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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剧场与地图映射——论《麦克白》的权力建构策略

发布时间:2023-06-20 12:30:19 浏览数:

郭方云 和平

(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解剖隐喻与文学地图的结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阐释效应?莎翁的经典名剧《麦克白》(TheTragedyofMacbeth, 1606)给出了回答——在展现麦克白力斩苏格兰叛将麦克唐华德的剧情时,军曹实施了开膛破肚的言语行为①莎士比亚:《麦克白》,收入《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幕第2场,第196页。后文的莎剧引文皆出自该译本,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麦克白》的幕、场和引文页码,其他剧目则在此基础之上添加卷数,不再另注。。

在此军曹采取了偏离文艺复兴和谐共生艺术常规的暴力叙事策略,其间颇具艺术张力的人体解剖隐喻引起了国外莎学界的关注。美国学者德里克·科恩(Derek Cohen)发现,“麦克白化身为正义杀敌的耶和华,同时其‘刺划手法’为他一路砍杀叛军的戏剧景观增添了几分喜感”(Cohen, 1993: 130)。加州大学教授珍妮特·阿德尔曼(Janet Adelman)则认为,麦克白在麦克唐华德身上实施了“剖腹产手术”(Caesarian section),以此暗示后者身体的女性化效果(Adelman, 2010: 47)。以上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均忽略了人体解剖与地图空间联袂所凸显出的权力生产议题,由此构成了本研究的选题源起。

事实上,与空间权力生产息息相关的西方人体解剖历史源远流长。在古希腊神谱中,第二代神王克罗诺斯对其父乌拉诺斯的象征性阉割开创了权力创世的神话母题,宙斯通过催吐被困克罗诺斯腹中子女这一隐喻的解剖术,终结了第二代神王的权力繁殖神话(曹乃云, 2016: 6-7),亚里士多德和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II)则从科学实践中推导出原始的解剖学雏形(Malomo, et al., 2006: 99-100)。在基督教教义中,人形尘土和无形灵气乃上帝造人的两大法宝,所重述的是普罗米修斯的造人神话,夏娃的(亚当)肋骨生命源起说则进一步印证了上帝的神威。进入文艺复兴后西方解剖学开始快速发展,尼德兰医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划时代巨著《人体结构》(DeHumaniCorporisFabrica, 1543)开创了早期现代西方解剖学的先河,所形成的解剖浪潮逐渐蔓延到不列颠,并与岛内的政治生态一起催生出新的权力表征范式——伊丽莎白一世的画像被置于彼时解剖学论著扉页,作者在彰显女王天赋神威的同时寻求女王权力的庇护 (Singer, 1957: 171),莎剧中的权力生产隐喻在两希文明和早期现代英格兰浓重的人体解剖叙事中应运而生。

对于戏剧演绎和文学研究而言,生理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和发展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为了让更多人士了解上帝造物的奥秘和人体机能的生成机制,训练有素的欧洲各国御医或持有皇家执照的医师们获准在宽敞的室内平台上,向四周围坐的观众进行解剖流程的操作演示,“解剖剧场”(TheatrumAnatomicum)应运而生。这种科学与艺术共生的特展仪式迅速在巴塞尔、帕多瓦和莱顿等欧洲名城铺陈开来,由此在身体探索与戏剧演绎之间建立起至关重要的逻辑关联——解剖台对人体玄机的展示与舞台对宇宙奥秘的演绎如出一辙,蕴含天人合一探索哲思的“解剖”借机成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时代语码 (Hillman, 2007: 19-33; Persaud, et al., 2014: 240)。这种特殊的时代风尚不仅为莎翁大量的戏剧身体话语提供了宏观的共时背景框架,也为麦克白杀伐中的解剖隐喻提供了坚实的宏观语境支撑。

