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健身需求与行为变化特征研究

王守都,黄晓州，叶星理

(1．温州医科大学 体育科学部，浙江 温州 325035；
2.浙江科技学院 体育部，浙江 杭州 310023)

新型疫情既给大学生身心健康带来了严峻考验，也引起其健身心理与需求的变化，并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韩拓等人通过对405名大学生在线调查，发现近半数的大学生在居家隔离期间存在着抑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绪[1]；
周洁通过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南京3所高校大学生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在大学生新型疫情期间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其焦虑程度(SAS评分为38.40±7.77)高于中国常模(SAS评分为33.80±5.90，P<0.0001)，而平时以及疫情期间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焦虑程度(SAS评分分别为37.80±7.83、37.35±7.80)则低于非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大学生(SAS评分分别为38.71±7.72、38.69±7.73)，即大学生疫情期间的焦虑程度与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水平相关，锻炼水平高则负性情绪低，锻炼水平低则负性情绪高[2]；
朱佳睿等人以心境状态量表(POMS)、锻练诱导情绪问卷为研究工具，对武汉某高校18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显示锻炼后实验组被试的TMD分数显著降低，且实验组后测的积极投入分量与正向情绪分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TMD分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说明体育锻炼对大学生情绪具有重要调节作用[3]；
晏思怡等人通过对深圳市某高校调查，发现大学生每周锻炼次数、时间及强度较疫情前有所下降[4]。这些研究论证了体育健身的重要性，但对于大学生健身需求与行为变化特征缺乏深度分析。事实上，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锻炼抗疫”已成为大学生参与体育的普遍价值追求。深入分析其健身需求与行为变化特征，对于深化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创新供给体育健身产品，具有重要价值。

1.1 研究对象

以浙江L大学学生健身需求与行为为研究对象，随机抽样954名大学生，其中男性大学生数量为492人，占比51.57%；
女性大学生数量为462人，占比48.43%。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以“大学生”“新冠疫情”“健身动机”“健身行为”为关键词，运用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为概念界定与问卷设计奠定基础。

1.2.2 问卷调查法。通过微信群发布“问卷星”，共回收977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23份，回收有效问卷954份，有效回收率为99.65%。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问卷，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修改后定稿；
本研究中健身需求、健身行为、影响因素题项的Cronbachα系数为0.88。问卷内容涵盖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调查对象健身需求、行为及影响因素等。

1.2.3 数理统计法。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对体育健身的需求、行为及影响因素各维度的测量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疫情前后大学生健身动机、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变化。

2.1 疫情前后大学生体育健身需求变化

疫情发生后，大学生普遍认为体育健身对于增强体质、抗疫能力具有重要价值，通过体育健身实现增强体质和免疫力、燃脂塑身、缓解压力、社会交往等目的，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正因如此，大学生普遍对其有着强烈的需求。调查显示，疫情发生前，大学生普遍需要体育健身，其中，表示“非常需要”“需要”的分别占比11.23%、53.52%，疫情发生后则分别占比25.42%、66.14%，需求度大幅提升。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体育健身增强身体“免疫”“抗疫”能力。

进一步分析可知，大学生体育健身需求并非仅仅是量的增长，而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调查显示，疫情发生前，大学生倾向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即以体育健身满足其精神追求，其中，体育健身动机为缓解压力、燃脂塑身、社会交往的分别占比27.15%、25.13%、20.14%，而体质健康动机为增强体质及免疫力的分别占比12.33%、9.22%。疫情发生后，大学生体育健身的动机开始从“精神追求”转向体质健康，其中，体育健身动机为缓解压力、燃脂塑身、社会交往的分别占比9.21%、17.12%、7.23%，相比疫情前分别减少了17.94%、8.01%、12.91%；
而体质健康动机为增强体质及免疫力的分别占比33.32%、28.97%，相比疫情前分别增加了20.99%、19.74%。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生命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通过体育健身增强抗疫能力的自觉追求。

