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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影《刺客聂隐娘》台词的诗性气质

发布时间:2023-06-20 12:35:11 浏览数:

马琪睿

(宁夏中卫市文化馆,宁夏 中卫 755000)

真正的电影必须是诗电影。帕索里尼在《诗的电影》中强调“电影的本质是诗性的”[1],诗性可以提高电影的审美价值,给电影注入生命力,增强观众的观赏乐趣。电影的诗性在电影创作中独具特色,创作者利用电影语言叙述的无规则、无原则的联想,强调淡化故事本身的情节性和戏剧冲突,减少对人物形象的过多修饰,通过电影镜头的隐喻和抒情表现电影的哲学价值[2],赋予电影诗性的内在性和抒情性。

《刺客聂隐娘》就是一部真正的诗电影,整部电影采用一种“慢”的诗意叙述,运用大量长镜头弱化电影矛盾冲突,用简单的画面布景充当叙述语言,增加电影的诗性气质。纵观整部电影,最能体现其诗性气质的则是充满古典韵味的台词。在这部时长106 分钟的电影里,仅一百多句对白,导演特地选用仿照古人说话韵味的语言模式,利用诗性的隐喻、象征和联想,同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意境说、留白说相结合,借鉴诗歌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淡化戏剧冲突、弱化电影情节,赋予电影独特的诗性气质,构建出电影背后的善意与大爱。

“文言文”式对白是《刺客聂隐娘》台词中最显著的特点。侯孝贤导演回归传统,用模仿唐朝人的说话方式,以充满古风意蕴的台词淡化戏剧冲突,冲击传统武侠电影的审美定势,创设电影独特的武侠韵味。该部电影改编自裴铏的短篇小说《传奇》,在电影台词中多次直接引用小说原句,利用大量文言文对白,以简单质朴的自然格调进行诗情叙述。电影利用谦敬辞、官话以及典故的隐喻创造出“离间效应”,对观众理解故事内容设置障碍,延长其认知的时间,淡化电影情节,增强电影的诗性气质。

(一)谦敬辞:生活化的诗意回归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讲究“礼治”主义,主张以礼仪待人的处世之道。“仁”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精神境界[3]。古代,等级制度严苛,在礼教的文化背景下,礼仪尊卑观念浓厚,与人交往时,注重虚己和敬人,言语中,透射出“自卑下之道”的“谦恭精神”。电影《刺客聂隐娘》故事发生在8 世纪中叶的唐朝,唐代思想文化极为开放,但“礼”的传承并未改变。导演在“陌生化”的语境下注重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道,用谦敬辞的反复出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观众精神层面,以电影所传达的唐代礼仪文化浸润世人。

谦敬辞分为谦辞和敬辞,前者是谦逊词语的表示,用于自称,后者是尊敬词语的统称,用于他称。电影中出现的敬辞有先皇、主公、夫人、幸、赐等,谦辞有卑职、贫道、冒犯等。其中最具有诗性隐喻特色的是“主公”和“贫道”二词。“主公”一词在古代表示下级对上级的称谓,属于敬辞。以电影中田季安告知田元氏护送田兴一事为例:田元氏坐于妆台前梳妆,侍女报:“主公到。”田元氏起身整理着装。在古代严苛的礼仪制度下,侍女的一言一行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在田季安到田元氏住处时,侍女直接汇报“主公到”并未称呼田元氏,由此可以体现出古代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与此同时也体现出田季安在魏博的绝对权力。“主公”一词由侍女说出,在一定意义上隐射田季安和田元氏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二人并未像普通夫妻一般亲密无间,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相敬如宾,暗地里的互相试探。田季安到田元氏住处并未选择让侍女取消通报,增加夫妻间的乐趣,而是选择恪守礼教,提醒妻子自己的绝对王权。在整个画面中未出现侍女形象,利用“主公”二字告知观者此人的身份地位,衔接故事情节发展。导演利用敬辞赋予人物身份、地位,在不影响故事内容的正常发展下,减少人物在镜头中出现的次数,淡化情节,使电影对白在画面中产生虚和实两种状态,从而“复归”纯艺术的诗情叙述。