具体到英格兰,合法的解剖观演逐渐受到皇室保护,对于非法的人体解剖行为则一律严惩不贷,比如詹姆士一世(James VI and I)力推的《宪章》(The Charter of James I, 1605)第4条明文规定,针对相关逆行,王室授权理发师外科医生协会(Company of Barber-Surgeons)对违法者“采取罚款、惩处和关押的形式施以制裁”(Young, 1890: 113)。伦敦当时的解剖剧场则与剧院在外观形式、内部结构、甚至门票售卖等方面都非常类似①欧洲第一个解剖剧场(1497)的设计方案包含了诸如观众容量、灯光照明、通风换气、守卫设置以及门票收取等环节。(Schumacher, 2007: 18)除此以外,解剖剧场与文艺复兴剧院在场地使用上有所交叉——用于解剖的场地“可能也会用于舞蹈、戏剧或其它形式的表演”,伦敦第一个解剖剧场(1583)与幕帷剧院(The Curtain, 1578)和玫瑰剧场(The Rose, 1587)的修建时间大致相当(Keating, 2014: 60-61)。16世纪伦敦室内剧院的布局和设计也考虑了与解剖剧场类似的环节,比如适宜的舞台、与之匹配的客容量、优质的影响效果和良好的照明条件等(Keenan, 2014: 98-99)。,城中首个永久解剖剧场设计者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兼具假面剧设计师身份 (Holzapfel, 2008: 3-4)。莎翁戏剧创作高峰期曾寄宿的伦敦银街,也是英格兰诺丁汉著名外科医生约翰·巴尼斯特(John Banister) 曾经在蒙克威尔街理发师外科医生(解剖)大厅“脏腑讲演”(Visceral Lecture)后的居住之地 (Nicholl, 2007: 17-25; 60-61),由此赋予莎士比亚丰富的解剖空间演绎基础及艺术呈现雏形,大量的莎式解剖隐喻应运而生:《威尼斯商人》(TheComicalHistoryoftheMerchantofVenice, 1596-1597)巴萨尼奥眼中懦夫之肝“如果剖出来看一看,大概比乳汁还要白”的话语修辞(第2卷 3.2.55)、《第十二夜》(TwelfthNight, 1601)中托比对“你把安德鲁解剖开来,……我愿意把他那副臭皮囊吃下去”的认知隐喻等(第2卷 3.2.464),皆蕴藏着彼时英格兰盛行的解剖喻指。毫无疑问,这些特殊的解剖剧场实践不仅凭借虚构的戏剧动作规避了枢密院的严查,而且更为直观地满足了伦敦观众的人体窥探欲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②詹姆士一世1605年宪章第25条明文规定,“经过授权的理发师暨外科医生才有资质打开、解剖躯体或作躯体的防腐处理,严禁屠夫、裁缝、蜡烛商或其他人士从事上述工作”。(Young, 1890: 114)但解剖剧场严苛的审查制度和有限的观众容量反而滋生了更多好奇心——据史料记载,为了偷窥“理发师暨外科医生协会”的人体解剖表演,伦敦市民甚至砸破了解剖大厅的窗户,由此促进了解剖的戏剧化转型(Norman,1993: 29)。。

与人体解剖一样,地图也是欧洲空间权力生产的重要媒介,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等古罗马帝王手中主宰世界的权球、中世纪时期贯穿耶稣身体的T-O世界地图、文艺复兴兼具神学和俗世意义的女神图、宇宙志(Cosmography)及新大陆航海图等,皆被赋予浓重的空间权力生产属性(Newmark, 2004: 18)。具体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格兰,从中世纪永生政体和世俗肉身结合而成的“国王二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中衍生出的皇室圣体地图非常盛行,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英格兰暨威尔士郡县地图》(AtlasoftheCountiesofEnglandandWales, 1579)首页矗立的手持王杖权球的伊丽莎白一世、匿名荷兰制图师雕刻的《化身为欧罗巴的伊丽莎白》欧洲地图(DutchEngravingofElizabethasEuropa, 1598)就是其中的范本(Strong, 1963: 110-116),上帝的代言人由此被图示化为象征国土疆域的英格兰及欧洲图式,王权与身体地图得以和谐共生。这种特殊的王权表达手法同样在詹姆士一世身上得到彰显,“朕是头,英伦三岛乃吾圣体”的1604年议会宣言将其俗世身体等同于不列颠图式(King James VI and I, 1994: 136)。从这种角度看,《麦克白》的空间隐喻实乃文艺复兴时期不列颠身体地图的戏剧演绎。

问题在于,《麦克白》中屡次出现的人体解剖场景和地图空间映射出于何种语用目的?呈现出哪些鲜为人知的空间生产特征?具有什么样的空间隐喻功效?鉴于此,本研究以《麦克白》为例,结合莎剧众多基于身体器官及生理组织的话语叙事和纷繁复杂的政治空间语境,聚焦解剖话语的叙事意图、图示化的人体解剖图谱在莎剧中的隐性绘制、人体解剖学与地图学在莎剧中的交织融合、其背后隐喻的国土疆域的空间推演、王权机制解构等重大时代议题,推动英美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raphy)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文所及,军曹向苏格兰国王邓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麦克白斩杀麦克唐华德的战地场景:

