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来自安徽省寿县的实证分析

蔡 俊，宋小杰，蔡尚乐，方 林，项锦雯

（1.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2.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海南 海口 570028；
3.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推进农地整理是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部署，十余年来成效卓著，至“十三五”期末，全国已建成0.53亿hm2的高标准基本农田[1]，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继续通过农地整理项目建设更高目标高标准基本农田。然而，各地政府对农地整理项目的后期管护尚不够重视，“重建、轻管”现象普遍，以致后期管护矛盾凸显：田块权属调整纠纷、截水抢水、管护资金收缴与使用纠纷等冲突频有发生，田间道路塌陷与排灌设施老化得不到及时维修、林网损毁等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后期管护不当和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了农地整理项目的长效利用。有研究表明72.4%的农户愿意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后期管护，但实际行为响应农户仅占48.8%[1]，意愿与行为呈现悖离。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是动机不足，还是缺乏必要的机会和能力？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探寻农户后期管护行动迟缓于意愿的症结所在，强化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和农地的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梳理后期管护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诸多文献，归纳其一般性显著影响因素涵盖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比等农户禀赋异质性因素[2-4]，耕地规模、田间道路、灌排设施等生产条件异质性因素[5-7]，以及非正式规范与正式规范因素[8-10]等。由于大多数相关文献将农户后期管护的意愿与行为视作“同一阶段”决策过程，因此，比较归纳后期管护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众多文献，其涵盖的一般性显著因素与影响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1-13]。随着农户参与后期管护实践工作的持续推进，管护模式选择、管护资金支付意愿、不同区域、不同生计‍与社会资本背景下农户管护参与度差异等难点问题不断凸现，农户参与意愿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也相应聚焦于这些针对性问题。李金玉等[14]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交易频率3个方面影响因素分析农民联户管护模式绩效优于村委会管护模式。文高辉等[15]实证了农户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对单位支付意愿额度有显著影响。陈智鑫等[16]比较分析岗前平原区与丘陵区农地整治项目中的农户全过程有效参与度影响因素差异, 验证了农户能力、机会与动力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王歌等[17]从5个类型生计‍资本角度揭示影响农户全过程有效参与度因素的多重并发机理和因果复杂机制。杨昭熙等[18]考察了4个方面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户全过程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行为的影响。也有文献将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视作“两阶段”决策过程，蔡俊等[1]与赵微等[19]指出不是所有意愿都转化为行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与Logistic模型揭示意愿转化为行为的路径与机理影响因素，证实了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客观存在。

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与积累，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现有研究通常将意愿或行为单独分析，既有的将意愿与行为作为“两阶段”决策过程的少许研究成果，也只是强调意愿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路径与机理[1,19]，遗漏了意愿没有转化为行为（即悖离）的显著因素分析，从而难以揭示导致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集体行动失败的原因；
（2）现有研究对意愿或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及关联关系分析尚显不足，厘清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关键因素、因素间层次关系与关联关系，有利于指导制订促进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一致的针对性对策。因此，本文尝试将意愿与行为联系起来，采用“动机—机会—能力”理论分析框架，探究导致两者悖离的显著影响因素，利用解释结构模型识别关键显著因素及因素间层次关系，依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诠释因素间关联关系与有效治理结构形式，以期为完善农地整理项目长效利用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动机（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能力（Ability） ”（MOA）理论分析框架源自于个体对信息接收行为的研究，核心观点认为个体的动机、机会与能力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共同作用推动了特定行为的发生[20]，大量学者扩展MOA理论并应用于农业技术采纳、消费者购买行为与生活垃圾处理意愿与行为等领域，证实了MOA理论对主体行为的预见性与稳定性[21-24]。农户有意愿是推进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集体行动的前提，受制于内外部影响因素，不是所有的意愿都转化为行动，借助MOA理论分析框架，从动机、机会和能力3个维度考察导致悖离的内外部因素，有利于厘清动机、机会和能力驱动力效应差异，分类别揭示悖离的主体内在动因、外在条件与主体能力范畴的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提供针对性对策建议，从而有效激励农户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即意愿与行为的一致。

