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吉诃德》中的女性成长主题

黄晓微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坛女性作家创作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家伊丽莎白·蒙塔古发起的“蓝袜社”在当时引起关注。该社团经常组织文学沙龙活动，参与者众多。夏洛特·伦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1730—1804年)是活跃于蓝袜社的代表作家之一，被当时著名画家理查德·塞缪尔画进其作品《大不列颠九位在世缪斯》。夏洛特·伦诺克斯的创作成果丰硕，除了小说之外，她还涉及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尽管小说《女吉诃德》在初次出版时没有署名，但读者还是依据写作风格猜出作者为伦诺克斯。该书得到了18世纪众多文人的欣赏，如塞缪尔·理查逊、塞缪尔·约翰逊、菲尔丁等。同为蓝袜社成员的诗人伊丽莎白·卡特、画家玛丽·德拉尼均在书信中表明自己的喜爱之情，并将《女吉诃德》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当时的《绅士杂志》认为“它是一部跟《克莱丽莎》一样纯洁的作品”[1]14。不少女性读者对《女吉诃德》产生深深的共鸣。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女吉诃德》的评价并非都为好评。《月度评论》表示“它是一部优雅的带有女性笔触的作品，但不太可能改善读者的道德”[2]271。18世纪英国杰出的女诗人安娜·巴尔勃德认为“《女吉诃德》太过拖沓，收尾欠佳”[3]277。对《女吉诃德》的不同评价，与读者对女主人公成长历程的不同理解有关。分析阿拉贝拉的举动，不能停留于其表面上看似离谱、疯狂的行事风格，还要在深层次上看到人物的本真及其成长轨迹。

成长是经典的文学主题之一。《女吉诃德》是伦诺克斯笔下典型的成长主题小说。天真可爱的少女阿拉贝拉，在父亲过世、初涉世事后，逐渐明白现实生活与小说世界的不同，最终摒弃了不合理的幻想。《女吉诃德》充分展现了女主人公阿拉贝拉的成长之旅，家人、朋友都是女主人公成长路上的导师，影响着她的人生走向。探讨《女吉诃德》这一小说中的女性成长主题，既可以窥见18世纪女性的生存处境，又能看到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

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除了占统治地位、数量众多的小说类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鲜为人见的小说类型。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的主人公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4]230阿拉贝拉原先奉行浪漫传奇小说中主人公戏剧化的行事风格，经历了很多挫折后，她才意识到现实生活不像浪漫传奇小说那样充满戏剧性情节。阿拉贝拉的性格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变化乃至成熟。她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生三课”，分别来自母亲、父亲、朋友。

1.1 母亲读过的小说——教育的缺席与在场

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阿拉贝拉幼年丧母，但她在阁楼中意外发现并阅读了母亲留下的小说，特别是浪漫传奇小说。阿拉贝拉的母亲看似缺席了她的童年生活，但其读过的小说却一直陪伴了阿拉贝拉的成长。

17世纪，法国兴起浪漫传奇小说的创作风潮。浪漫传奇小说内容多为骑士冒险故事，充满异国风情与奇幻色彩，主要表现英雄人物的爱恨纠葛。由于情节引人入胜，浪漫传奇小说在当时十分畅销，市场上涌现了一大批长篇小说，如《阿塔梅内或大赛勒斯》《克莱莉，罗马历史》《克莉奥帕特拉》《卡桑德拉》等。这些作品被译成各种语言进入欧洲各国，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推崇和喜爱。浪漫传奇小说给阿拉贝拉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沉浸于小说世界中的阿拉贝拉将虚构的故事当成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并在生活中处处模仿女主人公的行为，最终脱离了现实。如面对写情书给自己的赫维先生，她先声称他冒犯了她，后又“命令赫维先生活下去”，阿拉贝拉这一奇怪举动，是对法国浪漫传奇小说情节的模仿：在浪漫传奇小说中，男主人公告白失败一般会自杀，除非女主角让他活下来。阿拉贝拉还认为家里的园丁是因为爱慕自己才乔装而来(实则是个偷鱼贼)，因为浪漫传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通常会打扮成落魄之徒。当一心一意爱着她的表兄格兰维尔生了病，她则“命令”他迅速恢复，理由是浪漫传奇中女主的命令往往具有起死回生的作用。为了躲避追求者，她甚至选择跳河而险些丧命，而跳河这一举动是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中女主角拒绝他人时最典型的反应。伦诺克斯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这些场面，并在每章开头增添一栏章节说明，提示读者阿拉贝拉的这些“浪漫行为”是虚构的、不符合现实的，以此进行讽刺与批评。

