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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成效、缺失和建议

发布时间:2023-06-23 09:25:13 浏览数: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3)

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尖端人才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大批创造能力强的尖端人才,就会拥有高科技,经济社会就会得到快速发展。我国要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自2009年教育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以来,我国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现实需求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进一步探索如何做好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培养。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努力造就一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拔尖人才”“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之风”[1]。2021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各方面问题[2]。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是论述了人才的重要作用。“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我国已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了新征程。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二是论述了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性。“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当今全世界人才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竞争,必须主要靠自己培养。”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自主创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可能依赖其他国家。“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三是特别强调“要做好拔尖人才的培养”,包括战略科学家、高端人才、顶尖人才。“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造就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学人才后备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在人才方面,“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观是我们做好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要认识到培养拔尖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让全社会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美西方敌对势力在核心科技上的封锁,要认识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设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有一批顶尖人才,因为他们“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从现状看,我国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还认识不足,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比如有些高校教师认为搞好教学和科研即可,缺乏育人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意识。一些从事基础教育的领导和教师认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等学校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依靠企业协同培养,而许多企业是“缺人而不育人”,采取“拿来主义”,缺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紧迫性和责任心。

由于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社会上关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杂音很多。前几年,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创建了一些英才学校(小学和初中),主要招收优质学生、超常学生、有特长的学生,这本可以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但社会上却刮起了 “这是贵族学校”“特权人学校”的批评之风,认为这是“不公平、不平等的教育”,强烈呼吁要“教育公平、教育平等”。这显然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进行深入调查,没有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就责令其停办、停招,全部转为“一般学校”。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培养拔尖人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应对国际人才的竞争,为了不让美西方在核心科技上卡我们的脖子。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有强大的意志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应区别于其他学生给予特殊培养。凡是成为尖子人才的,“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教育主管部门要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自觉,理直气壮地把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好和培养好,不要被一些杂音所干扰。

社会上还有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自己的孩子进不了英才学校,也看不惯别人家的孩子进英才学校,动辄就扣上“不公平”“不公正”的帽子。有些政府官员也因此害怕别人讲这样做不公平、不公正,于是就采用“一刀切”、搞“摇号入学”等简单化做法,无情地将天才儿童、超常学生与一般学生混在一起培养,这是不作为、不敢担当的表现。因得不到特别的培育,这些学生早期萌发出来的才华和潜质被泯没了。犹如蕴藏在矿石中的真金白银,未能被开采、提炼,就与泥沙混在一起,灌入混凝土之中铺路、建房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为了能够把这些宝藏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必须有一支勘探队,到深山荒野中去寻宝。所以,教育部门乃至全社会都要认真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观,深刻认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组织好勘探队,做好开采、熔炼工作。