2.1 动机维度

动机，是引发个体意愿向行为转化的内在原因和直接动力，激励与社会规范一并作为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直接变量，使个体的心理“缺失”（有意愿）从静止状态转向活动状态（即“是否想做”）[21-22]。在后期管护过程中，“理性经济人”农户基于评估并比较预期效益形成意愿向行为转化的动机激励，同时，对来自相关利益主体的外界主张（社会规范）的信任，农户后期管护心理“缺失”从静止状态转向活动状态。由此，将产生动机的因素划分为主体预期效益与外界主张两方面。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主体预期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管护田块、灌排设施、田间道与生产路等农田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农户农业增收（X1），灌排保证率（X2）提升以节省务农时间与资金成本，田间道路通畅度（X3）改善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便捷度等；
良好的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使得农户抛荒弃耕意愿降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X4）的社会效应得以彰显；
通过提高田间林网密度（X5）可以提升农田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同时美丽乡村环境效应凸显。

农地整理项目的后期管护这项集体行动中，来自相关利益主体的外界主张也是个体意愿向行为转化决策的动机来源，政府部门倡导（X6）与村委会主张（X7）代表了“正式权威”，该“正式权威”是农户意愿与行为决策的官方动机来源；
政府协助成立的“用水协会+农户”或者“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政府”等专业合作组织是当前代理农户参与后期管护主要途径，拥有成功管护检验的专业合作组织主张（X8）是农户意愿与向行为转化决策的“示范信任”；
同时，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张（X9）也会对其意愿向行为转化决策产生“羊群效应”。

理论上，农户对预期效益与外界主张越认同，则其意愿向行为转化越积极，意愿与行为悖离发生的概率降低。

2.2 机会维度

机会，表示抑制或推动个体意愿向行为转化所依赖的情境或环境条件（即“是否允许做”），机会的存在使得具备动机和能力的个体拥有了达成其目标的客观条件，组织行为学认为影响个体行为的情境与个体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条件2个方面因素能够促动或者阻碍意愿向行为转化[21-22]。农地整理项目的后期管护是政府组织下的农户供给准公共产品的过程，资金投入大、工程内容多且专业性强、涉及农地规模大与管护期长等，农户完全能感知到后期管护推进的技术、资金与时间成本压力情境，公共物品供给理论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支持措施才能增强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信心，保障管护行为有效发生[1]。因此，农户后期管护机会条件因素来自影响其自身情境与政策条件2个方面。农户自身情境条件源于政府多项措施支持下，降低农户自身能够承受的管护出资额（X10）及占用时间成本（X11），农户压力情境越小，其意愿向行为转化越积极，反之，其意愿与行为悖离。在农地整理项目的后期管护中，政策条件主要源于政府的多项支持措施：政府整合各级支农与专项资金，通过提升财政补贴标准（X12）（实践上财政补贴直接支付给专业合作组织）缓解农户管护直接成本；
提供后期管护技术培训（X13）、构建“用水协会+农户”或者“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政府”等专业合作组织（X14）、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X15）可以为农户参与管护提供技术保障、参与平台与制度保障。同时，政府通过招商或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X16）经营农地，从而帮助有意愿无时间的外地务工农户间接地实现后期管护。因此，政府支持措施力度越大，农户意愿向行为转化越积极，反之，其意愿与行为悖离。

