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融合促进器官捐献学科体系建设及专业化发展

江文诗 马联胜 殳儆 燕娟 杨立明 马雅婕 何湘湘 武小桐

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已成为学科和知识发展的新领域[1]。多学科交叉融合所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渗透性知识可以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是学科及专业发展的大趋势。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不同领域知识和人才的共聚共济和不断创新，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多学科相互渗透与多领域专业人才融合将成为常态。交叉学科既是知识本身发展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需求[2]。

从本质上说，交叉学科就是利用不同学科方法和手段共同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经验都是在交叉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学科之间若无相互的滋养、渗透和协同，知识很难进一步发展。因此，相关问题必须通过多种思路、方法、手段与工具协同加以解决，需要由多学科人员密切协作、互相配合[3]。

公民捐献的器官属于国家资源，这也赋予了器官捐献事业一种社会公益属性和与社会各方的关联性。在我国，器官捐献是多学科融合共创的一门新生学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其学科基础和工作性质是以医学为核心，同时具有社会、人文、伦理、科学及法律属性[4]，是多学科融合推动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典型例子。

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的成立代表了器官捐献学科专业性得到国际学界的公认。我国器官捐献相关专业委员会或学组的成立也标志着器官捐献学科在我国落地[4]。更重要的是，将“器官捐献”部分详细列入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内容中，这足以证明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搭建器官捐献学科体系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又具有鲜明社会人文特点的、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依此衍生相关的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才，并指导行动实践，从而保障捐献者及家属的合法合理权益，以及最大化移植受者的健康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器官捐献学科体系建立和发展符合推动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器官捐献理论体系的搭建和行动实践需多学科专业知识的融合和具备相关技能的多个团队及专业人员的支撑。

1.1 宏观剖析：多学科融合的必要性

近十年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数量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国。截止至2019年，全球器官移植数量一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但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给各国的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全球器官移植数量较2019年下降17.6%[5]。我国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及重点疾病防控、稳定民生经济及人民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国际形势新变化等多重挑战下，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仍能有序开展。这一定程度证明了我国在器官来源转型至今，在人民群众医疗诉求和移植需求的持续驱动下，已经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有抗压能力的、具运作惯性且行业赖以生存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

我国当前移植供需缺口巨大，器官捐献率仍在处于全球的中下游水平[202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捐献率（donation rate of per million population，PMP）为3.6，全球为5.8，全球各国中PMP最高为38.0][5]。这说明了我国器官捐献工作效率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与器官捐献事业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我们落后的并不是亚洲或传统文化，也不是组织架构，而是缺乏形成区域或国家层面指导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专业人才梯队建设。此外，在器官捐献法律体系和工作机制的落地、器官获取和移植的医疗成本控制及优化、公众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医护界及重症专业领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支持程度、器官捐献从业人员队伍及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的专业化程度、相关领域的技术和科研创新水平等多个方面仍待完善。扩大安全及符合伦理规范的器官来源，降低器官移植成本，提高移植器官质量及优化患者移植效益，提升我国移植品牌形象和科研技术创新能力无疑是推动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的方向。但在思考总体破局策略的同时，若首先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本质分析，不难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器官捐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靠单个领域发挥作用，而是需要多方支持、多方参与、多方共建及多方共享。

1.2 微观剖析：多学科和多团队的专业支撑

从具体的工作流程而言，器官捐献和获取的规范化流程主要包括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潜在捐献者的识别与转介，死亡的判定，潜在捐献者与其器官功能的评估、管理及维护，与潜在捐献者家属沟通，伦理审查与监督，器官分配，器官获取、保存与运输，缅怀纪念与人道关怀等环节。OPO是负责人体捐献器官获取、分配、协调等诸多重要环节工作的专业团队或机构，其人员组成包括医学、管理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6]。OPO和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和移植全流程中起到整体协调的桥梁作用。

实践证明，为确保捐献流程的顺利进行，OPO需要与各级红十字会、交通、公安、民政等政府部门，以及医疗机构内的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急诊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检验科、医务科、移植科等多专业团队的协同与合作[4]。