自教育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以来,一些重点高校创造了各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方法。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立英才学院,专门培养尖子学生;
依靠基地培养尖子人才;
建立培养尖子人才实验区。二是实行三段式培养尖子人才:第一阶段实行不分专业的大类教育(通识教育);
第二阶段实行专业教育;
第三阶段实行综合性多元培养。三是设置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专业,由学生自行选择。注重学科交叉,鼓励学生跨系选课,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实行弹性学制。四是与相关的科研院所、试验中心、企业或国外高校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东南大学在卓越计划中成立了48个校企合作工程实验教育中心,开设了100多门校企合作的课程,实行双导师制,学校及合作方各派一名导师指导学生学习。五是实施教师主导的科创计划,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及早进入相关研究领域。把课堂延伸到科研院所,让学生走进高端科学实验室,直接接触先进设备、前沿科技,提高科学素质和科研能力。六是改革实验课教学方法,教师不设定内容,由学生自己设计,自由分组开展实验。吸收尖子学生进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科技攻关第一线培养拔尖创新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这些培育英才的学院(书院)的共同特点是起点高、要求高、目标高,对尖子学生的成长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16字方针,确立了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在各行业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提出要培养有突出创新能力的、立志献身基础学科研究和教育事业的拔尖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学院提出,要培养一大批个性品质一流、知识结构一流、设计能力一流、创新素质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武汉大学弘毅学堂提出,要培养有潜力跻身国际一流学科、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拔尖人才。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把培养目标从培养能力强、素质高的专业人才,调整为培养各行各业的未来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并实施4个融通,即学科建设与本科教育融通、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3]。由此可见,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以来,相关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10年来,我国建设了80个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培养学生9 800余人,已毕业5 500余人。其中,98%的毕业生继续攻读研究生,48%的毕业生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深造。学生累计在SCI期刊发表论文2 029篇,获得各类奖项5 788项。这些学生正在成为一流大学或学科的优秀种子人才,呈现出未来科学领军人才的潜质。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历届学生在读期间,科研与学术成果卓著。2000级和2001级学生在校期间累计发表论文200多篇,有些论文在IEEES上发表。2003—2005年,学生在数学建模竞赛上获得国际特等奖3人次、国际一等奖9人次、国际二等奖27人次。学生读研率达80%以上,其中出国读研率在20%以上[4]。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自成立以来,理科班学生均免试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本校相关学科攻读研究生,28%的学生得到欧美顶级高校如哈佛、耶鲁、斯坦福、加州理工等大学的全额资助留学。

(一)高校的困惑与缺失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有的光辉灿烂,有的陈腐落后。比如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即属于后者,意即不担心食物的多少、人民生活的贫穷,只担心分配不均匀导致社会不稳定。不提倡用奋斗、竞争去改变贫穷,而主张以“平等、均衡、稳定”维持现状,这一传统观念至今弥漫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首要的是选好种子,但其遇到了很大阻力就与此观念有关。没有好的种子,不可能培育出优良的禾苗,也就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同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选好苗子才能培育出杰出人才。我国高校招生长期以来是按高考录取分数线选人,这被认为是一种“最公平的招生制度”。这种“以分数取人”的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受到质疑,认为把有特长的尖子学生排除在外,既可惜又不合理。2006年,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重点高校实行自主招生改革[5],学校可以自主招收一些“怪才偏才”,可直接录取一些学科竞赛的优胜者,可以给专特长学生加分。这本是一项有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改革举措,但后来由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种种因素被取消了,重点大学的培优生招生只好又重新依附“考试主义”“分数主义”[6]。高考高分学生中固然有一些优秀学生,但很多是通过“喂养式、速成式、标准答案式”“圈养”出来的,缺乏创新思维。完全依靠按分招生制度,难以把那些“天才、奇才、偏才、鬼才”招收进来,而他们中许多人具有拔尖创新人才的潜质。现有的选拔制度将他们拒之门外,显然是拔尖人才选拔制度上的一大缺失。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的培养好拔尖人才必须抓住“选、培、评”3个字是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如果都是摊派来的种子,何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二)基础教育阶段的困惑与缺失

