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视阈下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归旨

中共长沙市望城区委党校 阳丽波

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第一要素。2012年，我国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之后在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均做出了重要部署。2021年1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再次强调，“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由此可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于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2017年，农业农村部编制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对其概念给了以下界定：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新型职业农民概念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和现代扩展过程，其内涵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亦不同于“职业农民”“新型农民”，而是极具继承性、超越性和时代性的新概念，呈现“破旧立新”典型特征。

1.1 思想观念上的破与立：由“特定的身份象征”转变为“终身的职业选择”

在我国，“农民”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国家有区别，以往一直被视为一种政治身份、社会等级或生活方式的象征。政治上，农民一般被专指拥有农村户口且位于社会底层的政治阶层。经济上，农民指的是迫于生计需要，在农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自给的劳动群体。“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提出破除了原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概念，将“新型”与“职业”有机结合，赋予了“农民”现代化的含义，特指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关的从业者，是一种将务农作为固定乃至终身的崭新职业，其所在岗位的技能方面有着高、精、专的在职业要求。综上可见，传统农民突出身份属性，强调社会意义上的等级秩序，而新型职业农民则是经济学中的“合乎理性人”，是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这是“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理念上的区别之处[1]。

1.2 生产经营上的破与立：由“传统家庭小规模”转变为“现代农业大生产”

众所周知，自我国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传统农民便是以家庭为单位，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来进行生产经营。然而，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因科技创新能力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弱、抗风险能力差等多因素掣肘，大多以小规模种养为主，收益微薄且不稳定，属于粗放分散、自给自足型农业。新型职业农民则有别于传统农民，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目标并非维持生计，而是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因此，当代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仅具有满足现代农业一线生产与经营管理所需的较高的文化素养、超强生产技能与专业化职业道德水平，还可以充分掌握并遵循市场规律和规则，通过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和机械的运用，不断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打破了传统家庭小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

1.3 地域空间上的破与立：由“单纯农村人务农”转变为“务农人无局限”

传统从事农业的人群一般是有着农村户籍的人，但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不再局限于户籍制度，是对“城乡二元”制度的摒弃。它打破了农业生产劳动力来源的城乡界限和地域界限，这就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的人员主体，既可以是农村居民，也可以是城镇居民，既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因此，扎根农村的本土人才，尤其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大规模农户、农场主、现代农业经营主，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群体和重点关注对象。返乡创业的能人贤达，其阅历丰富，具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优势，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来源。另外，有志服务农村的大学生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骨干力量。概言之，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身份向职业、从兼业向专业”“从强制向自发”“从自足向富足”的巨大转变。

2.1 人的全面发展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哲理诉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的人是必然是实现了充分自由并各方面得以全面发展的个体。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丰富，其既包括单个人个性自由、知识素养、劳动能力、自身价值以及自身与社会关联的社会关系等多维度的全面发展，也蕴含着群体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全面发展。基于此，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过程，便是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个人和群体不断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发展过程中，应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价值要义，让新型职业农民在充分发展个人文化和技能素养的基础上，将基本劳动活动、生产能力与生产关系有机地整合起来，既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也让其享受到因个人潜力激发带来自我认知的自信与认同，实现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解放和发展，进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新型职业农民才能历经从“自在”到“自为”“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真正构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2]。

2.2 乡村全面振兴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现实诉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决胜第二个百年梦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内涵丰富，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的振兴，不仅要求农村物质财富总量的提升，更意味着在农村生产力方式、生产关系的优化升级，不仅要朝着目标推进，还要关注实现目标的途径、动力和主体，而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必须牢牢抓住“新型职业农民”这一乡村人才的关键少数，将乡村人力资源培育摆在重要位置。近年来，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大量较高素质青年人才进入大城市，农村留守劳动力老化及整体素质低下，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凸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成为破解乡村人才紧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要优化调整农业从业结构，推进农业从业人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筑巢引凤引入大量高素质农业人才，创造性地推动农业发展的高质化、现代化，进而推动产业、文化、组织、生态振兴，最终达到全面振兴之目标。