“贫道”是古代修道之人的自谦称谓。“贫”表示本,在电影中是道姑公主的自称。一方面隐含说话者人物信息,从“道姑”二字可看出说话之人的生活环境、信奉思想等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塑造出道姑公主“不成熟”的道家形象。比如在道姑送回窈七这一场景中,道姑说:“窈娘已教成,今来送回,贫道告辞了”这里是道姑同自己的下属聂田氏对话,结尾处可以直接用“告辞”代替,而道姑特用自谦称谓,从侧面深化道姑道家形象,表现其置名利于身外的道家思想。但她在保卫皇权时却选择以杀戮的方式,这种方式违背了道家反对斗争的思想,因此她是一个“不成熟”的道者。创作者在电影中利用谦辞,赋予电影儒家、道家文化,一定程度上给电影注入生活气息,用谦辞的隐含意义赋予人物独特的形象气质。

不论是以“主公”为代表的敬辞,还是以“贫道”为代表的谦辞,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电影构建出完整的对白环境。创作者利用谦敬辞隐含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和说话时的语意环境,减少不必要情节出现,弱化电影情节,从而勾勒电影的诗性气质,加深观众对电影本身价值的思考,构建电影叙事层面的美学意义。但谦敬辞的多次出现,一定意义上增加观众观影的难度,不利于审美主体对电影隐含意义的深刻解读。

(二)典故:独特意蕴的诗意情怀

“青鸾舞镜”这一典故,在《刺客聂隐娘》中具有无法忽视的作用。典故作为文学中一种特殊语言,是用古比今,从客观的物或事出发表达主观叙述者“我”的思想情感。“青鸾舞镜”这一典故出自范泰的《鸾鸟诗序》,大意是体现青鸾的“孤寂”。

台词中两次出现“青鸾舞镜”这一典故,给电影整体意境上构建出浓郁的悲愁色彩,奠定了影片以“孤”为主题的美学基调。第一次用典出现于窈七归家后对嘉诚公主的回忆:嘉诚公主衣着华丽,精致的妆容犹如身后雍容华贵的牡丹,一人抚琴,以青鸾自喻,被孤寂、忧伤的空气笼罩,公主娘娘云:“罽宾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青鸾”在这里出现一方面体现公主娘娘的决绝之心,年少离家,放弃华贵的宫廷生活,带着无法舍弃的皇室责任,周旋于皇室与魏博之间,犹如三年不见同类的青鸾,孤寂忧伤。另一方面“青鸾”预示着公主娘娘的悲剧结局。公主娘娘,一个被皇室责任压垮的女子,她为孤独所伤,一人坚守着保卫魏博和皇室和平的决绝之心,心系国家安危郁郁而终,她的一生犹如悲鸣的青鸾,是值得同情的。第二次典故出现于魔镜少年给窈七疗伤时,窈七说:“娘娘教我抚琴,说青鸾舞镜,娘娘就是青鸾,一个人,从京师嫁到魏博,没有同类。”表面是向父亲和魔镜少年讲述公主娘娘,实则是回答父亲“当初真不该让道姑把你带走”的懊恼,用青鸾自况。窈七是公主娘娘决绝之心的延续,是青鸾的化身。窈七在影片前期犹如青鸾般无人理解,幼时被道姑带走学习剑术,远离家人,并未享受父母亲情,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归来后,又成为他人的“敌人”,挣扎于师徒之情和责任道义之间,犹如青鸾般没有同类。在电影后期,窈七认识了魔镜少年这一同类后,她的孤寂被消散,走出了责任的枷锁,从“侠”走向“仙”,走向了自由的闲适生活。《刺客聂隐娘》整体色调是悲凉的,从窈七的身上,可以看到她在孤独中抗争,最终明白了“剑道有情”这一侠客之道。