当今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缺乏科学的选拔制度,有时领导一句话、行政一纸文就可以推翻原有的招生办法。从幼儿园进小学、小学进初中,必须按学区招生或摇号招生,优质学生进不了英才学校,英才学校不能招收优质学生。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实行进入英才学校由摇号决定,这对拔尖教育极为不利。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国不允许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拔尖人才的选拔教育,在招生工作中把“稳定压倒一切,分数高于一切,公平主导一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许多很有潜质的超常学生、天才学生、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后备队扼杀在这种落后的招生制度中。这种所谓的“公平”是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作怪,严重影响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部高教司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十分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至今很少获悉基础教育主管部门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声音和文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少儿时期、义务教育时期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不重视、不抓紧,必将贻误我国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只有加强后备队伍建设,才能搞好高校拔尖人才的培养。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21万所学校,在校生人数超过1.5亿, 巩固率在95%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义务教育,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义务教育是为高一级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输送后备人员的,因此选拔优秀学生单独培养,本应是分内之责,不允许在少年儿童中选拔培养尖子学生,既没有理论依据,也不符合我国教育发展要求。在确保95%以上的学生享受到公平、均衡的义务教育前提下,实施少量的英才教育不会带来“不公平”“不公正”“不稳定”的后果。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应对当今世界高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之需,是加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需,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家长、学生会拥护和支持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紧密合作。由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忽视了对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导致高校人才选拔连接链的“断层”。基础教育是选拔和培养人才的起始阶段,犹如种水稻首先要选好种子。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亩产高达3 000斤,正是团队多年来在选种育种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同样,对拔尖学生的培养首先也要选好种子。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有1.5亿学生,如同1.5亿颗种子,尽管播种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但没有把其中的“优良种子”即超常学生、英才学生选拔出来予以“特殊培养”,未达到培育“良种”的基本条件,而是混同一般的学生进行培养,因此难以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高等学校有不同的学科专业,需要不同的人才,尤其需要一批尖子人才从事基础学科研究、参加顶尖项目的攻坚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关注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专特长,做好选拔与培养工作。目前“双一流”高校正在实施教育部“拔尖人才计划2.0”,如果基础教育阶段对尖子学生选拔与培养后输送到这些学校,必将加快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速度。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因材施教”,基础教育阶段忽视对英才学生、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实际上是没有遵循 “因材施教”的原则。如果基础教育阶段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不为高校输送有潜力的拔尖人才,高校培优工程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将制约高校拔尖人才计划的实施。

据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在4岁、7岁和13岁左右是发展拐点,及早发现、及早培育,可以茁壮成长。若错过了最佳的选拔期和培育期,则难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在少儿人群中,一般有3%左右的超常学生,如果把他们挑选出来施以英才教育、超常教育,他们将来进入大学后就是拔尖创新人才最好的后备队,将高校与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链紧密连接起来,必将加快拔尖创新人才成长速度。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早在1974年就向我国领导人建议,“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7]。可惜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基础教育阶段没有关注3%特殊学生的特殊教育。我国将长期面临国际人才竞争的挑战和美西方敌对势力的打压,当务之急是立足本国,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要完成这一重任,必须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把中小学生中的尖子人才选拔好、培养好。

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优化机制,创新方法,做好做实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

(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古人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说,“将”就是拔尖创新人才。要在选好种子的基础上精心培育,为他们的成长提供适宜的空气、温度和水分。拔尖创新人才是将来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必须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有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要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要有吃苦耐劳的艰苦奋斗品质。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德才兼备,把德放在第一位。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中青年科技人才时提出了德的3条标准:一是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二是大公无私;
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拔尖创新人才“要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这些品质非短期内能够形成,学生必须在长期的学习、教育、磨炼中才能形成。因此,对拔尖创新人才及其后备队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到生产第一线、科研攻关第一线去学习和锻炼。建议在学生高中毕业后或大学阶段到野战部队去当两年兵,与部队官兵一起摸爬滚打,严格训练,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二)努力培养各种类型的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是多元的,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包括学科型拔尖人才、应用型拔尖人才、领袖型拔尖人才,也包括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主要立足于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培养多方面的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总体而言,我国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还不够,规模还不大,离党中央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建议教育部与中组部、发改委、人社部等部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机构,共同制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动员和组织各方面力量,做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要提高全社会的思想认识,树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各行各业齐心协力,在全社会形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抓好抓实。

(三)赋予培优高校招生自主权

承担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任务的高校、科研院所应具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新的招生制度,明确为超常学生、天才学生选拔与培养开辟绿色通道,允许这些高校与科研院所直接同中小学挂钩,及早发现有专特长的、有潜质的超常学生。这可以借鉴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英才教育中心(CTY)的做法[8]。该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是“帮助英才腾飞”,为了选拔英才入学,与1.5万所中小学建立了关系,每年9月,在二年级到八年级学生中举行考试选拔(高能力测试),由教师、校长推荐前5%的优秀生报名参加。为了及早发现天才学生,CTY还创建了补充型的暑假教育中心——天才教育中心,让优秀的中小学生提前到大学校园学习知识,接触大师,与知名教授、现代化实验室对接,感受浓浓的大学氛围,激励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为大学拔尖教育奠定良好基础。我国重点高校可参照这一做法,有助于尽早发现拔尖创新人才。

