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考察

曾 荣 王 毅 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救亡的现实需要，将工作重心转向揭露侵华日军残暴行径，以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来，旨在推动形成中国民众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局面。而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话构建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话语主题、表达话语内容、传播话语观念等方式，不断增强党的影响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构建，逐步形成通过统一战线话语的构建来掌握抗战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1]1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和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刻阐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为历史背景，综合运用各类档案文献，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转“危”为“机”(将生死存亡的挑战转化为革命的新契机)的历史过程，旨在探索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的实践路径与基本经验，为构建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借鉴和学术支撑。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历史条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1935年日本侵略军制造“华北事变”，企图侵占中国华北广大地区。面对外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却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且迫于日方压力，先后与其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和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日本，导致中国华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年8月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会议对当时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所面临任务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应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估计，“正确的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这是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权”的掌握。[2]540显然，中国共产党基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权”重要基础的考虑，认为只有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提出符合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的话语主题，进而掌握抗战话语权，才能真正建立和巩固抗战领导地位。

为发动各界民众共同抗日，逐步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反蒋”，而总的策略是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指示信还就统一战线的形式、条件、领导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宜采取“上下层统一并用”的形式，即“在上层统一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
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尽管文中所述是一个原则性的工作要求，但各地党员干部在执行“反蒋”或“讨蒋”方针之时已经认识到，“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他们一面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的走狗”，具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愿望，尤其是“国民党在朝在野的派别或政党，他们或因不满蒋贼之独裁而共谋倒蒋运动，或因对日本侵略不满，而愿参加反日工作”，这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2]568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始于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共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策略和任务。[3]498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革命“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因此党的总体策略和路线是组织和发动“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促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进而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会不仅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还将其与党的领导权建设问题进行有效结合，强调“争取党的领导权”，就取得了“革命领导权”。而在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宗旨，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进而夺取对统一战线乃至中国抗战的领导权。[2]59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提出，及其与党的领导权建设的有效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与抗战领导权建设的内在统一性。基于这一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革命形势和话语环境，采取“上下层统一并用”的工作方式，推动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旨在掌握抗战话语领导权。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向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致函，呼吁“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2]21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引导，东北军一些官兵逐渐产生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就依靠于我们的争取工作”，其目标是构建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并且强调“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下层的统一战线”的构建是工作重点，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4]157这一指导原则的制定，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展现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为探索形成以文化社团为话语传播载体的话语权构建路径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与话语传播载体的构建

以文化社团为话语传播载体推动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项重要举措。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陕北苏区文化社团承担起团结和发动各界群众共同抗日的重任。而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原则与指导意见出台后，人民抗日剧社率先开展了针对东北军的文艺统战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抗日剧社此举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意见有着直接关联。据曾在剧社工作的张季夫回忆称，剧社全体成员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当时，周恩来对剧社成员们说：人民抗日剧社是为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抗日而“搞文艺宣传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他强调，“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迅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已经提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要把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做好”，因为东北军表现出抗日的高度热情，并对党的政治主张“表现了极高的政治热情”，所以是“开展统战工作的直接对象。”[5]440

(二)人民抗日剧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初步传播

根据周恩来指示和要求，人民抗日剧社立即奔赴东北军驻地安寨区杨家沟，并随即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一是张贴宣传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语，二是通过与东北军私下接触传递共同抗日主张，三是举办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演出。[6]207应当指出的是，在人民抗日剧社开展的诸项工作中，举办以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题的演出活动，成效最为显著。人民抗日剧社以戏剧、歌舞、活报剧等形式，于1936年7、8月每两天进行一场演出，共演出10场。[7]195上演的节目内容丰富，包括《亡国恨》《义勇军进行曲》《打倒日本狗强盗》《松花江上》《活捉汉奸》《扩大抗日军》《统一战线舞》《抗日舞》等。