从质量管理和效益评估的角度阐述，捐献转化率被视为衡量相关工作和技术团队专业性的关键指标。根据欧盟发布的《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基于供者的不同病程阶段，供者区分为：可能供者、潜在供者、合格供者和实际供者[7]。可能供者强调患者符合成为供者的基本医疗条件；
潜在供者强调患者接近或符合死亡标准；
合格供者的特征是完成死亡判定且器官功能评估良好；
实际供者指经评估器官可以利用、死亡判定成立、器官捐献相关手续完备并且最终实施了以器官移植为目的的器官获取手术的供者[8]。捐献转化率指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者数量占潜在捐献者总数的比例[9]，与之相对的是供者丢失率。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器官捐献关键路径”中系统地阐述造成供者丢失的13个常见原因（表1）[10]。这些原因中，除客观因素外（如患者存在器官捐献的禁忌证），大部分都与从业人员的意识程度及掌握相关技术的专业水平有关（如医护团队脑死亡临床判定水平、协调员沟通协调能力、重症医学科和OPO团队潜在供者临床管理及器官维护能力等）。进一步说明了器官捐献工作若离开任一专业知识的支撑和专业团队的参与，则无法将可能供者转化为实际供者，或无法保障器官质量及移植受者的健康权益。然而，这些原因造成的供者丢失是可以通过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关专业培训，提高专业意识和水平而得以改进。

表1 潜在供者未能成为实际供者（供者丢失）的原因Table 1 Reasons for potential donors failing to become actual donors (donor loss)

1.3 多学科支撑的器官捐献学科体系

综上所述，器官捐献的多学科融合体现在2个层面：（1）医学领域内相关专业的融合，包括移植、重症、神经、感染、肿瘤、影像、检验等临床医学的综合发展；
（2）医疗领域与法律伦理、社会人文、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大众传媒等领域的学科融合[4]。作为一个复杂的医疗和社会行为，器官捐献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多学科融合，其多学科的专业理论支撑和多团队协作的实践模式顺应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

以下将重点围绕器官捐献的全流程，详细阐述其所需的多学科专业知识的支撑和多领域专业团队的参与。

2.1 公众宣传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家属及公众信任是开展器官和组织捐献工作的基础，而社会宣传是增强公众信任度和认知度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长期有效的多元化社会宣传，有望逐步营造良好的捐献文化及社会氛围。

通过数十年的普及和宣传，国家和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各行业参与者用实践和成绩改善了器官捐献的舆论导向和公众形象。截止至2022年6月，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480万[11]。这个数字一方面反映了相关部门在器官捐献方面投入的宣传力度，同时也反映应出器官捐献理念在民众间的普及和接受程度。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1年制定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管理办法》[12]，为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提供了法律规范与保障。另一方面，对器官捐献的意义和理念、志愿者登记的途径、器官捐献的流程等方面进行多形式、多层面、多渠道的普及和宣传动员，需要专业把关，也需要传播学知识的指导，而传播学本身就是叙事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融合[13]。在器官捐献公众宣传和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这一社会性环节需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从业人员、医务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志愿者、大（医）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参与，共同促进。

2.2 潜在供者的识别和转介

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临床工作始于潜在供者的识别。潜在供者识别率的高低决定了当地器官捐献的总规模[8]。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的通知”强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主动向划定的OPO以及省级红十字会报告潜在供者信息[14]。因此，可能供者的识别和转介需要ICU、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等相关科室的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及时识别并向OPO转介符合条件的病例信息。此外，国内外很多的研究结果均已阐述了ICU团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支持程度及参与程度对于提升器官捐献率和器官获取效率的重要性[15-17]。

2.3 死亡判定

所有实施的器官捐献案例需严格遵守“Dead Donor Rule（死亡在先，捐献在后）”这一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不论是采用神经标准（neurological determination of death）还是循环标准（circulatory determination of death），死亡判定的实施都必须符合临床操作规范和法律及伦理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脑死亡诊断的规范性，保障捐献器官质量，促进社会伦理进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脑损伤评价”和“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作为专业之一，纳入2022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目录[18]，这项举措体现了国家层面鼓励脑死亡判定的临床实践和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因此本文着重讨论脑死亡判定。

神经系统检查是临床判定最复杂且重要的部分之一，需要相关专业知识、检查条件和操作规范。《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中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专家补充意见（2021）》和《脑死亡判定实施与管理：专家指导意见（2021）》等文件均对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操作规范、判定人员等做出了明确的要求[19-22]。执行脑死亡判定的医师必须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并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ICU、急诊科、麻醉科或儿科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且具有重症脑损伤诊治实践经验，经过规范化脑死亡判定培训。此外，专家补充意见中还强调脑死亡判定不应以器官捐献为目的。因此，执行脑死亡判定的人员不得包括外科（神经外科除外）医师以及OPO或移植科的医务人员[21]。由此可见，在死亡判定这一关键环节，神经学专业知识的支撑和执行脑死亡判定专业团队的参与不可或缺。