浪漫传奇小说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积极作用。即便不一定可靠，阅读法国浪漫传奇小说还是使阿拉贝拉找到精神寄托、获得了一些人生经验。阿拉贝拉对流行的浪漫传奇小说内容了如指掌。这些读物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她能言善辩的特长。比如当阿拉贝拉与表兄格兰维尔谈论“玩笑的艺术”这一话题时，她作了一段精彩且富有哲理的演讲：

我会用玩笑唤起并加速想象力。玩笑能够激发智慧的火花，让我们只能追溯其本意；
机智之火如星星般熠熠生辉，却不至于燃烧起来。不过，话说回来，我不太赞同开玩笑，或者说，我无法不去思考它的危险性。而且，让我继续类比的话，那些真的有开玩笑天赋的人，就像彗星一样，很少见，却受人仰慕、令人敬畏[1]387。

格兰维尔对阿拉贝拉的发言表示认同和赞赏。事实上，阿拉贝拉这些话，是从浪漫传奇小说中提炼出的。英雄人物的格言警句是浪漫传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女主人公。

阿拉贝拉生活在较为封闭的世界，不了解外部社会的生存法则，正因如此，浪漫传奇小说对阿拉贝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缺席的侯爵夫人以浪漫传奇小说的“在场”，为阿拉贝拉上了人生的第1课。

1.2 侯爵的遗嘱——男权文化的规训

在小说中，阿拉贝拉的侯爵父亲形象实质上是男权文化的象征，主要在思想、经济、婚姻方面对女主人公施加着影响。留遗嘱、烧书就是侯爵试图在上述3个方面控制女儿的具体举动。我们可将这种男权文化的规训看作阿拉贝拉所接受的第2课教育。

当侯爵发现女儿沉溺于浪漫传奇小说而混淆了现实与虚构时，他愤怒地夺走阿拉贝拉的书，打算用一把火烧掉。因为阿拉贝拉始终不肯嫁给他看好的年轻人格兰维尔，所以侯爵在临终之际立下遗嘱：如果阿拉贝拉不与格兰维尔结婚，她将失去至少三分之一的遗产。父亲过世后，阿拉贝拉独坐窗前，撞见园丁与管家的会面，她害怕自己被这两个人背叛，害怕自己“和以往的许多杰出女性一样，遭受暴力、被武力从自己的房子里带走”[1]176。她开始明白，过去的她依附于父亲，今后的日子她仍将依附于男人。事实上，她并不讨厌格兰维尔，但是父亲为自己安排结婚对象在她眼中无疑是“暴君之举”。在这里，侯爵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更像是当时男权社会的代言人，由他规定“阿拉贝拉们”应该读什么书、受什么教育、嫁什么人。侯爵病逝后，他给阿拉贝拉留下的遗嘱继续代替他发挥着作用。阿拉贝拉最终与格兰维尔结婚，从某种角度而言，意味着她服从了父亲的教育，接受了男权的规训。

侯爵去世后，他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由阿拉贝拉身边的其他男性继续代为发出。阿拉贝拉的叔父查尔斯(格兰维尔之父)就是其中之一。面对格兰维尔与阿拉贝拉的感情问题，他频频拿出侯爵留下的遗嘱。面对这样的困境，阿拉贝拉试图用行动做出改变，让格拉维尔与自己一起阅读浪漫传奇，让他理解自己为人处世的法则，可格兰维尔总是心不在焉，屡屡受挫的阿拉贝拉倍感焦虑。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言：“在想象中，她尊贵无比，而在实际中，她又微不足道。”[5]47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父权仍占主导地位，女性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姓名，在婚姻、财产和教育上也很难独立自主。因此，阿拉贝拉渴望自己是浪漫传奇小说中名垂青史的女主人公，希望拥有自行选择配偶的权利。然而，父亲的遗嘱让阿拉贝拉第一次明显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她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在深思熟虑后采取切实的行动。

1.3 朋友的劝导——现实之光的烛照

阿拉贝拉在浪漫传奇小说中寻找精神寄托，其父认为浪漫传奇小说只能对她产生不良影响，父女之间出现分歧。朋友是打破这一困局的重要角色，他们对阿拉贝拉进行劝导，帮助其平衡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再一味地将生活看成小说的复制品。

