前，有关战略变革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仍为西方所主导，国内有关战略变革的研究尚未进入“主流”，多是处在“边缘”领域，国内的原创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打造较少，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匮乏，鲜见有关高质量发展情境下中国特色的战略变革新理论的研究。对于新理论建构而言，最为关键的是提出核心概念[1]。毋庸置疑，未来中国战略(变革)学者在新理论建构上，需要遵循“踏实严谨、原创概念、深思熟虑、思想穿透”4个原则，秉承“繁荣学术、发展理论、传播思想”三位一体，坚持“学术创新和实践推动”两个基点，着重在“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学界和业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上下足功夫。不难洞察，新理论建构可能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战略变革理论做出较大的贡献：一是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战略(变革)理论及其所预测的结果进行修正；
二是在中国情境下创建新的战略(变革)理论[2]。为此，本研究基于上述招标选题研究方向提取了高质量发展情境、中国企业、高端化战略变革3个关键词，并把高质量发展情境和中国企业分别拓展演化为中国新情境(视其为“新时代下中国情境”的同义语)和中国产业组织，确立了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西方战略变革理论、中西战略变革理论，高端化战略变革、战略变革，高质量发展、高端化等多个相互对应的概念术语，从而，形成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与实践范式的基本研究对象，最终确立“基于中国新情境的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研究”的研究选题。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打造高端化战略变革原创的标识性概念，确立战略变革学科域的一些新研究问题，生成系列的有关高端化战略变革的思想观点，增加战略变革理论的知识积累，以尝试跃迁西方战略变革理论，建构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进而指导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战略变革实践，创立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本土的、中国维度的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实践范式。

2.1 战略变革研究4种范式阐释及其关系模型

通过对所搜集的40余年来的战略变革及其相关理论文献的整合分析，本研究提出战略变革理论研究的4种范式：本体型研究、关联型研究、嵌入型研究和前沿路向型研究。这4种范式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①本体型研究。本研究把研究对象主要为战略变革概念定义、变量测量和内生模型的理论文献统称为战略变革的本体型研究。②关联型研究。本研究将主要关联战略变革前因、中介、调节和结果的理论文献研究统称为战略变革的关联型研究。③嵌入型研究。在其他学科域相关研究对象的本体型研究或关联型研究中，若其概念内涵和理论模型要义与战略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一性或跨界融合性，本研究则将其统称为嵌入型研究，也就是跨界其他学科域研究对象的本体同一的融合性研究。④前沿路向型研究。本研究将主要探讨战略变革理论前沿的理论文献，以及在理论文献演化和未来实践中可能呈现的新趋向研究，统称为前沿路向型研究(严格而言，这一类型的研究可能会融入前3种研究范式之中)。据此，本研究建构了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关系模型(见图1)。

图1 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关系模型注：图中的省略号表示尚待经过理论文献研究和实践挖掘的其他战略变革前沿。

2.2 4种范式范畴解构与概要评介

(1)本体型研究该类型研究的范畴具体可以解构为以下3种：①概念定义。概念定义具有多样性，其在属与种差上差异较大，按照定义“属”的不同，可把概念定义归类为差异说、变革说、过程说、组合定位说、行为说[3]，以及环境说、认知说、定位说、程序说、竞争说等。②变量测量研究。战略变革的变量测量研究在研究样本、测量内容、测量构念、测量工具、测量时段及适配测量的概念定义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通过综合性的考察，可把其测量归类为战略类型、资源配置、企业层面与业务层面战略、多业务、战略定位和战略集团[3]，以及战略决策程序、战略速度、国际化经营、战略规模等。③内生模型。基于战略变革本体理论要义而建构的内生模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类：其一，内生模型是概念模型，即将其对战略变革界定的定义，再用模型予以呈现，其中以GINSBERG[4]和冯海龙等[5]提出的战略变革概念模型较具有代表性；
其二，内生模型为思想行为模型，即根植于战略变革的本体思想，融合具体的行为而整合建构的相应模型，其中，以HAKAN等[6]提出的战略变革过程模型与WEISER[7]的意义构建整合模型较具有代表性；
其三，其他相关模型，从更广泛意义上而言，还有一些模型可以纳入内生模型的范畴。例如，BALUGON等[8]建构的当前状态、过渡状态和未来状态3个阶段模型；
OREG等[9]提出的领导者作用于组织变革过程和结果的综合模型等。

