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交通：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运输动员

杨建中，王荣荣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030024）

“交通运输动员是国家在战时统制各种交通运输线路、设施和运输工具，保障人员、物资、装备运输的措施，是国民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1]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2]太行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敌后根据地之一，在抗战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战争动员的视角，深入研究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运输动员，对于深化抗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新时代国防交通运输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

太行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重要根据地之一，创建初期称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日军侵占白晋铁路后，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将晋冀豫根据地分为两部分，路东即为太行根据地。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太行抗日根据地调整为晋冀鲁豫边区直辖区，又名太行区，全区管辖六个专署。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所在地；
位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包括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黄河以北的一部分；
东临平汉铁路（今称京广线）与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相接，西隔同蒲铁路，与晋绥边区相通，北至正太铁路（今称石太线），与晋察冀边区相望，南达黄河之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战场。

太行山脉纵贯根据地南北，绵延数百里，山高谷深，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闭塞。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加剧了交通落后，使得道路闭塞，运输工具极其简陋。境内的交通要道主要是人行畜驮的偏僻驿道，交通条件稍有改善的地区也只是拓宽驿道，可通小型牛马车，运输能力十分落后，人们行旅仍以步当车，物资运输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拉拽的人力车和畜力车，无法与日军现代化的军事运输力相抗衡。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长期的封锁和蚕食，控制根据地周围的铁路、公路，并在铁路、公路沿线广筑封锁沟、墙，大修网状公路和碉堡群，利用侵占的交通线广设据点向根据地内部延伸，妄图分割、围剿根据地，压缩抗日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和巩固其占领地，建立伪政权，开展特务活动，破坏党政军之间的通信联络，并有计划的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 “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此外，日军还利用其占领的交通线对根据地人民实行经济封锁与禁运，不准沦陷区商人同根据地交易，在各交通口建岗设卡，盘查行人车辆，稍有怀疑便扣车捕人，以“经济犯”“通敌”治罪。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被截断，山区、平原物资难以交流，造成根据地物资的严重缺乏，工业生产中必须的原料得不到迅速的供应与适当的解决，农业生产的山货、土特产无法运输出去，导致货物滞销。根据地经济贸易出入口不平衡，很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抗战需求，打击日军对根据地的交通封锁，建立我方畅通无阻的交通联络，维持根据地生存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展交通运输动员可谓势在必行。

面对敌人的封锁与自身运输条件恶劣的环境，太行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应用战争动员学，将积贫积弱的太行农村地区人力、畜力运输工具和有限的交通设施组织动员起来支援抗战运输。

(一)动员地方组建敌后交通组织

太行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八路军流动作战，刚刚成立的民主政府由于日伪扫荡经常转移。为了密切部队之间、各级政府之间的军事联系和交通往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健全交通工作的号召下，各级党政交通组织和报刊发行系统迅速发展起来，并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交通组织和报刊发行系统逐步调整，形成由交通总局统一管理的邮务系统。

1940年9月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冀太联办）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密切和保持各地区交通联络，统一对交通的行政领导，建立健全交通堡垒，打破敌人“因笼政策”，巩固根据地交通建设，在报刊发行网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交通领导机构——联办交通总局，由冀太联办统一领导。