在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的影响下，阿拉贝拉沉浸于构想的理想化世界，父亲的去世使其一时彷徨失措，但也没能让她放弃浪漫传奇小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是阿拉贝拉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阿拉贝拉们”无力也无法公开反抗父权制社会，她们在浪漫传奇小说中得到启发，尝试以否认、幻想、合理化、投射等方式缓解焦虑，达到心理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阿拉贝拉的自我防御机制是强大且成功的，它对周围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本质上来看，困扰阿拉贝拉的内外矛盾与冲突并没有消失，这种防御机制存在失效的可能。

在小说的第8卷第5章中，阿拉贝拉的身边曾出现过一位伯爵夫人，她慷慨、美丽、优雅，得到了阿拉贝拉的喜爱和尊敬，两人成为忘年之交。伯爵夫人的少女时代与阿拉贝拉如出一辙，她也曾沉迷于各类浪漫传奇小说，后经过朋友的劝导，她才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在得知阿拉贝拉的性格与处事方式后，伯爵夫人主动对阿拉贝拉加以劝导。她巧妙援引帕提亚公主的例子，打开阿拉贝拉的话匣子，而后又循序渐进地让阿拉贝拉明白浪漫传奇中的情节不会在当今社会上演。伯爵夫人耐心、诚恳的解释打动了阿拉贝拉，阿拉贝拉的防御机制逐步消解。但是，这样的劝导因伯爵夫人的母亲生病而不得不中途停止，阿拉贝拉心中仍存在许多疑惑。后来乔治伯爵为挑拨阿拉贝拉与格兰维尔的关系，让一个女演员假扮成流落英国的希腊公主，指认格兰维尔是个朝秦暮楚的负心汉，这使得阿拉贝拉再次相信浪漫传奇小说情节和生活并无二致，伯爵夫人的努力前功尽弃。直到阿拉贝拉跳河昏厥后医生的出现，才让阿拉贝拉成功从书本中走出。医生与阿拉贝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他像是一位和善的朋友与阿拉贝拉展开交谈，告诉她文学与现实的差异，并以丰富的例证说服她。在这一过程中，阿拉贝拉的辩才让医生颇为惊叹。以伯爵夫人、医生为代表的朋友，为阿拉贝拉上了第3堂课，让阿拉贝拉明白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并不能与浪漫传奇小说情节完全等同，故而使其不再执着于成为浪漫传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最终嫁给了苦苦等待自己的表兄格兰维尔，过上了平静美满的生活。

“对文学研究来说，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以及帮助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 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所作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6]考虑思想史语境，即要求读者发现蕴藏在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考察文本创作时的社会文化历史。关注《女吉诃德》成长主题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利于我们发现作品创作的思想背景，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涵与价值。《女吉诃德》之所以成功地以新颖独特的题材反映少女的成长历程，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及小说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关联。

2.1 小说的兴起与女性阅读

谈及《女吉诃德》的成长主题时，法国的浪漫传奇小说是不可忽略的内容。如果没有接触并阅读到母亲遗留下来的这些小说，阿拉贝拉的典型性格将不复存在，她的成长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少女沉迷于浪漫传奇小说这一关键性情节是有事实依据的，这类作品确实在伦诺克斯所处时代的文学市场上盛极一时，它的兴起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民众接触文学书籍的机会增多，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小说的兴起与流通图书馆的盛行。1725年，艾伦·拉姆齐在苏格兰爱丁堡开设了第一个流通图书馆；
1780年后，流通图书馆遍及英国各地，为当时的读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19世纪，流通图书馆风靡英美，成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为中产阶级提供各类读物。它的出现，使许多中产阶级有机会阅读昂贵的书籍。尤其在妇女教育方面，流通图书馆为闲暇时间多、有阅读习惯的广大妇女提供了便利，使女性的识字率大大提升。“遍地开花”的流通图书馆对普通读者而言，是便捷可喜的借阅途径。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中后期也是英国进入工业化的转型期，越来越多的男性进入工厂，大多数妇女则在家中打理家务。因此，在时间运用方面更加灵活自由的妇女更容易接触到小说、更容易被其影响。读者的女性化反过来促进了创作的女性化，市场上涌现了不少符合女性阅读趣味的小说及女性创作者，从法国传入的浪漫传奇小说是其中之一。然而，对这种现象，许多批评者持担忧与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充满虚构的小说没有“史诗”的宏大与真实，它们创造出一副不可能实现的愿景迷惑和欺骗女性，让她们脱离现实，忘记自己的义务和工作。这些小说常常被打上“思想荒谬”“道德败坏”的污名化标签，被看成快餐式的精神垃圾，喜欢阅读小说的女性形象也常常被丑化。

