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敬”思想的意蕴及时代意义*

张品端 龚文华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武夷山 354300）

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对“敬”的论述就很多，如《周易》：“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敬”是人的内在警惕性，主敬者以认真、谨慎的态度待人处事。所以，当代新儒家徐复观说：“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1］

到了宋代，“敬”被理学家视为人格理想化的重要实践工夫。程颐是最早推崇“敬”工夫的，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2］188的思想。他发挥《周易》的“敬义立而德不孤”之义，与孔子“下学上达”说结合，提出“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2］78，“敬”的积极作用是涵养人内心的道德情操及道德意志。程颐“敬义夹持”说得到朱熹的推崇，并成为朱学中“主敬”说的主要思想来源。

在讨论朱子“敬”思想之前，须先分析朱子“已发未发”说，以见其“敬”思想提出之由来。

宋代，以杨时为代表的道南学派重视《中庸》“未发求中”的工夫，他作《中庸义》探讨所谓“未发”之旨，说：“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3］在杨时看来，以心体验未发之际喜怒哀乐的气象，是通过默而识之的内心体验，以达至超然自得。他的门人罗从彦在罗浮山筑室，静坐三年，践履“默坐澄心”工夫，“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对于如何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罗从彦明确提出了“以主静为宗”［4］，即“静中体认未发”的工夫，以追求“静养”境界。李侗对其师罗从彦传授的“静中体认未发”之工夫，进行了认真的践履，并做了很好的阐发。对此，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5］1802未发之“中”作何气象，实际包含养心和进学之内容，二者之间是一体互发的关系。李侗认为，养心与进学的目的都在于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实际是指圣贤洒落超脱的境界，又是对哲学本体的体认。可见，杨时道南学派相传的体验“未发求中”的心性锻炼，是追寻哲学本体和提升道德境界的综合进程。

朱子认为，静中体验未发时气象，指体验者实行收心的工夫，自觉地致力于静止实然的心理活动，获致澄然宁静的内心状态，亦即“大本未发时气象”；
这一心境须透过个人长期的沉静体验才能有所自觉和自得。朱熹依李侗所教，始终未获致此一心境，而继续探索未发已发的中和问题，是期望确立修持工夫。

朱子对中和问题的认识有两次变化。第一次是乾道二年（1166）的“丙戌之悟”，他说：“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5］3624这里所说的“大体”，指心灵实体。在人之生，心灵实体流行作用不息，不论其作用状态出于意识活动、潜意识活动或无意识的作用，心都具有感应性，即“莫非已发”。此时，朱子取张栻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说，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里的“先察识”，乃察识已发者。这对朱子而言，如何默识心灵实体未发前的气象，在实践性的体验上颇有困难。

朱子对中和问题认识的第二次变化，即乾道五年（1169）的“己丑之悟”。是年春，朱子与门人蔡元定（号季通）言未发之旨，“忽自疑，斯理也……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5］3634。在这里，朱子未说明他究竟读了程氏哪本书、什么观点。就“然后知情性之本”［5］3635，则可推知与程颐的性情说有关。在程颐那里，性是寂然不动的，性与情是相互联系的。“情者，性之动也”［2］1257，情之动非性之动，是心感于外物而发为情。程颐未说明心与性、情的关系，却促使朱子因道南学派主体默认心契的体验方法无法抵达心体未发前的气象而转向将未发已发问题的着重点放在对心的考察上。这时，朱子认为，心有体用，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他说：“心主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
所以为用者，情也。是以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5］1839在朱熹看来，性是未发，情为已发，心通贯未发已发。未发为心之体，即性；
已发为心之用，即情。所以，心统摄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以心为贯统性情的总体，即心统性情。

乾道五年，朱子获致与“中和旧说”不同的新见，认为中和旧说之误，在于心体的一切流行都是已发，这样的理解与《中庸》的未发已发之旨不合。朱子于乾道八年（1172）作《中和旧说序》，阐述了他对中和问题的看法，透露了他对中和问题认识的两次演变。中和新说与中和旧说的区别，在于心不只是已发，亦是未发。朱子认为，有两种未发已发：一是性情未发已发，一是心之未发已发。从时间上说，两者是同步的，性之未发时心亦未发，情之已发时心亦已发。

