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体育期刊述论

付俊良，张长念

民国时期天津体育期刊述论

付俊良1，张长念2

1.首都体育学院图书馆，北京，100088；
2.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北京，100088。

民国时期天津地区几种以周刊为主的体育期刊是考察民国时期天津、京津乃至华北地区体育发展状况的重要文献来源。依托原始资料，采用文献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民国时期天津体育期刊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天津体育期刊存在着发行时间晚、种类少、内容较为丰富、时间相对集中等特点。民国天津体育期刊对当时体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阐明了当时体育发展面临的相关问题；
（2）推动了学校体育的普及；
（3）促进了国术运动的发展；
（4）重视冰雪运动，为当时民众了解冰雪运动提供了便利。

民国；
天津；
体育期刊；
特点；
影响

早在19世纪60年代，天津就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近代西方体育及其理念也较早地传到了天津。加之处于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及作为重要城市的经济政治地位，民国时期的天津近代化程度较高，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因而天津体育发展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西方近代体育传入及发展，使得天津人较早地认识和接受了这种新鲜事物。田径、体操、足球、篮球、棒球、游泳等近代体育运动率先在天津开展起来，然后传向全国其他地区，所以天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开风气之先的‘窗口’，对全国其他地区体育运动的兴起和开展起到了倡导与示范的作用。”[1]但在体育发展重要表现及因素的体育期刊方面，天津无论是在创刊时间上抑或是在发行数量上，与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天津体育期刊种类只有北京、南京的半数，约及上海的1/5，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民国时期天津发行的体育期刊简表

数据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我国中文体育报刊篇目索引（近代部分1909—1949）（张天白 主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3月）

然而，鉴于民国时期天津体育特殊的发展环境及其对当时全国体育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其体育期刊成就进行一个初步的系统理析，仍或可为当前天津乃至全国体育传媒及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面镜鉴。

1.1 天津第1份体育期刊——《体育周报》

民国时期，与上海、北京、南京等中心城市相比，天津体育期刊发行姗姗来迟。1932年2月，当天津的第1份体育期刊《体育周报》创刊的时候，刚刚创刊又停刊的《体育新声》已经是上海第9份体育刊物，《体育》月刊是北京的第4份，《国术周刊》也已经是南京的第3份体育期刊了。尽管如此，天津的体育期刊总算得以面世。这既是当时天津体育事业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为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呐喊推动。《体育周报》由天津法租界26号路基泰大楼19号体育周报社编辑并发行，编辑为周科征、沈祖徽等。“津埠体育向来是倚赖日报来传报消息，专门刊布体育消息和技术文字的出版物，我们始终没有见过”，《体育周报》的发行对于“体育向来没有发扬光大过的”天津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2]。从创刊至1933年9月停刊，《体育周报》共计发行两卷80期（另发行了1期“周年纪念特刊”）[3]。

自诞生到停发，《体育周报》在体育理论研究、运动技术分析、国内外体育调查、体育教材、运动生理、体育史、体育新闻、竞赛规则以及体育名人介绍等多个方面发文、论述、评说。内容甚至包括体育文艺作品，十分丰富。运动项目涉及也较为广泛，有田径、体操、球类、国术等。为该刊撰稿的作者除了编辑人员以外，还有董守义（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兼民国大学体育主任）、李友珍（天津青年会体育主任）、阮蔚村（勤奋书局体育编辑）、袁敦礼（大学体育教授，体育教育家）、郝更生（大学体育教授、教育部体育督学兼国民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吴蕴瑞（大学体育教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董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委）、王健吾（大学体育主任）等，均是当时体育界知名人士和体育家。著名的文章有董守义的《运动员应守的3个信条》（1卷1期）和《提倡学校体育方案》（1卷7期）、袁敦礼的《世界欧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于我国体育的影响》（1卷15期）、吴蕴瑞的《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之我见》（1卷33期），等等，这些文章一方面分析体育发展的现实状况，一方面反思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时体育事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体育周报》以较为丰富的内容、严谨而又不失活泼的文风，开天津体育期刊发行之先河，也为天津市以后体育期刊的发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1.2 昙花一现的《黑白体育周刊》