那残暴的麦克唐华德不愧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丛集于他的一身……可是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白……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像个煞星似的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1.2.198)

尽管军曹对麦克白杀死叛将麦克唐华德时的场景描写并未包含任何解剖字眼,但涉及肚脐、胸膛和下巴等人体部位的刺、划、割手法所蕴藏的人体解剖叙事显露无遗①原文为:“Till he unseamed him from the nave to th’ chops”(Wells, et al., 2005: 971)。在描述麦克白杀死麦克唐华德的具体手法及过程时,朱生豪先生将“unseamed”拆译为“刺”“切”的解剖动作,并在身体部位层面增译“胸膛”,旨在使译文更加合乎源文本的人体解剖语境。。不过此种由下至上的空间手法并非莎翁文学化的臆造,而是遵循了伦敦解剖剧场的空间常规——文艺复兴的英格兰医师进行躯体解剖时,一般会按照筋脉—腹腔—胸腔—颅腔—四肢的顺序进行演示”(Persaud, et al.102)。显然,麦克白诛杀麦克唐华德的方式与英格兰式解剖顺序总体吻合,他也由此化身为技术娴熟的战地“医师”,对大逆不道、行尸走肉般的麦克唐华德实施了另类战地手术,从而将正义摧毁邪恶的战场酣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问题在于,作为苏格兰平叛大军的一方统帅,麦克白所实施的仅仅是扬善除恶的普通舞台动作吗?史料考证显示,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不列颠解剖者身份乃国王钦点,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宫廷御医出任,以彰显王室把控一切的天赋神威(Persaud, et al., 2004: 102)。此时麦克白化身为苏格兰皇室的战场御赐医师,身犯反叛重罪的麦克唐华德则演变为被皇权肢解的客体,两者共同构建了邓肯国王权威的两大极点。麦克白自然也深谙其中的空间权力建构秘诀,他在杀死麦克唐华德时表现出的“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1.2.196)的镇定之情表明,这种颇具仪式感的杀戮行为不仅乃国王默许下的合法人体解剖表演,同时也是喻指隐性的苏格兰区域地图空间重绘的制图行为。其意义在于,此举讴歌并宣扬了邓肯在人体解剖及地图绘制上的双重权威,合法的解剖者与制图师的双重身份由此得以建立。

军曹显然就是这场战地人体解剖及隐性地理空间解构表演的受众之一,他带有褒奖甚至崇拜之嫌的叙述,揭示了麦克白这场战地人体解剖表演在苏格兰国土空间层面上的关键意义,使麦克唐华德的一切困兽之斗都变得“无能为力”(1.2.196)。其结果在于,作为身体隐喻的苏格兰区域地图空间被细分,篡权的署名企图被抹杀,苏格兰的国土安全得以保全,作为反叛靠山的挪威国王不得不向苏格兰求和并缴纳贡金(1.2.198),从而达成了苏格兰国土空间生产及邓肯的权威建构目的。作为苏格兰政体的捍卫者和人体制图的表演者,麦克白理所当然受到了国王邓肯的犒赏和嘉奖,成为其眼中“尊贵的壮士!”(1.2.196),这位苏格兰大将以此完成了基于身体解剖隐喻的第一次权力集成之旅。

从另一角度看,麦克白非常隐晦地重构了16世纪苏格兰区域地图学家蒂莫西·庞特(Timothy Pont)的制图之旅,后者深受其父罗伯特·庞特(Robert Pont)——爱丁堡高等法庭法官(Lord of Session)的影响,常年致力于苏格兰皇室事务。作为皇室空间权威的代言人,蒂莫西·庞特不仅清除了(如叛臣麦克唐华德般的)非法的土地测量者,还像文艺复兴的(宫廷解剖师和)制图师一样,对(象征詹姆士一世政体的)苏格兰国土进行了实地探索。在制图过程中庞特延续了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像中像”(Miseenabyme)传统,将苏格兰纹章置于地图框架之中,最终绘制出了精确的苏格兰区域地图。为了嘉奖庞特在苏格兰区域空间描绘领域的卓越贡献,詹姆士一世不仅下旨购买其地图,还赏赐给他2000英亩土地(Stephen, 1903: 94)。与麦克白一样,庞特书写了苏格兰政体探索的空间传奇,同时维护了王国的社会公义,其重要意义不可小觑。