2.2 疫情前后大学生体育健身行为变化

表1列出的主要是样本学生体质健康自评结果。结合表内数据可知，约有20.0%的样本大学生认为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优秀，而仅有0.3%的样本大学生认为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不良。这无疑说明：绝大多数新生代大学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都是有所关注，并且持以健康、积极的肯定态度的，而自我认知度越高，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可以促使大学生愈发关注自身体质健康，从而为拥有健康体质提供保障。

表1 样本大学生体质健康自评结果

表2列明的为样本大学生身体健康指数BMI数据。简单来说，即身体质量指数=个体体重公斤数÷其身体米数的平方，是现今国内外通用的用以衡量个体实际肥胖程度以及真实健康状况的数据指标。在我国，身体健康指数BMI参照标准主要分为偏瘦、正常、超重三类。偏瘦为<18.5，正常为18.5-23.9，超重为≥24。结合表2所示可知，所调查大学生中，有52.7%的样本大学生身体健康指数BMI正常，34.2%的样本大学生身体健康指数BMI偏瘦，13.1%的样本大学生身体健康指数BMI偏胖。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大学生身体健康状况本就亟需重视。

表2 样本大学生身体健康指数BMI数据

而分别把每周体育健身次数分为不足1次、1～2次、3～4次、5次及以上，每次健身时间分为不足0.5h、0.5～1h、1～2h、2h等4个标准，分别赋值1～5分；
把每次健身强度分为高、中、低、轻微等4个标准，分别赋值1～4分。并以性别为变量，对上述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疫情前后体育健身行为差异较为显著(详见表3)。

表3 疫情前后男女生独立样本T检验

当然，从疫情期间的大学生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两方面进行进一步男女独立样本心理变化调查还可以发现：疫情居家隔离期间，近一半大学生都体重增加；
70.2%的样本大学生更是表示随着睡眠时间增加，自身的体育锻炼意识也相应提高，心理素质考验得益于体育锻炼而一定程度朝向积极、正面，面对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样本大学生多是有选择性的阅读观看，不使自身长时间处于焦虑、烦乱状态，但能始终坚持每日锻炼的学生仅在少数，具体数据详见表4。

表4 疫情期间大学生身体以及心理变化情况

整体而言：将疫情前后进行对比，大学生认识到疫情常态化后，大部分对于体育锻炼的态度都呈上升趋势，仅少部分学生表示不再持续进行特意锻炼。由此可见，疫情出现后，大学生对待体育运动的态度实际上是有很大变化的。而大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态度改变，不仅是大学生健身需求发生了变化，也说明大学生的健身行为会同步变化。所以，大学生体育健身认知的深化、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大学生体育健身行为的变化。从横向看，在疫情发生之前，男女生体育健身行为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男生在每周体育健身次数、每次体育健身时间、体育健身强度上明显高于女生；
在疫情发生之后，男生在每次体育健身时间、体育健身强度上明显高于女生，虽然男女性在每周体育健身次数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女生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从纵向看，与疫情发生之前相比，男生每周体育健身次数、每次体育健身时间、体育健身强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女生在每周体育健身次数上有所提升，但其每次体育健身时间、体育健身强度上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4 疫情后大学生体育健身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知，疫情后大学生体育健身认知、需求与其体育健身行为相悖。从理论上讲，大学生对于体育健身价值功能认知的深化、需求的增长，必将带来大学生每周体育健身次数的增加、每次体育健身时间的延长、每次体育健身强度的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凯尔曼态度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态度变化包括依从、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个体思想认知尚未融入自身的价值体系之中，其认知与行为存在非一致性特点；
第三个阶段，表明个体思想认知已融入其价值体系之中，其认知与行为便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5]。从调查情况看，虽然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体育健身的多重价值功能，但这认知与其体育健身行为的相关性却较低(见表5)，相比疫情前、疫情期间及疫情后大学生不仅深刻认知体育健身具有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缓解压力、燃脂塑身、社会交往等价值功能，而且体育健身需求大幅增长，但体育健身次数、每次体育健身时间、体育健身强度却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大学生对于体育健身的认知还停留在依从、认同阶段，尚未将其融入自身价值体系之中。进一步分析，大学生体育健身的知行矛盾主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表5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体育健身认知与参与行为的相关性 N=954

