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蒋永穆 李 想 唐 永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与“西方化”几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被马克斯·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让·鲍德里亚、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等一众西方学者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母版”、世界现代化建设的“模板”。细数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潮流，鲜有后发国家成功复制西方工业化道路与现代化模式的案例，甚至一批先发国家逐步堕入两极分化严重、种族矛盾尖锐、社会分裂加剧的“霍布斯丛林陷阱”，其根源在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本利益至上的、资产阶级的、异化的现代化。现代化运动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1］。当前，“怎样向现代化转型”“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测度现代化发展水平”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懈探索既能够克服和超越西方现代化弊端，又能扎根中国大地的新型现代化模式。立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追求、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致力于破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加给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紧箍咒”，既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抉择，又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集中彰显了时代价值、理论创新、实践伟力与世界意义，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政策解读、理论推演与定量测度层面，对于评价维度、具体指标、量化标准的研究整体上较为滞后，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现代化综合指标体系、现代化分类指标体系与新发展理念指标体系三类。其一，部分学者构建了综合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对后续研究影响深远［3-4］，但是此类研究受制于历史与认知的局限性，普遍将经济增长视为现代化建设的“牛鼻子”，对于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对外开放、共建共享的关注有所缺失，已无法充分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其二，也有学者对现代化具体领域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度研究，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但是此类研究普遍缺乏系统观、长远观与大局观，未能将新发展理念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相关研究针对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流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人口素质、政府治理、区域经济、农村发展、教育事业、企业管理、水利建设、城镇化水平等细分领域的评价指标体系也进行了探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还有学者初步构建了针对新发展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5-6］，但是此类研究普遍未将新发展理念与现代化建设有机融合，更多以“工具论”对待新发展理念，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新发展理念的外在特征、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等方面。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工作正在深入推进，“中国城市基本现代化监测报告”“中国地区现代化指数”“长三角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数”“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等成果大量涌现，它们坚持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相结合、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引领着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综观现有文献，针对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评价指标体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构建出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当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较为薄弱，具有系统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依然偏少。与此同时，指导原则的缺位阻碍了理论建构与因果解释，量化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理论性与逻辑性较为缺乏，评价标准略显分散，指标体系完备性与指标数据可得性的矛盾未得到妥善解决，经济社会指标在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占比过大。总体而言，既有成果尚不适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学术研究成果扩容增量、提质增效刻不容缓，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任重道远。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需要找到科学合理的指标，厘清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7］。这里从理论来源、国际经验、文化根基、基本原则与根本要求五个方面剖析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以增强评价指标体系的大局观、国际观、历史观、系统观与人民观，确保评价指标体系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

（一）指标体系的理论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具备大局观。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要以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时代背景为基石［8］，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为理论指导，合理扬弃西方现代化指标体系。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为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对“现代化”问题单独著书立说，但他们深刻论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现代大工业”“现代生产力”等一系列概念，认为“现代”是与封建社会相对的社会性质概念，提出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9］589趋势，在揭示“世界历史”“亚洲社会”等问题时也涉及现代化问题，为后发国家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内核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针对创新问题，提出“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0］560；
针对协调问题，认为要把城乡“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11］305；
针对绿色问题，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12］998；
针对开放问题，表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11］404；
针对共享问题，宣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666。现代化既不是低水平的均衡，也不是高度发展的不均衡，只有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14］691，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唯一，提出了后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俄国已经出现不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宣传口号深入人心，列宁带领俄国率先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径。但是，由此衍生出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全国计划经济体制自动化系统，在过分关注实物产出的同时异化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在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生成及发育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本质体现，针对其现代化建设产生的实践经验、发展范式与深刻教训，“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5］41。要避免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重蹈单一注重生产力水平提升与物质生产扩张的覆辙，陷入“本本主义”“唯物质论”“唯增长论”的泥潭。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应合理扬弃西方现代化指标体系。西方学术界基于原生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等理论的基本内核，将创新事业、社会协调、绿色环保、国际开放与社会保障融会贯通，通常将现代化指标体系分为定性与定量两类。前者主要涉及箱根模型（8个层面）、列维模型（8个层面）、现代人模型（9个层面）等定性分析，后者主要包括布莱克标准（10项指标）、英格尔斯标准（11 项指标）（见表 1，下页）、人文发展指数（4项指标）等定量模型，部分具有创新性的系统集成与前瞻性的指标数据对后世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影响深远。但是，正如格卡尔普（Gökalp）在创立“现代化”一词时所指出的，“现代化”与“欧化”看似相似，其实截然不同，两者决不能等同［16］。自东西方“大分流”以来，尽管西方学术界指标体系在形式内容上异彩纷呈，但在本质内涵上高度统一，主要表现为始终存在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倾向，采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人为割裂，武断地认定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先发国家所具有的特征即现代化特征，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将全盘西化视为后发国家改变欠发达状态的唯一途径。正因如此，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影响范围的扩大与精妙复杂的体系始终无法消解西方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固有缺陷。为此，我们应细致甄别其伪善性、欺骗性与危害性，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时对其进行合理扬弃。