随着剧情的推进,麦克白所实施的第二次象征性解剖——对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谋杀,才是悲剧生成的真正节点。但该剧并没有行刺的直接描写,仅仅只以麦克白“我已经把事情办好了。你[麦克白夫人]没有听见一个声音吗?”(2.2.216)之语一笔带过,丝毫没有斩杀麦克唐华德时的详述。究其原因,大逆不道的弑君乃不可见光的丑恶行径,阴谋的实施者怎么可能大肆宣扬呢?麦克白实施的生命终结术本身就没有政治伦理基础,也未得到皇室的钦命授权,更何况邓肯乃苏格兰王的政体映射,莎士比亚绝不可能将(和当朝国君詹姆士一世一样的)苏格兰身份公然肢解——麦克白用只言片语揭示了邓肯已被谋杀的事实,所以他刻意规避了发生在邓肯身上的解剖叙事和相关戏剧动作,以此弱化伦敦观众关乎邓肯与詹姆士一世之间的类比联想。但麦克白谋杀邓肯前“应当用什么利器”(2.1.214)的考究,麦克德夫“啊,可怕!可怕!可怕!不可言喻、不可想像的恐怖!”“到他的寝室里去,让一幕惊人的惨剧昏眩你们的视觉吧。”(2.3.221)这一对邓肯死后惨状的言语描写,以及王储马尔康对麦克白的“屠夫”(5.7.278)定性,皆暗示他的弑君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谋杀,极有可能也同时解剖了邓肯的身体。事实上,麦克德夫所言的(解剖)惨状在麦克白解剖麦克唐华德时就已被提及——苏格兰贵族洛斯奉命与安格斯一道去战场加封麦克白为“考特爵士”(1.3.202)时,就用“死亡的惨相”(1.3.202)形容麦克白(解剖)所造成的战地惨状。种种迹象皆暗示了邓肯实为麦克白解剖刀下的又一个“麦克唐华德”。由此可见,模糊化的言语行为已演变成规避严苛新闻审查和杀身之祸的策略之举。

16世纪苏格兰著名史家兼制图师约翰·莱斯利(John Lesley)从地图的时空视角回应了《麦克白》的政体解剖隐喻——其鸿篇巨制《苏格兰渊源、习俗暨事件十书》(Deorigine,moribus,etrebusgestisScotorumlibridecem,1578 )不仅梳理了苏格兰王权的历史谱系,还论及苏格兰王邓肯(Duncan)被其表亲麦卡比乌斯(Machabeus,即Macbeth)弑君篡位的史实。不仅如此,该著还收录了非常完整的单幅苏格兰地图。但与蒂莫西·庞特和英格兰皇家地图师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构建的苏格兰立式空间模型不同的是,苏格兰政身斜卧在莱斯利地图之中,位于东北角的头部乃被圣兽拥立的苏格兰皇室盾徽,躯干般的苏格兰高地布满了与人体筋脉类似的河流沟壑,星罗棋布的岛屿则象征着四分五裂的政体碎片(Lesley, 1830: i-iv)。其意义在于,原本富饶丰茂的苏格兰王国被麦卡比乌斯(麦克白)力倡的分裂主义解构切割,谱系学、解剖学和地图学的概念链接则使得身体空间化策略和地图人格化意象交相辉映,在构建政治时空体的同时赋予莱斯利地图及莎剧“国土-身体”类比原型新的寓言意义。

从另一方面看,麦克白的两次杀伐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剖观念。在解剖麦克唐华德时邓肯的授权一定程度上抹去了麦克白战地人体解剖的残忍一面,与中世纪基督教廷把验尸作为寻找圣徒身体内“圣灵”(Holiness)的美化策略如出一辙(Keating, 2014: 57),早期现代英格兰的人体解剖也被贴上了神圣使命的标签。比如在一幅描绘约翰·巴尼斯特的解剖景观画(1581)中,巴尼斯特手执教鞭,向同行们详解人体的奥秘。画面上方摆放着文艺复兴意大利著名外科医师科隆博(Realdo Colombo)的名著《论解剖》(DereAnatomica, 1572),扉页上刻有以下拉丁文字样:“解剖科学乃神圣知识殿堂之门户” ( Persaud, et al, 2004: 77-78),由此为授权的解剖行为提供了神谕的护身符。与之对应的是,违反国王意志的人体解剖不仅是非法的,也被视作极度残忍的私虐行为。具体到詹姆士一世时期,只有“理发师暨外科医生协会”手法超群的成员才会被授予人体解剖权限,但非法的私密器官摘除仍屡禁不止(Noble, 2011: 26)。由此可见,麦克白对邓肯的非法诛杀不仅有违詹姆士一世的圣谕,而且也无法得到不列颠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麦克白》去视觉化的戏剧策略也始终无法掩盖麦克白解剖邓肯的大逆不道,妖魔化的悲剧演绎终究还是呼之欲出——正如麦克白自己所言:“[邓肯的]创巨痛深的伤痕张开了裂口,像是一道道毁灭的门户。”(2.3.223)