结合浙江L大学实际情况，总结和提炼为性别、体育场地、健身设施、宣传教育、学校要求、同学影响、学校健身氛围、激励、体育教程等10个影响因素。以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健身(1=参与，0=未参与)为因变量，以10个影响因素(赋值均为1=是，0=否)为自变量，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6)。

表6 疫情后大学生体育健身影响因素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N=954

表7 疫情后大学生体育健身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N=954

通过对9个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7)，结果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7项，即场地不足、设施缺乏、宣传缺失、学校要求、同学影响、健身氛围、体育教学。然后对这7个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育场地、健身设施、宣传教育、学校要求、同学影响、学校健身氛围、体育教程等7个因素，与大学生体育健身行为有关(P<0.05)。

3.1 结论

3.1.1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对体育健身的价值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不仅重视精神层面的满足，更为重视体育最本质的功能，即通过体育健身，增强体质和免疫力。

3.1.2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体育健身认知、需求与其体育健身行为相悖，相比疫情发生前，其大学生每周体育健身次数、每次体育健身时间、每次体育健身强度存在明显下降。

3.1.3 大学生每周体育健身次数、每次体育健身时间、每次体育健身强度的下降，与场地不足、设施缺乏、宣传缺失、学校要求、同学影响、健身氛围、体育教学等因素相关。

3.2 建议

3.2.1 加强体育健身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体育健身氛围。高校应依托校园广播、校刊校报、校园宣传栏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新媒体等，加强体育健身教育宣传，并邀请医学领域、疫情防控领域专家学者进入高校，以线下讲座或者线上网课的方式开展健身宣传并答疑解惑，增强大学生体育健身的自觉性与自主性，在全校培育浓厚的体育健身氛围。特别是在高校更好地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计划，真正意义上提高大学生健身危机意识，帮助大学生认知自身身体健康条件。

3.2.2 完善高校体育设施。深入了解大学生群体的健身时间、健身项目，有针对性地明确体育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重点，提升体育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仍然面临着重新回归封闭式管理的可能性，这将加剧大学生体育健身需求与校内有限的体育健身资源之间的矛盾。高校应优化体育健身设施管理制度，提升体育健身资源调度与管理水平。例如，注重线上体育与线下体育相结合，有方向、有目的地既完善线下校园体育锻炼设施，又同时加快在线体育平台开发与利用。在此，以依托于直播平台而推出的校园线上运动项目为例，相关工作人员以“人性化”“趣味化”为准则，根据学生群体需求，利用学生喜欢的弹幕互动功能，引导学生在抖音平台积极运动打卡，相互促进。

3.2.3 深化体育教学改革。体育课堂是培养学生健身意识的主要阵地。高校应基于大学生体育健身需求，完善体育教学内容，丰富体育健身产品供给。积极探索现代教育技术与体育教学实践融合路径，增强教学技术、教学手段与教学模式之间的契合性，提升体育教育教学质量。长此以往，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新生代大学生不仅可以自主重视体育健身，对体育健身有主动性、积极性，还可以接受更加健康的运动理念指引，在“文体兼顾”模式下，掌握更多的体育知识与健身技能，切实增强自身免疫力、抵抗力、抗压力等个人素质与能力。

猜你喜欢 样本疫情大学生 战疫情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2022年1期)2022-04-26用样本估计总体复习点拨中学生数理化·高一版(2021年2期)2021-03-19抗疫情 显担当人大建设(2020年5期)2020-09-25疫情中的我快乐作文（1.2年级）(2020年8期)2020-09-10疫情期在家带娃日常……37°女人(2020年5期)2020-05-11带父求学的大学生下一代英才(酷炫少年)(2019年3期)2019-03-25规划·样本领导决策信息(2018年16期)2018-09-27随机微分方程的样本Lyapunov二次型估计数学学习与研究(2017年3期)2017-03-09让大学生梦想成真中国火炬(2013年7期)2013-07-242013年第三届大学生演讲比赛圆满落幕图书馆界(2013年6期)2013-03-11

推荐访问:常态 疫情 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