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外交路线的时代性转变及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段明明

刚刚结束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首个总统任期内，法国外交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在马克龙致力于构建的法国“新外交”中，法国主要双边关系的发展、法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及法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均较之前有很大差异。在这一背景下，中法关系经历了自希拉克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低谷期。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变化不是暂时的、偶然的和战术性的，体现的是法国在面对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交战略上的方向性抉择。那么，这些“方向性抉择”是什么？其影响因素有哪些？法国外交的方向性转变会对国际和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 中法关系又会受到怎样的牵连？深入考察这些问题对把握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对法、对欧外交大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拟在对马克龙首个任期内法国主要外交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为框架，分析法国“新外交”路线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深层机制，并展望其动向。最后，对中法关系进行预测性分析。

早在竞选阶段，马克龙就宣称“法国外交要与之前的路线‘切割’”，力图打造一个“全新的外交”。在出席2018年达沃斯论坛时，马克龙高调宣称：“我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法国归来(France is back)。”就对外政策而言，“法国归来”既表明了马克龙对其前任外交成果的不满，也显示了其推动“法国和欧洲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雄心。对马克龙首个任期的外交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法国“新外交”有着完全不同于战后以来法国外交传统的一些格局特征。

（一）超越 “大西洋主义/戴高乐主义”二元传统

战后以来，法国外交围绕法美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在“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和“戴高乐主义”(Gaullism)①“大西洋主义”主张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认同西方属性，认同与美国结盟；
“戴高乐主义”则强调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力图通过现实政治来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大西洋主义”在美国领导力至上、单边主义、干涉主义、军事主义等方面与美国外交学派“新保守主义”有较多重叠之处。“戴高乐主义”在欧美学界，特别是法国学界也被称为“戴高乐-密特朗主义”。国内学界仍习惯使用“戴高乐主义”。两者含义并无本质差异，区别在于欧美学界普遍认为密特朗对戴高乐的外交路线并不是简单继承和延续，而是有重大发展，对之后的法国外交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之间摇摆的特征。由于这两种路线并非完全独立和相互排斥，法国外交在二者之间的摇摆可以被视为一种“混合性摇摆”。

过去五年的法国外交已经不再遵循这一传统，而是体现出对两种路线并用的取向。然而，这种并用不是简单的叠加，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糅合性升级”的逻辑。

上任伊始，马克龙与特朗普高频度的接触释放出与美国拉近距离的明确信号。然而，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将“马特会”最终演绎成法美最高层面上的外交角力场，法国“反美旗手”的形象自希拉克以后再次树立。法美的外交角力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1）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重创了法国“气候外交”。而“气候外交”是法国谋求全球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之一, 已经成为法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冯存万：《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国际论坛》，2014 年第2期，第57-62页。（2）美国撕毁《伊核协定》对法国外交的打击更具有杀伤力，因为它直接动摇了法国外交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基础——多边主义。（3）美国挑起与欧洲的贸易争端则表明，美欧在全球化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一分歧虽然在表面上对法国外交政策影响有限，但会与法国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相呼应，深刻影响马克龙的对外政策。此外，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在北约军费开支上与欧洲盟国发生的龃龉也给法国外交造成了巨大压力。拜登上台以后，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扭转，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和修复跨洋关系的姿态很快就被“潜艇合同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法美关系再次降至冰点。

在与美国外交角力的同时，法国也有强化法美同盟的一面。法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是最为鲜明的举措。这是法国第一次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参与域外军事行动，其“新保守主义”的特性显露无遗。马克龙不惜冒着破坏多边主义的风险追随美国的事实显示了其竭力维护法美同盟的决心，甚至是构建“法美轴心”的野心。①在结束访美的前夕，马克龙表示：“（……）这个轴心（马克龙-特朗普轴心）不是排他性的，跨大西洋关系依然牢固(2018-06-24)。”相关新闻链接：https://www.francetvinfo.fr/replaymagazine/france-2/13h15/13h15-du-dimanche-24-juin-2018_2806345.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3日。在与特朗普的互动中，马克龙的表现经历了“热络激烈—针锋相对—冷静谨慎”三部曲式的演变。这不仅是法国外交应对特朗普强硬立场的无奈之举，也是马克龙整体考量法美关系格局，保留足够回旋余地的选择。②在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马克龙已经没有了此前在《巴黎协定》问题上的措辞激烈的反应，而是表示“完全明白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都是为其内政服务的”马克龙接受《星期日报》的采访时的表态（2018-05-06）。相关新闻链接：https://www.francetvinfo.fr/monde/usa/presidentielle/donald-trump/donald-trump-iran-frappes-en-syrie-emmanuel-macron-defend-sa-politiqueetrangere_2739465.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3日。这种趋势在马克龙之后的外交行动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比如，在“卡舒吉遇害案”引发的外交风波中，马克龙基本上与特朗普的立场保持一致，拒绝将此案过度政治化；
而在法、俄、德、土参加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四方峰会的组织上，法国更是费尽心机，避免刺激美国。③为了不让美国感到峰会有任何反美阵线的意味，法国施压将原本定于9月初的会议推迟至10月底，仅仅是因为9月初美土关系因美国牧师布伦森监禁事件仍处于紧张状态。相关报道参见 «Russie, Europe et Turquie tentent de pérenniser la trêve en Syrie»，Le Monde，27 Octobre，2018，p.4。

