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阐释中的专业阐释与一般阐释

张文诺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阐释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对一个事物或现象的说明、解释。在中国古代，注解和考证儒家经典是阐释的主要形态；
在古代西方，阐释主要是对《圣经》进行神学解释，向公众解释上帝的意图。现代阐释学是现代西方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思潮，起源于施莱尔马赫，他希望通过批评的解释来解释文本中的作者原意。海德格尔完成了阐释学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并成为现代阐释学的集大成者。“现代解释学主要吸收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思想，突出表现出试图融合人文哲学和科学主义的趋势。它作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为各学科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新的可能性，从而极大影响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使‘现象学追问’和‘解释学逻辑’成为当代文论透视‘现象’和揭示‘意义’的有效途径。”[1](P166)现代阐释学强调前见与视域融合，主张阐释的普遍性、历史性、创造性与多元性。现代阐释学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多个学科的阐释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开启了文学阐释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变。

文学阐释是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活动的解释，以抵达文学的本真意义。文学阐释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私人化行为，而是一种与别人对话寻求别人理解、支持的公共行为。张江认为：“‘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决无疑义，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阐’之核心要义定位于此。”[2]文学阐释通过阐释实现阐释者与作家、文本、读者的对话与交流。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需要阐释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方能进入阐释过程，而文学阐释者不需要过多的专业知识，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能阅读文本就可以进行文学阐释。文学阐释者的数量更多、组成更为复杂、层次更为多样，文学阐释分为一般阐释与专业阐释，专业阐释指的是那些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专业人士，一般阐释指的是社会上的一般读者。文学阐释中的一般阐释与专业阐释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文学阐释过程中，专业阐释与一般阐释应该建构一种良好、顺畅的互动渠道，文学阐释才能顺利抵达文学的公共理性，文学阐释才能从个人阐释走向公共阐释。

阐释是为了抵达一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人类共同的理性规范及基本逻辑程序”，“符合公共理性要义的阐释，可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并反复经验，同时可以为历时系统下多数人所共识。对包括历史和实践对象在内的文本，生产和存疑的非确定性理解与阐释，终究要为随机过程的大数定律及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阐释所确证和检验”。[3]文学公共理性的基本内涵是：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能得到特定时期社会的广泛认可，对文本艺术价值的判断符合特定时期的文学惯例。人类具有相似的生理与心理认知结构，也面临大致相似的生存问题与人生困扰，因而人类具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通感。“所以共通感，根据它的判断而提出我的鉴赏判断作为一个例子，并且因此我赋予它范例的有效性。它是一理想的规范，在它的前提下人们就能够把一个与它协和的判断和在这判断里表示出对以对象的愉快颇有理由地对每个人构成法则：因为那原理固然是主观的，却仍然被设想为主观而普遍的(对每个人必然的观念)，它涉及不同的诸判断者的一致性，就像对于一客观的判断一样，能够要求普遍的赞同；
只要人确信它是正确地包含在那原理之下。”[4](P394)共通感的存在意味着人类对文学的理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文学公共理性就是文学普遍性的表现，文学阐释就应该揭示每个文本所具有的人类的这种文学公共理性。文学阐释的顺利进行不仅推动人们对文学审美水平的提升，同时也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文学阐释的目的是抵达文学公共理性而走向公共阐释，文学阐释应该尊重作者在文本中蕴含的原初意义。作者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总是通过创作表达他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与认知。文本是作者的产物，文本凝结了作者的生活体验、思想观念以及审美趣味，文本自然地凝聚了作者的原初意义。“文本是书写者的创造物，无论从什么基点出发，都不能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一个确定的文本，有一个确定的书写者，是这一个书写者生产了这个文本，从而使文本以‘有’和‘存在’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前。没有书写者的创造，文本就不会存在。这个刻在羊皮纸上的存在，是可以触摸、翻阅、留存的，是一个不能否认的物质存在。我们以这个存在为基点，展开全部理解和阐释。从历史传承的意义上说，文本为书写者所有，这是既定的事实。”[5]

文本是作者精神的客观化物，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客观化显现。任何一部作品，无论作者的主观倾向或隐或显，无论是主观抒情还是客观叙述，都隐含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离骚》表达了诗人屈原为理想而奋斗的伟大精神。《荒原》表达了诗人艾略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堕落的忧虑。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表达了作者罗贯中对封建社会明君贤臣的向往，以及对历史循环论的认识。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每部作品都凝聚了他对时代、社会、历史以及人性的思考。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表达了托尔斯泰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长篇小说《飘》表现了玛格丽特·米切尔对美国政治制度与历史进程的理解。乔伊斯通过《尤利西斯》揭示了西方社会人们面临的精神危机。

