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外贸创新发展驱动新动能形成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

马林静 梁 明

尽管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外贸获得了快速增长,外贸规模得以迅速扩张,但这一成就更多是依赖资源要素的投入,“创新”要素的贡献并不多。鉴于此,我国外贸粗放型增长模式一直被学术界认定为存在着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这是外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须破除的。当前,国内资源禀赋优势逐渐趋弱,国际市场环境日趋严峻复杂,支撑我国外贸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均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高速扩张造成了外贸结构不平衡、质效低下、增长动能不足的现实问题,外贸可持续增长也面临来自自身发展短板的严峻挑战。因此,现阶段应对外贸发展现实挑战的必由之路,也即突破生产要素投入和可持续发展之间“逻辑悖论”的有效之途,就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构建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贸易增长新动能体系,推动外贸增长由创新要素驱动而非物资要素驱动,而外贸增长动能开发的新视角便是外贸新阶段的全面创新发展。

2020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商务部在《“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中着重部署了外贸创新发展重点工作,并将2021年定为“外贸创新发展年”,及时有效地创新和拓展贸易政策,在外贸创新发展的实践层面开展了诸多突破性工作,比如设立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扩大跨境电商进口试点范围、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等等,努力培育和挖掘外贸增长新动能。纵观学术界,关于外贸新动能的探索也有不少进展,有研究阐述了外贸增长需要从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扩大开放和制度保障等领域塑造新动能(高运胜等,2021),也有文献认为外贸高质量发展要始终以推动贸易增长的新旧动力体系变革为核心,由要素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挖掘贸易新模式新业态等内生增长动能(马林静等,2020)。但目前尚未有文献在理论层面对新时期外贸创新发展与新动能开发的作用机制做系统研究和阐释。作为新时期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和应有之义,如何以创新发展构造完整的新动能体系是理论及实践层面均需探讨的问题。明确创新发展驱动新动能培育的理论机制和实践路径,对于指导当前外贸发展以及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本文尝试界定新时期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内涵及要义,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新形势下外贸创新发展如何驱动增长新动能形成进行探讨,旨在为新时期外贸增长动能的转换及塑造贡献一定的思路参考,为外贸创新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一)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内涵

以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是新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是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外贸适应自身优势条件变化和应对国际环境深刻调整的必由之路,是增强外贸发展动力、提升国际经贸地位、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结合新时期外贸发展特点及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尝试将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内涵界定为:按照新时期国内发展新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及国际贸易新趋势,利用科学技术、人力资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对既有商品生产技术、营销方式、贸易业态及模式、制度保障体系进行全面改造与深度优化,推动外贸实现商品和服务质量及贸易交易效率的变革,促进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及增强发展动力,推动外贸发展更好适应自身优势变化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稳定增长。

(二)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要义

对外贸易创新发展集中体现在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四个方面,是以技术创新为重要基础,以市场创新为重要渠道,以业态和模式创新为重要载体,以制度创新为重要保障,贯穿于国际贸易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全链条全方位创新。

技术创新,是指通过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等围绕生产环节的相关创新,来提升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及水平,进而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稀缺性,提升国际竞争力,并由此转化产生商品贸易附加值的增值和贸易收益的提升。实现生产端的技术突破是破除我国贸易价值链低端锁定、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动力,也是当今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优势、新动能的根本源泉,是外贸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市场创新,是指外贸产品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所经过路径集合的创新,主要是通过对商品行销和储运的理念、流程和方式的创新与升级,将国内产品及企业的信息更广泛、更高效、更准确地传递给贸易交易对象,优化和开拓商品贸易链条,以达到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的目的。市场创新主要包括开拓市场方式、营销网络布局、售后服务模式以及商品储运方式的创新等内容。

业态和模式创新,是指区别于传统贸易交易方式,通过新技术、新制度赋能贸易过程,从而减少和改进贸易进程中不必要或重复低效的中间环节而产生的新型贸易模式或业态。贸易新模式新业态之所以带来贸易扩张和贸易收益,是因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加快了产品价值的实现速度以及资本等要素的周转速度,最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益和消费者体验。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都属于业态和模式创新的范畴。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是对我国外贸发展现有模式的重要补充,为我国外贸发展开拓了新空间,对我国进一步优化外贸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

制度创新,就是以外贸领域的制度开放和制度优化为核心内容,跟随技术、模式、业态的创新发展而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的规则及体制机制创新。通过破除技术进步、新业态新模式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矛盾,推动形成与新时期外贸发展模式、目标与要求相适应相匹配的,以及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制度体系,以保障相应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创新成果的良性转化。制度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特殊,是外贸实现全链条创新的重要保障。从制度创新的内容来看,制度创新不仅包括外贸企业营商环境、进出口管理制度、通关便利化等方面创新改革,还包括突破企业内部制约技术升级的研发、设计、标准以及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关键环节的制度性障碍。此外,围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生态体系而形成的制度配套跟进和落地保障也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如统计制度的创新、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和修改,以及监管制度的改革等。