（二）“法德轴心”趋向“单独领导”

一直以来，法国的欧洲政策完全倚重“法德轴心”这个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动力来源和根本保障。但由于两国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错位、政治体制上的不同以及经济状况上的差异，在推动“政治欧洲”和“军事欧洲”上更为积极的法国往往得不到局限于构建“经济欧洲”的德国的支持，在“法德轴心”中实际上处于被牵制的地位。自马克龙上任以来，法国的欧洲外交表现出明显的“摆脱牵制，单独领导”的意图。

作为法国外交基石的欧洲，在马克龙看来已经完全超越纯粹的外交范畴，成为其执政基础的一部分。在201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对决中，欧洲问题始终是核心议题，小勒庞对欧洲问题的误判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马克龙，在竞选阶段就表示自己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强大的欧洲基础之上的。马克龙上台之际，欧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之中：英国脱欧、德国政治困境、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力量兴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促使马克龙承担起领导欧洲的使命。在索邦讲话中，①2017年9月26日，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大阶梯教室发表了关于欧洲政策的长篇讲话。马克龙明确表达了自己通过改革欧洲以改变世界的雄心。在没有得到德国积极回应的情况下，马克龙决定单独行动，这被法国称为“积极外交”（Diplomatie Active）。面对一个分裂的局面，法国的当务之急是重振成员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上台伊始，在“更具保护性欧洲”的大旗下，马克龙通过外交努力，在诸如难民接收安置、欧盟金融救助、互联网经济管制、金融市场整顿、劳工市场干预等重大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同时，马克龙在英国脱欧谈判中成功地将欧盟统一到法国强硬的立场之下，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此外，趁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立场不明之机，推动德国积极谋划欧洲防务独立，取得了重启对非军事干预欧盟化、“欧洲干预计划”(EII)初步共识等成果，法国的领导地位得以初步塑造。被授予“查理曼大帝奖”可以看作马克龙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也表明欧洲对法国寄予厚望。②“查理曼大帝奖”表彰对“欧洲一体化”做出卓越努力与贡献的政治人物。在此之前，只有密特朗一位法国总统获此殊荣，而且是在当选7年之后。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给初现转机的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疫情初期的危机应对上，欧盟再次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状态。法国积极行动，主导欧盟实施“边界管控”“集体采购”等政策，较快地扭转了局面。而之后“欧洲复兴基金”的落地，更彰显了法国的领导力。在财政问题上，欧盟内部历来存在以德国为首的北方稳健派与以法国为首的南方积极派之争。在此之前，欧盟的财政政策基本上受前者的主导。面对空前的疫情危机，法国主张欧盟突破财政规则束缚，以更加大胆务实的态度采取实质性举措支持各国经济复苏。法国最终成功说服一向反对欧盟共同举债、反对欧盟无偿资助各国“抗疫救市”的德国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欧洲复兴基金”计划。这与欧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措施完全由德国主导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默克尔的离任，德国将进一步受到国内“妥协政治”的拖累，在欧洲事务上有所作为的难度加大。这为法国进一步摆脱“法德轴心”牵制，坐实其在“更具保护性欧洲”大旗下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上述两个基本维度发生格局性转变的影响下，法国外交的其他领域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法俄关系象征意义和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的同时，两国的政治互信却降至冰点；
法国竭力拉拢印度，致力于构建“印度-太平洋轴心”，③法国外交部亚太司：《法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白皮书（2030）》（Livre blanc, Stratégie française en Asie-Océanie à l’horizon 2030），2018年，第3-4页。下载地址：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livre_blanc-com-_fr-eng_cle876fb2-1.pdf。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
法国积极介入中东事务，通过维护阿拉伯世界各种力量的平衡，塑造自己“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对于非洲，法国一方面借助军事干预，全面推动法非关系欧盟化，④王战、段明明：《法国萨赫勒军事战略解析》，《法国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8-104页。力求继续保持法国对法语非洲事务的主导；
另一方面法国加强与更具经济活力和地缘政治价值的英语非洲国家的接触，力图填补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力空白。当然，中法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在整体稳定的表象下经历了几乎延续了整个总统任期的低谷期。那么，这些变化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是无奈之举，还是战略选择？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考察法国“新外交”形成的内外背景。