文本表现作家意图的意义的方式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文本比较清晰地传达了作者的意图，有的文本对作者的意图传达不是很清晰，甚至很混沌。还有作家创作意图在文本创作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的情况，作者开始构思时想表达某种意图，随着创作过程的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及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化，作者的创作意图可能会发生不自觉的改变。鲁迅在创作小说《不周山》时，他的意图就发生了改变。他说：“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而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6](P527)但是，不管创作意图是否发生改变，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在作品中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存在方式不同。不过，也有的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并不是很清晰，只感觉自己隐隐约约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意图，至于什么意图，作家并不是很清晰。“我们认为，无论怎样消解和抵制意图，意图总是存在于文本之中，哪怕是‘作者死了’，文本交付于读者以后而无法更改，意图——确切地说作者的意图，依然在场，它决定着文本的质量与价值，影响他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这种影响和决定，可能不为他者所知觉，他者也可以自动抵制意图，但是，意图的渗透与决定力量，贯穿于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全部过程之中，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始终发生作用，让人无法逃避。”[7]作家不清楚自己的意图并不意味着没有意图，作家的意图是在场的，只不过他自己不是很清晰。作家的原初意义是我们理解作品的重要线索与依凭，依据作家的原初意义，读者会更容易地深入到文本的意义深层。“无论我们思考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文本，也无论我们怎样阅读它和理解它，都不可能与我们对作者的认识(或我们自以为对作者的认识)分开，这是确定无疑的。”[8](P24)阅读《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认识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我们就能深刻地理解《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特征。要想深刻理解《红楼梦》的复杂意蕴，如果不了解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意图，那是不可想象的。

文学阐释要抵达文学公共理性，阐释者还要顾及文本内容。文本产生以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由纸张、文字、图案组成的装订成册的印刷物。阅读文本时呈现于读者大脑的是由句段、形象、意蕴组成的总体图式。王弼认为文本由“言、象、意”构成，英伽登认为作品由字音、意义单元、图式化面貌、再现客体构成。文本是作者的客观化物，文本拥有由字、句、段构成的完整框架和表现形式，并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意蕴空间，能表现相对完整稳定的含义。文本一旦生产出来，就具有一种客观独立性，“所谓文本的客观独立性，是指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凝结于文本之中的，不以作者或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本自身所固有的属性。文本的客观独立性首先表现为意义的客观独立性。意义的客观独立性，是指文本意义的核心的、本质的、或基本的成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读者或批评家的意志为转移的。”[10]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去评价、阐释文本蕴含的意义，而不能把文本本来没有的意义强加于文本之上。“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积淀着丰富权力和意识形态信息的形式系统，即使作者已经不在场，人们也能产生接近的理解：文本说了什么、表达了什么。”[9](P47)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虽然与我们的文化背景不相同，但从小说中，我们仍可以体会到作者对美国南方奴隶主生活的爱恨交织的情感。由于文本是以图式化形式反映再现客体的，图式化形式使再现客体充满了空白与不定点，只有经过读者的理解、想象、体验等才能把图式化形式还原成审美形象。文本具有稳定的内涵，并不是说对文本的阐释就是干巴的或者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即使是强调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或传记文学作品，经过艺术加工，同样具有开放性、探索性和延展性的品格，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内涵更为丰富，为读者和批评家的阐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11]