《黑白体育周刊》由黑白体育会创办，创办人是该会会员、南开大学的学生毕洪学。毕洪学自幼喜欢篮球，参与组织成立了黑白体育会，之后，念及当时体育期刊缺乏，遂决定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为宗旨发行体育周刊[4]。期刊虽然只发行了5期，如昙花一现，但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包括体育理论研究、国内外先进的体育思想和运动技术经验介绍以及各地体育运动的新闻报道等。

该刊每期均载有运动员、运动队、体育场馆、体育赛事和运动员训练或比赛时的图片，5期共刊登了40幅（另有3幅体育漫画），其中有18幅是关于外国体育赛事和运动员的，有些照片极具现场动感效应，如第3期的《英奥克尔女士之跳高》等。这些图片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京津和欧美地区体育比赛及体育活动的最直观的视觉素材。

体育理论研究方面有《体育之意义》（章辑五，创刊号）、《体育与教育之关系》（侯洛旬，创刊号）、《体育革命》（邬山女，2期）、《舞蹈在体育教育中的价值》（沈忱译，4期）等。外国体育介绍主要是伯鲁翻译的《捷克斯拉夫的体育》系列，共连载了5期。因为篮球运动是当时天津体育的名片，社会普及度较高，成绩也极为显著，加上黑白篮球队的声名威震平津和华北，所以该刊比较重视篮球方面的文章，第3期设为“篮球专号”，载有洪韵的《篮球的功用》、王锡良的《最近篮球进攻与防守》、陈明翻译的《试篮练习》、万纳的《介绍黑白篮球队》。其它各期还载有陈明的《篮球战术译抄》（1-4期连载）、锡文的《最近北平篮球比赛》（2期）和《平市万国篮球赛中之五强》（4期）等。尤其万纳对黑白篮球队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了该队的辉煌战绩，也了解了球队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艰难发展的历程。

该刊在国内的销售南达厦门，西南至云南、重庆，北到北京，在南京、广州、杭州、济南等城市均设有代售处，境外的缅甸、苏门答腊、菲律宾亦设有售卖点。其销路之广，可见一斑，所产生的影响也不难想象。

1.3 金警钟和《国术周刊》

《国术周刊》于1935年2月创刊，由著名的武术史家金警钟担任主编，天津道德武学社出版，国术周刊社发行，至1935年7月停刊，共出版16期[3]。

期刊栏目设置相当丰富，有论坛、著述、小品、研究、心得、电台、问答、游记、杂俎、拳术、器械、功夫、暗器、国术小说、专载、特载、和续国术名人录等，所载内容包括国术漫谈、国术研究、学习心得、国术表演纪实、武术技能和武术名家介绍、江湖见闻、国术试题等；
“论坛、著述、研究、小品、心得”等栏目，载文多具有学术性质；
“电台、问答”则以武术时事、活动的报道为主；
“专载”所刊内容为中央国术馆制定的《国术考试细则》；
“拳术、器械、功夫、暗器”等栏目则以实际操作为重点，具有教材性质；
“特载”和“续国术名人录”类似，是人物传记，记录当时武术界知名人士和一些身怀绝技的武术家的生平事迹，是研究民国武术界人物的重要资料；
每期“著述”栏连载了金警钟撰写的《江湖见闻录》系列文章，对“江湖”规矩和习俗做了详细的记载和介绍，不仅具有武术史料价值，同时也兼具社会学研究参考价值，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地区帮会行规的珍贵文献。

期刊编辑金警钟，本名金恩忠，字泽臣，号疯癫客，别号警钟，系爱新觉罗皇族后裔。金警钟曾就读于京师私立毓英中学，后弃学从军，先后拜著名武师朱冠明练习潭腿、杨德山学习少林六合、殷德魁修炼性功拳，最后受少林寺方丈妙兴法师指点，得其真传。金警钟是在随军游少林寺时拜妙兴为师并著《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该书受到当时武术界人士的一致好评。除此之外，金警钟还有几种著述，其中《国术名人录》已成为现在研究武术流派的必备文献[5]，其学术观点也经常被研究武术史的专家、学者所引用。

1.4 日伪主导下的《体育月刊》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相继陷落。天津和北京一样，进入了黑暗的日伪统治时期。