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①新华网：《习近平接见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2017-12-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7-12/28/c_1122181743.htm, 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这一论断已经成为中国对当今国际格局的总体认知和判断。此后，在包括2019年访法期间与马克龙总统会谈在内的多个重要外交场合，习近平多次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独有偶，自马克龙上台以来，法国对当今国际形势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马克龙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是近期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危机。”在2019年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全面、深刻的变动和重组。”由于所处立场、认识角度的不同，中法两国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述和理解不尽相同，而中国官方和学界对其的阐述仍处于不断丰富且逐渐深入的过程，②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学术争论，可参见凌胜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争论与战略意涵》，《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 年第6期，第23-38页。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考察法国外交的分析框架的重要意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变”，同中国一样，法国感受到了国际格局在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迫使法国外交应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此消彼长的东西方力量对比、岌岌可危的多边国际秩序和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思潮。

（一）此消彼长的东西方力量对比

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经济的助推下，全球化与区域化向纵深发展，世界格局多级化进入“深水区”：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陆续崛起；
另一方面，在地区冲突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双重拖累下，传统欧美大国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减弱。国际格局总体上正在朝着东西方实力更加均衡的方向发生实质性转变。如何在坐享新兴国家崛起红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传统优势地位，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美国保持既定的遏制中国、孤立俄罗斯、牵制印度的总体战略方针；
欧洲选择有限跟随策略，努力维持世界大三角格局，以期寻找契机从中获利。同时，面对全球性事务，尤其是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威胁，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又有政治合作和妥协的一面。总之，在传统大国依然拥有政治和军事优势，而新兴大国逐渐夺取经济优势的重大转型阶段，各种力量都在分化整合，力图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新秩序中找到最有利的位置。

当前法国外交面对的世界已经完全不能与戴高乐、密特朗甚至是希拉克时代的世界相提并论，对于这一点，法国前外长魏德里纳(Hubert Védrine)进行了精辟的概括：“过去的五年是西方失去权力与影响力垄断的五年。”①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接受法国电视二台“13点15分”栏目记者采访的表态。“五年”是指2012-2017年奥朗德任期（2018-06-24）。相关新闻链接：https://www.francetvinfo.fr/replaymagazine/france-2/13h15/13h15-du-dimanche-24-juin-2018_2806345.html, 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5日。马克龙更是尖锐地指出法国自“二战”以来外交环境的严峻性：“我们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挑战。法国已不再像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可以宣称是一个在与自己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大国庇护与陪伴下的中等强国。”②Emmanuel Macron, « Nous devons renouer avec l’héroïsme politique », Le Point, n° 2347,août 2017.强烈的危机感促使法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强化西方的价值观信仰，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西方阵营回归。这种“回归”在外交路线上表现为法国对外政策“欧洲化”和“西方化”的不断强化。

首先，面对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赶超，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北约安全框架的解构风险，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新兴核力量的出现，马克龙把法国与欧洲的命运视为一体：“法国和欧洲一起要重新回到世界外交的中心，否则世界将失去平衡，而我们要么会遭到淘汰，要么将面临长期持续性的威胁。”③马克龙接受法国电视二台“13点15分”栏目记者采访的表态（2018-06-24）。相关新闻链接：https://www.francetvinfo.fr/replay-magazine/france-2/13h15/13h15-du-dimanche-24-juin-2018_2806345.html，访问日期2021年11月5日。这意味着，欧洲主义将在法国外交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④自戴高乐时代起，法国政界一直存在对欧洲在法国外交中的角色的矛盾解读。亲欧主义者基于对国家利益最终会趋同的信仰，对“欧洲共同外交”的形成深信不疑，同时认为，在超级大国的背景下，法国只有在欧洲的框架内才能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与安全；
疑欧主义者则认为，外交政策事关法国国家身份认同，一旦交予欧洲集体处理，势必丧失主权，此外，集体协商机制在外交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更不会生成行动，只会导致无所作为。这样的转变是马克龙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做出的慎重的决策。其考虑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欧盟有统一政治体存续的基础。在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内核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主权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其中体现的“欧洲和解”已经成为欧洲内部关系处理的政治原则，而法德在争夺欧盟主导权上的角力也客观上确保了欧盟的政治平衡。经济方面，法德两国（考虑到英国脱欧的情况）的体量也足以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辐射整个欧盟，形成统一的市场。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国情、类似的利益诉求会驱使欧盟成员国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2）法国在欧盟政治一体化中更具备领导欧洲的实力。无论是从欧洲一体化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国际变局的要求来看，政治一体化都是欧盟的必由之路。21世纪以来，随着欧盟东扩，法德领导力遭遇一定程度上的稀释；
新旧成员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威胁西欧福利国家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难民危机、跨洋关系危机、新冠疫情等欧盟遭遇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促使成员国初步在“欧洲主权”“欧洲声音”上达成了共识。而法国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是代表欧洲的不二人选。