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促使阐释者寻找文本潜在的意义，促成文本潜在意义的实现。“我们要肯定作者在场，并不是要简单回到那个古老的观念，要把作者在场及其意图作为阐释的唯一要点，而是要把百年论争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作者在场的意义，对文本进行科学的、确当的阐释，让我们现在的文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12]比如对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的理解，白居易本意是通过草的变化指称人事变化，通过草的生命力表达送别友人的祝愿之情。但后世的读者却从文本出发，读出了草的旺盛生命力，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的赞叹。文学阐释者需要挖掘文本的潜在意义，但阐释又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如果不顾及文本，让文本来论证自己的前置观点，必然会造成理论对文本的切割，导致强制阐释而违背文学惯例，得不到作者、读者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可。“文学文本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其意义当然首先包含着作者意义，但是又有扩展和辐射；
而相对于读者而言，其意义也具有相对的客观自主性，不是读者可以任意摆布的。”[13]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作者都有自己心中哈姆雷特的形象，然而，这些读者心中的形象只能是哈姆雷特，不可能是堂吉诃德。鲁迅说：“那性格、言动，一定有类似，大致不差。”[14](P560)“作者向欣赏者提供的是一种待完成的作品：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的作品将会以哪种方式完成，但他知道，作品完成后将依然是他的作品，而不是另一部别的作品，在演绎对话结束之后，一种形式将具体化，这一形式是他的形式，尽管这一形式是由别人以一种作者本人并不完全可以预见到的方式组织完成的。”[15](P24)文学阐释的意义不在于重复别人的观点，而在于发现别人未注意到的思想与艺术上的特点，然而，文学阐释一定要尊重要顾及文本的本来意义，否则，文学阐释就可能成为无效阐释。

“文学批评可以对文本作多重阐释。各种各样的理论可以为多重阐释开辟道路和空间。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本的本来含义，否认作者意图的存在。阐释是多元的。多重阐释，只要合理且证据充分，应该给予支持。寻找文本的本来含义，佐证于作者的本来意图，也是合理的，当然同样需要证据充分。”[16](P4～8)如果文学阐释在某种前置理论的指导下，不顾及作者与文本，把文本作为前置理论的操练场，有可能得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出新出奇却难以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可。对某个文本的阐释可能有很多种，但是这很多种并不都是有效阐释，其中有的阐释因为不符合文学公共理性就成为无效阐释。文学阐释就是在尊重作者原初意义的基础上，细读文本，充分调动自己的体验与想象做出自己的阐释，推动个人阐释走向公共阐释，以达成文学的公共理性。

从文学阐释主体的层次来看，文学阐释分为专业阐释与一般阐释。专业阐释又称精英阐释，指的是由那些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与艺术修养、丰富的艺术鉴赏经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的职业批评家做出的阐释；
专业阐释群体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大。专业阐释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上占据着显要的地位，它是一种地平线以上的阐释，它代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阐释水平。

专业阐释是由那些特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群体所发出的文学阐释，它与一般阐释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多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的科学思维活动”。[17](P184)专业阐释者拥有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丰富的生活体验与广阔的涉猎面，他们具有敏锐的审美鉴别能力，能帮助一般阐释者从海量的作品中迅速鉴别出优秀作品，他们能引导一般阐释者阅读那些思想主题先进、艺术成就较高的优秀作品。专业阐释者能运用文学理论从独特视角切入文学作品，能迅速发现文本表层下面的深层含义，帮助一般阐释者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一般读者由于自身的学识、经验、艺术修养等的限制，难以充分领略文本深刻的思想、不能挖掘到形象的深层。“这些群众以批评家为审美领袖，因此倾听批评家的声音，按照他的意思来校正自己的感觉，他们还向他学习熟练地知觉、理解、分析、评价艺术作品。”[18](P145)鲁迅的作品发表之后，得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但是就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来说，当时的读者认识得不是很清晰。茅盾写了关于鲁迅作品的批评，阐释了鲁迅作品的深刻主题与独特的艺术成就，提高了一般阐释者对鲁迅作品的认识水平。专业阐释引导一般阐释，帮助一般读者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引导一般阐释的审美取向和审美品位。郁达夫的中篇小说《沉沦》出版以后，保守派批评家对此进行了激烈贬斥，认为其是淫书，而一般读者也没有真正理解其中性描写的意义，只是以好奇的眼光进行阅读。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为代表的进步的专业阐释分析了其中性描写的时代内涵与进步意义，在专业阐释的引导下，大部分读者认识到其中的反封建意义，达成了对于《沉沦》理解的公共理性。“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19](P547)