表1 英格尔斯（Inkeles）现代化标准

（二）指标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具备国际观。历史和实践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融入世界历史潮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也要充分批判和借鉴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

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决定了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多样性，国际组织通常基于理论演变与技术水平将现代化指标体系分为两类：一类包括经典现代化指标、后现代化指标与新现代化指标，另一类包括原生现代化指标与后发现代化指标。“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率先推进定量数据的搜集汇编工作，《联合国统计年鉴》《统计组织手册》《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社会指标手册》等一系列专业著作相继问世，相关著述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构建、指标数据筛选与关注侧重领域均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现代化指标的边界日益模糊，具有国际横向可比性、国内纵向追溯性、定量数据完整性的国际综合性指标体系层出不穷，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影响力较大的评价指标体系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7个维度200项指标）（见表2，下页）、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维度169项指标）、联合国国家概览指标体系（16个维度150项指标）、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9个维度40项指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8个维度22项指标）、联合国工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3个维度6项指标）、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3个维度）等。与此同时，其他国际组织基于自身特性与发展阶段，制定了诸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个维度1 500项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概览指标体系（12个维度超100项指标）、欧盟EIS指标体系（3个维度30项指标）与IUS指标体系（3个维度23项指标）等。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上，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组织机构创设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前瞻性与可比性，应切实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充分吸收其合理内核。但是，先发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在研判现代化指标体系时，轻视了后发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道德理念与自然地理，忽视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无视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发展造成的严重阻滞，因而应注意判别其局限性、误导性与蒙蔽性，在结合国情民意、资源禀赋、地缘政治与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借鉴。

表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三）指标体系构建的文化根基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项重大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具备历史观。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要深刻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2］。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沁润滋养出“革故鼎新”“温故知新”的认知方式，为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维度提供了坚实依据。“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等论述表现出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外”“不唯古”的特质，始终将创新视为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遵循“阴阳调和”与“道化万物”，是新发展理念协调维度的思想渊源。“凡六爻阴阳协调、和谐都为吉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兼相爱、交相利”等论述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协调发展模式提供了丰富养分，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国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索取有度”的生态观与自然观，为新发展理念的绿色维度提供了丰富素材。“天法道，道法自然”“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等论述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基本方针，彰显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情感，跨越时空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其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和而不同”“有无相生”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与“亲仁善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情怀，成为新发展理念开放维度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撑。“君子和而不同”“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等论述形成了蕴含中国智慧的开放包容理念，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厚土壤。

其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致力于建设“小康”“大同”的理想社会，为新发展理念共享维度提供了不竭动力。“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以百姓心为心”“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等论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凸显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现代化最终目标的深刻内涵。深度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向、节奏、力度与方式，从历史积淀中汲取磅礴力量。

（四）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不能“管中窥豹”，必须具备系统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历史范畴，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三大基本原则。

其一，贯彻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海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适应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实际，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同时，要切实把握具体国情的客观变化，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特殊要求，历史地看待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更好顺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正视不同评价指标完成的难易程度，避免评价指标体系出现短期性、盲目性与波动性，让评价指标体系在历史与实践的考验中永葆生命力。

其二，遵循完备性与简明性相结合的原则。现代化作为达到世界先进、前沿和发达水平的阶段性发展过程，是一个系统、综合的复杂工程。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体现综合性与系统性，各个评价维度与指标数据间应科学合理、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所选指标均能客观有效地反映上一级指标的基本内涵，并能综合反映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情况。同时，要处理好评价指标体系整体的完备性与分项指标的简明性这一对矛盾。简明扼要的分项指标不仅有助于提升数据搜集效率，易于理解使用与宣传推广，而且有利于保障数据加工处理精度，提升数据质量，确保获取一手数据的可操作性。科学合理地选择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独立性与信息量大的分项指标至关重要。