不仅如此,三女巫的言辞更是将非法解剖话语的丑恶推向新的高度。其中女巫甲的“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寘其中”、女巫乙的“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等炼蛊言辞(4.1.245),皆寓意深刻。考证显示,在16世纪的不列颠,虽然只有一些死刑犯的身体才被法律允许用于公开的解剖表演,但非法私密的人体解剖仍屡禁不止。为获取足够的解剖客体,一些年轻医生不得不求助于盗墓者,连莎翁也在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中对掘墓者发出诅咒;就连郡长有时也会把本应交付理发师外科医生协会的尸体擅自卖给私人解剖学校,以此从中牟利(Arey, 1940: 209; Magee, 2001: 377),相关行为的猖狂程度可见一斑。《麦克白》中女巫甲“杀人恶犯上刑场”(4.1.247)的戏剧言辞一定程度上也是早期现代英格兰死刑犯身体解剖的文学镜像,女巫丙眼中的“千年巫尸”及“杀犹太人摘其肝”等意象则是非法掘墓及器官切割等行为的翻版,女巫们由此幻化为文艺复兴不列颠丑恶的非法人体解剖者形象,相关的解剖符码则被权欲熏心的麦克白重组和转译,成为极度杂糅的先验性谋权预言,兽性本我的欲望外化和阴谋杀戮已然不可避免。

不仅如此,《麦克白》中的女巫解剖者隐喻还有更深层次的理据。1597年,时任苏格兰国王的詹姆士六世(即后来的詹姆士一世)之巫术哲思——《魔怪学》(Daemonologie)付梓,该书不但论及了巫术的种种手段,还详述了1590年苏格兰东南部港口“北贝里克的猎巫审判”,以谴责女巫兴风作浪、试图谋害当朝国君的大逆不道之举。《麦克白》中吟唱“刮到西来刮到东。/到处狂风吹海立”(1.3.199)之词的女巫,实乃詹姆士一世书中女怪的镜像表征(Tyson, 2011: 17)。1598年,格拉斯哥医生彼得·劳(Peter Lowe)意识到苏格兰的行医权限被仵作(cosoners)、假冒的贴皮膏药商(quack-salvers)、江湖术士(charlitans)、女巫和施魔者(charmers)等滥用,于是谏言詹姆士六世予以整顿(Eyre-Todd, 1931: 112-115)。其结果在于,在王权主导人体解剖权限的历史语境中,非法解剖者的身份建构及社会认同被迫转向隐性化和含混化。《麦克白》中女巫甲“毒肝腐脏”和女巫丙“杀犹太人摘其肝”等戏剧台词本质投射出早期现代不列颠非法的人体解剖甚至器官切割禁忌,“雾黑云深月蚀时”的场景描写则与麦克白谋杀邓肯前“黑夜中一派阴森可怕的气氛”的心理独白(2.1.215)构成了主题观照,为阴谋论者“潜携斤斧”,前去解剖邓肯的阴谋营造了氛围和条件,以此预示麦克白解剖邓肯时的场景之恐怖及权力僭越的去道德化属性。