创新发展驱动外贸新动能培育的过程就是要依靠创新要素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包括外贸本身增长潜力的激发形成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优化形成的外部增长动力,二者共同构成外贸增长的新动能体系,用以接替和取代传统要素驱动的旧动能体系。本文以“创新要素—驱动机理—贸易改善—动能类型”为分析路径,探讨不同创新要素驱动而成的动能类型,架构和分析外贸增长新动能体系及其形成机制(见图1)。

图1 创新发展驱动外贸新动能形成的理论机制

1.技术创新提高产业水平,推动形成要素动能

纵观我国外贸发展历程,外贸“大而不强”的本质原因是产品技术含量低,技术、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投入不足。贸易价值的产生多是依赖低端初级要素,比如初级劳动力、资源能源等,由此造成低质量、低效益、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占比较多。虽然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成就了中国外贸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因技术含量不足而导致的出口竞争力不强以及贸易收益低成为当前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由此,实现生产端的技术突破是破除我国贸易价值链低端锁定、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今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优势、新动能的根本源泉,构成了外贸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基础部分。从“产业—产品”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培植和壮大,在进口需求端和出口供给端同时对贸易产生积极效应。从需求端来说,国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需求,进而带动进口结构趋于高端化和优质化。从供给端来说,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实现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外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可替代性,助推我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和支点作用更加稳固。从“产业—效率”视角来看,技术进步将对产业变革起到最根本的推动和加速作用,进而催生出驱动贸易增长的效率要素。当前,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海洋科技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推动形成新一轮产业变革,深刻影响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培植壮大。同时,在产业变革和升级的过程中,促进贸易增长的要素动能得以逐渐形成并释放。尽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下的人力资本红利、资源禀赋优势已经趋弱,但无论是传统资源还是新兴要素,产业技术的改造和升级将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增长由要素投入型转变为要素效率型,更大程度激发以效率要素为根本的贸易增长动力,这便是贸易增长新动能体系中的要素动能部分。因此,不同于传统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要素动能的开发和释放是按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要素释放—外贸增长”的思路,依托产业技术水平的切实提高而实现的高效率集约型增长模式。无论是从商品层面还是效率层面,均能形成驱动贸易增长的要素动能,这是新时期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2.市场创新强化渠道开拓力,推动形成需求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的市场多元化战略,目前已经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网络交织中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红利,无疑是促使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红利今非昔比,市场需求低迷的基本面使得我国外贸承压运行,来自国际市场需求的贸易驱动力已明显减弱,我国出口增速伴随全球出口增速的放缓而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2001—2010年间,全球和我国的出口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57%和21.87%,而在2011—2020年间,上述两值已大幅降为0.45%和3.5%(见表1)。因此,在国际需求疲软的态势下塑造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势必要注重国际需求端的动力开拓,要将挖掘市场需求潜能纳入新时期外贸增长的动力体系中,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分别推进市场多元化和市场纵深化。从市场创新的微观主体层面上来看,外贸企业是对接国际市场的直接主体。企业层面的市场创新就是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先进市场服务理念,创新产品营销方式、市场维护手段、销售渠道建设、市场布局策略等,纵深拓展、细分研究已获得的市场,跟踪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需求新领域,构建完善的全球市场营销和服务网络,立足动态市场需求提高企业自身适应和掌控国际市场的能力,以实现对海外市场的有效拓展、巩固和维护,以及对国际市场需求端新潜力新空间的有效挖掘和及时对接。从市场创新的宏观主体层面来看,不同经济主体政府间的合作是贸易渠道开拓和培育的关键,对于双多边的贸易往来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商签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经贸合作协议等政府合作机制,引导企业深耕传统市场、提升新兴市场、开拓“一带一路”相关市场、注重拓展周边国家市场,帮助企业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以及提供相应的市场拓展导向,推进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或区域经济合作走深务实,为我国拓展多元化经贸合作伙伴、完善海外市场布局提供重要指导和保障。