其三，坚持可比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适当进行国际与地区间比较大有裨益，应适当吸纳部分合理的国际通用指标及其信息采集方式，借此既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标先发国家寻找差距和薄弱环节，又能起到监测预警与提振信心的功用，以客观实践引导学术研究。同时，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性、自主性与适应性，增强对前瞻性强、符合后发国家实际、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富有中国特色的指标数据选用，结合人民需求、世界趋势与国情实际持续进行协同创新与适应性改造。

（五）指标体系构建的根本要求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不能“单向发力”，必须具备人民观。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对现代化的认知水平，极大拓展了对现代化维度、目标和路径等问题的理解，并用“六个坚持”致力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具体而言，“六个坚持”不仅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集中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根本、核心、要求、方法、保障与特质。

其一，以坚持人民至上为根本。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物的提升，而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时，要避免指标数据拘泥于单纯测度物化增长，摒弃资本的异化与增长的异化，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切实回应国计民生问题，高度关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其二，以坚持自信自立为核心。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对人类发展历史的总体把握、建党百年筚路蓝缕的上下求索、胸怀强烈民族复兴的意愿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认识和擘画。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应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高度政治清醒，既要行稳致远、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又要与时俱进、重点突破、不断创新，最大限度凝聚人民力量，最大成效突破艰难险阻。

其三，以坚持守正创新为要求。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指标体系所蕴含的私有制最优、单向度增长、资本利益至上等潜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高度重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以人民至上、多元发展、开放包容为鲜明表征。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既要明确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始终是衡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对传统的测度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具体指标有所扬弃，又要吸纳选取部分具有普适性与权威性的数据指标客观测度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更要从根本上克服社会达尔文主义、虚无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积极处理经济发展指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的辩证关系，避免不同发展阶段的环保指标“一刀切”。

其四，以坚持问题导向为方法。人口众多、规模巨大、发展底子薄、区域差异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的客观实际。中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先发国家二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态势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这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特征与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共同决定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避免西方现代化指标的单一化与碎片化，而且要格外关注人均指标的指示作用，不能只算总量账、经济账、地方账，不算环境账、成本账。要切实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警惕沉浸在总量巨大的“空中楼阁”中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其五，以坚持系统观念为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现了系统集成、协同优化的具体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既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又重点突出、系统清晰，针对涉及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指标数据，必须加强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筛选研判，深入分析现代化进程演变机理，细致探究现代化道路历史规律，及时针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提出应对策略，显著增强指标体系的时代性、预见性与创造性。

其六，以坚持胸怀天下为特质。由于先发国家热衷于推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挤压别国发展空间，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至今仍未实现赶超目标，反而在人力资本、发展基础、发展潜能等方面持续衰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在结果量化中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在现代化建设、国际贸易与对外交往中，倡导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和全球治理观，绝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绝不搞意识形态推销、绝不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致力于“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2］。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应从具体的评价维度、指标体系、定量数据的筛选着手，具象解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这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初步构建包含新发展理念五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同时又相对独立、互为补充的指标数据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基本要求与核心原则，深刻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本真价值［17］。基于上述理论逻辑的解释分析，依据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通过系统层面的维度解构、准则层面的系统分析、指标层面的准则测度，并运用德尔菲法进行筛选，最终构建了包含5个维度、25个系统层、50个准则层与100个指标层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下页）。其中，每类维度各解构为五个系统指标，每项系统指标均用两个准则项度分析，每个准则项度采用两种数据指标测度。单位为各分项指标的计量单位，有明确测度单位的分项指标共有78项，无明确测度单位的共有22项，用“/”表示。指标属性用以说明分项指标的基本性质，从数理逻辑来看，测度现代化水平的正向指标用“+”表示、负向指标用“-”表示，无法简单划分指标属性或评价标准存在较大争议的用“/”表示，初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共涵盖91个正向指标、7个负向指标与2个不定向指标；
从认知逻辑来看，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99个客观指标与1个主观指标。

表3 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说明

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中，理应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进行细致梳理与解读说明，通过环环相扣、一体建设，实现共同发力、一体推进。

1.创新维度

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首要维度，需要充分融入协调观、生态观、开放观与共享观以实现创新发展。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创新产出、创新生态与创新业态五项系统指标刻画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发展程度。其中，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投入强度、规模创新效率、技术创新效率为过程指标，技术市场产出、有效发明产出、内生发展能力与创新环境打造为结果指标。这里尝试围绕创新事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系统评价，以各类R&D活动指标凸显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力求实现科技创新活动效率最大化。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从落后到赶超、再到引领的历史过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艰巨，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现实任务紧迫，因而在创新业态中着重强调了农业与工业创新水平的重要地位，并用农机动力年均增长率、农业科技人员占比、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占比、有R&D活动的规上企业占比四项指标数据加以量化测度。