专业阐释也能提升一般阐释的阐释水平，专业阐释通过与一般阐释的互动，可以解决一般阐释过程中的疑惑，提高一般阐释的审美能力，一般阐释的阐释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列夫·托尔斯泰说：“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这篇论普希金的文章，了不起，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20](P190)比如说《阿Q正传》，有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其中的滑稽与热闹，有的读者可能会被其中的情节所吸引，只有那些具有较高欣赏水平的专业阐释者才会理解其中的国民性批判，只有那些具有哲学基础的专业阐释者才会体味到其中的形而上意义。文学作品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客体，内容丰富、主题深刻、结构复杂，一般阐释者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审美感受有限，有时不能完全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与美学价值，并不是一般阐释所能完全了解。一般阐释必然通过阅读专业阐释才能抵达文学作品的最深层，才能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受批评指引的读者，或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这些趣味标准和欣赏能力的影响，或自觉地以它们为典范，举一反三，指导自己今后的阅读。这样，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能力便自觉不自觉地得以提高。”[21](P374)一般阐释的审美能力提高之后，一般阐释与专业阐释之间的互动会更加顺畅，文学公共理性会更容易抵达。

专业阐释代表了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审美水平、认识水平、阐释水平，一般来说，专业阐释比较容易抵达文学公共理性，专业阐释容易成为公共阐释。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专业阐释并不是由职业的文学批评家发出，专业阐释往往由具有批评能力的诗人、散文家发出，孔子、王充、王逸、曹丕、陆机、钟嵘、司空图、严羽、金圣叹、梁启超、王国维等既是杰出的诗人或者散文家，又是优秀的专业阐释者。他们的文学阐释既是一篇篇理论性很强的批评文章，又是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钟嵘的《诗品》就是一部兼具理论性与艺术性的阐释性作品，章学诚评价说：“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22](P559)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剧作家也是专业阐释的主导力量，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沈从文、何其芳、李健吾、胡风等都是优秀的专业阐释者。这些阐释者既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又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他们的阐释都能从文本出发，紧紧围绕文本的文学性，努力探究、理解和阐释作品中的深刻和优美。他们从作品的艺术形象出发，通过对其美学的分析，确定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能准确揭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鲁迅的文学阐释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他的方式应该说是传统的，而却又闪烁着现代的光芒。传统有倾向作家格调和文本艺术的品藻之法，也有重于作家才情和文本内涵的知人论世之道，而两者通常难以联手，鲁迅则成功地把它们融会一体，披着仿佛点评的行装，从容不迫和简约多姿的描述，令人犹如步上山阴道上，颇有应接不暇之感”。[23](P144)专业阐释对文本经过细读、系统研究之后做出的阐释，客观、公正，不受个人情感局限，能准确阐释文本的思想主题和艺术价值，很容易达成文学公共理性。

专业阐释不但对于一般阐释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作家创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专业阐释可以帮助作家正确认识自己的创作，提高文学创作能力。一部作品在完成之后，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误之处。作家们虽然创作能力较强，但由于他的文学理论水平可能不是很深厚，再加上他自己处于“庐山”之上，反而难识“庐山”的真实面目，很难发现自己创作的局限。而一些优秀的批评家由于理论修养、艺术修养都很深厚，审美感受能力与鉴别能力都很敏锐，他对作品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清晰、全面，他能很准确地指出作家创作的成功与失误之处，能促进作家对本人的创作进行清晰认识与准确把握，让作家认识到自己的短板，调整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创作行为，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从而促进创作水平的提升。果戈理的创作成就是和别林斯基的大力推荐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考利等一些批评家的推荐、阐释，福克纳很快被美国读者接受，并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对萧红的阐释、奖掖，使得萧红很快在上海成为三十年代引人注目的女作家。