1938年2月15日，伪天津特别市体育协会成立，伪河北省长高凌蔚（汉奸）任最高顾问，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汉奸）为会长。4月，伪天津特别市体育协会编辑发行《体育月刊》。该刊停刊日期及原因不详，目前典藏仅第1卷第1、2期[6]。

时任天津耀华中学体育部主任的郭荫轩作了发刊词。发刊词虽然强调以体育强国，但受日伪当局的逼迫，郭荫轩不得不打着臭名昭著的“新民主义”旗号，声称“即以现在全国风行之新民主义运动各项准则，正可以籍各种身体训练以推行之也”[7]。不久之后被迫出任伪天津市教育局长的史学家李泰棻为该刊作了献辞，他把体育视为德智教育的基础。但与郭荫轩相似，迫于压力，李泰棻在献辞中也违心的将日伪统治称为“昌隆肇始，朝气蓬勃”[8]。身为著名的史学家，李泰棻自1938年冬被迫出任伪天津市教育局长至1939年辞职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虽在天津的时间不长，“白壁微瑕，但亦玷污其一生”[9]。

该刊设有画页、论著、技术、教材、史料、报道等栏目，除了图片和献词、发刊词以外，两期共载正式的体育论文42篇，其中论著14篇、技术7篇、教材5篇、报道8篇、史料5篇、外国体育介绍3篇，涉及体育理论、学校体育、外国体育、体育与卫生、运动技术等内容。另有日人冈部平太的文章1篇，即《友邦体育之感想》。冈部平太是日本的体育家，擅长柔道，为日本柔道在海外的传播做出过很大的努力，同时他也是一个中国通，曾在中国的满州铁路部门服务十余年，在沈阳的冯庸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担任过体育教授，长期操纵伪满和伪中国的体育组织[10-11]。

《体育月刊》目前仅见两期，说明其发行的时间并不长，但和1941年在北京创刊的《华北体育》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证据，籍此欲达到在体育领域对中国人民进行愚化和奴化教育的目的。

2.1 阐明了当时体育发展面临的相关问题

天津体育期刊作者们以开阔的眼界和社会责任心，阐明了当时天津乃至全国体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主张体育事业的发展应与政府、民众紧密结合，指出了体育发展的形式问题 以《体育周报》为例，无论是编辑人还是作者，均对期刊抱着极大的信心，希望“以文字为媒介，联络津埠，扩而大之”[2]，在此基础上，“以求尽一部分的‘力’，而博得国人普遍一致的‘力’”。期刊创刊号封面设计别具一格，以一个齿轮象征一种“力”，即读者与编辑、作者能够紧紧的站在一起，向前、综合努力，像机器发动时齿轮的转动一样，“完全在牙齿轮的互尅，倘一轮脱落损坏或停滞，全部必受巨大的影响”[12]，旨在强调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学校的事，而是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

2.1.2 指出体育的发展要呼应国家的需要，明确了体育发展的方向问题 《体育周报》的创刊号指出当时国家体育的三种需要：（1）是需要道德化的体育；
（2）是需要普遍化的体育；
（3）是需要艺术化的体育[12]1。这几种体育需要与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本期上的发文《今后之我国体育》的思想如出一辙。关于体育道德，张伯苓说：“去了运动的范围、标准和宗旨，再从微细的方面考察，觉得观众的程度却实在太浅薄了”，他主要指某些观众喝倒彩，甚至因为比赛失败，殴打裁判员的现象，认为这是体育道德亟待解决的问题；
谈到体育运动的普遍性，张伯苓认为，体育不能仅限于学校，应该推而广之，普遍于全社会；
至于艺术化的体育，张伯苓主张体育不应该集中在运动会的竞赛和锦标的争夺上，而应当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常常练习，使技术精绝出众，达到身心健康并重[13]。《体育周报》第1卷第10期所载的《需要普遍化的体育》、《黑白体育周刊》第1卷第2期《体育革命》等两篇文章，作者也谈到了体育的普遍化问题。这对今天体育事业的多元化发展仍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2.1.3 探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强调体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时任南开大学体育教研室主任的侯洛荀在《黑白体育周刊》上发文称，教育关乎两个方面：（1）是智慧；
（2）是道德，二者均离不开健全的身体，人的道德体现在人与人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品质，体育有各种团体运动及游戏、田径赛等，这些都能使人养成良好的道德观念，比如合作、互助、公正、勇敢、诚实等[14]。而在《体育与意义》一文中，体育教育家章辑五在辑录英、法、德、瑞典等国对体育的认知之后，更加认同美国人关于“体育就是教育”的主张，认为“学校内的体育之活动、运动比赛等，在各项课程活动中，对于锻炼品德、教育公民价值上，未有出其右者，如此，体育实为籍着身体大肌肉的活动，供给道德训练的机会，实施品德教育的最好方法”[15]。