此外，尽管负责器官获取和移植的人员不能参与死亡判定的过程，但脑死亡诊断能否及时实施，对后续的器官捐献工作会有一定的影响。

2.4 潜在供者与器官功能的评估、管理与维护

潜在供者评估是器官捐献工作流程的关键部分之一，包括了对供者及其器官相关指标可用性的临床评估，以及捐献程序评估。

临床评估包括供者疾病（如感染、恶性肿瘤等）传播给受者的风险和器官功能评估[23]。对于恶性肿瘤的检测与评估，需要了解供者生前是否有恶性肿瘤史、化学药物治疗史及手术史等[24]。对于感染性疾病的筛查包括病毒感染（如肝炎病毒、疱疹病毒、多瘤病毒、急性新发病毒等）、细菌感染、真菌感染以及寄生虫等其他病原体感染[25]。对于高龄或边缘供者器官功能的评估和利用，需要由具备丰富移植经验的专家团队和OPO医学评估专家共同完成。因此整个医学评估需要移植科、检验科、感染科和肿瘤科等学科的专业支撑及相关科室人员的参与。

捐献程序评估包括潜在供者的身份确认，详细了解家庭状况及家庭成员构成、患者入院后就医情况等方面，需要器官捐献协调员对风险点进行甄别和分析，必要时寻求伦理及法律专家的专业帮助。

供者的临床管理与器官功能维护决定了器官的质量以及受者的预后，是整个流程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环节[26]。由于ICU医务人员的医学背景和临床工作经验，他们具备开展器官功能维护的专业优势[27]。因此，ICU医务人员参与供者管理可以使器官获取最大化[28]，从而提高器官利用率和器官质量。

2.5 家属沟通

家属沟通是器官捐献的核心环节之一。生命无价，器官捐献家属沟通是一件专业的事情，家属对谈话人员和谈话内容的不信任是造成家属拒绝捐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环节的信任是建立在与捐献者家属持续沟通的基础之上的，而捐献者家属的信任诉求又是多对象、多维度的，满足其信任诉求构建长久稳固的信任体系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因此，一次有效的沟通需要医学与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社会人文学、叙事医学、沟通与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OPO器官捐献协调员与相关科室医务人员的“组合作战”，以及捐献相关各方的联动[29]。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采用“选择捐献”的知情同意模式，遵循无偿自愿的基本原则，器官捐献是《民法典》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自主选择权利[30]。帮助公民及潜在供者家属获悉这一权利及相关政策是相关从业人员的责任。因此，医务人员及相关从业者需要向潜在捐献者家属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帮助其了解器官捐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及政策，并为其提供专业帮助和服务。同时OPO还需要合理高效地分配和协调各种资源，寻求红十字会、民政、伦理审查及司法部门等相关方的协作及支持，从而为家属寻求政策及流程等方面的帮扶。

同时，家属沟通是在家属遭受丧亲打击造成心理创伤的环境下进行的一种特殊沟通，需要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把握家属波动的心理状态。关于危重预后或死亡判定的沟通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再将医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家属，需要特定的沟通技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完整观、生命价值观、传统的丧葬礼仪、孝道伦理、死者为大、生命轮回的死亡观以及宗教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属的捐献意愿。因此，需要在尊重供者及其家属的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引用传统文化及宗教对器官捐献的积极论点引导家属做出恰当的决定[29]。

我国及亚洲首部重点针对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的专家共识汇集了器官与组织捐献、重症医学、神经学的临床医学专家，以及红十字会、伦理学、法学、人文社会科学、叙事医学、媒体传播等领域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及捐献者家属代表共同编写[29]。此共识的发布体现了多学科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6 伦理审查与监督

伦理审查是器官捐献规范化良性发展的程序保障，是确保捐献和获取流程规范性，降低法律风险的有效手段。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2017年发布的修订版《WMA关于器官和组织捐献的声明》强调所有器官捐献的制度和程序都应透明并接受审查监督[31]。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制订的《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明确各类器官捐献需经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实施器官获取[32]。关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组建与职责，参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需要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外单位群众代表共同组成，全程监督管理器官和组织的获取手术、监督有关医务人员的岗位职责、开展器官捐献和移植以及医学伦理相关的培训等[33]。

2.7 器官分配

各国的器官分配政策各不相同，但都建立在公平、公正、透明的规则之上。分配人体捐献器官时，应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等待时间、移植成功率等。因此，要平衡各项分配原则，器官分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需要移植医学、生物医学、公共卫生管理、卫生经济学、统计学、伦理学、行政管理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同时依据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高效统一的器官移植网络监管体系。

