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叙事与底层珍珠——陶丽群小说集《被热情毁掉的人》评析

罗红流

（1.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2.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广西壮族青年作家陶丽群自2006年携中篇小说《一个夜晚》正式步入文坛起，至今已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芙蓉》等主流文艺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90余部，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她的小说注重乡土世界的构建，多以地处中越边境的故乡为故事的生发地，书写独特的边疆社会风情、底层乡民的生活百态。陶丽群于2019年推出的小说集《被热情毁掉的人》作为“我们丛书·壮族作家作品系列”的一册，收入了作者近年来陆续创作的8部短篇小说：《三次相遇》（2014）、《七月，骄阳似火》（2016，收入文集时更名为《七月流火》）、《水果早餐》（2016）、《毕斯先生的怜爱》（2016）、《冬至之鹅》（2017）、《少年追风》（2018）、《被热情毁掉的人》（2019）、《殇》（2019）。从主题来看，这些小说都是底层人物的苦难叙事，大致有命运的无常、生存的窘迫以及精神的困境三种类型。从小说的叙述风格来说，陶丽群的笔调较为冷静，尽管贫穷、疾病、屈辱、绝望每一天都困扰着这些被“文明社会”遗忘了的生存群体，但作者依然秉持隐忍、无过多悲情渲染的叙事习惯，意欲在平凡的生活里洞察苦难的真实内涵。此外，读者在众多的小说中易于识别陶丽群的作品，还因为她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即结尾的“阳光性”。无论命运多么坎坷，生活多么不易，在故事的结尾，我们总能看到希望，总能看到他们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对生命的珍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彰显了作者对现实苦难的反思和关怀弱者的道德立场。

底层文学是在21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其中“底层”一词来自社会学专业术语，原意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被各学科引用后，“底层”便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张韧于2004年在《文艺争鸣》上刊发题为《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一文，正式使用了“底层文学”这一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开始逐渐被中国文论界所接受并出现了多元观念之间的热烈碰撞。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处于最低层面的群体或个人，讲述底层民众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并试图以文学为先导，唤起他们的觉醒。陶丽群便是一位迷恋底层写作的壮族作家，从《一个夜晚》到《被热情毁掉的人》，她的笔端都在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与精神世界。这样的创作自觉选择与陶丽群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以色列作家露丝·阿尔莫塔曾说，作家是没有多少自由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身边的生活已经把主题强加给了我们[1]。陶丽群的创作经验大部分来自其底层生活经历。作为中越边境土生土长的壮家女儿，祖辈为农的她从小目睹了很多像深入骨髓的疼痛一样令她难以忘怀的事，当她发现这些郁结于心的往事能借助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位作家便将自己的文学生命与那片土地上的人与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冲破革命文学的底层叙事模式，用现实主义手法并充满人文关怀地进行底层经验的书写，将底层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展现出来，让失语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爱情一样，苦难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对苦难生活的阐述与超越，进而探寻生命的存在价值，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尺度。陶丽群在底层文学书写中也凸显了苦难意识，她的小说近年来之所以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原因也在于其作品对底层苦难的独特叙述和真切理解。陶丽群的小说集《被热情毁掉的人》收入的8部短篇小说，集中表现了“中越边境莫纳镇”一群在悲惨世界中艰难活着的底层人物。这些小人物生活在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边陲小镇上，每天都与苦难的现实相伴。有文学评论家指出，部分底层文学书写中存在着“苦难焦虑症”：“他们的审美理想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种叙事逻辑：作品要深刻，就必须让它体现出某种极端的情感冲击力；
而要使叙事具备这种情感冲击力，就必须让人物呼天抢地、凄苦无边。”[2]43与极力渲染底层人物的悲苦辛酸，以致让读者感到不适和惊悚的众多底层文学作品不同，陶丽群的小说并没有过分描述现实性的苦难，没有让读者零距离地“体验”底层生活，只是还原了城市化进程中被人们忽略的那个世界，并随着情节的起伏慢慢体会底层平凡人物的处境与伤痛。