天津体育期刊在体育发展的其他方面，如妇女体育、儿童体育、体育与卫生等方面亦均有所涉及。

2.2 重视学校体育的发展

天津的几种期刊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学校体育，包括学校体育（武术）教育、体育（武术）教材、学校体育新闻、学校运动会等，尤其是《体育周报》和《黑白体育周刊》，刊载学校体育的内容更为丰富一些，如载于《体育周报》的《北平大学的体育现况》（南茁，1卷6期）、《提倡学校体育方案》（董守义，1卷7期）、《清华最近的体育》（亮，1卷9期）、《体育教师对于学校体育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王健吾，2卷13期），等等，这些文章在总结京津地区学校体育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体育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黑白体育周刊》创刊号中署名为“信”的《南开大学体育概况》一文，详细记录了当时南开大学的体育教育情况：体育是必修课，学生在校3年，必须修满18学分方能毕业。自1933年10月起又采用“选手要普遍化，群众要选手化”的原则，取消此前的选手制和选手待遇，分全体学生为五个等级，1等是荣誉队，有特殊贡献的学生才能加入。加入该队属于一种荣誉，仅于学期结束时由学校赠予特奖以示奖励，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待遇；
2等是领袖班，其成员担负提倡及推广体育普及的责任，本班人员平时要热心于公务，且致力于体育研究；
3等是高级班，有一技之长的同学参加，该班按运动项目分有篮球、足球、网球、棒球、排球及田径各组，并规定每周的训练时间。与各班不同的是该班担负着对外比赛的任务，凡有赛事，即代表学校参赛；
4等是普通班，也就是大众班，与高级班一样分有不同的运动组；
5等是特别班，其成员主要是身体羸弱、或有残疾的学生，免修体育必修的课目，改为练习适合个体的项目如柔软体操之类[16]。

此外还有《民国学院体育的过去和现在》（陈佩桢，2期）、《平师范大学之体育》（宪章，4期）等，这些详细的介绍是研究民国时期京津地区大学体育教育和体育管理的宝贵资料。

2.3 推动了国术的发展

在天津体育期刊当中，明确以国术为名称的期刊虽然只有《国术周刊》一种，但对国术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1）引导国术向现代体育融入。在该刊的创刊号上，金警钟表明了期刊的宗旨：“宣扬我国固有的技术，建立国术正确理论”，在此基础上“使国术合乎各种科学的学理，而有历史的根据，和江湖恶习占领的顽固状态中唤醒过来”[17]。这也体现出该刊的宗旨之一，即“用科学方法来整理沉沦于江湖中的各种技艺”。在《国术周刊》上连载的系列文章《国术漫谈》中，作者认为“国术是易于普及之体育”（第2期）、“不仅含有科学性，而且完全科学化”（第5期）。这种对国术科学性的反复强调，实际上正是武术家们努力推动国术向现代体育融入的具体体现。他们认识到，惟有与现代体育融为一体，民族传统的武术才能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创新。

（2）努力消除武学流派间的门户之见，博采众长。《国术周刊》对各家武学都加以刊载介绍，无论是太极、八卦、武当、形意、少林，还是十八般兵器均广泛的搜集采纳，如《太极拳精义》《八卦游身掌》《岳武穆形意拳要论》《罗汉拳解》《中华刺枪术》《太极玄门剑》《春秋刀》《六路戟》《大刀术》等，不仅弘扬了国术运动，而且为繁荣国术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在介绍武学技能的同时，许多文章还配以相应的照片和插图，从而产生了图文并茂的效果，增强了期刊的可读性，利于武术爱好者依托期刊自修自学。其中大量的图片资料对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武术发展的真情实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4 期刊载有较多冰雪运动的内容，是当时人们了解冰雪运动的重要窗口