为保障器官分配的基本原则及各种准则和要求得以精准落实，确保捐献者及其捐献器官的可溯源性，《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要求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国家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与共享[14]。因此，与一般的医学数据登记系统不同，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具有忠实执行分配政策及实时辅助临床决策等应用特性。要使整个分配流程高效且符合临床需要，避免器官浪费，分配系统的设计、研发和维护需要移植医学、数理学、信息与计算机学、公共卫生等多学科的专业人员的技术支撑。

2.8 器官获取、修复和保存

器官质量是器官移植手术成败的重要因素，完善且可靠的器官获取、保存与运输流程能提高捐献器官的质量和利用率，保障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安全与质量[34]。

在器官获取环节，器官捐献协调员、捐献者所在医院、OPO、外科团队需要紧密配合。协调员需要协调家属，组织现场的默哀仪式，见证获取过程和核实获取结果；
OPO需要联络器官获取外科小组，协调捐献医院安排获取场地；
捐献者所在医院应提供手术室，以及适当的设备和人员将捐献者从护理单元运送到手术室；
器官获取需要专业的综合外科团队，包括专门负责器官获取的外科医师、助理医师、全程监控捐献过程的联络员和负责器官灌注保存的技术人员[7]。涉及到多器官和组织联合获取时，器官获取外科小组需要心肺、腹部器官和组织获取团队的专业人员相互配合[34]。在获取手术的全程应遵循相关的伦理要求，尊重逝者的人格尊严和遗体遗容。因此，为了保证获取器官的质量且符合伦理，伦理学相关原则的指导，相关人员的协调和见证，以及综合外科团队的协作都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为了保障器官的活性和质量，器官的保存和后勤运输也需要医工融合支持。关于器官保存和修复，近几年不断发展的常温局部灌注、离体灌注、机械保存、组织再生等技术，为器官的活性和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4,34]，生物化学和组织工程学的不断进步也为提高捐献器官的质量和利用率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支持。随着当前航空工程技术的发展，在我国实现无人机系统运输器官的构想也可能成为现实[4]。

2.9 缅怀纪念与人道关怀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联合各省相关单位机构举办的全国性和地方性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一方面致敬捐献者的大爱举动，增强捐献者家庭的荣誉感；
另一方面也宣扬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增强了社会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同度和支持度。

此外，为捐献者家属提供人道关怀与服务，一方面可通过哀伤辅导及心理疏导帮助捐献者家属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
另一方面可通过人道救助专项基金向捐献者家庭提供困难帮扶、养老助学、精神抚慰等人道救助与关怀。

除了相关机构、公益组织、支援团体及专职从业者的协作。社会工作者和安宁疗护工作人员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实践已经趋于成熟，一些欧美国家以及我国部分城市也有相关的探索。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工作特性在促进捐献家属人文关怀、危机心理干预与辅导、高效沟通、寻求家庭援助政策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的参与一方面是对相关从业者工作的一种有机补充，另一方面也共同推进了器官捐献的阳光、健康、可持续规范化发展[35]。

2.10 器官获取财务管理及全流程成本核算

成本核算是科学制定合理价格的基础，为规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2021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36]。

降低移植成本，同时建立以成本补偿为基础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标准形成机制，规范收费财务管理，有利于保证捐献器官临床使用价格的公益性、合理性和透明性[37-38]。器官获取全流程的成本核算本身就是卫生经济学专业知识对器官捐献的支撑。同时，七部委联合发文更体现了多部门联动，为器官捐献成本与财务管理的科学、规范、公平提供有力保障。

3.1 法律层面

《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当前对于学科建设主推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的多学科交叉汇聚，建立各学科群有机联动、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的主要战略[1]。从国家宏观层面提出促进多学科交叉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到垂直领域《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新的修订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均提倡相关科室医务人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协同参与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14,33,39-40]。随着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与不断完善，为器官捐献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支持。

3.2 实践载体建设

尽管不同国家采用的器官捐献和获取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的各级管理机构、捐献医院、在医疗机构中成立的器官捐献科或独立设置的OPO等，都是器官捐献学科的实践基地。

根据器官捐献的业务特点，器官捐献学科实践载体的建设不仅需要研究单个载体的规划和建设，还需要考虑和落实载体之间的长期工作协同机制。因此，如何建立和优化器官捐献和获取专业机构管理模式和运作效率，如何构建社区、OPO、医疗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学术）组织之间，志愿者、ICU、协调员、医学专家、移植团队、法医、殡葬人员、科研人员等相关专业人士之间的高效协作网络均是器官捐献地方政策和管理模式相关研究的主题之一。