乾道五年朱子所创发的新义，见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于详密，而卒之不以敬为言，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阙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5］3130-3131

这里说的“未发”，指事物未至、思虑未萌发时，心体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此时，天命之性内具于心体内，其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状态，即《中庸》所称的“中”。俟事物纷至，心处于感而遂通的应酬状态，而情在心之用处中节谓之“和”。在朱熹看来，心并不总是已发，也存在未发。《中庸》所谓已发指的是思虑已萌时的情，未发指的是思虑未萌时的性。“未发已发”的中和说在朱子处，发展为解释人心之正和辨明性情之德的新说；
未发已发的分界线在于心是否已感物应物。

在朱子新的体悟下，未发之时是思虑未萌状态，即心体流行的寂然不动阶段；
已发之时是思虑已萌的状态，即心体流行的感而遂通阶段。实际上，未发和已发都是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所谓“中”，是表征心的未发状态，不是指性。如果心任何时候都是已发，便只能在已发上用功，就容易只注意意识活动的修养；
而确认了思虑未萌的未发状态，就可以使人注意未发时的涵养。

朱子自觉到心在遇外物而感发前欠缺了先前的亦即平时的涵养工夫。此时，他深刻地认识到心之感物应物是否中节不在已发时的察识工夫，关键在于平日“敬”的涵养之功。因此，他深感程颐言“敬”工夫的重要性，理解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一语的深意。所以，朱子说：“自秦汉以来，诸儒皆不识这‘敬’字，直至程子方说得亲切，学者知所用力。”［6］207“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7］210此后，程颐“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论，成为朱子“敬”思想的一个来源。朱子认为“二者偏废不得，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7］403。

在宋代理学家那里，“敬”是心性修养的一种特殊工夫，如何修于内、行于外，皆源于“敬”。

朱子认为，敬是“主一无适”“收敛和专一”。在《经筵讲义》中，他说：“论其所以为敬之方，则其言又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5］708在答门人余大雅问时，他进一步指出：“主一之谓敬，只是心专一，不以他念乱之。每遇事，与致诚专一做去，即是主一之义。”［6］1740这就是说，敬只是一心主于此事。所谓的“主一”，只是专一，心无旁鹜，专心致志。故朱子又说：“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无大无小，常令自家精神思虑尽在此。遇事时如此，无事时也如此。”［6］206而“无适”，朱子认为就是“不走作”，只收敛身心，心不追逐外物，不为外物引诱。

对于“收敛和专一”，朱子在与门人的问答中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敬，莫把做一件事来，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6］215“学为有大要，……程子推出一个‘敬’字与学者说，要且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大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6］208在朱子看来，心有有事时有无事时，事来，心专在事上；
无事时，心专在此一当前之事上。所以说，静时主敬，指的是必有事时，且能专一于事，强调专一。在答吕子约书中，他又说：“主一只是专一。”“所谓主事者，乃所以为主一者也。”［5］2175这就是说，敬只是一心主于此事，也是一心主于此理。因为心只在一事上，自然能见此一事之理。

朱子在《四书或问》中进一步强调说：“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7］2在回答门人问时，他说：“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6］209在朱子看来，收敛此心，就可以达到自然专一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说，心能自觉自主，意味着“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于天理灿然”［6］210。有湛然之心，则能在清明专一的理性认识中，通透灿然之理，这是朱子论“敬”的目的所在。朱子还认为，“敬”除收敛专一外，还须随事检点。他在答弟子潘恭叔时说：“学问根本在日用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5］2307“念念省察”就是随事检点，每事检点不放过，即朱熹所谓“亦无一分不着力处”［6］210。