我国冰雪运动有悠久的历久，最早关于滑雪的记载见于《山海经》；
滑冰也有千年的历史，见于宋代，当时称为“冰嬉”，《宋史.礼志》载：“故事，斋宿，幸后苑作冰嬉”[18]。宋以后各朝均有史书记载中国社会特别是北方人们进行冰雪活动的情况。清代，皇家每年冬天都要挑选上千名“善走冰者”到皇宫内进行训练，并在“冬至”到“三九”期间在“太液池”上进行表演[19]。渐至清末民初，冰雪运动已经得到广泛地开展。民国时期，随着报刊业的兴起，记录冰雪活动的内容已不限于书籍，各种报刊对冰雪运动的宣传和报道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冰雪运动和活动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体育周报》和《黑白体育周刊》载有相当数量关于冰雪运动或活动的文章，主要有三类：

（1）冰雪运动教学方面的文章。如《体育周报》所载的《滑冰运动》（一员，1卷2期）、《跑冰法略述》（阮蔚村、1卷2期）、《跑雪运动》（少壮，1卷33期）等，以及编辑沈祖徽的译文《滑冰术》系列（共连载了12期）等；
《黑白体育周刊》载有汉庆翻译的《自由滑冰》（第4、5期）。这些文章，无论对于初涉冰雪运动的爱好者，还是专业运动员，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一类属于赛事报道。《体育周报》载有《世界滑冰会本月开幕》（少壮，1卷2期）、《北平冰场上之战痕》（翔，1卷7期）、《华北首次冰上运动会之筹备》（1卷48期）等。特别是第1卷第3、4、5期连载的《第3届世界滑冰大会详记》，详细记录了第3届世界滑冰大会举办的情况。在该文中，作者友青从大会的举办地、会期、参赛的国家、场地到大会的开幕盛况、每天的比赛情况、包括各项目的排名及成绩等均详记无遗，为我们了解当时世界冰上运动的规模和水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3）与冰雪运动相关的其他内容。比如沈祖徽翻译的《速度滑冰规则》和《花样滑冰规则》（《体育周报》1卷43、44期），属于冰雪运动法规性文章；
余诺《禁溜冰》一文抨击了当局因为“国难”而禁止溜冰的荒唐，批驳了当局视溜冰仅为娱乐的浅见，强调作为一项运动，溜冰与国难不但不冲突，而且要更加提倡，并且要多建冰场，使滑冰成为冬季一般人都能参与的运动。还有一些像《体育周报》刊发的《北宁滑冰印象记》（1卷1期），则属于时评文章。因为这次滑冰活动是化妆滑冰大会，有娱乐性质，而且正值上海“一·二八”事变，因此，活动遭到不少诟病，认为“沪案炮火未熄，娱乐本非其时”，但作此文的记者似乎支持组织者的观点，即国难当头，更要强调体育运动。

以上这些资料，对于今天我国方兴未艾的冰雪运动来说，也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从民国肇始到1932年的20余年间，在各种期刊、报纸铺天盖地的大津埠，却没有出现过一份体育期刊，即便到后来，诺大的1个天津城、1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港口城市，也仅有3、4种体育期刊。相比上海、南京、北京等中心城市，这无疑是天津体育发展的缺失，表现出天津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全面、不平衡。而且，仅有的几种期刊发行的时间也比较集中。有3种期刊是在1932至1935年之间发行的，在此前后，很难寻觅体育期刊的影踪。