(四)完善英才学校的空间布局

借助社会力量,每一个省份创建一批英才学校,专门选拔、培养“超常”的尖子学生,实施“超常”教育。英才学校的学校数、学生数控制在总数的3%以内,因为公办学校是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应该实施公益性的义务教育。英才学校应以民办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主要靠社会资本办学,自主性与选择性较大。有人担心英才学校会出现“开后门”等不正之风,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也可能会发生,但只要制定好严格的规章制度,采取自愿报名、校长实名推荐、严格考核、公开录取的办法,逐步形成常态,是可以防止的。应唤醒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自觉,与教育部高教司协调一致,各负其责,共同担当,才能把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有效地实施下去。只有激发起全社会的热情才能实施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一艰巨而宏伟的工程。

(五)主动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立法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立法,以法律规定必须保护好、呵护好、选拔好和培养好儿童中的拔尖人才。前几年有些大中城市成功开展了拔尖人才的培养工作,但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同声音后便急刹车了,这正是因为缺乏法律保护造成的结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关系到我国发展战略、应对国际敌对势力挑战的重大问题,必须有法律保障。发达国家的英才教育、天才教育能够大力发展与其立法有关,如美国制定的《天才教育法案》《授权教师给予天才和高能学生帮助法》,促进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由于有法律规定,美国排在同龄人前1%到3%的英才学生会受到重点关注和特别培养。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可借鉴参考,建议建立培养尖子人才“特区”,把有专特长的特殊学生送到“特区”培养,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

(六)基础教育担当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

我国是教育大国,基础教育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并没有足够的关注。建议基础教育领域处理好97%与3%的关系,既要抓好97%学生的普及性教育,确保教育公平公正,又要抓好3%的优质教育,允许公办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设立“尖子班”“特色班”,使高校拔尖人才计划有源源不断的后备队伍,持续稳定发展。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并不高,对95%的学生采取“放羊”式自由教育,但对5%的优秀学生抓得很紧,提供优质教育,所以美国名牌大学每年都能招收到大批拔尖学生,培养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相反,我国重视了95%的学生的大众教育,却忽视了5%的学生的英才教育、超常教育,难以为重点大学输送拔尖学生。因此,基础教育要更新观念,着力加强超常学生、天才学生的选拔与培养。

(七)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组织保障

选拔和培养好尖子学生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保障,中国到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主管英才教育的管理机构。较早开展英才教育、天才教育的发达国家都有健全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机构,如美国联邦政府于1968年成立了“白宫资优及特殊才能特别委员会”,对天才教育事业进行监督和指导的目的在于“不要让有天才的人消失,要把每一个有天才的人落实到天才教育中”。197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专门管理天才儿童的选拔和教育问题。1973年,美国教育署在各州又设立了“天才教育处”。

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才能组织和领导好拔尖创新人才计划的实施。我国政府机构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比如高教司在抓高校拔尖创新人才方面一呼百应,成效明显,一方面说明这项工作深受欢迎,另一方面说明政府有号召力。我国许多地区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但自从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颁布以后,教育部设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专门主管“双减”,不到半年就取得了较好效果,这说明建立专门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组织保障。一是引导社会资本创建各类英才学校;
二是教育部成立超常教育司,主管全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各省份教育主管部门成立超常教育处(科),把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列入国家和省级教育规划之中;
三是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教学会、心理学会等学术团体下设超常教育研究分会,经常研究、交流、探讨超常教育的经验、问题和发展方向,以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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