用典这一修辞手法蕴含着古代文论的“比、兴”观点,具有隐喻倾向,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言说。台词中前后两次出现“青鸾舞镜”,用典故隐喻嘉诚公主和窈七二人的决绝之意,赋予电影浓郁的悲剧气氛。二人虽同为青鸾的化身,但因为不同的选择,而有着不同的结局。电影通过窈七的自我选择,向观众暗示了积极乐观的人生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导演的主观情怀。用“青鸾舞镜”代替了对窈七和公主娘娘人物形象的塑造,减少电影叙述篇幅,淡化情节,从而赋予电影浓郁的诗性气质。典故在电影台词中的多次出现,将其内在含义同核心主题相融,赋予电影古韵之味,但同时也增加了观众的观影难度。理解典故需要大量的文学涵养作为阅读基础,因而古人用典一般受众群体为文人墨客。在当今社会,文言文使用淡化,典故应用更是星星点点,懂典之人则是少之又少,因而电影将典故作为核心主题叙述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电影的受众群体,再一次挑战观众的传统审美,冲击传统武侠电影的叙事模式。

(三)“官话”:史诗气韵的诗意传承

朝堂之上,简单一词往往蕴含千言万语。官话,明清时期官僚阶层的通用语言。本文中探究的“官话”专指古代君臣朝堂议事这一特殊语境下的人物对白。电影中仅两个场景出现“官话”,却在台词整体篇幅中占有很大比重,其在电影中主要有叙事和隐喻两大作用。

朝堂议事第一次出现于影片开始窈七返回魏博,利用三位大臣就“唆使王承宗赴德州押返薛昌朝以阻止中臣授节钺不成”引申出魏博是否该反朝廷这一问题。魏博与朝廷的斗争一触即发,构建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第二次朝堂议事出现于影片末,以“成德佯陷一城给魏博,如此,即可保下成德免于战祸”告知观众魏博与朝廷的冲突归于平静。两次朝廷议事出现于电影故事始末,构成完整的社会背景,利用这一暗线矛盾同窈七的心灵成长结合,带动故事发展。两次朝堂议事以文言文形式出现,给观众的观影设置障碍的同时展现出电影本身文化意蕴的高格调,让观众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欣赏体验。

朝堂议事另一重要作用为隐喻。“官话”因其特殊场合和特殊语言主体的要求,通常存在一些暗喻,在展现人物性格的同时暗示其政治立场。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社会背景处于唐朝末年,政治局势不稳定,藩镇各行于朝廷若即若离。电影并未利用视觉模式,直观地表达藩镇与朝廷紧张的政治关系,而是利用藩镇中实力最强的魏博的朝堂议事来隐喻。以第一次朝堂议事为例,面对是否“唆使王承宗追押薛昌朝”一事,掀起朝臣讨论。曹俊认为“此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反对此事,他的言辞较为慌乱,出现过多主观色彩。两次“万万不可”的出现一方面隐喻其主和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隐含出其胆小怕事的性格。骆宾作为主攻派的代表认为:“若不挫其势,怕是朝廷将视取河朔,如同取吴蜀般之易于反掌。”利用假设为论点支撑,使其的言辞更具条理性。“若”和“怕”两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骆宾机智的政治谋略,既没有用过多感性词语来进行陈述,也并没有采用过于强烈的政治话语作为辅助,而是采用预见性假设使当权者产生思考,可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刺客聂隐娘》作为一部武侠电影,以聂隐娘的心灵成长为线索,最终回归武侠本身。在众多武侠电影的视觉表现上,通常会选择用大型的战争局面做背景,以士兵的血流成河表现朝廷与对立面的冲突,选用先进的电脑特技吸引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电影内容本身的魅力,从而拍摄出空有华丽特技场面却缺乏核心价值的电影。较之直接利用大型战争场面表现故事政治背景,用文字则更具有诗意,更符合电影本身所蕴含的史诗气韵。因而导演选择打破电影传统表现模式,利用“官话”构建新的表现方式,以“柔”的文字代替“刚”的战争,减少视觉层面的思维吸引,将观众的审美思维带入电影本身,使其透过视觉画面看到追求自由和人性解脱的思想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官场对白过于晦涩难懂,不利于观众直接把握故事背景,可能会造成观影结束却不知故事内容的尴尬局面。