表1 不同阶段全球和中国出口、进口年平均增速单位:%

3.业态和模式创新拓展外贸发展空间,推动形成模式动能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是外贸领域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与传统贸易相比,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交易方式、成本、效率、制度以及产生的效益方面具有传统贸易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一,模式的更改提高了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了贸易交易成本;其二,新业态的开拓创新了贸易标的物,开辟了贸易增长空间,带来贸易的扩张和贸易收益的提高。目前,从分类上来看,我国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形成的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数字化交易新模式;二是贸易制度创新催生的贸易新业态,比如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市场采购贸易、保税业务、二手车出口等;三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和集成,形成的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代表的服务体系新业态。当前,我国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拓展了当前外贸发展新空间,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补充和新动能来源。以跨境电商为例,据海关数据统计,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传统经贸活动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实现进出口额同比增长31.1%,拉动外贸增长1.27个百分点,跨境电商规模比2015年增长近10倍,2021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长24.5%,拉动外贸出口增长1.6个百分点。此外,“模式动能”不仅体现在拉动规模增长上,还体现在贸易效益提高、贸易结构优化和促进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方面。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贸易链和数字信息产业链的融合协同发展,使外贸经营主体参与全球生产和消费市场更便捷,推动了贸易主体和产品多元化,以效率和成本优势有力增强了外贸发展活力和韧性。因此,依托模式和业态创新形成的“模式动能”能够有效促进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塑造外贸增长的“模式动能”,在注重对现有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壮大的基础上,要将数字贸易作为纵深拓展的重点方向。以数字技术赋能外贸发展,既要推进以跨境电商形式承载的数字化交付模式的货物跨境流动,也要拓展数字化交付内容及服务的跨境流动,加快发展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这是未来贸易新模式新业态的重点拓展内容,也是构成贸易“模式动能”的重要内容。

4.制度创新优化要素流通环境,推动形成效率动能

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作用的激励结构,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减少因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任保平,2015)。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外贸发展,外贸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改革红利在外贸成就中的贡献非同一般。与较早之前“核心制度改革”要建立新的体制不同,新时期的我国外贸制度改革进入了“配套制度改革”时期,外贸体制改革意义也随改革程度和模式的变化,由释放宏观体制改革红利向着释放微观机制改革红利转变(马林静、梁明,2020)。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推动和演进本质上就是各主体之间经济制度创新相互较量的产物,因此推动外贸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是决定外贸根本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外贸创新发展体系中,制度创新是技术、市场、业态和模式创新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制度创新驱动增长的主要机制就是通过既有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解决环境中制度的“堵点”“缺失点”等问题,优化要素在贸易链条、产业链条、创新链条不同环节的流动和配置效率,由此形成促进贸易增长的效率动能。从本质上来讲,以制度优化为根本的效率动能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决定了整个贸易链条内生动力的有效形成与释放。在制度创新的实践方面,宏观层面上,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制度,为我国外贸进出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中观层面上,通过自贸试验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先进园区实施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再将有效制度创新推广至更大范围,逐步建立起了以重点区域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体系;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针对外贸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进行的制度改革,包括优化外贸企业营商环境,推进贸易通关便利化改革,完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税收征管、外汇管理制度等,外贸企业经营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逐步降低,有效激发了外贸主体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根据外贸创新发展的内涵以及创新驱动外贸增长新动能形成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认为在实践中激发外贸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重要路径为:重点突破技术创新,强化外贸增长的内生动能;强化市场创新,挖掘需求端增长潜力;加强业态和模式创新,拓展外贸增长空间;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激发外贸增长外生动力。

(一)加强科技自主创新,提升贸易和产业融合度,强化外贸内生动能

一是提高外贸领域生产技术自主研发和应用水平。实施高水平技术进口战略,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技术要素,提升国内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完善国内创新体系,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研发国际先进核心技术和产品,突破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技术瓶颈,增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和可控性。

二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贸易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供给,构建互联互动、高效运行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系统,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化发展,提升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探索建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制造业集群,提升出口制成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对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和投资性进口需求,以高质量制造业带动进、出口商品“优进优出”。

三是拓展新兴产业贸易。加快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服务等领域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间融合互动发展,打造现代化新兴产业集群。加强新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加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合作,拓展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空间,提高新兴产业外向度和国际分工地位。推动新兴产业贸易发展,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出口产品目录,相关产品在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给予支持。

四是加强“贸易+产业”“贸易+双向投资”融合发展。搭建外向产业专业发展和服务平台,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围绕贸易链条布局产业链,依托产业链条拓展贸易链,提升贸易链的安全性和影响力,打造“科技+产学研+贸易”的贸易产业融合新格局,提升贸易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走出去建立海外生产体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及装备制造合作,充分利用高质量的国际投融资合作,增强投资对贸易的带动作用。

(二)创新市场网络建设,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挖掘外贸需求潜力

一是创新市场开拓方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企业数字化营销能力和开拓市场能力,对境内外展会平台进行数字化融合创新,通过建立网络展会、电商平台等渠道开展推介、洽谈、签约等业务。加强对重点市场的重点商品分类指导,纵深研究细分市场需求,挖掘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需求的新潜力新空间,着眼于投资并生产具有最前沿消费需求和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