2.3 农业现代化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远景诉求

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3]纵观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农业国家，尽管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各异，农业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但共同点是丹麦、瑞士、美国、日本等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采取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举措，既有职业准入制度，又形成了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近年来，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农业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粮食产量连年增收，但仍面临农业增速减缓、产品供求失衡、科技应用转换低下等矛盾问题，尤其是农业人才结构性问题逐渐突出。农民的现代化成为农业现代化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占比仅为7.1%，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更少，只有1.2%。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客观上导致科技投入低、农业竞争力不强，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大阻力。因此，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关键是培养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只有实现农民的现代化，现代农业的发展才有了保障。

3.1 培育推动产业兴旺的“经济达人”

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兴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直接生产者，理应成为一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质上便是通过培养更多农业经营主体、掌握更专经营技能、延伸更长产业链条、打造更亮品牌特色，在现代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科学建构中，在推进农业发展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提高农业的精细化水平的过程中，实现生产效益最大化。新型职业农民作为“经济人”具有天然的自利性，这必然会激发其从事农产品经营的内生动力，成为区域内农村产业的增长极，在拓展乡村产业链、打造供应链、丰富利益链、提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助推产业兴旺的经济达人。因此，经济达人既是新型职业农民得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作为空间，也是事关农村产业兴旺的骨干力量和致富载体。

3.2 培育促进生态宜居的“环保能人”

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问题是生态问题。乡村振兴不仅为美丽乡村建设制订了日程表，也为生态宜居勾画了蓝图。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村生态宜居的直接建设与体验者，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绿色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大，横跨多个季风带和气候带，不同地域的主要农作物产品也大相径庭。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应充分尊重自然发展规律，根据当地水土资源条件，促进农业内部循环和社会外部循环相结合，推动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构建绿色生态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创新性运用新型职业农民的知识与经验，孵化大量乡村旅游、休闲养老、自然生态等多类型田园农业项目，促进“生态、生活、生产”三生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切实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通过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彰显，将新型职业农民培塑成美丽乡村的环保能人。

3.3 培育传承文明乡风的“道德贤人”

农业农村发展的灵魂问题是文明乡风。乡风民风是乡村文明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中饱含着某一地域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时代主题。随着时代境迁，文化振兴势在必行。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群心中有农、以农为荣、甘愿为农的一个特殊农业群体，他们在思想认识、行动中都表现出对农村的浓浓乡情，对农民有着高度认同，对农业这份事业有着满满的热忱。因此，新型职业农民是传承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践中，应从孕育内在涵养、铸就理想信念、培塑乡情自觉等方面着力，激发其传承优秀乡村文化基因、重塑乡村文化品牌、挖掘乡村文化特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活力[4]。通过新型职业农民道德贤人的培养，让其真正成为乡村现代生活方式与乡风文明的倡导者、引领者、传承者。

3.4 培育推进乡村治理的“政治强人”

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问题是乡村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本质上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与生活意义的重塑，带有政治性。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也就是说人生于世，均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意志和愿望。新型职业农民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力量，尤其是龙头企业老板、合作社社长，其见多识广，经济实力强，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往往扮演着“领袖”角色。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中，一方面既要发扬其在发展现代农业、扩大本土知名度、道德榜样示范的身份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先进思想传播和社会民主治理等教育活动，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感、使命感，提升自治观念，具备法治思维、重构德治模式，成为基层治理、参政议政的“政治强人”。乡村的有效治理是新型职业农民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障。

3.5 培育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高人”

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追求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坚持的最高目标。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生活富裕的直接创造者和享受者，也理应成为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者。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对于共富共享理念的植入，让其自觉肩负起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的社会责任，真正让乡村发展惠及普通农民，让大家的钱包鼓起来，人气旺起来，心情爽起来，既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裕，又实现精神层面的富足。既实现个人价值，又产生社会价值。“社会达人”是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奉献精神得以弘扬的目标指南，关乎农村居民生活品质和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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