台词的重复出现,赋予其独特的象征意义。用看来简单实际却经过认真选择的词语,加上不时重复强调主题的重点词语,可加强表达效果。中国传统诗歌讲究字词的重复,往往重复出现的字词则可能为全诗的诗眼,以一字、一词奠定全诗主基调,将字眼化为意象。《刺客聂隐娘》中多次出现台词字眼的重复,利用台词的重复,赋予其特殊的隐含意义,从而构建完整的人生际遇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淡化戏剧性变化的情节,通过具有象征意义台词的重复出现,扩大台词作用,让观众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剑”与“道”:“隐”与“侠”的情感两难

“剑”指古代侠客所使用的武器。在武侠电影中,剑犹如文人墨客手中的纸扇,舞剑者往往是白衣飘飘静立于山水之间,没有刀枪的凶狠戾气。《刺客聂隐娘》中“剑”字在台词中共出现三次,由“汝今剑术已成”始,拉开唐朝晚期魏博与朝廷微妙的政治局面,由“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终,以隐娘回归自由闲适生活而闭幕。幼时的窈娘远离家人,被师傅训练为“一剑封喉”的刺客,她不是贤良淑德、秀外慧中的唐朝女子,是飞檐走壁、冷漠坚忍的侠女。在窈娘被师傅送回魏博的一刻,故事开始。带着历练刺客之道回归的窈七陷入两难的局面,一面是师傅教导的刺客无须情感牵绊,刺杀儿时爱人田季安,以坚其剑道;
一边是已故的嘉诚公主和母亲为保京师和魏博之间的和平,不忍因一人而天下大乱,让其恪守决绝之心的嘱托。剑在手,却不知向谁砍下,师命难违和父母之命在窈七的心中产生巨大冲突,成为贯穿电影的主要矛盾,它所引发的各种冲突和张力,已经超越电影中田季安背叛与隐娘的誓言、田元氏与田季安利益等层面的对立冲突。“剑”是杀人之刃,也是救人之器。窈娘带着刺杀之“剑”,划破魏博的平淡,让一切不安元素喷发,又带着和平之“剑”,将一切冲突装入剑鞘。导演利用“剑”映射窈娘对自由的向往,将自己的生命观融合于窈娘的思想中,用诗意的回归消散种种枷锁。

道,指思想、学说,在武侠文化中指武道、剑道、侠道等。“道”在整部电影中出现多次,除去动词、称谓名词和事物名词外,具有意象意义的情况有两次,同“剑”字一样,伴随着电影始末。影片中的“道”,是剑道,是侠士之道,不是以激烈打斗为目的的武士之道,是以匡扶正义为主旨的侠义之道,是道姑公主的“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也是窈娘的“剑道有情”。“道”字的多次出现,见证着窈七心灵的成长,从最开始以师傅之道为刺客信条,到最后懂得侠者也要有情,通人情才可更好地行侠道。

“剑”与“道”均出自嘉信公主之口,观众视觉直观上是道姑公主的剑道,是强加于聂隐娘的枷锁,其映射着电影开始和结束的原因,是窈七“侠”与“隐”的情感两难,隐含着创作者对自由的向往。“剑”与“道”让《刺客聂隐娘》越过了一般武侠传奇层面,上升为心灵和精神的救赎,让电影在美学意义上突破了一般古装武侠电影的韵味和价值。电影台词利用“剑”“道”的反复出现,通过其象征意义,进一步强化电影主题,在电影整体叙述中增加“剑道无情”和“剑道有情”这一哲学命题,赋予电影诗性特质。