2.3 能力维度

能力，表示个体行动的潜力，包括个体在自我知识、技能等方面表现出的自信（即“是否能做”），直接影响个体完成活动（行为）质量和数量水平的内在可能性，个体的能力决定于其身体、知识和技能等禀赋条件[20-22]。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后期管护意愿向行为转化决策过程中，农户年龄（X17）、受教育程度（X18）与非农业收入比例（X19）等禀赋条件各异，直接影响农户对完成后期管护任务的可能性的认知。农户年龄越大，外出务工机会降低，农业依赖度提升，参与后期管护的意愿向行为转化积极性越高，意愿与行为一致；
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机会更多，非农业收入比提升，农业依赖程度下降，虽然其感知到后期管护带来的积极效益，但是，由于外出务工时间冲突，难以付诸行动，意愿与行为往往悖离。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调查区域选择安徽省5个国家级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之一的寿县，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2021年1—2月春节前的问卷调研与资料查询，访谈方式采用面对面问卷为主，电话为辅。后期管护受农地流转规模影响最为强烈，为保障样本覆盖面及代表性，选择农地流转规模基本接近的4个镇16个农地整理项目区，分布为炎刘镇3个项目（涉及7个村）、双庙集镇5个项目（涉及10个村）、安丰塘镇3个项目（涉及6个村）、堰口镇5个项目（涉及11个村），农地流转率平均为41%。从这34个村中，每村随机访谈10～15户农户，发放480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52份。

农户有意愿是推进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集体行动的前提，受制于内外部影响因素，不是所有的意愿都转化为行动，考察导致农户有意愿无行为的悖离内外部因素，指导完善后期管护对策，能有效激励农户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即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无意愿无行为也是一致情况，这种一致情况是集体行动失败，与本文所指一致结果完全相反；
无意愿有行为也是悖离情况，这一悖离情况出现源于农户主观意愿消极，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代理其后期管护，农户“被愿意”，这一无意愿有行为悖离的发生原因恰恰是本研究探究的悖离治理对策，这两种情况的前提是农户无意愿，其内外部作用因素与本文完全不同，因此，剔除无意愿无行为样本25份，无意愿有行为样本93份。故本文只考察有意愿无行为138户及有意愿有行为196户，共334户样本情况（表1）。

表1 受访样本户的描述性统计Tab.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ed samples

3.2 研究方法

3.2.1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文中的被解释变量Yi是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取值由意愿和行为两部分取值之差的绝对值构成。如果意愿与行为一致，则二者取值之差为 0，表示未悖离，如果意愿与行为不一致，则二者取值之差的绝对值为1，表示悖离，因此，本文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见式（1）。

式（1）中：Yi代表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值；
P代表悖离的概率；
Xi（i= 1，2，…，n）被定义为可能影响悖离的因素；
Yi是变量Xi（i= 1，2，…，n）的线性组合；
βi（i= 1，2，…，n）为第i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i为正，表示第i个因素对悖离有正向影响，βi为负，表示第i个因素对悖离有负向影响；
β0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

3.2.2 解释结构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the Interpretation Structure Model,ISM） 能识别系统关键因素及层次关系，借助其区分影响农户后期管护意愿和行为悖离关键因素及层次关系，从而在完善后期管护对策时有所侧重，对解决农田基础设施准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意义重大。提取出悖离影响显著因素，根据式（2），分析因素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得到邻接矩阵R；
依据式（3）确定的可达矩阵条件，借助 Matlab 7.0得到可达矩阵M；
依据式（4）确定每层级所涵因素，得到排序可达矩阵B，有向边连接每层级；
绘制层级结构图。

式（2）中：Si被定义为影响悖离的显著因素，Si（i= 1，2，…，n）与Sj（j= 1，2，…，k）分别表示邻接矩阵R的纵向与横向悖离显著因素构成系列；
rij表示邻接矩阵R内的两两悖离显著因素影响结果。式（3）中：R为邻接矩阵；
I为单位矩阵，仅对角线为1，其他为0；
λ为要素的连接路径数；
M是邻接矩阵R的可达矩阵。式（4）中：排序可达矩阵B中，P（Si）表示因素Si可达集合，Q（Si）表示Si的先行集合，P（Si）∩Q（Si）表示二者交集。获得最高层因素S1后，从可达矩阵M中删除S1得到矩阵M1，对M1通过式（4）得到第二层因素S2，同理，对矩阵M1删除S2后，通过式（4）得到第三层因素S3，以此类推，最后使用有向边连接各层因素，构成悖离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