2.协调维度

统筹做好创新、绿色、开放与共享发展工作本身就是协调发展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世界实践活动中取得的伟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18］。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推动“两个文明”相互促进、实现区域间良性互动、加强城乡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手段。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和国防建设融合、认知协调五项系统指标刻画现代化建设中的协调发展程度，在强调协调的同时增强了对各领域创新思维、绿色发展、对外开放与共享理念的关注，以物的全面丰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同时，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与发展动力受到主体认知水平的制约，因而本评价指标体系在协调维度中增加了认知协调这一系统指标，并采用信息完整程度与信息开放程度这两项准则指标加以量化，在更高发展水平上实现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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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色维度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9］。绿色发展既是实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跨越的必由之路，也是摒弃先发国家“先发展、后治理”发展思路的必然选择。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将绿色理念沁润进创新、协调、开放与共享发展的方方面面。绿色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统一起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科学治理与系统谋划。本评价指标体系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绿色维度的重大发展战略为载体，以资源消耗系统指标展现“双碳”战略完成情况，以绿色生活与生态状况两项系统指标体现“美丽中国”战略实施情况，以空气质量与水体质量两项准则层指标测度“两山”理论的发展实践，以人居环境与安全韧性两项准则指标表征公园城市的发展水平，充分彰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文明观。

4.开放维度

科学衡量开放发展程度，以开放发展为抓手突破创新、协调、绿色与共享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有助于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形成开放发展新优势。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商贸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人员流动、数据流动五项系统指标测度现代化建设中的开放发展程度，明确商贸物流的自由便利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资金和技术流动是开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的空间位移与属性变化是开放事业的核心，数据流动是信息时代开放领域的重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运输强度、人口流动强度、数据使用强度与邮电业务强度这四项准则指标更多地体现了国内范畴的人员流动与数据流动，数据使用强度维度下的5G数据使用总量与IPv6互联网活跃用户两项指标数据就极具时代烙印与中国特色。随着统计口径的扩大、统计方式的提升与数据质量的改善，未来将更多地吸纳国际指标数据加以迭代，以扎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5.共享维度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归宿［20］，深刻指明了创新发展、协调并进、绿色生态与开放包容的发展价值取向。共享维度包含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与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更高层次追求，亟须以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1］。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成果共享以及精准共享五项系统指标，来描绘现代化建设中的共享发展程度，凸显了“五位一体”中的前四项，此处不再赘述绿色维度涉及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本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世界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发展成果，结合具体国情与发展阶段，利用政治认可度与政策共享度两项准则指标衡量政治共享，消解了国家主权弱化评价指标的影响；
选取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两项准则指标具体测度精准共享问题，摒弃了“过程正义”虚伪的假面；
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规律，设置了重大工程成本利润率与全员劳动生产率两项易于量化的“结果正义”指标，避免出现现代化建设的矫枉过正；
采用国民幸福指数（GNH）与全球宜居指数（GLI）两项国际通用指标以增强评价指标体系的横向可比性，为精准化解发展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囿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经济格局与话语体系，重走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无异于“痴人说梦”，妄图通过先发国家的施舍实现现代化不过是“一厢情愿”，唯有彻底摆脱旧道路、旧思维与旧范式，充分结合世界发展浪潮与本国客观实际，秉持对人民、对发展、对历史、对文明、对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才能真正开辟一条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在绝境中求生存、在困境中求突破、在逆境中求发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为指导，积极扬弃世界既有现代化话语体系与评价范式，扎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兼具文明变迁的动态性、包容性与开放性，既为世界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新理论，又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方案，还为现代化文明成果创造了新形态。

本文在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就建立以新发展理念五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为构建符合世界潮流与当代国情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应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对“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停滞论”等消极论调作出有力回击，要从新发展理念着手破除“经济掠夺论”“规则破坏论”“环境破坏论”“地缘扩张论”“债权帝国主义论”等带来的消极影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这样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增强发展信心，提升发展动力。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学术研究仍有巨大发展空间，必须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对现代化的不同维度、错位层次与差异路径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断拓宽评价指标体系覆盖的广度，积极探寻指标数据涉及的深度，致力于有效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适时融入性别、阶层、年龄、空间、代际、民族等因素的指标数据，切实提升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社会现象的适应力与解释力，扎实构建经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评价体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指引实践行稳致远。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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