其次，在欧洲目前还不足以作为政治体和军事体提供强大保护，而法国的国家利益呈现出越发“西方化”①Thierry de Montbrial et Thomas Gomart (dir.), Notre Intérêt National: Quelle Politique Etrangère pour la France?,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2017. 作者认为“西方化”主要表现为更加欧洲化、与法国经济和大企业更加密切相关、更加军事化、更加牵动盟友等。的情况下，法国外交只会更加倚重跨洋关系。战后以来，法国政界对于跨洋关系有着三个基本的共识：（1）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无法与之抗衡；
（2）美国是盟友，与之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西方价值观；
（3）与美国存在分歧，有时分歧还会相当严重。无论法美关系经历何种考验，这些共识并不会改变。不仅如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美国强势的文化输出下，欧洲已经演变成美国文明下的一种“亚文化”，法国的政治精英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全美国化了，用美国的方式去学习、去思考。②Régis Debray, Civilisation. Comment nous sommes devenus américains, Paris : Gallimard,2017.这就会促使法国外交不断强化对西方共同价值观的崇尚，对西方阵营团结的笃信。因此，法国不仅不会与美国交恶，而且会努力强化法美同盟。就任伊始，马克龙主动向美国示好，积极寻求构建“法美轴心”即对这一外交方略的充分诠释。然而，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不仅触动了法国和欧洲的现实利益，也严重损害了美国在欧洲的形象，客观上催生了欧洲的“反美”旗手。法国顺势扮演起欧洲乃至世界的“反美”代言人角色。这些举动虽然一度让法国外交被贴上了“戴高乐主义”的标签，但却并不符合法国在国际大变局下的国家利益，因此，很快便偃旗息鼓。对于跨洋关系的另外一环——北约，尽管对美国意欲脱身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甚至给予“脑死亡”的评价，马克龙秉持的仍旧是西方主义的立场。在竞选阶段,马克龙就明确表示倚重北约的立场。马克龙上台后宣称“法国对所有同盟保持忠诚”，这一表态排除了法国与北约疏远的可能。自“一战”以来，以集体安全原则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大西洋同盟在不同时期帮助法国对抗来自德国、苏联的安全威胁。法国由此形成了对大西洋同盟安全红利的政治依赖。对于作为现今大西洋同盟军事政治支柱的北约，除了安全倚重之外，法国也有利用的一面。针对在美俄角力背景下的北约东扩，马克龙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并在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多次强调北约“自我更新”的必要性，其真正的意图是创造并提升法国在同盟中地位的空间。

