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

杨 达，吴 绩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使用，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总体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与劳动、物之现代化与人之现代化等的重大矛盾[3]。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发展共享”的中国担当和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典型智慧[4]。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实践和绿色治理，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东方智慧增添理论叙述、实践担当及话语建构支撑，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性阐释，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用短短十年的时间形成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战略性举措、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方位、多领域、立体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系统化的整体逻辑层层铺开。其中，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既嵌套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大系统之内，又形成独具中国实践特色、彰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小系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联动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要一环的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建设方位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形成系统的治理理念及治理实践体系。它一方面聚焦“绿色”治理内涵，关注传统生态环境维度，侧重污染防治的有效应对；
另一方面着眼“绿色”内涵的开源、持续、多元、共生、分享等外延，同步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良性发展，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形成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具体而言，治理主体开源意指建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民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过程持续意指治理方式着眼于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要符合区域禀赋条件，以确保治理方略具备政策延续性；
治理手段多元意指结合大数据、融媒体等前沿科技和宣传手段，通过环境、人文、教育、旅游等多元渠道来丰富治理手段和创新治理模式；
治理客体共生意指治理对象(特别是大自然)要实现共荣共生；
治理结果分享意指发展成果应带来合作主体的共赢效应[5]。

基于上述提炼的广义维度的绿色治理理念体系，我国立足内外场域形成了既分别探索又彼此衔接的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就国家内部而言，如作为西部后发地区、面临“发展和生态”张力的典型省份贵州，依托从“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到“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的孕育及演化，将广义绿色治理理念的内容落实于对广义绿色治理实践的探索，成为透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功落地的典型样板。就国家外部而言，我国运用创新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积极探索，共同打造“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绿色平台，并基于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之力，在宏观层面构筑适宜于全球大多数区域可供分享的绿色治理“共性化”框架，在微观层面因地制宜生成针对某一区域的“个性化”绿色治理路径。除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理念和实践互动转化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它从生态领域拓展开来的广义绿色元素，目前已逐渐浸润到涵盖但不限于生态环境的发展建设、技术创新等多个领域，多重实践均已被赋予绿色底色，如生态红线的确立为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河长制”的落地创立了多元主体协同治水的制度化运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为治理效能大幅提升提供物质支撑，“产业的生态化+生态的产业化”助推后发赶超的独特路径生成，环保法庭的开设创新生态领域的严格法律保障[6]。就此，“中国式现代化”“大系统”之下的绿色治理“小系统”初具雏形，并日臻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第一条即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回首新中国成立七十余载，从建国初期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艰难处境，到今天以崛起大国的巍峨形象屹立东方、立身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能实现革命式转变、跨越式发展，其根本原因正是它的制度优势，即中国共产党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纵览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继续踔厉奋发，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强音，唤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朴素志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绝对立场，着眼生态环境这一关乎普惠兜底的民生福祉问题。

面对经济发展重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叠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执行力逐渐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绿色治理路径。区别于西方多数发达国家选择的经济发展先行、后置处理生态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更为自觉地深刻意识到，只关注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需要付诸更多心力、付出更大代价来应对其产生的严峻“负外部性”问题，故而着眼“发展和生态”两条路径的同步探索，基于从顶层谋划设计到层层落实的举国体制，推进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繁重压力，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举国体制，使绿色治理维度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可能。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新概念。“美丽中国”首次作为执政理念出现，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被纳入“十三五”规划，首次被纳入五年计划，两个“首次”的重磅推出突显美丽中国的建设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明确“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方面，党中央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从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和期盼，接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和实践，进一步使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丽中国的建设成为举国上下的发展共识。另一方面，党中央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建设方位，增设“美丽中国”的建设维度，从绿色治理维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目标更好对接。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党的十九大专章篇幅阐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绿色治理的重视一以贯之。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定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49-50在此背景下，中国探索的绿色治理是在延续世界范围内涉及人地关系思考的认知基础上，进一步对人与自然如何开创和谐共生新路的范式重塑。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一直纵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如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写入“十二五”规划。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紧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其中，“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生动论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走向等内容做出深刻描绘。2019年印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则进一步强调，要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涉及建设美丽中国的专章论述时，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其已成为中国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型范式重塑的核心理念之一。