总体而言：首先，本体型研究涉及的概念定义呈现多元性，能够较好地从不同的层面诠释战略变革的本质、属性及其范畴和边界，但却存在着概念定义研究方法适用不规范，甚至存在着广泛的定义循环的情况；
其次，变量测量视角差别较大，每种类型的测量构念和具体的测量项目体系不同，可对战略变革进行了多样的操作化或测量，但却存在着“忽略、错配、背离、相互脱节”4种主要测量失当现象[5]；
最后，内生模型的建构还不够丰富，仅有少数的模型或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战略变革本体思想含义的洞察与解读。

(2)关联型研究该类型研究的范畴具体可以解构为以下4种：①前因研究。国内外学者探索了多种前因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环境对战略变革影响(如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
二是中观环境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如产业吸引力、产业演化、产业细分、产业战略集团分布、产业政策等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
三是微观企业内部条件和行为活动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如经营状态、动态能力、组织学习、资源配置、代际传承、CEO变更、高管团队特质等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②中介和调节研究。战略变革作为中介和调节是两种重要研究内容，通常与其他包含中介和调节的战略变革研究混合在一起，很难单一归类。具体如下：其一，战略变革的中介研究。中介变量主要作用是在已知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基础上，探索产生某种关系的具体过程[10]。国内外有关战略变革的中介研究主要有战略变革的中介和战略变革作为中介的研究分析。其二，战略变革的调节研究。调节变量主要作用是为现有理论划出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10]，它对于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在机制至关重要，同时是寻求理论突破的一条重要路径。国内外战略变革中介研究主要有战略变革的调节研究分析和战略变革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分析。③结果研究。结果研究是指战略变革实施以后，所产生的广泛意义上的组织绩效，国内外战略变革研究具有多元的结果(如财务绩效、竞争优势、企业价值等)。④整合模型。国内外战略变革的整合模型建构涉及多个视角，同时关联战略变革的前因、中介、调节和结果，整合模型的思想、构成要素、关系命题等均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它们从总体上可以绘就战略变革的演化脉络和图景。

综合而言：首先，有关战略变革前因的研究多种多样，但基本上还是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且其所具体蕴含的动因也在不断地演化发展，范畴日益广泛。其次，涉及中介和调节的研究也很多见，又具体可分为战略变革作为中介和调节变量，以及其他变量关联战略变革作为中介和调节变量两种情况。这两种类型研究的基本理论文献总量相对比较接近，然而，这二者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提高的空间。再次，关联结果的研究较为多见。这些研究中战略变革的结果多为财务绩效，少数为竞争优势、意义塑造等，但跨界整合结果的研究比较缺乏。最后，现有研究中整合模型的建构甚多，且理论模型所包含的思想、命题体系、研究假设、构成要素等非常丰富，可谓从不同视角对战略变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示，但这些建构的整合模型存在边界和范畴的相对模糊，以及所提取的模型构成要素的标准依据不够科学的情况。

(3)嵌入型研究该类型研究的范畴具体可以解构为定义同一、测量同一和模型融合，主要具有以下5个主题关联战略变革的嵌入型研究：①组织身份差异与战略变革的嵌入型研究；
②企业家认知与战略变革的嵌入型研究；
③管理者承诺与战略变革的嵌入型研究；
④警觉特征与战略变革的嵌入型研究；
⑤变革氛围与战略变革的嵌入型研究。本研究总体分析后发现，有意识开展地嵌入型研究不为多见，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些有关战略、战略变革与其他相关学科域概念定义的同一或者内涵交互的研究，同时，也有少量学者关联其他研究变量和要素开展了嵌入型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4)前沿路向型研究该类型研究的范畴具体可以解构为理论前沿缺口和新实践取向。基于前文的梳理分析，本研究析取了时间竞争行为战略变革、空间竞争行为战略变革、流量竞争行为战略变革、互联网与战略变革、注意力与战略变革5个战略变革学术研究前沿。经过整合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前沿路向型研究具有不同学者主观判断的特征，部分成果学界或许并未达成共识，标识性程度较低，亦较为零散。