(二)“刺”与“护”:“死”与“生”的转化

“刺”,从刀,朿声,本义为用尖利的东西扎入。“刺”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其中作为形容词,在电影中并无过多的隐含意义,均为叙述作用和修饰作用。值得深究的是名词和动词的反复出现。“刺客”一词在台词中出现两次,一次是父亲侍卫的奉命回复,一次是田季安之妻的试探询问,刺客在这两次中均指窈七。透过“刺”隐射着窈七身份的转化,她不再是那个站在树枝上人人喜爱的凤凰,变成了隐匿于树枝间人人避之的刺客。电影通过两次“刺客”的反复出现,加深聂隐娘的悲剧形象,少小的离家,归后并没有期待中的家庭温暖,“刺客”二字透露着母亲的旁敲侧击、父亲的刻意提防、爱人的情感背叛,成为众叛亲离的对象。“刺”是贯穿电影的核心主旨,窈七作为刺客,其职责就是刺杀。在古代,侠客是一个行走江湖的独立者,他可以劫富济贫、笑傲江湖,也可以成为政治的武器,是有能力作出选择的个体。第一次“刺”与窈七而言是被动的,是机械行事,由此展开电影叙述,道明影片回归侠客自由之道的情感追求。

“护”,从言,蒦声,本义为保护,保卫。“护”在台词中有守护含义。田季安台词中的“护”为名词,用护卫引出窈七离家的原因。视觉表象上,此处仅为职位含义,究其引申意蕴,却潜藏着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权力斗争的社会环境。护卫伤大臣之女,没有用过多言语,仅用一字就让观众看到元家实力雄厚,嘉诚公主的不得已。聂田氏台词中的“护”是充满大义的守护,在电影中具有价值导向意味,用“护”奠定影片的价值观。后两次“护”的出现,均服务于同一件事,反复出现具有强调意味,前者是田季安作为当权者对部下的命令,后者是田季安作为丈夫对妻子的试探,用“护”字引出电影中田季安和田元氏之父空空儿的矛盾冲突。“护”的四次出现,皆有着不同的引申含义,但就其本体而言,均为保护之意。台词中反复出现,让观众在关注“刺”这一主要事件外,把握“生”的美学意义。

电影围绕“刺”与“护”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展开,“刺”代表着流血、死亡,“护”则是希望、生还。电影主创者并未将叙事视角放在单一的刺客之道上,而是利用“刺”和“护”的反复出现,让观众在死的层面上把握生的含义,在生的基础上体会死的价值,使电影浓厚的商业气息中蕴含道家的生死之道,以生死之道淡化影片内在的戏剧冲突,赋予电影诗意的柔和。具有隐含意义的台词反复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电影叙述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便于观众审美思维的连贯,提高观众的观赏乐趣,使电影散发出浓烈的诗情、诗意,彰显出强烈的诗性情怀。

“留白”,指的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在电影创作中,台词会出现突然的、意想不到的无声、留白。“留白”中的“白”强调的不是真空、空白,而是利用镜头语言,弱化台词,将台词转换为真实的物。电影利用“无言”式意味深长的人物对白空缺,以物化刺激观众的审美期待,在无言时,将物象化为语言,用“留白”式空镜头,以景说情,同时给观众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扩大电影的内涵,为故事后端事件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让一切的发展成为合情合理,用一种欲说还休的诗意使观众浮想联翩。

《刺客聂隐娘》在台词中出现大量语言留白,“无言”式和“留白”式的台词缺失占该电影叙述的绝大部分,导演利用“留白”隐喻故事发展脉络、人物的性格,利用画面事物的意象性,增加电影的诗画意境,颠覆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用台词的留白使电影具有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诗化境界。

(一)无言:此时无声胜有声

无言顾名思义是没有语言。在电影中,“无言”指台词的缺失,人物相望无言,抑或者是观众视角中期待出现的对白未出现。在《刺客聂隐娘》中出现大量无言状态,主要表现于主人公台词的缺失和打斗场景中台词辅助的缺失两个方面。