诚然，我们不期待描写底层苦难的小说能让读者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感受，但是，正如著名作家毕飞宇说的：好作家要“心慈手狠”[3]61。在陶丽群的作品中，这些底层人物既有因身体残缺而遭人戏谑的天命偶然，也有因突发病症而备受打击的生命转轨，而且往往祸不单行，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下笔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如在小说《被热情毁掉的人》里，作者笔下年方十四岁的豁唇是个“嘴唇裂开、手臂比猿猴长”[4]2，“能让在背后交叉的两只手无限延长，绕过腰部，在肚脐眼前十指相扣”[4]1的中越混血小流氓。越南母亲在生下他这个唇腭裂的儿子后，在产床上直接被豁唇的父亲揍回越南。出生只是悲剧的序幕，不幸接踵而来：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便杳无音信了，只能与半仙奶奶相依为命，而奶奶对豁唇偷窃的行为大加袒护，等于给了这个贼孙第三只手。民风淳朴的莫纳镇人对这个“双重残疾”的小贼一直是既痛恨又无可奈何，但凡豁唇染指他们的财物被当场抓到，都免不了挨一顿打。在对社会的边缘人物豁唇每天无人生目标、本能性生存的叙述中，小说仍透射出对个体生命人生体验残缺的关怀。《毕斯先生的怜爱》里，毕斯先生原本幸福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慢性肾衰竭所折磨，一个星期需要做两次血液透析。就生命而言，所剩时日也许就三五年了，死亡的威胁把他推向了绝望的边缘，他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陶丽群的笔下，每个人都无法预知和摆脱自己的命运，他们往往与生俱来或突然陷入某个悲剧中，被动地承受命运的安排。《冬至之鹅》里的多多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的受害者，长着一双很厉害的斗鸡眼，额头很突出，刚能站着尿裤子的时候就被扔掉了。《少年追风》的主人公追风是个“心脏可能随时停止跳动”的高中生……跟随陶丽群的视角，我们体会到了底层生活中那些无以言说的痛楚，也看到了一个个顽强活着的个体。在这里，活着！就是对生命的礼赞。

如果说医学上可以鉴定的这些苦难属于“天命”，那么物资匮乏所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似乎是可以抗争与摆脱的。透过陶丽群对底层人物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描写，我们似乎听到了底层人物的无力抗争：“我太难了！”《水果早餐》里的苦力工老代是个42岁的中年人了，每天下工回来，一大海碗绿豆粥加一顿大睡，这么多年的酷暑就消过去了。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像老代一样的劳工们的现实情景，《三次相遇》中的羊二婶子家道落魄，生计艰难，回来守丧时，所带来的一包香烟只抽出3根来点，其余的收回自己的布袋里。在帮忙收拾饭后的餐桌时，她将本该归回伙房的荤菜让儿子偷偷带走。小说真切地还原了贫穷饥饿、物资匮乏这一生存处境中个体生命的无助与悲哀，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的生命尊严的思考。《七月流火》中的姐姐极其节省，宁可大汗淋漓地走在已经发烫的水泥路上，也不愿意花3块钱坐“三马仔”（即三轮车），更舍不得花钱去烫发，每天不厌其烦地往自己头上缠满粉红色的卷发器。姐姐家如鸽子笼般大小，小雅和七岁外甥的卧室就是客厅里的一张小床，夜晚将一张碎花布帘拉上稍作遮掩。《殇》里的甘蓝老太一向穿着“一身至少比她的年龄年轻10岁的衣裤，颜色鲜艳，质地粗劣，围着一条色彩斑斓的纱巾，上头印有不下十种小动物，爬满她的脖子……从颜色到款式，老天在上，不仅丢人现眼，还招人嫌恶”[4]80。小说就是用这样极朴实的语言描写底层人物的衣食住行，琐琐碎碎的生活虽无大灾大难，但底层人物“太难了”的生活状态随处渗透于字里行间。

陶丽群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对其生活困境的表层描述，更在于对他们精神困境、心灵煎熬的表达。作者时而让刺痛的质感始终贯穿、巧妙铺陈，时而用乐观和想象去消融苦难。《殇》中的甘蓝还没到15岁的时候，一个混蛋进入了她的房间，而这竟是那个混蛋假诺与甘蓝老太结婚的一个条件。这些年来，这个丑陋、巨大的梦魇一阵一阵地折磨着她，吃饭的时候，“泪水冷不丁就从她脸上滑落，跌进她的饭碗里”[4]96。她那样痛苦却没有人知道，那种强烈的痛感不仅弥漫在甘蓝对老太的态度中，也直接嵌入我们的阅读感受里，让人在阅读时甚至能感受到作者融入底层苦难的心。沈从文曾说过：“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5]186天灾人祸固然可怕，但如果有家庭的温暖做港湾，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块阳光地带。在《少年追风》中，作者换了一种叙事风格，“妈宝男”追风始终以开玩笑的态度对待上天赐给他的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大玩笑。在《毕斯先生的怜爱》里，通过毕斯先生对过去美好日子的回忆及医生朋友对他的随意调侃中可以知道，苦难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承载。