《女吉诃德》的题材正是对上述现象的回应。沉迷于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的阿拉贝拉们，是当时热衷于阅读浪漫传奇小说的女性群体的缩影。就全书的主要情节来看，《女吉诃德》反映了18世纪英国文学界对小说的基本观点，即小说容易误导读者，致使其做出许多“疯狂的举动”。然而，夏洛特·伦诺克斯对小说并非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女吉诃德》虽然反对那些天马行空的爱情故事，但它本身还是极具浪漫传奇色彩的小说作品，是一本提倡“不要读小说”的小说。作者让女主人公阿拉贝拉在恢复理性后获得了幸福，似乎想要告诫女性胡乱阅读的危害，但这并非拒绝阅读。在《女吉诃德》发表8年后，伦诺克斯主编并刊发月刊《女士博物馆》，旨在强调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并鼓励女性阅读历史与自然哲学著作，这也表明了她对女性教育、女性成长的关注。通过这部小说，伦诺克斯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阅读(尤其是女性阅读)的观点：女性需要阅读和教育，这是她们成长的必由之路；
但不能只是为了娱乐、满足虚荣心而沉迷于浪漫的幻想，她们应该努力地成为历史的观察者甚至是参与者。

2.2 “说教传统”与女性的声音

女性读者的增多使女性创作者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市场上响起了越来越多女性作家的声音。当时，道德教益是小说创作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更是直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7]13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等作家都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了对善恶的理解，勾勒了理想的道德价值蓝图。女性小说家同样秉承道德说教的传统，在创作上多以风俗小说的形式呈现。所谓风俗小说，往往遵循这样的情节发展，即主人公一般都是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她在面临复杂的社会时，由于幼稚及缺乏经验而在交友、恋爱等方面犯下种种“错误”，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
但在某位睿智、稳重的男性“爱人”兼“导师”的引导下，她最终成熟起来，并且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也即成为一桩幸福婚姻的女主角[8]。不难看出，《女吉诃德》也是这类作品。阿拉贝拉的冒险经历告诫读者，不要犯类似的“笑话”或“错误”，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阿拉贝拉受到的教导是：可以有欲望，但要让欲望和个人利益保持一致。她得到的关于欲望的教训，是她转变的核心，也是这本书从浪漫的法则转向小说的法则这一过程的核心。”[9]

像《女吉诃德》这样对女性成长、婚姻以及家庭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加以探讨，固然有其益处，但归根究底，作品依旧默认了一种传统观念，即女性过于感情用事，需要男性的引导。这也是为什么伯爵夫人必须中途退场而由博学的医生接任劝导工作的原因所在。伦诺克斯作为18世纪较早开始发表作品的女性小说家，态度较为保守，难免需要借助写作传统与男性的话语模式进行思考和创作。像其他作家一样在作品中关注女性成长的主题，带有教化意味的同时，暗暗揭示女性实属不易的生存环境，这其实是一种顺应读者期待的叙事策略。“浪漫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道德家而言，他们想要帮助年轻读者，让读者通过清晰、尖锐的童话认知自己‘混杂’的生活。现实主义者则发现法国浪漫传奇的情节模式和主题中与女性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10]95女性的声音与英国说教传统形成一种和谐有序的“混响”，更易于被读者接受与认可。

“当堂吉诃德的幻想落空、咒语破灭时，他死了，故事也随之结束；
当阿拉贝拉不再是原先的那个少女，她反而被治愈了，能够结婚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11]与阿拉贝拉同时代的女性，如果想要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就必须熟谙礼仪、举止优雅，才能得到男性的青睐。阿拉贝拉从懵懂少女蜕变成男性眼中端庄得体的淑女，成长历程耐人寻味。伦诺克斯的《女吉诃德》聚焦女性成长与教育这一主题，其创作背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思想史语境。它与其他蓝袜社女作家的作品一起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关注度的提升。伦诺克斯也与18世纪蓝袜社里的其他女作家一起，影响了19世纪以简·奥斯汀为代表的女作家，成为女性文学的模范与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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