二是加强国际市场营销体系建设。针对不同国际市场,支持外贸出口企业采取自建、与渠道商合作等方式在海外设立境外分支机构、零售网点、批发市场等海外营销体系,加快重点市场的海外仓建设,布局集商品展示、仓储物流、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境外营销网络和公共服务仓,围绕目标市场进行渠道和网点拓展,构建更高效的分销渠道,以提高商品运输和交易效率。建立完善的出口产品售后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运用信息技术积极探索发展售后服务新业态,实现远程对产品的监测诊断、运营维护、技术支持等,推动售后服务创新发展。

三是提升国际营销公共服务水平。支持企业创建国际营销公共服务平台,拓宽企业获取订单渠道。加强对重点市场宣传推介力度和相关法律、准入政策、技术法规等收集发布。发挥双边经贸混(联)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与重点市场建立贸易畅通工作组。发挥驻外使领馆在提供市场信息、应对贸易摩擦、市场准入交涉等方面的作用。增设海外投资贸易服务联络点,服务于双向投资及开拓海外市场工作。

四是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合作。积极商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积极与周边国家商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商签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积极拓展亚洲、非洲、拉美等市场,拓展中欧班列货源。加强对外供应链产业链建设,构建辐射范围更广的跨境产业链和供应链。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

(三)推进业态模式多元发展,增强创新赋能水平,拓展外贸增长空间

一是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外贸发展。支持数字信息技术与外贸的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外贸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外贸领域企业运营、生产、营销、运输等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快产供销信息衔接,构建数字化物流运输网络,提高贸易和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布局5G、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持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外贸线上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等新型数字化设施,集成外贸供应链各环节大数据,共享政策、市场、金融、保险等信息服务。

二是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对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实施“产业深度融合”行动,加快与制造业上下游企业、服务业企业联动发展,拓展形成跨境电商产业集群。高质量推进海外仓建设,培育竞争力强、信息化水平高、服务主体多的优秀海外仓企业,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海外仓智能运作系统,提升本土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区域电子商务合作,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商签电子商务合作机制。推动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公共海外仓等创新海外分销渠道,拓展和布局跨境电商全球供应链网络。

三是创新发展市场采购贸易新业态。支持拓展市场采购新通道、新市场,搭建供应商、采购商、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各监管部门共享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增设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促进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融合发展。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监管制度,优化综合管理系统和通关流程,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广“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模式,鼓励市场建立自营平台或利用第三方平台发展跨境电商。

四是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创新集中代办退税模式。推动政企信息共享,提高企业大数据分析能力,提高企业风险控制能力。加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及业务国内宣传力度,助力企业树立形象,提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认可度。设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容错机制,合理界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责任,适度放宽降级标准和要求。探索拓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对象,由生产型企业延伸至流通型企业。

五是探索发展多元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中欧班列+市场采购”“中欧班列+跨境电商”多种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引导、鼓励和支持有条件地区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建设以数字贸易生态链为基础的离岸贸易新型监测机构,积极破解离岸贸易监管难题,创新金融机构对离岸贸易的服务模式,提升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鼓励保税区内企业充分利用保税政策功能优势进行市场开拓,拓展维修业务的产业范围和地理辐射范围,探索推广“区域外发保税维修”等多种保税维修再制造模式。增设二手车出口试点,鼓励二手车出口企业在重点市场建立公共备品备件库。

(四)推进制度优化和创新,增加高质量制度供给,激发外贸增长外生动力

一是建立与贸易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规制,加快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加强进口商品管理,降低关键商品进口壁垒,持续缩减消费品等进口关税,积极扩大进口规模,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系。积极扩大利用外资,提升外资对外贸的带动作用。

二是完善与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优化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监管制度,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监管数字化水平,创建跨部门监管数据共享机制,提高联合监管效率。深化监管体制机制创新,根据市场实际动态需求,调整优化“正面清单”产品目录,探索“负面清单”等方式,深化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监管创新。健全新业态新模式数据统计制度,扩大统计范围,明确统计标准,加强数据共享机制建设,提升统计数据研究、预测应用能力。优化相关企业税收征管、外汇管理制度,防范化解潜在税务风险,完善市场采购贸易收结汇制度。

三是打造利于外贸企业发展的高质量营商环境。持续营造公平、法治的市场经营环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规范进出口经营秩序,防止恶性竞争,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行为,建立外贸企业诚信记录数据库。积极支持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完善贸易救济工作,切实维护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完善境外物流网络,增强境外物流节点的联运、转运和集散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减轻外贸企业国际物流风险。

四是持续推进跨境通关便利化改革。创新口岸监管模式,减少进出口环节审批监管事项,探索建立口岸进口商品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作业方式,简化查验环节,精简单证及证明材料,提高通关效率。加强口岸和港口收费管理,推进港口服务企业市场化运营,降低政府认定的港口经营服务性项目收费标准。推动跨境电商实行全程通关无纸化、便捷申报通道、综合试验区简化申报、便利退货、优先查验等便利化通关政策。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通关流程,落实好海关简化申报、出口货物免征增值税等试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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