由于驻守安塞区的东北军官兵大多来自沦陷的东北三省，他们的家乡惨遭日军侵略，如今被迫背井离乡，因此要求抗日的愿望非常迫切。根据这一情况，结合宣传和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现实需要，人民抗日剧社首先选取《亡国恨》这一剧本作为演出内容。《亡国恨》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抗日”题材的歌剧，内容描写东北沦陷后民众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8]当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在《亡国恨》一剧中看到日本侵略军“蹂躏东北，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抢夺我国资源的滔天罪行后，有的人泣不成声；
有的人激动得站起来接连高喊：‘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这时，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就趁热打铁，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友军一致抗日’等口号。”顿时，演出现场形成“台上演抗日戏，台下呼抗日口号的动人场面”，有力推动了抗日思想的宣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9]207

1936年10月，人民抗日剧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赴吴起镇、定边、盐池、河连湾、三断地一带进行巡回演出，表演了《抓汉奸》《除恶霸》《复仇》等反映苏区民众团结一致、支持抗战的新剧。在盐池，“由于这里长期受官僚、地主老财的欺负，穷苦人民对革命文艺感到十分新鲜，每次演出都人山人海。许多贫雇农看了演出后默默流下了热泪”，而通过抗战文艺的宣传，抗战话语进一步向基层群众延伸，使得广大群众“激发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深厚阶级感情”，演出达到了预期效果。[10]443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盐池成立了人民剧社分社，并通过招募青年演员，排练“劳动舞”“大联合舞”及活报剧节目，进一步发挥文艺统战的重要作用。[11]

(三)文化社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广泛传播

人民抗日剧社富有成效地开展文艺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社团表达抗战话语，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一个缩影。当时新成立的鲁迅剧社、铁拳剧团(又称“战号剧团”)等均通过戏剧节目宣传抗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有力促进了党的文艺统战工作的发展。随着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持续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步入“新的阶段”。一方面，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转向抗战战线”；
另一方面，国民党部队官兵支持抗日的声音不断高涨，尤其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抗战的要求和愿望颇为强烈，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

基于对上述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于1936年9月17日做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强调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但是抗战话语权的掌握，必须建立在“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之上。换言之，应当针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每一个阶级与阶层”，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统战策略。[12]93中共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仅为在实践中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提供了重要遵循，而且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的实践逻辑。

(一)抗战话语权问题的提出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如何取得抗战领导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文化社团传播统一战线话语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着力创建一个全国性文化团体，旨在充分发挥文化界人士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从而通过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来掌握中国抗战话语权。

早在中国文艺协会发起筹备之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就阐述了这一机构对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称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13]而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深刻指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强调文协的重要任务是“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要发动全国广大文艺界人士“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14]461张闻天在会议讲话中，就如何“以文艺的方法具体的表现去影响推动全国人民促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作了专题阐述，认为在当前“停止内容，一致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中”，中国文艺协会要积极联络和广泛发动全国文艺界人士团结抗战，尤其是要用“具体的表现去影响推动全国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有文艺兴趣的人们，促成巩固统一战线”。[15]196

从上述讲话内容来看，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大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其中，与会者关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法与实践路径的讨论，初步奠定了文协的工作宗旨与方向。1936年11月30日，文协机关报《红中副刊》正式创刊。创刊号对文协成立的情况做了详细报道，并呼吁文协全体成员“在现时全国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休，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16]而在创刊号两个版面的内容中，有关“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语句比比皆是，“抗日战线”“统一战线”“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句亦出现十余次，这无疑进一步凸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主题。

(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权的构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和推动文化社团开展“下层的”文艺统战工作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刘鼎、张金吾等人也在西安等地向国民党高层或部队将领做“上层的”政治统战工作。尤其是毛泽东，自1936年初分别向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或军队将领致函，表达团结抗战的诚意和决心，并通过信件向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教育界、新闻界或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推动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以及统战话语体系的构建。[17]55

据统计，短短数月间，毛泽东向各方发出的有关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件多达31封，信件内容均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问题，这种“上层的”统战工作无疑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需要补充的是，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还分别向韩复渠、张自忠、刘汝明致函，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18]570而在9月22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这一事实，强调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具有首创意义，并称将有利于推动中国抗战话语权的构建。[17]57