3.3 指标选取与赋值

依据前文的MOA理论分析，从动机、机会和能力3个维度设置变量，构建指标体系。统一采用 Likert 5级量表的形式，以1、2、3、4、5对各问卷题项进行赋值，请受访农户逐条进行评判。变量与统计‍性描述见表2。

表2 计量模型的自变量与统计性描述Tab.2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conometric model

4.1 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先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均分布在1附近，即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利用统计‍软件SPSS 20.0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2loglikelihood等参数结果表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回归结果可信。结果见表3。

（1）动机维度。农业增收（X1）、灌排保证率（X2）与田间道路通畅度（X3）通过P＜0.05显著性检验，负向作用于悖离，表明农户越认同预期效益，越愿意参与到后期管护工作，意愿与行为也表现得更为一致。粮食安全（X4）与田间林网密度（X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自利性”是农户根深蒂固的小农思维，认为保障粮食安全是政府的事情；
农户认为过高的田间林网密度将会与农作物“争营养”，从而轻视田间林网工程建设。专业合作组织主张（X8）通过P＜0.05显著性检验，对悖离呈现负向作用关系。专业合作组织是当前代理农户参与后期管护主要有效途径，具备成功管护检验的专业合作组织主张发挥“信任示范”作用显著。政府部门行动倡导（X6）、村委会意见（X7）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张（X9）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化推进，农村社会结构嬗变，原有的农村社会资本影响发生变化，农户集体行动价值观呈现分异。动机维度中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总体上作用不强，表明农业收益比较劣势影响了农户后期管护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积极程度。

（2）机会维度。出资额（X10）及占用时间成本（X11）通过P＜0.01显著性检验，对悖离呈现正向作用关系，表明农户出资额与占用时间成本越大，其意愿与行为悖离，究其原因，农户外出务工与农业收益比较劣势等是主要原因。财政补贴标准（X12）、构建专业合作组织（X14）、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X15）与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X16）通过P＜0.01或P＜0.05显著性检验，对悖离呈现负向作用关系，即政府支持措施越强，意愿与行为也表现得更为一致，表明政府支持措施能有效帮助农户跨越横亘在其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的沟壑。提供后期管护技术培训（X1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访谈原因，世代耕种土地的农户对自身管护技术自信心使然。机会维度中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总体上作用强烈，反映了政府在组织农户后期管护集体行动的作用不可忽视。

（3）能力维度。农户年龄（X17）通过P＜0.05的显著性检验，负向作用于悖离，受教育程度（X18）与非农业收入比例（X19）通过P＜0.01的显著性检验，对悖离呈现正向作用关系，实证检验与理论预期一致。能力维度中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总体上作用最弱，可能的解释：农户对政府组织公共物品供给的路径依赖，同时农业收益比较劣势也影响了农户后期管护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积极程度。

4.2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文中通过改变变量赋值法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由于农户实际经济状况不同，其针对合理出资额的支付意愿程度必然分异，将出资额（X10）变量（具体测量题项是：非常接受合理出资额=1；
接受合理出资额=2；
不确定=3；
不接受合理出资额=4；
非常不接受合理出资额=5）改为家庭实际愿意出资额（X10-1）变量（模型二中直接输入家庭实际愿意出资额的倒数），再次运行Logistic模型，改变变量赋值法后估计‍结果（表3）与全样本一致，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得以验证。

表3 自变量与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Tab.3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Logistic model