3.3 人才培养及职业化发展路径

当前，社会对交叉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迫切需求，并具有稳定的需求发展趋势，需要通过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融合的培养对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不断创新[1]。交叉学科正式成为第十四个学科门类，促使185所高校完成交叉学科备案，共备案学科616个。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也提出，将在高校“试点建设一批学科交叉中心”[41]。国家的这些举措充分说明学科交叉融合的必要性以及培养综合型人才的大势所趋。

针对器官捐献领域，器官捐献学科的建设既需要多领域专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又需要培养一批应用型复合专业人员作为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主力军。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伴随器官捐献学科发展而衍生的职业，是促进整个器官捐献流程多个团队协调合作的关键人员，其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因此应同步加强协调员多学科理论知识储备及综合能力的培养。同时，不同国家的协调员在专业背景、所属机构、资质考核要求、绩效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当地职业规划和人才培养政策，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梳理和建立合适的职业化发展路径及职业晋升制度，并针对职业发展阶段性的不同特征及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知识、能力和技术培训体系，是促进器官捐献人才队伍得以持续壮大，当地器官捐献得以稳步发展的基础保障。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每年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班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协调员提供综合培训课程和资质考核。培训内容涵盖人体器官捐献相关法律、伦理、心理、沟通、人道关怀、社会文化等知识，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及技术规范、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操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及案例报告系统使用等相关的多学科综合知识。此外，各级行业学术协会或医疗机构定期开展面向ICU、急诊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医护人员的地区性器官捐献与获取技术管理培训。在衔接我国教育体系方面，中欧器官捐献领导力培训及专业技术输送计划（knowledge transfer and leadership in organ donation from Europe to China，KeTLOD）在中国7所高校建立器官捐献高等教育（研究生）课程对急诊科、ICU、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相关医务人员，器官捐献协调员，医学院校在读研究生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国际化多元化的培训[42]。此外，我国部分医学院校为本科生开设器官捐献通识课程[43]，部分地区将“器官捐献知识”列入中学教材[44]，这些多层次多领域的培训模式为器官捐献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专业的人才支撑。

3.4 学术氛围和科研创新

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国际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同国家分别组织了器官捐献专业协会，其成员由来自重症医学、神经学、OPO、移植医学、肿瘤学、伦理学、法学、医学人文学、医院管理学、沟通传播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公共卫生管理统计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

协会定期发起多方参与的各类学术研究与活动，产出高质量器官和组织捐献与移植相关的学术专著、学术声明、专家指南和共识等，组织并参与多学科论坛、线下学术交流会议，协同研讨科研项目，为器官捐献学科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不断推动器官捐献的专业化发展。

近年来，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在器官捐献科研领域，如何通过交叉学科协作和多种科学创新手段，精准解决最大化器官捐献率、供者转化率、器官利用率、移植器官质量问题，提升器官捐献和获取工作的效率以及捐献者家属或从业人员满意度已成为临床和科研团队共同的研究目标。在技术创新方面，近几年常温局部灌注、离体灌注、机械保存、组织再生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器官的活性和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生物化学和组织工程学的不断进步也为提高捐献器官的质量和利用率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支持。随着当前航空工程技术的发展，实现无人机系统运输器官的构想也成为了现实[34]。这反映了在器官捐献学科建设中，“医工信融合”带来的巨大潜力和价值。

搭建器官捐献学科体系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衍生相关的专业技能和指导具体实践，从而保障捐献者及家属的合法合理权益，最大化移植受者的健康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器官捐献学科体系建立和发展符合推动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同时，推动器官捐献的学科发展对提升器官捐献从业人员的专业身份认同，提高器官捐献事业的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器官捐献事业的社会公益属性和工作特性，其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多学科支撑。通过多年的摸索前行，不断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多元化的普及与宣传，趋于职业化的专业团队，越来越广泛的多领域支持与协作都在助力器官捐献的多学科融合。

综上所述，无论是顺应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解决器官捐献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或从器官捐献全流程的业务需求，到提升器官捐献工作效率和医疗服务质量所需采取的关键措施，均体现了多学科融合促进器官捐献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器官捐献是通过多学科融合驱动学科专业建设的典型例子。因此，如何在国家倡导的多学科交叉发展的重大战略框架下，以维护公民及家属选择器官捐献的自主权利、保障移植受者健康权益为中心，以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为主线，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发挥不同领域的专业力量，遵从多方共创、共建、共促、共享、共赢的合作原则，构建既满足医学专业要求、又充分体现社会人文特色的器官捐献学科体系，从而推动器官捐献的标准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是相关行业管理者、专家学者、从业人员需要深入思考，不断研究、探索与实践的共同课题。但我们相信，坚持多学科协同发展战略，未来可见的器官捐献学科进步将是跨界融合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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