鉴于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受中国新情境、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移植、中国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3个要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本研究分别以这3个要素为坐标维度，建构了一个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三维约束模型(见图2)。

图2 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三维约束模型

3.1 中国新情境

不同国家战略变革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实践范式存在差异，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不同的情境。情境是进行新理论建构和新实践中所面对的基本存在[11]。通常，情境对战略变革理论建构和实践范式确立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情境作为从事新理论和新实践的创造导向[12]，具有中西国别差异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根植于具体的国别和时代情境，情境化是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范式确立的必由路径[13]。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承、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和新时代特征[14]，中国新情境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必将导致中国战略变革理论与实践的转型。中国新情境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元素和本土维度。这是因为中国元素和本土维度包括纵贯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的中国特色要素和中国本土测量构念体系，而中国新情境则是指新时代下的中国情境，它既可以是中国元素和本土维度，又可以是中国产业组织面临的当下场景(如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网络强国、“双碳”承诺、震荡情境与情境时空等)。显然，国内学者与业界实践者可通过对中国新时代的研究梳理，探寻新时代下的中国元素和本土维度，以及中国产业组织具体场景，解构中国新情境，创建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由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中国新情境要求建构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

命题2中国新情境要求确立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实践范式。

3.2 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移植

理论移植是不同国家情境和其理论的动态融合，理论移植强调理论的可复制性和在不同国家(地域空间)上的可转移性[15]。40多年来，西方战略变革理论历经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其间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多个理论流派及其分支，分别具有其自身的概念体系、问题结构和理论框架。这些西方战略变革理论是否可以移植，直接决定着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能否以西方战略变革理论作为基础，对其进行情境化动态融合[16]。西方国家情境涉及其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复杂多样的环境，植根于西方国家情境下的战略变革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服务于其他国家产业组织发展，并指导其战略变革实践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战略变革作为一种理论，其本质上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它的基本要义和管理原则在许多国家特定的情境下是有效的[17]，可以契合中国新情境，适用于中国产业组织战略变革实践，即西方战略变革理论能够移植[18]。由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是以西方战略变革理论作为基础的情境化动态融合。

3.3 中国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

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的问题从实践中来，且终极也是要到实践中去。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的精髓在于实践，其学科的第一属性也是实践，实践呈现本土化[19,20]。实践本土化应将组织战略植入不同国家具体的情境中加以分析、选择与实施，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这些国家的独特现象和实践表征差异，以及其组织战略变革的主体意义[21]。通常，组织在战略变革实践中面临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应用战略变革理论的方式也应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组织战略变革实践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植性[22,23]。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不仅要求组织在实践中要考虑外部环境的差异性，还要注重组织自身的管理哲学、资源整合与再分配能力，还要求组织实施差异化的战略，特别是不同国家的组织更应寻求其战略变革实践范式的变化[24]。由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中国战略变革应采取不同于西方的战略变革实践范式。

4.1 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生成

4.1.1生成依据

本研究中，新框架的生成依据主要如下：①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即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融合战略变革本体型研究、关联型研究、嵌入型研究和前沿路向型研究的具体内容。②三维约束。即中国新情境、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移植、中国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3个要素共同影响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生成。③理论构成定律。任何一种理论之所以是一种理论，是因为它具有其自身的学科域哲学、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命题体系，以及其特有的研究方法论和实践范式，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作为对应于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的一种新理论，其框架生成必然遵循上述理论构成定律。④两种思维导向。包括理论思维导向和实践思维导向。其中，前者强调理论本体的发展与突破，即根植中国新情境及其内涵阐释和测构，对西方战略变革理论框架进行全面的高端化跃迁，确立抑或建构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
后者注重实践的发展与突破，识别当下和未来中国产业组织可能遇到的战略性问题，以进行高端化战略变革，推进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变革战略实践选择。