（二）岌岌可危的多边国际秩序

《法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白皮书（2030）》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世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并存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举动决定了亚太平衡”。③法国外交部亚太司：《法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白皮书（2030）》（Livre blanc, Stratégie française en Asie-Océanie à l’horizon 2030），2018年，第3页。下载地址：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livre_blanc-com-_fr-eng_cle876fb2-1.pdf。法国对单边主义如此忌惮，是因为多边主义是法国外交的生命线。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意味着开放、接纳与协商；
多边主义也是民主与法治精神在全球治理中的体现，符合法国的价值观；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法国只能在其他强国，特别是全球性大国都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欧洲是多边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多边主义失灵的最大受害者。历史经验证明，法国的国运是随着多边主义的兴衰而起伏变化的。马克龙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国的安全取决于其与所有人对话的能力”。①转引自Martin-Pierre Charliat, « Le multilatéralisme en question », Études, 2018(12), pp. 21-34.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不断遭到挑战。比如，伊拉克战争、克里米亚事件，直至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几乎陷入彻底崩溃的境地。战后形成的全球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是西方控制、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秩序。法国在这一体系中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调停人，从而维护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作为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法国自然希望能够继续维系现阶段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内部被认为是按照多边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受制于苏联的霸权。因此，法国一直视俄罗斯（苏联）为多边主义秩序的最大威胁。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话语权的增加，法国感受到了新的威胁。法国将中国正当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定义为“单边主义”。然而，真正使法国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以至于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外交战略予以应对的，是美国外交路线的重大转向。作为战后国际秩序实际上的主导者，美国是法国认可的多边主义存在的基础，实际上扮演着“终极维护者”的角色。因此，一旦美国这个多边主义的“最后保障”转向单边主义，现行的国际多边主义秩序也将彻底瓦解。而法国深知，在单边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下，不仅无法维系自己世界大国的地位，自身的国家安全都将难以确保。因此，在多边主义问题上，法国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但同时，法国也必须为迎接一个单边主义的时代做好准备。为此，法国“新外交”在两个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倾斜。一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赋予欧洲完全的单边行动能力。缺乏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是欧洲难以实现政治独立，面对单边主义只能隔空喊话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龙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欧洲人来说，很难确保在美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时强制执行，因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军事自主权，也没有所有人参与其中。正如我们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样，这是我们当前的弱点。”②《马克龙主义：与法国总统对话》，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缘政治研究小组（Groupe d’études géopolitiques, GEG）对马克龙的专访文章，原文载于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杂志（Le Grand Continent）。译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官网：http://ies.cssn.cn/wz/yjcg/qt/202011/t20201125_5221555.shtml，访问日期2022年1月16日。因此，法国“新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法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指南》第一次明确强调“建设欧洲战略自主”的必要性，并提出设立“欧洲防务基金”的设想。军事合作层面上，法国提出了具有执行性和排他性的“欧洲干预计划”(EII)，以寻求建立一个灵活的、能直接投入军事行动的由国家组成的小群体，且接纳非欧盟成员国。法国甚至一度提出“欧洲军队”的构想。这些都显示出马克龙突破北约禁锢、实质性推进欧洲军事独立的决心。尽管欧洲军事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法国的举动已经在达成共识方面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欧洲干预计划”已经取代德国提出的无目标、论坛式的“永久合作架构”(PSC)，①这一合作架构旨在通过培育欧盟各成员国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来面对未来的全球性威胁。成为各国协商的基础，且在“萨赫勒”军事行动中得到初步实施。二是加密“旧关系”，构建“新联盟”。欧洲战略自主无法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捍卫现有的多边秩序，延缓其全面崩溃的进程。为此，法国一方面通过恢复在奥朗德时期中断的法俄对话、拉拢印度等动作加密已有的大国关系；
另一方面推动新战略联盟的形成。法国强化了与阿联酋、印度、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以期构建法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轴心”，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该轴心与所谓的“民主四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轴心”遥相呼应，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

（三）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思潮

西方选举政治历来有国内政治外部化的传统，尤其是在出现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这一结构性压力更加凸显。法国民众对当前经济社会状况、国际境遇和安全环境的系统性反应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对建立在全球化之上的国际关系原则产生撼动。马克龙接手的，是经历了左右两届政府都未能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经济社会状况不断恶化的法国：低迷的经济增长和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
难民危机加剧，社会矛盾尖锐；
安全形势紧张，恐怖袭击接连不断，法国人普遍对国家未来持悲观情绪。伴随这种悲观情绪的是法国社会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高度忧虑：不少法国民众，尤其是中下层领薪阶层认为无论是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还是安全危机都是全球化的衍生物，希望回到世界国家民族相互独立、相对隔绝、各自为政的状态。“美国优先”和英国脱欧为法国内部反全球化势力提供了示范和鼓舞，在极端政治势力的煽动下，逆全球化思潮在法国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这在根本上背离了战后法国外交推崇的诸如自由贸易、区域合作、干涉主义、文明对话、大国责任、人道主义、政府间主义与国际法主义等国际关系原则。在这种背景下，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全球化主义政治精英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法国的外交传统，以回应法国民众的关切和利益诉求。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民粹主义浪潮导致的传统政党旁落，引发了法国政治生态的极端化趋势，从而大幅缩小了法国对外政策，特别是欧洲政策的弹性空间。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传统政党出局、极端政治力量崛起、非传统新兴力量胜出和投票率创历史新低。这一呈现出明显“反体制”特征的结局，颠覆性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生态。首先，法国传统上中左、中右两翼角逐的局面被打破，法国传统的政治哲学随之丧失了话语权；
其次，马克龙上台是建立在选民对现状普遍不满和传统政党分裂衰落基础上的，本身就是民粹主义政治的产物，而极端政治力量更是大打“民粹牌”，由此，法国政坛演变为民粹主义温和派与极端派的角力场；
最后，在与民粹主义极端派（尤其是国民联盟）的竞争中，由于马克龙及其“共和国前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脱胎于传统政党，对法国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仍负有历史责任，因而在对欧盟的政治利用方面处于先天性弱势地位，①段明明：《欧洲极右翼政党对欧盟的“政治利用”策略透析——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例》，《欧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41-56页。只能被迫跟进程度不断加深的反全球化、反移民主张。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法国的欧洲政策不得不在“更具保护性欧洲”上大做文章，以压制疑欧主义的冲击；
在其他领域，法国外交也会趋向于封闭和保守，尤其是在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区域经济合作等议题上表现出更多保护主义的倾向。