在文艺复兴的苏格兰图示构建中,以上的妖魔化描绘并非孤例。荷兰制图师马蒂亚斯·科沃德(Matthias Quad)所绘的1598年版《苏格兰地图》(ScotiaeTabula)中,靠近爱尔兰海一侧的水面风浪大作,一艘苏格兰双桅帆船在颠簸中前行,和《魔怪学》及《麦克白》中的漂摇场景如出一辙。苏格兰东边的北海中潜伏着巨大海怪,犹如女巫丙眼中的“豺狼之牙巨龙鳞”或“海底抉出鲨鱼胃”等诡诞之象。地图下部中央矗立着一只妖艳的长尾狐,前爪紧握尖锐的双脚圆规,恰似詹姆士一世笔下的魅惑“狼人”(werwulf)——科沃德遵从了托勒密的空间传统,将苏格兰描绘成蛮夷之地;他同时颠覆了北方朝上的文艺复兴地图常规,非常罕见地将西方置于地图坐标的上方(Moir, 1973: 166)。此时广袤的苏格兰浓缩为王国政体,线条堆砌而成的区域图示象征着被制图师肢解的国君身体各部,西方朝上引发的身体左倾异位则暗示王国政治秩序的异化,从而极佳地刻画出女巫乙眼中“扰乱人世无安宁”的惨剧,区域地图学与解剖学借机融为一体。

问题在于,对苏格兰王的象征性人体解剖势必会加深麦克白的罪恶感,但篡权者在施暴时为何采取了惩罚苏格兰叛将麦克唐华德的类似解剖方式?当代读者或许可以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格兰王室解剖传统中的王权交接事宜里找到答案。如其所知,王权继承(及其合法性)乃伊丽莎白一世末期及詹姆士一世早期英格兰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议题,女王的无嗣和后者的苏格兰身份让原本就有争议的话题变得更加复杂——英国学者凯瑟琳·卢米斯(Catherine Loomis)认为:“鉴于伊丽莎白一世长期存在的私生子流言,[宫廷医生]对其子宫的观察可能会让詹姆士一世的继承权变得困难重重或直接夭折。”(Loomis, 2010: 96)从这层特殊的权力逻辑来看,对国王贵体进行解剖的皇室御医一定程度上成为王权流转奥秘的解读者和继承诏书的执笔者,在王位交接中关系重大。由此观之,事关麦克白的悲剧演绎实乃英格兰王权继承焦虑的隐意表达,尽管其实施方式的道义基础前后对比强烈——如前文所及,麦克白在解剖叛将麦克唐华德后完成了“战地解剖者”的身份构建,其合法性来自苏格兰王室的授权而非其赫赫战功。当麦克白转而获取更大的权力时,他将图谋的手术刀对准了天赋神威的授权者本人。此时暴力只能充当临时的权力助推器,并不能提供号令诸侯的道义护身符,麦克白作为“王权解剖者”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从地图寓言的维度看,麦克白夫人在邓肯与画像之间构建的“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不过和画像一样”(2.2.217)的关联类比早已远超话语的修辞范畴,隐藏有更为宏观的地图学叙事:在人体与画像的共性类比中,邓肯被其图示化为苏格兰人体地图以及关乎王国时运的抽象人体解剖图,并作为先验的认知图示映射于麦克白自身脑海之中,以便他在后续的谋杀惨剧中按部就班地解剖邓肯,并获得苏格兰地图的篡改权限。事实上,人物画像与人体解剖图谱间的对等逻辑并非无稽论断,在文艺复兴时期二者本质上有着同质的生成渊源:前文所及的描绘巴尼斯特人体解剖的图画就被认为出自伊丽莎白的宫廷画师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或其学徒之手(Buckland-Wright, 1985: 810)。此外,麦克白对女巫魔镜中接连出现的8个“戴王冠”的“作国王装束者”,尤其是其中几个持“金球”、执“御杖”者的畏惧(4.1.249),更是表露出麦克白敏锐的地图认知能力及其浓重的空间权力焦虑倾向——他直言这是“可怕的景象”(4.1.249)。当然麦克白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作为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阿特拉斯(Áτλας或Atlas)力举地球的权力母题的延伸,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球体与权杖共同铸就了国王二体视域下欧洲世俗王权与教权的神圣景象。结合剧中女巫预言里班柯子孙“将要君临一国”(1.3.200)以及麦克白被砍头的解剖宿命来看,金球这一隐性化的立体权图既是宗教地图学视域下麦克白解剖图示化邓肯的深层动机,也是《麦克白》中权力争夺与权力更替的根源所在。苏格兰地图的权力演绎史呼之而出,进而融入更加浩瀚的不列颠帝国空间叙事中。