4.1.2新框架及其理论要义

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是西方战略变革理论融合中国新情境和中国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的高端化发展。综合上述讨论，本研究建构了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见图3)。

图3 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

该新框架的基本理论要义如下：①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注重高端化战略变革的本体型研究、关联型研究、嵌入型研究、前沿路向型研究，以及战略变革过程与战略变革内容的整合分析；
②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根植于中国新情境、西方战略变革理论和中国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强调中国新情境常常能够导致宏观环境与政策的新变化、中观产业与政策的新变化及微观组织条件的新变化，从而致使组织战略变革压力和阻力的失衡，以及受其综合影响的组织身份、组织认知和组织行为产生新变化，并最终促使组织进行身份差异、观念差异与定位差异的高端化战略变革；
③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强调中国产业组织在战略变革实践中应积极探寻中国元素和本土维度，解析中国新情境，强力推进高端化变革战略选择与实施及其战略图谱的集成绘制。

4.2 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解构分析

4.2.1新框架的模块构成及其研究内容

新框架可解构为以下4个模块：①中国新情境模块析取了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网络强国、“双碳”承诺、震荡情境与情境时空6个典型新情境；
②战略变革理论模块侧重于本体型研究、关联型研究、嵌入型研究和前沿路向型研究；
③高端化战略变革模块聚焦于学理链及其关联的概念、测量与问题体系的建构与分析；
④高端化变革战略实践选择模块则注重于适配中国新情境而具体选择与实施的高端化变革战略。

4.2.2新框架的标识性概念阐释及其操作化

高端化战略变革是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中的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对应于战略变革，概念内涵基于以下3个维度：①变革，指在特定方面显示出差异(呈现为模式和程度两个层序)[4]。②高端化战略可分为以下3种，其一，高端化定位指组织与中国新情境的组合和匹配；
其二，高端化观念指组织的高端化价值与规范[25]；
其三，高端化身份指对“我们是谁”这一本体基本描述的集成心象[5]。③情境时间就是从定量时间和定性时间上考察组织的战略差异，就定量时间而言，它是绝对时间、线性时间和时钟时间等的同义语，其可无限分割为均匀的、统一的、规则的、精确的、确定的和可量化的单位[26,27]，具有客观的特征；
就定性时间而言，它又包括活动导向时间和人际导向时间，是由社会、组织、团队或个体建构的，具有人为建构的属性。据此，本研究将其界定为组织为了保证自身战略与中国新情境的动态适配，促进组织绩效提升，而完全或部分地摒弃以往战略的学理逻辑与基本框架，进而重新制定与实施高端化战略的一种组织行为(概念模型见图4)。高端化战略变革的概念定义为其操作化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定义，是其测量构念建构的根本性基础。一方面，可据此将其操作化为高端化身份、高端化观念和高端化定位三维高端化战略构成于模式和程度两个层序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遵循概念(变量)测量构念生成原则和测量构念生成机制[5]，则又可建构其高端化身份差异、高端化观念差异和高端化定位差异的测量构念。

图4 高端化战略变革概念模型

4.2.3新框架的主要问题体系及其内生性命题

依据图3所示的新框架，可以确定6个主要问题(见图5)。这些主要问题都包含于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的范畴之内，并蕴含有各自的内生性命题；
同时，它们又具有由概念定义、测量构念、关联要素、命题体系、理论模型等共同构成的统一的问题结构。

图5 新框架蕴含的主要问题体系及其内生性命题注：图中省略号表示各主要问题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