联办总局成立后，为了更好地组织动员地方各级区县穿越敌人封锁线，在敌后组建统一健全的交通组织，开展战时交通运输活动，于1941年公布了《各级交通局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各级交通组织的任务、机构编制、领导关系和人员任免制度等。[3]115总局是全区交通工作的领导机构；
分局是总局在一定地区的代表机关，根据总局的方针与计划，具体负责该地区所属局站实现总局指示；
县局是工作单位，根据上级指示，负责组织全县交通网，领导联络站及代办所，负责收订书报、建立区村发行网；
站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负责转送上下来往文件。在《组织条例》的指导下，太行区以党政军领导驻地机关为中心，向外辐射组建起初步统一的交通组织机构，到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交通总局（以下简称边区交通总局）成立后，太行区按专区成立了6个分局，32个县局，路西办事处一个，交通站36个，秘密站4个，交通组织连点成线，初步建立起敌后交通组织网。[3]8此外，联办交通总局通过分工分期创办实验县、区，总结在敌后组建交通组织的战时工作经验，有效地向全区推广。例如，由太行二分局实验战时干线联络，达到平时不停，战时不断，县区交通线畅通的目标。三分局实验通过敌人封锁的联络。四分局负责打通与冀鲁豫区的交通联络，并建立秘密站。这些成功经验的应用和推广有效地动员了其他县区积极建立交通组织，开展战时交通联络。

1941年12月边区交通总局向边府呈报《边区交通工作建设计划》提出“交通工作应该成为社会事业，交通工作今后发展方向应是民邮，建议在农村建立独立自主的村区交通机构”。[3]19此后，在边区交通总局的引导下各地开始创建群众性的民邮业务，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区村交通机构的建设，健全邮线组织。太行区各分局、县局通过组织业务培训班，举行集会仪式，张贴通告，召开所在地“机关首长座谈会”等宣传活动，向广大民众讲解实行有资寄递对敌后抗日活动的支撑意义，动员各地实行有资寄递、开办民邮业务。各级交通组织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不断向民邮拓展，形成自上而下具有普遍性和群众性特点的邮运网路，推动交通邮政服务深入到田间地头，从而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动员群众修建敌后军事交通

大敌当前，交通线路的建设与否，走向安排，对战争起重要作用，一切服从于抵抗侵略之需。抗战时期，交通道沟和地道是我军在敌后农村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特有的军事交通方式。由于日军在太行根据地周围大修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将根据地细碎分割为小块，群众困于活动，军队难以机动。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二九师的带领下，太行地区的民兵、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持续对敌展开交通斗争，在破坏其交通线、交通工具及设施的过程中，开始尽量修复我方道路、电信等军事交通。

1939年2月，冀南行署发布了破路训令，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对日的“破交”活动，修复利于我军作战的军事道路，鼓励群众在敌人公路上横向挖沟，每隔50多米挖沟一道，挖出之土培与沟的两岸，形成沟壕小路便于抗日军民顺利通行与敌周旋，且阻止敌机动车辆行驶，有效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破交”活动不仅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与据点，同时也修建起打破割据的交通道沟。交通道沟也称“抗日道沟”，是根据地军民在反封锁、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创造的一种特殊交通方式。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截断敌运输补给线和保持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在破敌公路的同时挖成道沟。正如刘伯承师长1941年2月1日在《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交通斗争已成为今后的主要斗争。我们一定要打通自己的交通（小路），打断敌人的交通（铁路、公路、水路），对敌交通的不断破击，护路沟的填平，山区隐蔽小路的构筑，交通沟道的发展，应成为抗战军民的经常职责。”[4]15

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受到严重打击后，从1941年3月起在太行根据地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手法毒辣，惨绝人寰。为了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坚持抗战，勤劳智慧的太行军民创造出更加便于隐秘又便于出击作战的地道交通方式。太行根据地许多地方的地道，不仅是户户相通，而且是村村相连，形成了内外联防，运转方便，隐蔽打击敌人的重要通道。

长宁机场是太行抗日根据地修建的唯一一个现代化的军事交通设施。1944年邓小平着眼于为大反攻创造条件，便于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央沟通联系和为领导干部往返延安提供方便，决定在黎城县长宁村的开阔空地上修建一座简易机场。为早日建成机场，黎城县县长、区委书记积极动员长宁村及周边几个村庄的群众，协助部队修建机场。施工现场，红旗招展，战士们和群众一道，有的推小车，有的担箩头，有的牵牲口拉碾磙，干得热火朝天。全体施工人员以“挖山不止、填海不息”的精神，仅用一周时间，飞机场就基本成形了。