“作家关注底层苦难，并不必然代表他道德高尚，还要看他在创作时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与世界观。如果他对底层的苦难是把玩或漠不关心的，就谈不上高尚；
如果他抱有真切的同情与强烈的爱憎，则是值得尊重的。”[6]6陶丽群认可底层的苦难。但是，她又拒绝在苦难中沉沦，不让人们一味地感受压抑的阴影。她总能以平视的角度和擅于发现的眼睛，为读者呈现一个既充满艰难，又丰富、坚韧的底层世界。可以说，陶丽群的写作既坚持了面对当下现实的勇气，又能以一个知识分子体恤民众的叙事立场来书写底层的疼痛。如洪治纲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公众化的、严肃的批判性立场，也是一种对民间生存尤其是弱势生存的体恤性立场。这种融批判与体恤于一体的精神立场，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度匮乏、又亟待拥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

陶丽群不仅追求小说主题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热情毁掉的人》这部小说集还延续了其小说形式和技巧方面与众不同的特点：小说思想境界的升华并不是逐渐上升，而是在结尾突然将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大白于天下，常常一语道破天机，然后戛然而止，似乎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这样的结果既没让人觉得突兀，又意犹未尽。这或许是陶丽群小说的胎记，能让人迅速地在众多的作品中识别出她的手笔。在《被热情毁掉的人》里，为了化解被“小辫子”张老师罚扫教室的愤怒，豁唇居然想出一个让自己背后都发凉的阴谋。他把老师引到学校后面一个四周长满芭蕉树的危险凹塘边，就在他隐隐地盼望着就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他犹豫了！小说结尾在拐角处体现出的人性美让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殇》的结尾处理得也很精妙。都说子不嫌母丑，甘蓝从头至尾对母亲的态度让人觉得她心肠太硬了，母女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怨呢？小说的结尾甘蓝才说出了母亲制造的那起对她造成终身伤害的事，读者一下子就释然了。甘蓝太需要我们的理解了，不幸的命运让她默默地承受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悲惨，虽遭人侮辱欺凌，但仍然保持高尚的心灵，在非人的遭遇后依然珍爱生命。《七月流火》中，小雅在遭到老谋深算的猎手猥亵后，用力推开那个矮个子男人，愤怒地跑开，了断那龌龊的一切，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样的结尾就像一道聚光，突然照亮了主人公高贵的灵魂。《冬至之鹅》的结尾让人猛然醒悟，这是一曲战争的哀歌，是人性的颂歌。战争让老头失去了两个孩子，让多多失去了父母，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受尽了战争的苦，却依然友好和睦地相处，甚至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陶丽群的小说并不煽情，读起来不必带泪，因为作家总能用女性特有的温柔内敛和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怀去展示苦难主题和人性的高尚，整部小说集很有温度。这也是其“底层文学”与“问题小说”的区别所在。

在《被热情毁掉的人》这部小说集里，陶丽群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当今乡土中国普遍面临的底层社会问题，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以文学的形式抚慰底层苦难的人们，挖掘底层美好的人性。沉陷苦难的人们，不管生活多么不易，但他们对生命的珍爱，对美好梦想的勇敢追求都是令人感动的。她是在写底层的“日常”，但没有沉迷于“在场”，而是努力地在残壳断贝中挖掘那些终究要闪亮的珍珠。“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底层文学’描写‘日常’主要不是为了说明日常乏味的重复是如何囚禁人的激情，而在于揭示外在的社会体制怎样深入这些日常的机理，这些文字的背后隐含了知识分子对‘解决问题’的出路的探寻”[7]162。她是在写苦难，但是没有陷入苦难描写的深渊，她的审美眼光始终追寻着人性的光亮。正是这种苦难文字背后隐藏的人文关怀，使得小说极具张力，除了让人感动及感受温暖，还能唤醒每一个捧书静读这些文字的生命。

猜你喜欢 底层文学小说 航天企业提升采购能力的底层逻辑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22年2期)2022-06-01我们需要文学西江月(2021年2期)2021-11-24那些小说教我的事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太虚幻境”的文学溯源红楼梦学刊(2019年4期)2019-04-13我与文学三十年小说林(2014年5期)2014-02-28回到现实底层与悲悯情怀小说林(2014年5期)2014-02-28中国底层电影研究探略电影新作(2014年5期)2014-02-27略论“底层”杂文选刊(2013年7期)2013-02-11文学全国新书目(2009年24期)2009-07-17

推荐访问:的人 叙事 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