上述6个主要问题及其各自蕴含的内生性命题具体阐述如下：

(1)建党百年下党建引领高端化战略变革及其内生性命题建党百年下的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战略变革已不能仅仅运用传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理论进行分析，而是要突出党建在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战略变革中的引领作用[28]。据此，需要结合百年党建的成就及其内涵演化，着力对这一主要问题进行细化分解与讨论，同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理论抽样中国产业组织样本进行研究，以涌现或生成作为“产品”的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进而推动中国战略变革理论高端化发展与践行。它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主要包括：①建党百年下的党建主题构成及其要义演化；
②党建引领高端化战略变革的理论框架与运作逻辑；
③党的建设对高端化组织身份战略变革影响；
④党的建设对高端化组织观念战略变革影响；
⑤党的建设对高端化组织定位战略变革影响。

(2)中国新时代下共同富裕高端化战略变革及其内生性命题共同富裕是中国新时代下的重大的新情境，其核心理念是共享以及如何分配利益[29]。中国产业组织如何在共同富裕宏观政策环境下调整其发展战略和思想，追求互利共赢、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进行高端化战略变革，抑或是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的学术前沿问题。由此，中国产业组织需要对其战略使命、竞争战略和组织形态等做出相应的转型[30]。其中：在战略使命上可从过去基于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创造；
在竞争战略上由传统的单一市场战略逐步实现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如社会责任战略、组织政治战略、公共产品与公共市场战略等)的多元化；
在组织形态上则由传统的经济组织转向具有价值均衡，多重制度逻辑共生，以及社会属性和商业属性融合的共益均衡型组织[31]。它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主要包括：①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概念模型；
②共同富裕宏观政策环境下的变革压力和阻力变化；
③共同富裕宏观政策环境下中国产业组织形态转型；
④共同富裕宏观政策环境下的身份差异、观念差异与定位差异高端化战略变革。

(3)网络强国下流量数智高端化战略变革及其内生性命题网络强国是中国新情境的一个重要维度[32]，具有重大的科学性和战略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网络强国，对网络强国作了高度概括和科学阐释，形成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如何科学把握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深刻洞察其实践进路，融合中国产业组织发展变革中的前沿问题，并最终将其融入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框架，助推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战略变革实践，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中国产业组织当下面临的一个战略实践机遇和挑战。它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主要包括：①网络强国战略思想蕴含及网络化竞争实践范式；
②移动网络代际升级与高端化流量竞争行为战略变革；
③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根本遵循与高端化数字战略变革；
④网络强国战略思想脉络嬗变与高端化智能战略变革。

(4)“双碳”承诺下绿色低碳高端化战略变革及其内生性命题“双碳”和绿色事关中国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绿色低碳战略变革是战略变革的高端化，其关键在于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33]。对于不同产业组织而言，绿色低碳高端化战略变革均要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资源配置优化、技术创新、工艺改造、管理体制完善等多重方式相结合，以绿色、生态、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路径，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的高战略性绩效[34]。面对这一中国新情境，应根植于绿色低碳观念，开展绿色低碳高端化战略变革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范式研究。它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主要包括：①“双碳”蕴含的战略变革理论逻辑和实践范式；
②绿色低碳高端化战略变革与基业长青；
③绿色低碳内涵测量及其战略变革概念框架；
④绿色低碳战略性价值活动析取及其价值链重构；
⑤绿色低碳高端化变革战略选择。

(5)震荡情境下韧性传承高端化战略变革及其内生性命题组织面对震荡情境时必须积极地或主动地进行战略变革，融合韧性和传承的战略变革具有高端化战略变革的本质特性，显然，组织韧性与传承高端化战略变革作为真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前沿性。韧性中的战略变革和传承中的战略变革是实现高端化发展目标约束下两种有效的变革方式选择，源自它们的变革战略均来自过去，其意义与现在和未来仍然相关[35]。其中，组织韧性高端化战略变革可以使组织得以存活、恢复、发展或跃迁[36]，组织传承高端化战略变革则可使组织的观念层面战略(精神、价值等)和定位层面战略(业务、能力、品牌等)能够持续及发展演化。它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主要包括：①组织韧性与组织传承学术演进及变革文献对话；
②组织韧性的积极反应和变革的本体特征；
③组织在战略变革中传承还是于传承中变革；
④传承高端化战略变革的内容和过程；
⑤震荡情境下韧性高端化战略变革效能。