（2）自由化经济改革拖累法国的“积极外交”。自马克龙上台以来，大刀阔斧地推行自由化经济“新政”，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振法国经济。起初，马克龙在劳动法、国家铁路公司用工制等“硬骨头”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其改革者的形象得以树立，有力地配合了法国的“积极外交”，助力法国在欧盟事务中话语权的提升。但随着改革措施对民生负面影响的逐步显现，法国民众开始走向对立面。一个以对企业和高收入者减税，对中低收入者加税为核心举措的自由化经济“新政”最终引发了法国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活动——“黄马甲运动”。开始于2018年11月、持续一年多的“黄马甲运动”在三个方面拖累了马克龙的“积极外交”。首先，严重削弱了法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欧洲领导者的政治信誉。为了平息民怨，马克龙暂停“新政”，并提高社会福利（导致增加1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欧盟成员开始质疑这个重新违反财政纪律的“坏学生”的领导能力。其次，沉重打击了法国的“气候外交”。马克龙取消提高燃油税的举动意味着终止了法国社会“生态过渡”的进程，完全背离了其在“一个地球”峰会上的承诺，也使法国“全球生态先锋”的形象大打折扣。最后，打乱了“积极外交”的节奏，迫使法国实施一定程度的外交收缩。为了全心应对内政危机，马克龙在2019年G20峰会以后，取消了大量外交活动；
而之后的应对疫情使得马克龙任期后半段的法国外交基本局限在欧洲事务上。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一个具有时代转折特征的法国全新的外交路线已经在马克龙的首个任期内显露出雏形。如果说法国“新外交”在其“维护法国大国地位”的终极目标上保持了对法国外交传统延续的一面，那么无论是在对这一目标内涵、外延的认识上，还是在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式上，法国“新外交”本质上体现的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的创新的一面。法国“新外交”在体系、中心、边界、原则、规范等方面均有着不同于此前的格局特征。

① 法国追求的“大国地位”将更加务实，更具意识形态属性。战后以来，法国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越阵营”，甚至“超越主义”的普世性大国。这既源于法国启蒙主义的理性政治哲学，也受制于战后的世界格局。然而，这一外交战略的抉择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客观条件：西方在物质成就和制度安排上占有绝对优势、法国的国家安全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中得到全面保护。当这两个基础都不再稳固时，法国“大国地位”的象征性意义必将被削弱，法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大国地位”的身份构建：这样的“大国”首先要能够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以实现真正的“独立”；
这样的“大国”也不可避免地退居为一个“西方大国”。

② 西方主义、欧洲主义和保护主义成为法国“新外交”的指导思想。如果说对“普世性大国”的理解致使法国战后外交对联盟主义的集团政治保持距离，对民族主义的封闭政治竭力反对的话，法国“新外交”将全面突破这一思想禁锢，向西方主义、欧洲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法国外交传统的“大西洋主义/戴高乐主义”路线之争将让位于回归西方阵营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法国借助欧洲的力量，在“保护欧洲”的大旗下，谋求与“欧洲领导者”对等的“大国地位”。

③ 维护现有国际关系秩序是法国“新外交”的基本手段。作为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受益者，法国自然希望维持现有的世界格局。在美国无力也无意继续维持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秩序的背景下，法国不得不制定出借助欧洲力量捍卫多边主义的外交战略。因此，法国“新外交”将大幅收缩于欧洲事务，以专注于推动欧洲成为有能力捍卫多边主义的真正一极这一目标，而欧洲以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将服务于这一目标。