(三)统战话语对外传播与中共抗战话语权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来形成抗战话语权，为此不仅倡导“上下层统一并用”的工作方式，而且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对外传播。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访的契机，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未来走向问题。当埃德加·斯诺问及中国抗日战争到底要打多久时，毛泽东指出：“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那么抗战很快就能胜利结束。9月23日，埃德加·斯诺再度访问毛泽东。此访使埃德加·斯诺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已逐步构建“实践中的统一战线”，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日益变成了一支政治宣传部”。[19]79

随着埃德加·斯诺在英美报刊一系列通讯报道的发表，以及《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不断再版发行，包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内的抗战话语得到了广泛传播。1938年1月24日，埃德加·斯诺为《西行漫记》撰写序言时指出，“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当这一本书的大部分写着的时候，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们还认为非常遥远。”[20]12可以说，埃德加·斯诺的所见所闻所感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已经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广泛传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上联络与文化社团对下发动工作的深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逐渐成为各界共识，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来掌握中国抗战话语权的实践路径，由此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而且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以文化社团为话语传播载体的实践方法，创造了构建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这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路线、方针与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为当前我国构建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宝贵经验。

(一)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统战话语体系的根本宗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根本宗旨。面对日军侵华所造成的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构建的实践中，将其与“党的领导权”构建问题进行有效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领导和推动各界民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力促进了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具体实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工作宗旨，并且将其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项根本原则，从而为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以及赢得抗战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也是人民至上价值观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1]39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构建工作，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唯一考量、一切为了人民，自始至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二)整合话语传播载体是构建统战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文化社团为话语传播载体，逐步形成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创新路径。文化社团的创建，渊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根本宗旨，其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阐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构建历程也由此开启，话语方式的创新、话语内涵的扩展、话语能力的提升即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表征。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关键。各文化社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将工作重心转向揭露侵华日军残暴行径，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旨在推动形成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局面，并通过提出抗战话语主题、表达抗战话语内容、传播抗战话语观念来不断扩大话语的影响力。尤其是人民抗日剧社、抗战剧团等直接以抗战命名的文化团体，有力推动了文化社团在抗战宣传和统一战线构建方面功能的发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构建路径与方式的创新。

话语传播载体的有效整合，为构建统战话语体系开辟了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实践发展要求，不断创新话语传播方式、丰富话语基本内涵、明确话语构建目标，形成了新时代统战话语体系的鲜明特色。针对当前新兴话语载体运用不够、统战话语传播效度有待提高的现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实践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演进的趋势，进一步整合话语传播载体、拓展话语传播阵地，促进多元化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有效合作，实现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有效构建。

(三)创新话语内容是构建统战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话语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团结和发动最广大的力量共同抗日成为一项迫切需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中共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正式提出。在中共中央“上下层统一并用”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以及对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转化，从而创造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尤其是人民抗日剧社对东北军官兵开展的“文艺统战”工作，充分发挥了这一话语优势，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的表达和传播，而且促进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与“党的领导权”建设的有效结合。随着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以及抗战话语的逐步建构，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初步掌握了抗战话语的领导权，这为其后开展国共合作以及有效应对全面抗战爆发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进入新时代，创新话语内容仍然是提升统战话语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阐述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方法、政策，提出了“大统战”“同心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新型统战话语，丰富了统一战线话语内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新时代统战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不断创新话语内容，增强话语传播的感召力和穿透力，将统战话语内容优势转化为引导舆论的话语效能，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构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历史逻辑，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构建来掌握中国抗战话语权的实践路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2]11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导。综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构建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话语权构建的紧迫性、复杂性、长期性，与话语表达方式的创造性、通俗性、多样性，话语传播路径的群众性、曲折性、创新性，话语内涵建构的广泛性、丰富性、发展性，话语效果彰显的时代性、逻辑性、规律性之间，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场景，总结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实践路径与基本经验，将为构建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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