可以预见的是,解剖者麦克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被暴力吞没的时代宿命。尽管该剧并没有直接表明麦克白被肢解的细节,但其头颅最终被麦克德夫砍下,取来献给重建王权的马尔康(5.7.278),由此重述了麦克唐华德的遭遇。除此以外,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麦克白与麦克德夫的断头情节同样寓意深刻——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身体地图中“头颅”如同玉玺一般,主导了地图及其影射的关乎宗教、政治、文化等维度的地理空间,实为署名权限的符号隐喻。比如荷兰制图师约多库斯·洪迪乌斯(Jodocus Hondius)绘制的《英格兰群岛图示》(TypusAngliae, 1590)中,伊丽莎白一世头像被置于椭圆状环圈中的英伦三岛上方,所彰显出的统辖不列颠群岛的霸气(Newmark, 2004: 18),与前文所及的“朕是头,英伦三岛乃吾圣体”詹姆士一世宣言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该时期的君王头颅已经成为隐性化的地图载体,《麦克白》中的“砍头”场景则是相关空间常规的戏剧转喻,一定程度上也是对1587年苏格兰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因谋反被斩首、丧失苏格兰统治权的历史镜像表达,其深刻寓意值得学界详查。

总而言之,麦克白从正义实施者到违法篡权者的身份演进见证了早期社会达尔文式谋权者悲剧的诞生和(马基雅维利式)政治神话的幻灭,在寓意深刻的戏剧演绎中,莎士比亚借用流行的政体解剖话语,用极端暴力和反讽的艺术形式将国王的肉身肢解,用以彰显权力竞争的血腥程度和政体完整的困难程度。在此过程中,地图演化为文艺复兴时期不列颠政治生态和王国景观的空间图示,在书写不列颠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构建不同位格的民族性和集成性的文化记忆。盛行的巫术则成为推波助澜的戏剧动力,在情节推动、角色塑造和欲望表征等方面功不可没,并与解剖术和地图一起,构建了莎士比亚中期悲剧空间诗学的核心要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整体而言,《麦克白》的身体解剖隐喻体现了詹姆士一世的当政策略。1606年,《麦克白》在伦敦上演时不列颠仍处于权力交接的关键期,联合王国的构建阻力重重,詹姆士一世不仅需要对伊丽莎白一世隐喻的英格兰这一不列颠的主体“政身”进行解剖,以迎合男权社会传统的回归,还得对苏格兰“政身”进行裁汰,以实现两个王国的政体融合。在此过程中麦克白式的疆域暴力拆分与重组行为在所难免,它同时彰显了莎士比亚潜意识中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倾向:《麦克白》中“黑荒原”的描绘不仅复制了古希腊以来σκóτος(Scotia,即Scotland)指称中蕴含的“黑暗,阴郁”等盖尔人的边缘文明意象(Freeman, 2001: 93),而且以特有的舞台方式呈现出英格兰制图师萨克斯顿的名作《英格兰暨威尔士郡县地图》中蛮荒的苏格兰景观,最终印证了“在宫廷以外,一切都是野蛮的”英格兰王室论断(第6卷 4.2.212)。

《麦克白》残酷的战地肢解和宫廷内的权力僭越也是解剖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演化的文学映射。原义为“裁切”、尔后转指人体或动物“解剖”的anatomy(▱νατομíα或anatomia),从16世纪下半叶起其内涵扩展到对非实体事物的解构。(Simpson et al., 1989: 441)约翰·黎里(John Lyly)《尤弗伊斯》(Euphues:TheAnatomyofWit, 1578)、约翰·多恩(John Donne)《世界的剖析——一周年》(TheAnatomyoftheWorld:TheFirstAnniversary, 1611)以及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忧郁的解剖》(TheAnatomyofMelancholy, 1621)等英伦名著名篇,都见证了不列颠人体解剖认识论上概念外延的文本修辞及艺术范式转型,在房屋、教堂、花园乃至城市和国家的组织及治理上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知识门类和文化代码(Hillman, 2007: 19)——相较16至17世纪欧洲科技理性主导下人体解剖学与制图学所体现出的精确性及客观性,莎士比亚戏剧中经由艺术改造的解剖术则聚焦剧作家主观化的人体想象,以此反映出了剧作家的人文主义沉思,即实体物质解剖背后隐藏着的灾难性的精神危机——家庭、亲情、爱情、婚姻、人伦乃至王国皆被无情解剖。不仅如此,人体解剖衍生的二元认知悖论更是造成了理性自我与感性他者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由此滋生出麦克白、理查三世(Richard III)和爱德蒙(Edmund)等为权力与物欲不惜肢解血缘及亲情、有悖天道人伦的文艺复兴“尼禄”(Emperor Nero)①尼禄为弄清自己来自女性身体的具体部位,下令将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Aggrippina)解剖,并亲自在旁边监督观摩解剖过程,此举代表了对知识理性探究中的残酷及有悖道德人伦的极端一面(Schumacher, 2007: 17)。,同时也为17-18世纪启蒙运动基于早期现代科学认知的理性至上原则进行了先验性的悲剧预演——按麦克白的话说,“荣名和美德已经死了”,人生的“一切都不过是儿戏”(2.3.222),蕴含其中的前虚无主义倾向值得莎学家和西方社会学者们警醒。