为了解决农户“动机—机会—能力”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影响因素与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之间遗漏变量引起可能内生性的问题，通常采取增加控制变量或工具变量验证方法，文中借鉴吕雪枫等[23]增加控制变量的验证方法。前文理论分析与调查结果表明，专业合作组织及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经营农地（107户样本），从而，帮助有意愿无时间的外地务工农户间接地实现后期管护，实现意愿与行为的一致，但流转给其他农户（35户）及未流转农户（192户）情况不同，意愿与行为一致的有89户，悖离有138户。由于农户生计‍资本、农田区位与面积等个人与自然禀赋不同，其农地流转的态度显著异化，因此，增加控制变量是否流转（Φ）（未流转=0；
流转=1）检验模型，再次运行模型，结果如表3中模型三显示，虽然各变量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但显著性变量的方向没有变化，因此，模型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得到验证。

4.3 不同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分析

提取出对农户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显著的13个因素，分别为：农业增收（S1）、灌排保证率（S2）、田间道路通畅度（S3）、专业合作组织主张（S4）、出资额（S5）、占用时间成本（S6）、财政补贴标准（S7）、构建专业合作组织（S8）、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S9）、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S10）、农户年龄（S11）、受教育程度（S12）与非农业收入比例（S13），S0表示悖离。根据式（2），分析因素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得到14阶邻接矩阵R；
依据式（3）确定的可达矩阵条件，借助Matlab 7.0得到14阶可达矩阵M；
依据式（4）确定每层级所涵因素，得到排序可达矩阵B，有向边连接每层级；
绘制层级结构图（图1）。

图1 矩阵R、M与BFig.1 Matrix of R、M and B

ISM识别结果（图2）表明，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属于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
农业增收、灌排保证率、田间道路通畅度、专业合作组织主张、出资额、占用时间成本、财政补贴标准、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属于中层间接因素；
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与非农业收入比例等自身禀赋条件是深层根源因素。

图2 各影响因素的关联与层级结构Fig.2 Association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4.4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进一步诠释

已有文献认为个体意愿向行为转化受到其动机、机会和能力等影响[22-24]，从而导致两者悖离，这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但具体到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三个不同层次显著因素关联关系仍需进一步诠释与延伸。农田基础设施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过程就是管护及供给农田基础设施这一准公共物品的过程，即在政府支持下，农户集体行动合作供给准公共物品的过程。奥尔森准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理论重点强调了主体禀赋异质性是影响集体行动深层次原因、“小组织”更能实现有效治理与“社会压力与激励”在“小组织”中作用绩效更高3个方面内容：（1）认为主体禀赋异质性影响集体行动表现为“倒U”特征，禀赋异质性超过阈值后将出现“退出选择”；
（2）当地社群、专业合作组织、第三方代理等“小组织”能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实现有效治理；
（3）“小组织”成员少，成员间面对面接触，“社会压力与激励”在“小组织”中作用绩效更高[25-26]。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正是从深层次原因、治理形式与治理对策（激励措施）3个角度分别对ISM实证的3个层次显著因素关联关系的进一步诠释与延伸。

依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主体禀赋异质性是影响集体行动深层次原因。文中所提到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因素，之所以导致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其深层次原因是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与非农业收入比例等主体禀赋异质性使然，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诠释了ISM实证结果，具体来讲：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加快，一方面，农户“恋土重农”生存情结消解，“农本商末”向“农辅工商”的兼业取向泛化[27]。农业预期收益比较劣势凸显，农民外出务工优于“以农为业”，其外出务工与参与后期管护出现时间冲突，加之国家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战略的推进，农户集体行动出现“退出选择”，意愿与行为呈现悖离；
另一方面，农户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分异，个体利益取向多元化，集体行动价值观出现分化，意愿与行为悖离，大规模集体行动更难实现，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农田基础设施后期管护的搭便车、只用不管等“公地悲剧”现象滋生。