静默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聂隐娘作为电影主人公,在整部影片中无过多台词,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窈七一直处于一种隐匿状态。电影以刺杀作为线索贯穿全局,前两次隐匿出现在影片片头的黑白片段,负师之命前往杀敌。第一次窈七刺杀制毒弑父杖杀胞兄之人,交代了她潜藏等待,刀剑闪过,杀人于无形的刺杀习惯。冷静、凶狠的杀手形象滞留在观者脑海中。第二次,窈七静卧于房梁之上,于高处跳下未掀起一丝波澜,欲杀大僚见其护住小儿起恻隐之心,放其性命,出现心灵波动,怀疑、停滞,冷漠杀手附上柔和之气,为后续放弃刺杀埋下伏笔。第三次隐匿于朝堂之上,第四次藏于树上,难以察觉,两次隐匿都是观察,用主人公的视角交代动荡不安的番邦局势,成为窈七为魏博安危放弃刺杀的原因。第五次潜藏于田季安侍妾瑚姬住处,伴随着田季安和瑚姬的对话,诉说窈七儿时往事,呈现在出:出现——消失——隐匿——消失——隐匿的状态。窈七一个平淡执拗的孤独者,虽无言,但其内心独白却展现在五次隐匿中,消解台词的语音引导,利用五次隐匿代替文字叙述作用,从冷漠杀手到为了魏博放弃刺杀,隐含窈七心灵成长,如七言绝句短短几字道尽千山万水。

二人相望,言止于心。作者打破观众传统的期待视野,突破定势思维在本该出现台词时消解对白,形成长时间台词空白。武侠电影以江湖豪侠为主,伴之激烈的武打镜头,为了突出武打的激烈通常会以台词作为辅助,或路人加以惊叹评论,或侠者相互叫嚣威胁,打戏开始之前惯之以简单言语说明来意,让打戏变得合情合理。《刺客聂隐娘》出现多次打戏,从负师命杀恶人到师徒兵刃相见,除兵器碰撞声和自然环境音效外,无任何言语,用物像代替台词,将武打转化为故事发展的叙事语言。以师徒林间打斗为例,出手瞬间没有言语,面对师傅的攻击窈七不问原因,躲避还手,在刺向师傅的一瞬间有所保留,扬长而去,师傅静默。二人一黑一白,一阴一阳,黑衣的窈七代表着保护魏博和朝廷和平之道,白衣道姑代表刺杀番主还朝廷统一之道,黑白不是对与错、正与邪的对立,是对剑道理解的对立。窈七是一代侠女,一招一式未取对方性命,皆是其尊道姑为师、敬道姑为敌的体现。没有鲜明的语言刺激,近乎舞蹈的武侠招式,置身丛林的静谧之气,使原本揪心的打斗场景多了一丝柔和的诗意,在诗意中观者也明了了道姑的刺客信条和窈七的侠义隐忍。

影片将文字转化为视听图像,利用视觉滞留,将一幅幅静态的图片变为动态的影像,出现许多无对白的静态模式。台词作为观众把握故事脉络的重要手段,在台词缺失的状态下,则需要利用无言时的物像对故事进行解读。在《刺客聂隐娘》中大量台词缺失的状态下,创作者利用“无言”赋予影片朦胧的诗意状态,使影片中人物充斥着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内敛,与传统中国武侠片所塑造的豪迈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柔”与“刚”在电影中处于平衡状态,弱化电影戏剧冲突,淡化电影情节。但台词的过多缺失,在一定意义上要求观众注意力的高度集中,稍有疏忽则可能错过关键信息,给电影理解制造障碍。

(二)留白:但闻其声,不见其“字”

文字是绵延不断的诉说,文字停止故事结束,而电影却可以出现文字的留白,在没有字幕指引的情况下进行叙述。留白,指台词在字幕上的“留白”,观众听觉中出现的台词在字幕上的缺失。马尔丹认为:“对话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优先地位让给画面,因为对话不过是画面的组成元素之一。”[4]侯孝贤在该部电影的后期制作中,使多句对白在字幕上缺失,主要分为语气词、孩童参与对话和魔镜少年台词字幕“留白”三种情况。