（三）动员民用运输力支援战争

抗战时期，驻太行根据地的军政机关达100多个，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辽县麻田，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区驻涉县赤岸，太行区党委、新华日报社等百余个机关驻涉县，武安县梁沟、涉县西达、黎城县黄崖洞等地都曾建过兵工厂，一二九师卫生部驻武安柏草坪，辽县桐峪是后方医院。因此，太行抗日根据地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区域，平时军队机动、物资前后运输以及军工生产、军民疏散、工厂搬迁转移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作，加之我方处于敌后农村，战争频繁，山多路少，没有进步的运输工具，民用运输力多为人力、畜力和简易的农用运输工具。为了更好的组织动员人力、畜力运输资源支援根据地抗战。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颁布的《军事支差条例》规定：“凡年龄在16岁以上，50岁以下之男子，及一对牙以上之驴、骡、马、牛(根据当地情形，不能驮载及驾驭之牛除外)，骆驼得参加战时服役任务。”[5]太行根据地人民在边区政府组织领导下，为了抗击日军积极负担起繁重的战勤运输，形成“有车出车，有力出力，人人有责”的抗战局面。

战勤运输包括伤病员护送、军需品运输以及根据地各地粮食之转运。其承担者主要是根据地的自卫军、少先队等人民武装和广大民众。前线战勤运输一般由自卫军和少先队员负担，其组织内部又另设交通队、看护队、担架队等，直接从事战地服务。根据地广大民众承担的战勤运输较之自卫军和少先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它包括部分前线运输和全部后方军、公粮草运输以及机关转移搬迁运输。民众运输一般是按照边区政府和军队后勤部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输，各县、区、村通过建立了抗勤委员会组织村运输队、区运输队和县运输队开赴前线。村队下分小组，每组10人、驮畜10头，组长选举产生。村队长、区队长由村、区干部兼任，县运输队长由县长指定专人负责。运输队员自备绳索驮具，自带粮秣。沿运输线设有临时运输站，一般25公里一站，负责组织转运和接待工作，沿途较大村镇设招待站，备有草料和房舍。工商管理部门的合作社则组织妇女、老人烧水做饭，照顾运输民工休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运输系统。

在交通和生产落后的情况下，根据地群众靠人背畜驮的方式不分昼夜、不怕牺牲，不计报酬，踊跃组织运输队伍为前线军队运送物资。据涉县1942年底统计，该县共动员16岁至50岁82674人，牲畜18677头，其中毛驴15870头、骡子730头、马80头、牛1988头、骆驼9头，成立自卫队、畜力队，负责派遣参加运输工作。林北县独立营、林县县大队等地方部队约有1780人积极配合正规军作战，[6]在战场上破坏铁路、公路，割电线，运粮食，抬担架，战绩辉煌。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满腔热情地自愿组织起来，采用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法，担负起全部战勤运输，与八路军前线战士并肩筑起了一道血肉长城。

（四）动员个体运输走向合作运输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地区成立的太行合作总社和山西第三专属成立的复兴成商店以及其他各自为政的贸易机构利用商人向敌占区输出农副土特产，购回日用必需品，解决军民的部分供应问题。这些经营运输业的商人被称为“脚户”，进行长途贩运，依靠运输获利，各自运营，力量分散，规模微小，运输工具陈旧，运费贵，导致各县区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某些物价悬殊很大，加之敌人的封锁统制，商人又从中盘剥，使根据地的经济受到很大损失。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国，军工和民营手工业生产都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根据地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加。单纯依靠脚户运销既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也不利于对敌经济斗争。