ISM实证结果表明：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是导致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
农业增收等8个方面是中层间接因素，奥尔森“小组织”理论进一步从治理形式与治理对策（激励措施）角度诠释了这一表层直接与中层间接显著因素的关系。具体来讲：一方面，集体行动价值观出现分化导致大规模集体行动更难实现，在农户自愿前提下加入的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等“小组织”，这能更好地增进农户共同利益，实现有效治理。实践上，针对有意愿，但外出务工与后期管护时间冲突农户，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是当前代理农户参与后期管护的有效途径，实地调查有意愿有行为196户样本中，其中142户（占比72.4%）流转入农业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另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等“小组织”成员少，成员间面对面接触，农业增收、农田生产条件改善等动机因素成员间一致，“选择性激励”对象范围具体明确，占用时间成本、出资额、后期管护制度体系、财政补贴等“社会压力与激励”机会因素在“小组织”中解决途径更易达成一致、作用绩效更高。

综上，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诠释了ISM实证的三个层次显著因素的关联关系：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表层直接因素是直接促成意愿与行为一致的治理结构形式——“小组织”，农业增收等中层间接影响因素是以一定治理结构形式为依托的具体治理对策（激励措施与绩效），同时，农户主体禀赋异质性从深层根源上影响了治理结构形式与具体治理对策（激励措施）的绩效，这一关联关系论证结论对启发促进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一致的治理对策意义重大。由于影响集体行动深层次原因的农户主体禀赋特性在短时期内难以有效提升，因此，在国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政府招商或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流转规模经营农地、构建“用水协会+农户”或“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政府”等专业合作组织平台，促进农户参与后期管护行为的有效性，实现国家、集体、社会资本与农户利益目标的一致，这才是帮助农户跨越横亘在其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沟壑的有效治理结构形式。

本文以国家级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安徽省寿县334户农户为调查样本，基于MOA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农户3个维度13个因素是主要显著因素，能力维度的显著因素总体影响最弱，机会维度的显著因素总体影响最强。（2）采用ISM揭示13个显著影响因素的关键因素与因素间层次结构，识别出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是导致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
农业增收、灌排保证率、田间道路通畅度、专业合作组织主张、出资额、占用时间成本、财政补贴标准、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属于中层间接因素；
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与非农业收入比例等自身禀赋条件是深层根源因素。（3）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诠释了农户禀赋异质性是影响后期管护集体行动深层次原因，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流转表层直接因素是直接促成集体行动的治理结构形式，农业增收等中层间接影响因素是以一定治理结构形式为依托的具体激励措施与绩效，农户主体禀赋异质性从深层根源上影响了治理结构形式与具体激励措施的绩效。

基于研究结论，为完善农地整理项目长效利用机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发展乡村非农产业，增加农户就地非农就业机会与非农收入比例，提升农户能力与机会维度驱动力效应。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展乡村非农产业可以实现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提高农户非农业收入、缓解出资管护压力、解决外出务工与后期管护时间冲突，农户参与后期管护的能力与机会维度驱动力效应获得增强。（2）提高政府在后期管护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增强农户动机与机会维度驱动力效应。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是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一致的中层间接因素，因此，政府通过加大“建管并重”重要性宣传、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完善后期管护制度体系等措施，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管护，激励并规范农户管护行为。（3）推进农地流转，扩大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代理后期管护的农地规模，增强农户机会维度驱动力效应。农业预期收益比较劣势客观存在，农民外出务工优于“以农为业”，其外出务工与参与后期管护出现时间冲突，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诠释了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等“小组织”更能实现后期管护的集体行动，实现国家、集体、社会资本与农户利益目标的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
在平原与丘陵等不同地形地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位等经济环境条件分异村庄，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流转农地规模与种植模式、政府支持力度等客观环境情景（机会）分异显著，农户后期管护动机、机会和能力三者之间相互关联，这将导致不同地形地貌与经济环境条件区域农户动机、能力维度影响因素分异[1,9]；
不同代际农户自身禀赋能力异质性显著，这也导致不同代际农户动机、机会维度影响因素分异。本文实证区域的寿县4个典型镇属丘陵地貌特征，本文没有开展不同地形地貌区域、不同经济环境条件区域、不同代际农户对比研究，这是不足之处。因此，将本文框架应用于不同地形地貌区域、经济环境条件区域与不同代际农户时，所得意愿和行为悖离因素及关系层次的研究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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