朱子又以“敬畏”言“敬”。他认为“敬，只是一个畏字”，敬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有门人问：“中庸戒惧是敬否”，朱子回答说：“说着‘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来，便在这里。”［6］1503此是说，“敬”大约是个戒谨恐惧模样，但道出戒谨恐惧又重了，用语言文字来指说心理状态，总是隔着一层。在朱子看来，“敬”是时刻收敛身心，使内心保持敬畏，表现为工夫气象。

“敬”是能贯动静的。他说：“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得。夫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5］2027又说：“学者当知孔门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间，以敬为主。”［6］213“敬”贯动静，是参日用的践仁之方。有弟子问“敬何以用工”，朱子回答说：“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6］211在朱子看来，“敬”所以能贯动静，盖“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
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5］1419。这就是说，“敬”在未发存养时，是内在的；
在已发省察时，是外在的。实际上，“敬”作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又必发为外在的道德行为，是内外统一的。因此，朱子所说的“敬”，并非仅仅是内在的道德感悟，还贯通了人的内在心性与外在的人生践履。由此可见，“敬”是朱子一以贯之的持守工夫，他特别作《敬斋箴》一文，书写挂于斋壁以自警。

朱子认为，“敬”在修养上表现为“居敬”工夫，居敬之功贯乎未发已发之际。朱子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立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行于省察之间。”［5］1419“‘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体素立，则省察之功亦无自而施也，故敬义非两截事。”［5］1980无论静时动时、未发已发，皆须敬以贯之，此为朱子所说的“居敬”工夫。朱子还认为，顺着“察识于已发”往前推进一步，就是“致知格物以穷理”。所以，在朱子那里，居敬之心不仅有助于具意向性的认识作用，也就是心的居敬工夫为格物致知的必备工夫，而且，居敬工夫亦系涵养积蓄所穷得之理，以待感物应物时促使行为循理而行。

在居敬工夫中，朱子十分强调涵养的作用。他在《答林择之》中说：“《中庸》彻头彻尾说个谨独工夫，即所谓敬而无失，平日涵养之意。”［5］1979在朱子看来，日用处也有涵养工夫，这与道南学派的“默坐澄心”有所不同。他在答林择之的另一书中说：“古人只从幼子常礼无诳以上，洒扫应对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5］1980就涵养与省察，朱子说：“有涵养者固要省察，不曾涵养者亦当省察。不可道我无涵养工夫后，于已发处更不管他。……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
言省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6］1515这就是说，涵养与省察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对于居敬由所知到所行中的意志作用问题，朱子说：“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故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动；
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难者也。”［5］1419在这里，“未发”指“一性浑然”“寂然不动”的性，心以之为体，天命之性具于心。朱子认为，未发即是性，未发之性是心之体。“已发”指外物来感，“七情迭用，心以之为用，感而遂通”。这是说，已发即是情，已发之情是心之发用，心与未发、已发的关系，是“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在朱子看来，从浑然一性的未发到性已发为情的过程，心贯通两者。

朱子又认为，情有善有恶。情之恶，在于七情之发而不中节；
情之善，在于以情为用时能贞定性理，发而有所中节。心与性之静、情之动有同步作用的关系，从朱子心性论可知：未发时，心固然不等于性；
然而，心已发时，以情为用，却并不等于情，而且心能以理御情。问题的关键是，心若要在已发时能以穷得之理御情以中节，当于已发之前也就是未发时能对所穷得的理做涵养存守的长期工夫，也就是静中居敬的工夫。

朱子早年即由李侗处学习在静坐中体验大本的工夫，虽然始终无法感悟寂然不动的大本，但收到了凝聚精神之效，用来贞定格物致知所得之理，仍不失为一种涵养方法。所以，朱子说：“须是静坐，方能收敛。”［6］216