诚然，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永恒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
中华文明也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而中国从广义维度探索的绿色治理，正是从一种系统逻辑来尝试创新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源目标。从生态系统的联动逻辑出发，表面看来相互孤立的物质组成了人类所在地球家园的庞大基础单元，但事实上各个单元之间会在人地互动中以可见或不可见的形式连接在一起，物理空间相隔再远也会如同“蝴蝶效应”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也正是由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并借由这些事件连接着所有生物和自然的生命。于是，每一个生物、每一个事件都具有其内在价值，故从这一视角出发，摒弃西方传统意义上只聚焦于实现人的现代化科技进步、现代化工业发展、现代化经济成长的单一目标，打破将其他诸多元素仅考虑为工具手段的物化思想禁锢，便具有深刻意义。

目前中国正尝试探索兼顾视域更广的绿色治理，着眼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源构想而并非单独把人作为目标本身，致力实现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治理效果，重视每一个物质主体、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有机体的自身价值。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将自然视作生产要素、工具手段，只在意自然元素的工具属性或者在自由市场上的经济价值等外在因素，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突破了人的发展建立在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固有思维，重塑过往人与自然不平等的对立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包容发展、共生共荣的宏大格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它不仅着眼生态环境的基础治理维度，以守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更以绿色发展、良性循环的长效视野，探索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治理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16自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这一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并被予以高度重视。作为“因变量”的中国在审慎关注“大变局”中各类“自变量”带来复杂影响并理智消解的同时，也客观作为“自变量”牵动世界格局诸多“因变量”并积极主动调适，助推“大变局”延续人类历史前行的正能量方向，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上突显中国作为。

居于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之位，今天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与文化繁茂等多维并举的综合国力提升，要求中国理应大有可为、积极作为。时代呼唤中国，世界需要中国。特别着眼人类面临的共同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疾病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危机，已跨越国界、翻越边境向每一位生活在“蓝色星球”的居民发出“抗议”，迫使人类深刻反思、力求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上上之策；
另一方面，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保留着对传统资源能源使用的路径依赖，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治理失当，特别某些国家内部已出现当地百姓担忧的环境风险衍生的贫困冲击、社会失序。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供给“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彰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公共物品，带领世界各族人民积极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并特别依托“一带一路”进行的绿色治理探索，真正贡献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治理逻辑，形塑切实满足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可落地选择。

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理应在全球治理核心领域勇担重任却自利自保、“退群”缺位的选择相反，中国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发展事业上更彰显大国风范、展现大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贯彻始终的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的绿色发展道路，中国立足全人类视野在国际社会正能量前行，将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成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将建设美丽中国与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将中国绿色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共享，推动形成以绿色发展为纽带的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针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难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拓展绿色发展、绿色治理理念的内涵及外延，进一步扩大其辐射领域和影响范围，并借国内治理经验联动国外治理实践，为世界的生态环境风险提供治理对策，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且特别将绿色治理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框架，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完善“中国—全球”治理体系及现代化治理深化方位，形塑联动“中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方话语体系。

作为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逻辑的具象之一，如何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接受度、认同度，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汇聚、行动划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更是其承载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具体而言，这场以中国式现代化绿色治理窗口打开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话语体系分支的中国“智力考验”，可尝试“内外兼顾、软‘硬’兼施”的系统探索。

其一，立足国内绿色治理经验的归纳提炼，以绿色“一带一路”搭建国家内部治理经验转化为国家外部治理实践的传送带，从而探索完善全球治理的面上尝试，形成超越意识形态、国域之别的“硬核”内容支撑，连接“中国—世界”命运与共的绿色脐带。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凭借绿色“一带一路”的跨空间联动，将始于中国域内的绿色治理方案分享到“一带一路”沿线乃至世界各国，在形成完善全球治理内容、方式、逻辑等“中国式”依托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绿色治理维度的实质性内容支撑。特别相较发达国家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减少国内资源开采和环境污染的“狭隘”行径、通过技术手段后置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等“落后”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无疑具有独特优势，其从根源上探索一条既能实现经济发展，又能大幅减轻生态破坏、有效规避环境风险，且满足发展中国家需要又符合全人类生存关切的新路。

其二，立足国外绿色治理实践的试点演绎，以绿色“一带一路”聚焦治理支轴、打造旗舰项目、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外界认可，从而彰显区域治理效能的点上深化，形成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软性”传播辅助，打破过往“自说自话”的尴尬处境。尤其近年中国深陷西方发达国家蓄意污蔑的漩涡之中苦于求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这一时期更彰显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不仅对内能形成助力国家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对外还可有效开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传播渠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继续向前迈进作出积极贡献。就此，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叙事逻辑，可特别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绿色治理带来的传播新意，立足内外空间联动的绿色治理良好基础，通过绿色选点、绿色合作、绿色宣传的有序推进，集中优势资源逐步打造“一带一路”绿色治理的旗舰板块，收集讲好中国故事的动人素材，编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图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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