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出发：饭圈情感心理的嬗变与饭圈治理

吴 丹

(阜阳师范大学，安徽阜阳 236037)

近年来，“偶像塌房”、流量溃败、倒奶应援等公共事件不断挑动着公众神经，“饭圈”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诽谤、恶意营销等给网络生态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应援打榜、刷量控评、攀比炫富等饭圈行动也严重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下发《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要求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清查处置职业黑粉、恶意营销等违法违规账号。2021年6月始，“清朗行动”进一步深入，多部门重拳出击整顿饭圈乱象，在规范榜单排行、强化明星经纪公司和粉丝群体管理及规范粉丝集资消费行为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1]，呼吁粉丝理智追星。

无论是“歇斯底里”还是“热血沸腾”，情感性是饭圈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强大的群体凝聚力、社会动员能力的内在动因，饭圈内外的情感投入和情感互动潜藏着深层和隐性的情感政治。情感以情绪和关系为基础，情感心理研究从个体心理出发，探究个体在各类群体活动中的心理规律。本文从饭圈情感心理出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时期作为粉丝的个体经历了何种情感心理嬗变？粉丝“自我”与作为“他者”的偶像是何种情感关系？个人由“饭”入“圈”和饭圈中的个体情感认同有哪些新变化？对饭圈情感心理认知的丰富对新时期的饭圈治理有何启示？

早期研究认为，粉丝对粉都客体的幻想源自被压抑的欲望，是“对于融合、完满、统一、自我的完整身份的渴望”，“幻想是人类拥有的一种与困难情境协商的方式”[2]。从追星族到粉丝再到饭圈女孩，粉丝对偶像的形象魅力和人格魅力认知存在一以贯之的“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倾向”，并以此对偶像实施“直接性模仿、全盘性接受和沉湎式依恋”[3]，其中折射的是个人欲望和理想自我，以及与社会环境密切互动中的情感依恋关系的缺失和转移，偶像崇拜的盲目化、表层化和单一化倾向造成了个人的异化，也加剧了社会的娱乐化、消费化和标签化[4]。

当今社会生活的开放性、所处生活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带来了自我认同与选择的“危机”，制度性压抑造成的基本信任的缺失、弥散性焦虑、负罪与羞耻[5]，让人们迫切需要借由对他者的辨识或投射纾解，文化工业的发达为这种“逃离”提供了极大便利。网络空间和媒介技术将各类迷群体和粉丝群体聚集，朱丽丽认为，迷群体将自我渴望拥有但现实难以实现的欲望、冲动、意念投射给外界的某个对象，“在过渡性客体的错觉和幻想的中间领域实现自我放松补偿、人际交流补偿和自我实现补偿”[6]。“饭圈”形成源于粉丝们对“爱豆”“在外貌气质、情商智商、价值观念、敬业精神、奋斗经历、公共意识、工作成就等的认同”[7]，并因投射、移情和补偿发展为对偶像的自我投射式依恋、亲朋式或替代品式依恋，具体表现为在打投、控评、反黑、氪金等情感劳动中投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行为选择与情感认知以偶像和饭圈为参照依据，沉湎于想象的、拟态的亲密关系以回避现实的关系压力，以粉丝—偶像互相成就的情感归属需求达成自我需求的满足等。

近年来对“养成系偶像”、“虚拟偶像”粉丝的系列研究显示，偶像生成机制的倒置，让偶像演化为被装扮的“提线木偶”，承担着从外貌着装到内在修养的形象管理、迎合和满足粉丝的相关需求、防止“人设”崩塌等常态性压力。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取向从被动转为主动，借由时间、资金、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偶像的成长过程，甚至通过经济资源和宣发权力的掠夺倒逼偶像，表现出“某种控制、规训偶像成长道路的意识与倾向”[8]，以“获得‘造物主’般的满足感与成就感”[9]，粉丝也从单向讨好偶像转向渴望被讨好和迎合，从“我想成为TA”到“TA属于我”。