专业阐释者按照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科学地阐释一部文本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并且还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与见解，能达到对文学基本规律的揭示。文学阐释的理想状态是专业阐释能得到一般阐释的呼应，专业阐释能回应一般阐释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顺畅，文学公共理性则容易达成，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共识也就增多，文学事业就会逐步繁荣起来，文学的作用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般阐释是由社会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或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非中文专业的社会公众等一般文学爱好者发出的文学阐释，一般阐释数量多、成员构成广泛，一般阐释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甚至可以对某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一般阐释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很难做出准确的考查，但我们从文学史的演变来看，能清楚地看到一般阐释对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西方现代历史上，有学者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那就是西方现代艺术体系的确立，其实并不是专业人士的功劳，而是那些写给门外汉看的业余批评家的业余批评，正是这些业余性的批评奠定了现代艺术的基础。”[24]一般阐释足以影响文学文体、文学团体、文学思潮的此消彼长。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小道，不为文人雅士所重视，不与诗文共在文苑之内。但是，小说却在读者群中具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小说的巨大影响终于在晚清时期被梁启超觉察到。梁启超开始大力提倡小说创作，他说小说是“文学之最上层”，[25](P51)在梁启超的带动下，新文学理论家也开始积极鼓吹小说创作，小说的地位悄悄向文坛中心移动。一般阐释还能影响专业阐释对某个作家的评价，并推动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变化。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开始并不被专业阐释群体重视。然而，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在一般阐释群体中享有盛誉，拥有大量读者，他们对金庸小说做出了很高评价，很多读者都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对金庸小说的认识，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一般阐释逐渐推动了金庸新武侠小说在专业阐释中的地位变化，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率先开始了金庸研究。严家炎在其专著《金庸小说论稿》中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26](P213)严家炎首先在北京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选修课，此后，金庸小说正式被专业阐释群体所接受，并成为每年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专业阐释对一般阐释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一般阐释对专业阐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文学阐释的整体水平来看，一般阐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没有专业阐释高，但就某一时期、某一作品来说，一般阐释也能做出正确的解读，也能推动专业阐释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许多时候，专业阐释将一般阐释对于文本种种朦胧、隐约的感觉、想法加以搜集、集中、放大、澄清并理论化，也能促进专业阐释的发展。一般阐释群体广泛，不见得所有的阐释都是合理的、科学的、严谨的，但总有些富于启发性的观点提出来，专业阐释由此反思自己的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专业阐释应该吸收一般阐释的观点，重视一般阐释的吁求，纠正自己在文学阐释中的偏向。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些理论对于认识文学的本质，打开新的视野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理论并不是文学研究发展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而是从其他学科“搬运”过来的，甚至是理论生产理论，如果不进行话语转换，进行生搬硬套，必然会出现理论对文本的挤压。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力引进，中国文学阐释出现了不顾语境硬性运用理论套用文本的态势并形成一种潮流，不用西方文学理论者被冠之以保守、守旧，其论文被先验地认为是观点陈旧、话语陈旧，绝无可能冲出水平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阐释愈发重视新理论的运用。阐释者经过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以理论阐释为目标，忽视文本解读，以精密的逻辑分析为表现，语言晦涩、难懂，阐释学问化、学术化、空心化，用文本证明理论，出现了强制阐释现象。“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7]强制阐释最明显的特征是颠倒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文学阐释的正确路径是运用理论去解释文本的意义，强制阐释的逻辑是运用文本证明理论的正确，就会出现对文本的任意宰割。结论在前，阐释在后，强制阐释者在阅读文本前已经有了结论，他不是去分析文本，而是运用文本证明观点。导致阐释主体缺失，阐释对象缺席，阐释受众退场，阐释内容错误，个人阐释沦为私人阐释。专业阐释与一般阐释的间隙越来越大，以至于专业阐释失去了一般阐释的呼应，成为了小圈子内部自我循环的话语游戏。

强制阐释在当下的文学阐释中比较普遍，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阐释中都可以看到强制阐释现象。比如对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阐释就是一种强制阐释，这篇小说本意写的是一位年轻的女革命者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艰苦磨炼成长的故事，但被一些评论家解读为女性主义叙事的范本。“这种听起来振振有词的解读方式仍然无法摆脱‘过度阐释’的嫌疑。至少丁玲本人不会认可这种女性主义的解读方式。”[28]丁玲认为这种解读方式是有问题的，她说：“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人，我喜欢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29]强制阐释最鲜明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批评家对路遥创作的城市，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现以后，在一般阐释与专业阐释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极性评价。这是一位叫林夕的读者对路遥的评价：“在当今作家中，对我影响最深，我最钟爱、最敬佩的作家，就是路遥。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我读了不知多少遍。可以说，我是读着他的作品踏上自立自主的人生之路，并最终走进大学课堂的。”[30](P247)另一位读者清华大学大一新生(2015级)邢成博说：“路遥并没有讲述一个所谓‘逆袭’的励志故事，却给人们的心中注满了力量。我的看法是，一个故事的力量来自于四个字——感同身受。当我们读一些《霸道总裁爱上我》或者是看一些‘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之类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多数时候是在‘想象’，但阅读《平凡的世界》，喜欢它的读者大多是在‘感受’。当我们痛心于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等人的无奈时，我们实际上是发现了自己在面对时代、面对命运、面对自己时的无奈。……当孙少平不无奈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虚假的童话。”[31](P223)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精英读者群中却屡遭冷眼，它先被《当代》退稿，后被作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不得不在边缘化的期刊《花城》《黄河》上发表。评论界中除了少数几个评论家对《平凡的世界》评价较高外，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不成功之作。因而，影响如此之大的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却始终难以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影响较大的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路遥顺便提了一下；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只介绍了《人生》，对影响更大的《平凡的世界》只字未提；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路遥顺便提及。“事实上，路遥在构思与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已经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各种外来的文学思潮和表现方法如同‘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实主义方法过时论’甚嚣尘上，作家们唯恐自己不新锐、唯恐自己不赶时髦。文学界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风潮转向中，许多作家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方向突围。许多作家强调创作的潜意识性、非理性、强调表现人的情欲——性欲，表现人的非理性状态，表现人的原始性。甚至到了小说里不写人的原始性欲，就不是小说，不再形式上玩所谓的‘花样’就不是好小说的地步。这样，路遥自信满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至少在当年已被众多编辑与文学评论家视为‘过于陈旧’的方法，他的小说不被认可也在情理之中。”[32](P209)《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受到专业阐释群体的否定，原因竟是因为路遥的写法不符合当时的新潮流。专业阐释不管文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如何，是否有独创性，只要你不符合我的创作理念，你写得再精彩，都是不好的。