(6)时空组织跃迁下情境时空高端化战略变革及其内生性命题不同产业组织及其构成变化呈现显著的情境时空特征已是不争的事实，情境时空竞争行为变革是组织厘定的一种新取向[37]。基于战略变革及其关联的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域的理论学术发展趋势与前沿演化，交叉融合管理学、职能管理、战略管理、公司行为学、网络经济、平台经济、时间理论、空间理论等学科域的相关理论，确立新的情境时空和时空组织观，剖析中国新情境下情境时空高端化战略变革，以创新战略变革理论与实践。它所蕴含的内生性命题主要包括：①产业组织跃迁基础特征和组织情境时空契合变化；
②情境时空、情境时空竞争行为战略变革定义的动态演化及其测量建构；
③情境时空组织厘定及情境时空组织系统和情境时空价值链的分解与耦合；
④情境时空竞争行为战略变革及其整合模型建构。

4.2.4新框架的高端化变革战略图谱

不同于西方战略变革理论框架下生成的传统变革战略，在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下将会自然形成多样的高端化变革战略。具体阐述如下：①党建引领高端化战略变革，可生成为党的思想建设高端化变革战略、党的组织建设高端化变革战略、党的制度建设高端化变革战略、党的政治统领高端化变革战略。②共同富裕高端化战略变革，可操作为竞合共生高端化变革战略、价值共创高端化变革战略、共享发展高端化变革战略、共益均衡高端化变革战略。③流量数智高端化战略变革，可解构为流量高端化变革战略、数据高端化变革战略、数字高端化变革战略、智能高端化变革战略。④绿色低碳高端化战略变革，可划分为绿色高端化变革战略、生态高端化变革战略、低碳高端化变革战略、碳中和高端化变革战略。⑤韧性传承高端化战略变革，可践行为韧性高端化变革战略、传承高端化变革战略。⑥情境时空高端化战略变革，可包括情境时间高端化变革战略和情境空间高端化变革战略。其中：前者可解构为定量时间高端化变革战略和定性时间高端化变革战略(活动导向时间与人际导向时间高端化变革战略)；
后者则可细化为社会空间高端化变革战略和网络空间高端化变革战略。显然，基于上述的这些高端化变革战略实践选择，结合不同产业组织进行融合和适用，则可绘制多元的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变革战略图谱，建构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实践范式。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任何理论都在不断地演化发展，不同理论演化的动因、结果及其在发展中所呈现的情境适配、形式状态可能会有所区别。整体而言，在国内外战略变革理论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它们在本体型研究、关联型研究、嵌入型研究和前沿路向型研究4种范式呈现上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理论文献研究总量、概念体系、测量结构与问题体系，以及情境时空适配和相关研究对象的跨界融合于4种范式分布的差异。②不同于战略管理研究所形成的十大流派[24]，西方战略变革理论研究虽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主题多样，但其思想“堡垒”或“阵地”还未真正地形成，相关流派还不能被相对清晰地划分，整体上处于混沌状态。而且国外学界好像亦没有对战略变革理论流派探索的热情，缺乏实质性的研究工作开展，更无可称道的力作。国内学者虽取得了一些有关战略变革主题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但整体上思想贡献不够，而且也缺少结合中国本土和中国维度的根本属性，以及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典研究成果，更乏深入地融合中国新情境，着力于形成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流派的研究。

③高端化战略变革目前并非是学界共识性的概念术语，而是由国内少数学者原创并最终为官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认可、采纳与公开发布的新概念术语。对于高端化战略变革而言，既可将其视为一种理论，又可将其看作一个概念术语。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理论，它可与西方战略变革理论对应，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命题体系、研究方法论，以及对应的操作实践范式；
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其仅是战略变革理论概念体系中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测量结构和内生模型。