1941年冀太联办贸易总局为了进一步开展对敌占区的贸易，解决根据地军需民用的困难，倡导在各县的村政权下建立合作社，由合作社收购村民的山货、农副产品，组织牲畜驮运到阳邑、河南店、索堡等大集镇销售，购回食盐、布匹、杂货等生活必需品。[4]31在普及村合作社贸易的过程中，每个合作社周围逐渐团结一部分肩挑商人他们自愿结合，开始走向运输合作。合作运输能集中广大群众的畜力、财力、人力和物力直接参加大规模的运输工作，从而扩大根据地的运输力量，便于政府部门的组织管理，对根据地生产建设有极大帮助。1941年10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合作社条例》规定“运销合作社社员认购社股除现款外，可按其运销之种类以产品折价入股，红利按运销货物的多寡或所得运费的多寡按比例分配”，[7]使运输合作的发展有了遵循。边区政府以发放牲畜贷款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合作运输。

1942年太行地区灾情严重，加之日军加紧对根据地地封锁、扫荡，致使根据地人民生活陷入日常艰苦的困境。为了更好的组织灾民运输，以运输救灾，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动员各部队、机关和群众广开门路，生产自救，与工商管理总局会同一二九师生产部在涉县正式创办“太行运输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动员太行地区9万多灾民组成的灾民运输队与其他运输队一起，从价格低的地区运进粮食，再从东向西运布匹、棉花、食盐及其他日用品，赚取运输费渡过灾荒。同时，也使太行根据地物资贸易呈现空前发展的局面，实现掌握对敌经济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封锁的胜利。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运输动员，是太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战时运送粮食、弹药、缴获物品、抬运伤病员等方面增强八路军的战斗力，而且在沟通上下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鼓舞群众方面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改变了根据地交通落后的局面。

（一）军事上增强八路军的战斗力

民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根源，在生产力低下、交通条件落后的农村抗日根据地，战时交通运输动员中人力是动员的关键，也是实现战争运输力的根源。太行军区、军分区的自卫军、少先队等人民武装是正规军作战时后方战勤运输有力的依托，经常有计划地保证前线部队卫生救护及交通顺畅、兵站运输等工作之进行，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随时随地照顾正规军的后方勤务，使前线的八路军毫无顾虑地机动自由，消灭敌人，争取战争胜利。

军队后勤运输基本上依赖人力、畜力完成，这就需要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动员来保障后勤运输。党中央战时动员太行根据地人民组建战勤运输队，征用交通运输工具，输送战勤后备物资保障战争需要，解除八路军战士的后顾之忧。抗日战争中太行根据地的民工勇敢顽强表现突出，抬担架，运弹药，送军粮，一动员即上百上千副担架，随先头部队行动，任凭枪林弹雨，不管硝烟弥漫，民工们都无所谓畏惧，接连往后方转运伤员。辽县人民1940年动员6193人，毛驴4130头；
1941年动员4109人，毛驴3121头；
1942年动员4041人，驴2112头参加战勤运输，[8]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担负起抬担架、送伤员、送弹药、修工事、架桥筑路等战时勤务，用人背、肩挑、车拉、牲口驮等方式，把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送到前线。

在八路军总部发起的交通干线大破袭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民兵、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军分区的组织动员下，自愿准备干粮熟食、破路工具等，转运支前物资和战利品。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役的一、二阶段晋中地区动员2万民兵，群众7万余人，征调牲口4500头，参加破击、运输、抬担架、送情报等任务，同时将交通破袭战中拆除的铁路道轨抢运回来，用于军工生产。沁源动员2万民兵、民工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支前，参加“百团大战”，后又组织了2万多民工到漳源、沁县之间的白晋沿线，协助部队进行破袭。[9]83

在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的浪潮中，人民群众表现出的热情及做出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据太行武委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太行区直接随军参战者达455120人，参加破路、拆堡、运输等的人力，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据临城、赞皇、内邱、高邑四个县一次破路的统计，就有13000人参加。全太行区支前民工出工数多达91002480个，每个劳动力平均出工10天以上。[9]197“抗战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八年抗战中，太行根据地的人民革命力量在缺乏交通运输工具的条件下，支撑起八路军强大的后勤应援运输，使人民军队一心致力于前线作战，杀敌立功。