“他者(the other)”产生于认同，是与“我(the one)”相对应的概念。斯图亚特·霍尔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或地方称为“他者”，“他者的神秘、相异性令我们目眩神迷，又心惊胆战”[10]，“他者即不确定性”[11]。在动词搭配中，“他者”常常是控制、比较、描摹的受动者，在将负面特点加诸于他者的“他者化”过程中，主体获得自我满足感与优越感，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又“反过来‘滋养’他者化偏好”[12]。但“粉丝—偶像”或“饭圈—饭圈客体”这对“他者与我”的关系却被证明是“超越单纯认同，包括准社会关系和新宗教信仰”[13]。迎合粉丝渴望的文化产业通过“故事线”展演打造的“人设偶像”，是商业逻辑、数据和流量叠加的“橱窗幻象”，但粉丝却借由这一幻象，通过文本再生产神化作为偶像的他者，获得自我满足，合力打造被虚构出来的受到崇拜或挚爱的客体。人工智能和深度合成技术的发展又带来了“无不良嗜好、永不塌房”的虚拟偶像，粉丝在生产消费和情感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生产者功能和自组织性，通过拆解、拼贴和重构“可以获得普遍认可的人格符码”制造“值得信任的全能专属亲密偶像”[14]，偶像制造、偶像消费和偶像粉丝生态的拟像化倾向，也催生了更多可控的“完美他者”，强化了粉丝—偶像之间虚拟的单向社会关系。

“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对“他者”的想象，本质上来自于交往的间接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15]，充分认识到内群体成员和接触外群体成员的艰难，“想象的交往”成为增进理解的辅助性工具，这其中“第三人效果”也发挥了作用。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密集的信息追踪，让偶像的后台空间被无限放大，掩盖了时空距离的区隔和实际交往的间接化，粉丝通过消费、生产和传播在数字空间及线下构建出“不是家人仿若家人”的新型亲密关系，具有情感性、亲密性、控制性等基本特征，粉丝身份可以在女友、妈妈、姐姐中任意切换，偶像也可依据不同情境需求改易“人设”和功能，其不具有实质的互动和权利义务背景，却是可以被任意选用和组合的“伪社会互动”和替代性关系。薄弱的关系认知建立在对理想化个体和拟态亲密关系的仰视中，在蜂拥而至的“捧”和“杀”之间，“人设”的崩塌和关系的瓦解都是轻易的。

依托新技术，互联网将个体联系起来的人类互动新场域，粉丝个体出于信息了解、情感交流等的需要，寻找同好群体加入或形成饭圈，“饭圈成为一种新的共同体形态”[16]。粉丝也在从solo 粉到饭圈人的转换过程中，完成了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认同，由此建立了与所属圈群复杂的情感依附关系，通过高度一致的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获得自我价值感和群体价值感。

相较于“追星族”或“粉丝群”，饭圈是更具组织性、结构化和制度化的有明确边界的有机联合，饭圈为保护同好质量和群体同一性会严格限制和维护群体边界，具有更明确的圈内趋同性和圈外排他性。换言之，饭圈具有显要的“边界意识”和“属地意识”，“饭圈”内部设置严格的准入门槛和等级划分，遵循一定的内部准则进行自我约束，饭圈话语兼具私密性、封闭性和排他性，信息扩散和情感连接遵循“圈地自萌”的内圈化封闭路径和“开放式交错出圈”两条路径。以不同的偶像为中心聚集而成的饭圈，彼此之间界限清晰。约翰·费斯克曾以辨别力(Discrimination)与区隔(Distinction)”、“生产力(Productivity )与参与性(Participation)”、“资本积累”[17]三个维度概括粉都的主要特征，他认为粉丝会严格区分粉都与非粉都、粉丝社群与社群外部世界的界限，作出区隔和划分。“不同圈子之间存在着或对抗或联盟的关系，同时也呈现出权力等级化的链式结构”[17]。圈地之外，各圈群通过不同符号展演极具身份属性和行为风格的饭圈标识，群际之间攀比竞争、瓜分领地。

个体与饭圈的关系则类似“强力胶挂钉”，圈群身份存在于虚拟空间、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粉丝具有灵活自主的参与空间、权力所有和情感关系，保留了可以随时开始、转换和结束的机制安全感，“就如戏院衣帽间上的外套，可以轻轻取下，也可轻轻挂上”，是一种“既渴求个体性的独立，又需要集体归属感、安全感”的“既隔离又连接”[18]的状态。同时，成员一旦确立自己作为“××饭圈人”的身份即会有极强的身份粘合性和认同感，除非遭遇冲击性事件一般不会轻易脱离，但一旦脱圈，脱粉回踩、集体性报复又如同强力胶挂钉被剥离墙壁，带来伤害性后果。