当然,解剖术与地图学在《麦克白》中的戏剧性交织也投射出了其时局意义及空间分裂意识。事实上,麦克白对邓肯的解剖投射出了詹姆士一世王国被瓦解的潜在危机。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任英格兰王位后很快通过了反天主教法令,绝望中的天主教徒于1605年策划了“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意欲炸死国王。事件败露后,任务主要执行者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被砍头、分尸及示众(Bengtsen, 2005: 66-67),某种意义上成了呼应詹姆士一世加冕王权、重构英格兰疆域图示的解剖客体。即便詹姆士一世自然之躯暂且躲过一劫②詹姆士一世驾崩后,为验证其被心腹白金汉公爵用“黑色药粉”毒死的谣言真伪,宫廷医生也解剖了其圣体(Sugg, 2007: 89-90)。,但象征其国土空间的政治身体却无法逃脱被解剖的时代宿命。为填补国库亏空,詹姆士一世被迫仿效女王王室土地买卖做法(盖伊,1993: 293-294)。这种变相的疆域肢解为其王权的分化及大量地产购置者的涌现提供了契机,连莎士比亚本人也涉身其中③据考证,就连莎翁本人也曾于1597年、1602年及1613年在家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购置过地产,还于1611年因产权纠纷吃过官司,作为其长女嫁妆的土地更是多达107英亩(Baker, 2009: 7; 84; 123-124)。。培根显然注意到国土分化中的潜在危机,“竭力主张对王室土地政策进行新一轮管控”(Prestwich, 1973: 144)。《麦克白》中邓肯对麦克白的爵位(土地)册封演绎实乃詹姆士一世社会生态的真实写照——在国土出售风潮的催生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流行的地产测量员和区域地图在继任者的地盘上重现繁荣景象,以鲜为人知的方式参与到了王权及国土空间的解剖与重构之中④《亨利四世下篇》(The Second Part of Henry the Fourth, 1597-8)曾对地产测量员的权力解读者身份有所揭示——巴道夫在房屋构建与王国构建之间进行了类比,认为“推翻一个旧的王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时,谋权者需要“询问测量师,明了自身的量”(第3卷,1.3.240)。,解剖剧场与文学地图的隐喻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另一方面看,早期现代不列颠解剖术与制图术的交织,也在身份内涵的多边概念下将女王身体置于男权社会的权力量化及欲望凝视之中。对伊丽莎白一世死后玉体的解剖意味着对女王一生极力维护的贞节以及不列颠国土完整性的象征性侵害(Cregan, 2007: 62),对此伊丽莎白女王谙熟于心,她生前曾下令,严禁宫廷医生在其驾崩后解剖其身,此举被认为是女王对女性尊严的最后捍卫与缅怀。但女王侍女伊丽莎白·索思韦尔(Elizabeth Southwell)的手稿显示,皇室御医遵从了英格兰政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密令,“打开”了女王的圣体(Loomis, 2010: 90-97)。不仅如此,詹姆士一世的加冕也意味着间接解剖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自然之躯,并象征性地在不列颠疆域图示上写下了自己的大名。除此以外,“地图的署名权书写具有双重性,制图师一方,或地图使用者及赞助者一方,本质上皆有署名权,因此在审视都铎王朝时期的制图史时相关各方应被给予同等关注”(Harvey, 1993: 17)。此种文艺复兴非常流行的悖论式制图逻辑客观上帮助继任者解构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自然之躯,号令天下的女王则成了“制图师”眼中兼具现实意义和社会内涵的概念客体,由此弥补了1554—1603年间玛丽一世(Mary I)及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英格兰男性在主导性权力场域的群体性失语,同时形成了由社会常规和特定群体一起规约、暴力解剖和空间书写共同演绎的跨性别他者之谜,解剖术与地图学的跨学科研究亟待开启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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