在期刊发行的持续时间上，前3种期刊，只有《体育周报》维持了1年7个月，其它两种都不足半年。究其缘由，经费问题是导致期刊刊期短暂的主要原因。以《国术周刊》为例，第5期以后，总是不能按时出版，以至出现了6-7期、8-10期、11-13期、14-16期合刊的现象。对此编者金警钟解释了缘由，主要是经费短缺所致，一则国术类期刊不像其它期刊那样受民众的欢迎，所以影响范围有限；
二则除了赠阅、索阅、订阅以外，期刊发行没有做过多的宣传，缺乏普遍性。加上杂志本来就是自费所办，没有丝毫的津贴和补贴，也没有任何的捐助，发行过程中也无推销、强派，以致期刊未能按期出版，周刊办成了合刊[20]。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如时局的影响（“津市异常的情形”）、编辑者担负其它职务致分身乏术等[21]，从而导致期刊延期乃至停办。当然，不仅天津的体育期刊“短命”，其它像上海、北京、南京等地也是如此，这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军阀混战、国内战争等导致的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是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说，天津几种体育期刊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北京、上海等地发行体育期刊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当时政府对于体育事业的强化不无关系。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各项事业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27年1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教育部前称）“为发达全国体育起见，特设立体育指导委员会，专职计划及指导全国关于卫生上、军事上、及童子军等体育之职”[22]。之后，政府又分别于1929年4月和1932年10月颁布了《国民体育法》[23]、《国民体育实施方案》[24]等，这些措施和法案，不仅推动了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天津的体育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作为宣传体育、研究体育的体育期刊也随之产生。

民国时期，天津的体育期刊虽然“起步较晚”“类少量小”“刊期短暂”，但却体现了1930年代天津体育发展的总体情况。只是，期刊在这个时期的集中发行，使学者无法从期刊的角度考察整个民国时期天津体育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1]常永志. 20世纪早期天津的体育运动会[D].天津师范大学，2009：1.

[2]李友珍.有望于体育周报[J].体育周报，1932，1（01）：3.

[3]张天白主编.我国中文体育报刊篇目索引（近代部分1909—1949）[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109.

[4]章辑五.体育之意义[J].黑白体育周刊，1932：创刊号：1.

[5]朱小平编.文化名人大写意[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291～292.

[6]郭凤岐.天津通志·体育志[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26，28.

[7]郭荫轩.发刊词[J].（伪）天津特别市体育协会，1938，1（01）：2.

[8]李泰棻.献辞[J].（伪）天津特别市体育协会，1938，1（01）：1.

[9]政协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4辑张家口历史名人传[M].张家口：政协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248～249.

[10]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编.外国体育名人选编[M].北京：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1984：77.

[11]戴式增.第二届东亚运动大会侧记. 北京体育文史第1辑[M].北京：北京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1984：196.

[12]编辑.起码（START）[J].体育周报，1932，1（01）：1.

[13]张伯苓.今后我国之体育[J].体育周报，1932，1（01）：2.

[14]侯洛荀.体育与教育的关系[J].黑白体育周刊，1932，1（01）：4.

[15]章辑五.体育的意义[J].黑白体育周刊，1932，1（01）：2.

[16]信.南开大学体育概况[J].黑白体育周刊，1932：创刊号：15.

[17]金警钟.编首[J].国术周刊，1935（创刊号）：1.

[18]徐文东，朱志强主编.中国冰雪运动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5，11.

[19]栾 健，刘俊一.滑冰运动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发展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19，09：99.

[20]金警钟.编首[J] .国术周刊，1935（141516合刊）：1.

[21]金警钟.编尾[J] .国术周刊，1935（111213合刊）：42.

[22] 大学院体育指导委员会组织条例[J].大学院公报，1929，1（01）：77.

[23] 指令：令立法院呈送该院第十七次会议议决修正通过之国民体育法请鉴核由[J].国民政府公报，1929（145）：4～5.

[24] 为令发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仰遵照幷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切实推行随时具报由[J].教育部公报，1932，4（43～44）：7.

On Tianjin Sports Periodical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 Junliang1, ZHANG Changnian2

1.Library,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088, China; 2.Scool of Dance and Martial Arts,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088,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veral periodicals in Tianjin mainly consisted of weekly magazines, which were important literature 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ianjin, Beijing-Tianjin and North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original material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ianjin Sports Periodic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ianjin Sports Journ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publication, few types, rich content and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ime. The influence of periodicals on sports developmen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1) it clarifies the related problems faced by sports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2) it promot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hool sports; (3)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rt; (4) i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ce and snow sports, which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ice and snow sports at that time.

Republic of China; Tianjin; Sports periodicals; Characteristics; Impact

1007―6891（2022）04―0016―05

10.13932/j.cnki.sctykx.2022.04.04

2021-10-22

2021-11-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6BTY112）。

G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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