（二）经济上促进根据地运输业发展

交通运输动员中对私人商业运输的合作引导和管制，为根据地商业运输拓展了新的运输方式，改善农村地区运输落后的面貌，实现太行区山地与平原货物的流通，带动商业运输的发展，繁荣太行区农村经济，是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以后，边区政府加强对运输事业的组织工作，广泛建立以自然村为基础的运输合作社，成立驮脚、担脚运输队，鼓励个人的运输活动，把运输业与工农副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开展点滴输出，加速商品流通，恢复和繁荣边区经济，并在全边区推广运输合作社的办法。在合作运输政策的引导下，运输合作社社员、个体脚户纷纷走出家门从事长途运输。“清漳河两岸走动着的都是骡马群，挑八根绳的都是林（县）武（安）贫民”，人们编的顺口溜说明了当时运输事业在政府引导下发展的盛况。

边区政府工商管理总局在太行区各主要集镇和村庄的公营商店、群众兴办的运输合作社、联合社的相互配合下开辟了沟通太行区东西两侧物资交流的八条经济运输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太行区的运输线和销售点，较好地安排了太行区内部的物资交流。因此，太行区的商业运输开始逐渐繁荣起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农闲期间加入运输组织。据1944年上半年统计，棉上县群众运输收入达265000元；
沁县运输收入达百余万元；
士敏县的运输队共168个，成员2740人，最大的一次运输，共组织4000余人，该县四区运输收入达170632元，五区达576900元。[10]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繁荣了农村经济，使根据地村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三）思想上提高军民的抗战信心

为适应战争需要，太行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紧跟全国胜利形势，统一建立战时交通，在传递情报，沟通上下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鼓舞群众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冲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条特殊的思想战线。太行根据地的敌后交通工作在“发行是空气”“交通是神经、命脉、血管”等口号的鼓舞下，实现交通、通信、报刊发行的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多条秘密的环线（通往各战略区的主干线），八条大干线（区内各专署、办事处的交通线），无数条支线（环线和干线未到达的县与环线、干线相连接的线），和乡邮线（具到区村的交通线）贯穿到全区，保持了各地区不断的联系，担任起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各种公文信件的转递，传播了大批文化食粮，沟通了社会关系，促进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开展。

通过这些敌后交通组织，交通员马不停蹄地辗转于各交通站之间，投递文件，日行百余里，昼夜兼程。支前民工、党、政、军、民的公私函件，书报刊物，宣传品源源不断从后方送到前方及时分发到部队；
前方部队印刷的传单、捷报、战报、布告、报纸、宣传品等也及时地传送到后方和各友邻部队。如党中央和太行区党委的重要文件《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同志的《反对党内不良倾向》和《联共党史》《战斗》等都是经过各地交通站的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分发到地县党组织的，[11]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各地。经过各级交通组织传递到人民群众手中的党报、党刊宣传了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讴歌了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业绩，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和罪行，批判了不同时期的有害倾向和错误思想，起到了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共同瓦解敌人的作用。有群众说“三天不见报，啥也不知道，天天能看报，心明能开窍”。由此可见，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根据地，敌后交通确保了党报、党刊作为主流媒体在根据地的传播渠道的畅通，保证了新闻舆论和主流意识传播的安全，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群众消灭日军的决心和信心。

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运输动员是人民交通克服战争时期的艰难险阻，适应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而胜利展开的，扭转了敌后农村抗日根据地运输力落后的局面，探索出一条有效整合乡村群众运输力支援战争的科学道路，充分展示了战时交通运输动员与军事战斗力、经济发展和战时通信联络的密切关系。当前，面对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新变化，对传统的交通运输动员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以史为鉴，防患未然，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更高的起点上谋划交通运输动员建设，推进国防交通运输动员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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