④ 法国“新外交”体系更加层次化、结构化。马克龙首个任期的外交实践表明，法国“新外交”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更加层次化和结构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欧洲是法国外交的主体、根本所在，法美关系的变化牵动着法国外交的神经，共同处于核心圈层；
法语非洲和中东阿拉伯世界是法国大国地位的“秀场”，处于次外圈层；
其他区域大国是法国外交的战略筹码，其中中、俄具有特殊的地位，处于外圈层。不同的圈层在地缘政治上各有指向，自随其理，但同时互为呼应，彼此协调，形成了一个层次化、结构化较为明晰的体系，服务于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谋求大国地位这两个终极目标。

在法国外交进行路线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法国的对华政策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中法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从形式上看，中法两国保持了高频度的接触，双边关系基本保持了建设性的平稳。两国元首在双边和多边场合的多次会晤，疫情期间也以视频、通话等形式保持沟通，仅在2020年两国元首直接通话就达5次之多。此外，被称为“骏马外交”①作为对中国国礼熊猫的回赠，马克龙送给习近平主席一匹法国共和国卫队御用的骑兵马。的马克龙在2018年开年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更是释放出法国交好中国的强烈信号。在这次访问中，马克龙明确表示“人权问题不是与中国交往中必谈的话题”，暗示法国会主动规避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为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与形式上的热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法关系实际上是“暗流涌动”，政治互信不断降低，双边和多边合作停滞不前。法国先是代表欧盟指责中国在欧中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给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制造障碍；
后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频频出头、指手画脚，并追随美国与周边国家抛出所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
疫情发生后，法国又在防疫抗疫、病毒源头等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为了配合其强硬外交姿态，法国前所未有地派出多批次战斗舰船在南中国海游弋，妄图进行军事恫吓。此外，法国还在欧盟内部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贸易纠纷，推动欧盟集体防范和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国际上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构建新的反华联盟。对此，中国做出了减少双边经贸合作、暂停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人员制裁等反制的回应。中法关系发展水平降至自希拉克以来的低谷。

战后以来的中法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世界格局的演变中跌宕起伏、几经波折，但主基调是“对话与合作”。从解决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起，中法就开启了一种在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对话模式；
1964年，中法建交更是为两国的对话关系标注上了某种“特殊性”②张骥：《去特殊化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98-117页。。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构筑了中法关系对话性质的基础。然而，从根本上说，决定中法关系基本走向为对话性质的仍然是可以相互利用的战略价值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互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法各自的国家利益诉求在侧重点上有所变化，因此，双方的战略价值也会发生一些局部变化。但总体上看，战略地位相似的中法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分散美国政治压力及捍卫自身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正是由于这些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中法关系才能在战后70年来经受住种种考验，始终没有偏离对话的主基调。

然而，面对世界格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法国对中国的认知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不可避免地动摇中法两国的政治合作基础，强化双边关系中对峙的一面。法国政界及马克龙本人在评价中法（欧）关系时使用频度颇高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天真”（Naïvté），认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法国（欧盟）过于乐观和轻信，表现出政治上的“天真”。事实上，早在竞选阶段，马克龙在谈到法中关系时就抛出了“天真论”，主张用“更现实”的态度重新认识中国。这里的“天真”首先是对中国入世之后“履行开放市场承诺、遵守贸易规则”的轻信。①Cubizol Damien, Macaire Camille, Renard Mary-Françoise, «Le commerce franco-chinois :leçons du passé et perspectives d’avenir», Monde chinois, 2019/3 (N° 59), pp. 26-43.面对法国高贸易逆差、高失业率、产业外迁等难题，法国政界将矛头直指中国，指责中国一方面用低于法国标准的廉价商品倾销，另一方面实施贸易壁垒阻止法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其次是对中国崛起速度的预期不足、对中国“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的认识不够。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在非洲的经济开发活动以及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行动等中国正常的国际行动，法国开始质疑中国的发展目标，认为中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发展自己的国家，而是最终要与西方争夺世界的领导权。马克龙在2018年5月8日的努美阿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正在构筑他的霸权（……）如果我们无所准备，我们的自由、机会都很快会受到限制。”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天真”是深信中国能够被“西方化”。面对活力强劲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法国开始正视其与西方民主制度的竞争关系，并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战后以来，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法国一直抱有中国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幻想。而特殊的“普世情结”使得法国的这一幻想更加强烈。为此，法国一直积极推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以期通过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改变中国。然而，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不仅没有因为与西方的交流而削弱，反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变得更加稳固和强大。中法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用事实驳斥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这使得法国感受到了西方价值观所面临的威胁。马克龙更是毫不遮掩地指责中国“促进了价值观和原则的相对主义”，构成了对“基于人与自由和合理个人尊严的普世主义”的挑战。②《马克龙主义：与法国总统对话》，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缘政治研究小组（Groupe d’études géopolitiques, GEG）对马克龙的专访文章，原文载于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杂志（Le Grand Continent）。译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官网：http://ies.cssn.cn/wz/yjcg/qt/202011/t20201125_5221555.shtml，访问日期2022年1月16日。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意识形态，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对华政策中的全方位“天真”深深触动了法国的神经，以至于法国学界的一些声音甚至开始对法国对新中国的承认进行历史翻案，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举动，而这并未换来法国在华利益的“优待”。③Dubois de Prisque Emmanuel,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cinquante-cinq ans de fauxsemblants», Monde chinois, 2019/3 (N° 59), pp. 7-13.