语气词“留白”多为“啊、嗯、呀”等内容,将语气词处理为字幕缺失,增加台词生活性的同时,将人物情感和观者感受分离,让观众处于高山之上品味电影,而不是被某一人物的情感左右单纯站队。“留白”多次出现于孩童参与的对白,例如大僚和小儿玩鞠时,母亲的台词在字幕上缺失,弱化女性地位展现唐代家族等级文化,用“哪儿、坐那边”等简单的台词,将母亲对孩子的爱展现出来。母亲在这一场景中居于次位,她的话语并不会改变电影故事走向,不会因为她的爱改变窈七的决定,但她与孩童互动的场景恰恰是窈七年少时缺失的,暗示出窈七正是因为这份母爱的缺失让她成为隐忍、冷漠、杀人如飞鸟般容易的刺客。魔镜少年出现于电影后半场,他是隐娘刺客生涯的救赎,他和窈七一样和家人分离身处江湖,但他却没有如窈七那般身负重担,他是欢乐的、自由的,是用铜镜逗乐孩童的少年,是拔刀相助的义士,是安慰窈七的江湖挚友。魔镜少年在整部电影中多次出现,仅在最后一次出现台词“窈娘”简单的两个字,给观者交代了窈七的结局,放下,重新开始,契合电影整体的诗性情怀,用一种隐含式台词,结束整部电影。

在电影台词叙述中,字幕“留白”弱化部分台词,用“次”台词辅助“主”台词,换句话说就是无字幕台词辅助字幕台词。《刺客聂隐娘》用“次”台词弱化叙述者人物形象,淡化人物视角,将观众视角引入主要人物的对白中,使观众更好地把握电影所蕴含的主题,用字幕“留白”弱化非主要情节的展现,赋予电影诗性情怀。但在电影中,字幕“留白”会让观众彻底忽视“次”台词对电影叙述的辅助作用,从而在观影中出现部分情节的遗漏,不利于对影片整体故事的解读。

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延续个人对传统文化的视觉表达,利用视觉镜头营造出一幅幅山水画式场景。电影在展现故事内容的同时,将创作者所传递的核心价值以诗性的台词传递给观众,弱化激烈的戏剧冲突,回归电影内容的叙述。该电影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性电影,始终以“回归”诗性的美学基调为主旨,利用台词诗性的隐喻特色,淡化故事情节,在叙事中融合中国传统诗歌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在传达电影核心价值的同时,传递中国传统武侠文化。

电影台词,作为电影的重要叙事手段,对观众理解和把握电影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利用台词进行观影辅助,观者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电影传递的核心价值。导演在《刺客聂隐娘》中一改中国传统武侠电影的台词模式,利用文言文式对白,冲击观众定势的审美期待。以典故、谦敬辞等方式塑造台词的“陌生化”境界,利用其隐含意义,塑造人物性格,预示人物结局,淡化电影的戏剧冲突,赋予电影诗性的美学价值,在颠覆传统中抓住观众的审美期待,是一种“复归”纯艺术的诗情叙述。台词中反复出现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眼,利用其象征意义扩大台词的叙述作用,构建电影中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的人生际遇,进行人文精神的诗性抒发。台词的“无言”和“留白”在增加故事神秘色彩的同时,留给观众足够的思考空间,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赋予影片“传统绘画”下的诗化境界。

与此同时,台词所具有的诗性气质要求观众具有良好的知识素养,因而导致电影的受众群体较少,限制了此类电影的传播和发展。并且,台词的诗性会造成观众理解的困难。大量含义深刻的隐喻、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以及转瞬即逝的字幕“留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不利于审美主体对电影隐含意义的理解和把握。面对这种情况需要电影创作者重新思考,找出应对措施。

在电影叙事中,注重台词诗性气质是难能可贵的,体现出创作者一种不媚俗、不从众的诗性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浪漫抒情的诗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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