我国粉丝文化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族”、2005选秀狂欢中的“粉丝群”和2014年“归国四子”为代表的流量明星带来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制度化的粉丝组织和饭圈文化[19]。与“狂热(fanatic)”同词源的“粉丝(fan)”，在早期研究中被视作易受媒体影响和群体感染的危险的“他者”，是病态的“着魔的独狼”和“歇斯底里者”[20]，也是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盗猎者”[21]，采用早期新技术和服务的“活跃观众”和“领先用户”。“粉都(fandom)”、“趣缘群体”等概念的引入，将粉丝文化研究中对个体和文本的执迷拓展到更为广泛和流动的社群概念，粉都是“亲密空间(affinity space)”、“兴趣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联系性和集体性的联合(connectivity and collectivity)”[22]，趣缘群体则是以新媒介技术为依托构建的、兼具传统社群凝聚力和现代社群自由度新的共同体。围绕明星等热点群体、依附数字媒介平台集聚而成的“饭圈”，是“媒介社会化过程中圈群文化演化的新样态”[23]，贴合社会学中“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4]的“圈子”的概念，袁文丽将饭圈译为“fan circle”，认为“圈”与“跨粉都”的概念有相似的视角，不再将粉丝文化理解为一个既成的实质，应将其理解为一段复杂的、流动的、历史化的发展”[5]。

饭圈通过特殊话语体系、共同需求和规则的确立，集结成超越传统社会阶层划分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其行动又呈现出典型的“自组织性”，从线上互动延伸至至线下行动。从2016年初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到2017年的“限韩令”和“国家面前无爱豆(idol)”，再到2019年饭圈女孩“出征”、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国家和历史的趣味化和偶像化、诙谐个性的表达和集体认同下的出征，形成了饭圈独特的“情感识别认证机制”，饭圈内部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唤起，粉丝追星日常与社会参与、自我身份建构相勾连，行动者心理、情感结构与自发性国家认同生成机制紧密结合，也让“饭圈”从“想象的共同体”发展为社会网络中动态的、流动的社会组织主体。通过日常实践构建的密切联系，饭圈成为行动目标明确、结构复杂有序、组织规则严密、行动高效有力的集合体，在“情感共同体”的指引下将粉丝追星转化为爱心公益、社区服务、精准扶贫、知识传播等社会实践的具体行动，通过良性的互动场域建构和多样化的事件参与提升青年粉丝群体的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粉丝对标榜样、自觉看齐，自反性地修正饭圈内部的越轨行为，饭圈的自组织过程、组织化手段与新技术应用也为当前社会组织机构的管理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巨大的潜能和作用。

饭圈以幻想为基的投射、依恋、控制等情感心理，让个人绕过了法规和禁令，逃避了现实的种种局限，但又不可避免地扭曲并隐藏着“欲望的愿望”，“三观跟着五官走”的不良价值取向，内摄与投射的情感转化成变质的饭圈文化，当幻想无法与欲望协商，从想象到行动的现实影响力就产生了。另一方面，无论是心理困境的短暂逃离，还是部分心理弱势群体(如抑郁症、社交恐惧症患者)在对偶像和饭圈的想象与依恋中自我疗愈、互相救助，饭圈作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就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应对心理困境的策略。因此，不应仅把粉丝--饭圈--偶像的复杂情感关系看作可笑的、脆弱心灵的虚假产物，而应当关注个体在饭圈的心理获得及其“处理生活境遇与选择的一种重要努力”[25]、对获得情感和生活支配权的自我赋予，深化对不同类型饭圈群体社会心态和群体情绪的研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根源，以此为源头探索纾解个体在学业、职业、生活和情感等方面压力的解决之道。

同时，饭圈的周期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让我们须将粉丝的心理体验嵌入到更大的生活叙事中，将饭圈心理与个人生命历程相结合进行考量。生命历程研究关注特定的人生节点影响一代人的社会和历史变化，探究“这一代人理解当前记忆中的过去、现在和预期中的未来的方式”[25]，特别是生理变化(如青春期或更年期)、按年龄分级的生活转变(如不同的教育阶段)或转折点(如就业、成为父母等)等带来的身份、身体表达方式、文本体验方式和认知能力的改变[26]。粉丝何时进入又如何进入饭圈、如何成为和为何成为饭圈女孩/男孩，这其中经历了何种心理和情感变化过程，媒介转型和环境变化又给饭圈实践和粉丝心理带来哪些节点性的变化，都需要从粉丝的自我叙述和集体记忆出发，将更深入的饭圈情感心理探知和更有针对性的饭圈治理相结合。

此外，现有的研究中更多将饭圈视作静态的、需求同一的整体，较少关注饭圈群体内部的差异化，特别是不同代际粉丝在背景、经历、情感心理、价值诉求等方面的不同样态，追星行为和情感困境值得探讨和深思。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呈现并维护了饭圈群体“狂热、非理性”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对饭圈群体的话语表达、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方面关注不足”[23]，形成了新的“他者化”，也需要我们以更为系统和动态的视角予以观察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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