枉顾双边交往互惠互利的事实、渲染中国正常发展的“威胁”，法国对华政策的“天真论”本质上是对中国崛起的偏见，显然是经不起推敲，不值得驳斥的。然而，它反映出法国对中国的认知转变决定了法国未来对华外交的基调，中国必须予以正视。结合法国“新外交”的整体战略属性不难看出，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完全服从于其整个外交路线转向的。从西方主义的视角看，中法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效应减弱。西方领导权的稀释、法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恶化促使法国更加倚重盟友的团结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中国的崛起，法国宁愿接受美国一超独霸、颐指气使，也要阻止中国后来居上甚或取而代之。因此，法国的“联美制中”与“联中抑美”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随着中美竞争与对峙的加剧，中美之间不再有足够的缓冲空间供法国发挥“调停大国”“平衡大国”的影响力。从欧洲主义的视角看，法国设想的“政治欧洲”“主权欧洲”挤压中法双边关系的灵变空间。一方面，为推进欧盟政治一体化，法国强化了对“欧洲价值观”的鼓吹，而中国被视为最主要的威胁之一，法国不可避免地会在对华政策上降低“包容开放”的水平。另一方面，竭力塑造“欧洲声音”的法国不仅会阻碍欧洲国家单独与中国的合作交往，也会提高对华政策中法国利益的全局性考量。从保护主义的视角看，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弱化。保护法国（欧洲）面对“野蛮全球化”冲击，法国在对华交往中势必提升对短期利益和现实利益的注重。“锱铢必较”式的争利不仅会引发法国加大贸易保护、技术保护、产业保护的力度，更会侵蚀中法双边关系的“战略伙伴”内涵。

自2017年马克龙上任以来，法国开启了“新外交”之路，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马克龙成功连任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法国“新外交”经受住了初步的考验，这也必将推动法国更加积极地贯彻这一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外交路线。此消彼长的东西方力量对比、岌岌可危的多边国际秩序和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思潮这三大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促使法国外交路线向西方主义、欧洲主义和保护主义转变。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改版式的升级。法国“新外交”追求的总体目标是构建以法国为领导的、有完全战略自主的“欧洲人的欧洲”，从而有能力作为独立、对等的一极，与美国一同按照西方的价值观继续领导世界。在这一目标体系中，西方主义是前提，欧洲主义是基础，保护主义是手段，三者相互作用、彼此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系统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在最关键的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尽管窗口已经打开，但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法国领导力与欧洲主义存在不兼容的一面；
而保护主义与西方主义也有冲突的领域。此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回流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冲突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对法国“新外交”的影响也必将是深刻的和长远的。因此，法国外交路线的转变会是一个曲折多变的过程。在这一过渡期内，法国外交的策略会呈现出左右逢源式的摇摆和争取空间式的投机。

法国“新外交”下的中法关系也将出现转折性变化。法国欧洲领导力的强化势必增加中法关系的战略价值，对法外交的分量将会升级。然而，法国“新外交”不可避免地把中法关系由“战略合作”转变为“战略竞争”。尽管中国仍然抱着开放的心态力主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但法国“新外交”的战略体系实际上已将中法关系的创新空间挤压殆尽。尽管中法在诸如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反恐、地区冲突等全球具体事务中还需要务实的双边合作与对话，但中法关系基调的转变不会因此停滞。对此，中国要保持警惕并制定出相应的外交应对策略。中国新形势下的对法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利用法国“新外交”目标体系自身的局限性，影响法国外交路线的调整节奏，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展开。然而，中国最先要做的，是避免患上法国已经意识到的“天真病”。中国不鼓吹“文明冲突论”，更反对“冷战思维”，但决不能盲目乐观，一厢情愿地继续在中法“立场相近—主张相似—合作共赢”的逻辑上谋划对法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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