④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是中国新时代下的新理论，基于招标选题研究方向蕴含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所提出的时点和存续时段，可将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的起始时间确立为高质量发展一词提出的时间(年份),并将其对应地锚定于中国新时代开启之定性时间。显然，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的定量时间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新时代的定性时间，既是中国产业组织高质量发展变革实践的要求，又是中国新时代下西方战略变革理论中国化转型的必然。⑤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类似于其他中国化转型的理论，亦具有很强的情境时空粘合性。一方面，该理论是中国新时代下的理论，规制于情境时间；
另一方面，该理论是中国本土的理论，内生于情境空间。当下，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跨学科域的特征更为突出，它所蕴含的主要问题将覆盖一系列涉及战略变革学科域的研究对象，并且也会关联或嵌入其他相关学科域的要素和命题，从而呈现出跨界融合的理论发展特征。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①提出战略变革理论研究的本体型研究、关联型研究、嵌入型研究和前沿路向型研究4种范式，建构了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关系模型，创新了国内外战略变革理论文献研究的系统性构成与具体范式。②选取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三维约束、理论构成定律、两种思维导向4个生成依据，建构了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该框架是西方战略变革理论融合中国新情境和中国战略变革实践本土化的高端化集成，创新了已有的战略变革理论模型/框架。③基于变革、高端化战略和情境时间3个维度，界定了高端化战略变革概念定义，强调了高端化身份、高端化观念和高端化定位三维战略构成于模式和程度两个层序上的差异，具有理论原创性和操作化创新性。④依据新框架析取了6个主要问题(见图5)并设立了其各自的内生性命题，拓展了战略变革的学术前沿。⑤集成多种高端化变革战略，绘制了高端化变革战略图谱，扩大了中国产业组织的变革战略选择范围，呈现出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的实践创新性。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主要在于：①根植于中国新情境和高端化战略变革概念内涵、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的理论要义以及嵌入的相关学科域的学术前沿思想，评估了中国产业组织战略变革管理哲学和认知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分析和预测出当下和未来中国产业组织可能会遇到的战略性问题，以及如何进行高端化战略跃迁，从而推进中国产业组织高端化战略变革实践。②基于中国新情境和不同产业组织实践匹配的思想要义，深入把握中国新情境下党建统领、共同富裕、网络强国、“双碳”承诺，以及震荡情境和情境时空等的典型性变化，注重适配于组织内部条件，选择与实施相应的高端化变革战略。③基于高端化战略变革操作化定义和测量构念，中国产业组织的高端化战略变革应着力于其各自身份高端化差异、观念高端化差异和定位高端化差异，并相较于原有的战略，予以模式和程度两个层序上的定制化或个性化制定与实施。④基于新框架的高端化变革战略图谱，不同产业组织可结合自身的竞争实践范式，选择和实施与之相应的高端化变革战略等。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①对选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或不完全认同之处，并未对其进行质疑性的对话及商榷。未来研究中尚需深入比较3种研究选题来源方式的异同，确立它们各自的研究特色，进而选取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不同产业组织重大战略实践问题，以推动开展“命题式来源”的系列研究。②在战略变革理论研究4种范式的范畴解构和概要评介中，限于篇幅未将它们对应的理论文献予以全面呈现和逐一标示，同时少量的重要理论文献会被疏漏。未来研究需要继续深化战略变革及相关学科域的理论文献研究，补充与完善4种范式范畴的具体内容。③关于中国新情境和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的定量时间确定和定性时间建构，着重从主观上与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新时代的定量时间和定性时间进行适配，这在客观上抑或导致对其相应的定量时间和定性时间的忽略。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全面考察中国新情境于不同情境时间所蕴含的中国新元素、新维度和新实践，并深度融合西方战略变革的基本理论框架及其学术前沿，以尝试打造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④未对基于中国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新框架解构所析取的6个主要问题及其内生性命题开展充分理论论证和相应的质性研究。未来研究中可着力理论抽样产业组织样本，进行案例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以期自然涌现或生成多样的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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