在朱子那里，“敬”和“静”是统一的。静中之敬就是涵养工夫，动中之敬就是察识工夫，涵养和察识是统一的。朱子强调静坐是收敛此心，专于一理，这与他所要求的敬是“主一无适”，在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也就是说，由未发到已发之循理中节，应当由静坐以持敬，持敬时涵养理，敬贯动静，所穷的理方能致用于行为。朱子说：“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6］217“‘敬’字……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6］210可见，朱子是以静坐持敬深化他所继承于程颐的“敬义夹持”说。于是，涵养察识，用敬致知，用敬贞定所知之理，用敬贯未发已发，成为朱子“敬”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个人道德修养过程中，朱子认为首要是在“敬”字上下工夫，时刻省察自己的行为。他说：“‘敬’字工夫，乃是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6］210这就将“敬”之工夫提升到圣门第一义、存养之要法的高度。又说：“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物之根本。”［7］2可见，他对“敬”的修养工夫是非常重视的。在朱子看来，“敬”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敬”是能够提高道德人性自觉的，是修养心性的工夫，是实现心体清明的路径。所以，朱子强调说：“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殆。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6］210朱子还特别强调辨别心外之物，需通过在事上的省察、磨炼达到对本体的体验，使体用本末、表里精粗一以贯之。

朱子把“敬”工夫作为提升道德主体自觉性、主动性的一种方法，并提出“主敬”思想。何为“主敬”？朱子在《答方子实》书中说：“主敬之说，先贤之意盖以学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慢，无缘见得义理分明，故欲其先且习为端庄严肃，不至放肆怠惰，庶几心定而理明耳。”［5］4882在此，朱子是要求人时刻收敛身心，不散漫，不放逸，端庄严谨。这里主要指人的行为要合符某种规范。朱子认为，“主敬”既是指对未发之心的涵养，又是对已发之心的察识，强调内外工夫并用，静时动时不可间断。当情感未发时，无所思虑，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情绪，使心境清明不昏乱；
当情感已发时，仍努力保持谨畏、整齐、严肃的状态，理性、客观地对待外物，“不至放肆怠惰”，这样才可以做到“心定理明”。

朱子还把“主敬”的工夫称为“主一之功”，就是时时刻刻小心谨慎地保持内心的诚敬状态，不产生放松之意。在朱子看来，“主敬”是人的内心态度，也是外在行为的状态。具体而言，无事时，“主敬”体现的是警省、敬畏的状态；
有事时，则表现为敬业态度，随心专一地做某事。也就是说，“主敬”是保持庄严、虔诚的心态。可见，“主敬”包含的敬畏伦理，是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

朱子的“主敬”说强调人内在的纯善持有与人的言行举止相一致，达到自然而然的超越性境界。人的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都体现为自觉自愿，不迫于任何外在压力，此即朱子对门人所说的“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6］211。这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强调的是道德自律原则。实现道德人生的自觉，缩小道德意识与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之间的距离，是朱子心性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

朱子“主敬”思想所体现的行为态度，可以为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主敬”思想包含了人内心的态度和外在的行为状态，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做事的角度来说，不做事时“主敬”体现的是内心持续警觉、警省、敬畏的状态；
做事时的“主敬”则表现为专一、敬业的态度。“主敬”思想所提供的工作伦理是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如何构建现代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朱子学仍能提供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8］

朱子“敬”思想所体现的敬畏伦理，是行为有止的伦理规范。就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人类不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便无所顾忌地开发自然，而应心存敬畏，行有所止。近代以来，人类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从大自然中获取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生活日益丰裕。然而，当人们在享受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时，也感受到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灾害频繁等生态危机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要解决这一生态危机，除了发展科学技术和制定有关法律外，更重要的是强化敬畏伦理，唤起人的敬畏感和人性的自觉。

朱子的敬畏观念，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界，“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6］296，从而做到“无一物不被其泽”［6］284。人类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即“生生之理”，维护自然界万物的生存权利，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自然承载能力的前提下保持资源使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

朱子“敬”思想所体现的敬畏伦理，从为官的角度来说，是要使内心时时处于警觉、警省的状态，以敬畏之心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不忘初心，自觉拒腐防腐。在当代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还时有出现，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就人而言，敬畏之心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需要教育和个人修养。朱子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9］要注重官员敬畏伦理的培养教育，强化敬畏伦理实践，提高他们廉洁从政、掌权用权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的产生，树立良好的官德官风。就此而言，朱子的“敬”思想所体现的敬畏伦理，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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