其实，不仅是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于其他的很多作品，都存在强制阐释现象。强制阐释无视文本，忽视审美感受，难以回应一般阐释的吁求，导致一般阐释与专业阐释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对于一些专业阐释的解读，一般阐释很难认可，对于一般阐释提出的问题，专业阐释难以给出科学、合理的解答，对于一些一般阐释不认可的作品，专业阐释又给出非常高的评价。文学专业阐释备受批评，备受质疑。“伴随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体学科化、学术化和学理化的大趋势，文学批评变得日以严谨。但毋庸置疑的是，‘学院化’之后的文学批评慢慢变成了一整套‘请神’仪式，只有经过对东西方理论大师的‘请神上身’，开口说话才有底气。于是，文学批评变成一门独立而生僻的‘学问’，并开始对读者丧失影响力和亲近感。一方面，这种‘学问’对于作家的帮助不大——作家从这样的批评中获益甚微，甚至还制造误解；
另一方面，对于职员、老板、农民工等读者来说，又为什么要阅读一篇艰深晦涩到犹如黑话的‘批评’呢？”[33](P113)文学专业阐释已经成为为了阐释而阐释，为了阐释而存在，专业阐释失去了公信力与权威性，失去了对文学公共理性的把握。

在现代社会，审美民主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与经济水平都在提高，他们的购买能力与审美能力保障他们能买到、能阅读更多的、更丰富的文学作品，他们也有更多样的平台向社会传达他们的文学阐释，博客、微博、微信、贴吧成为一般阐释的主要呈现平台。当下一般阐释的人员组成更加多样、多元，除了工人、农民、军人之外，还有中学生、大学生，还有一些高学历的理工科专业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观点，畅谈自己对某个作家的看法，对某部作品的感受。打开新浪博客，输入“平凡的世界”几个字，与此相关的文章有12000余篇，再加上每篇文章后面的评论，发表《平凡的世界》评论的读者人数应该是一个海量数字。输入“莫言”这两个字，与“莫言”相关的博文有18000余篇，再加上每篇文章后面的跟帖，写过莫言作品评论的人数也应该在千万以上。这是一位叫Yudaoj262网友写的博文，他说:“我曾经多次拜读过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书中讲述了在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中，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生活默默承受着人生苦难的故事。书中人性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苦难、挣扎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虽然已拜读多次，但每次打开它都爱不释手，读后都回味无穷。每次阅读后都有不同的感受，都有不同的收获。”[34]一些网友对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虽然不系统，不深刻，但由于都有深刻的阅读体验，同时又结合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他的阐释虽然不够系统全面但不乏精彩深刻之处。“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尤其是在今天高度网络化条件下，一些对文学作品发表精彩见解的批评佳作，其实并非出自所谓的职业批评家，而是许许多多的业余者，他们酷爱文学，又有良好的文学经验与趣味，善于表达特定文本所诱发的独特文学体验，他们的业余批评比起学院派批评更精彩也更有魅力。”[24]专业阐释不能居高临下，唯我独尊，唯理论是从。专业阐释要以平等的态度对一般阐释做出及时的呼应，再回到文本，检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是否有偏差，对文本的阐释是否是强制阐释，在双方的双向交流中走向公共阐释，达到文学的公共理性。

在现代社会，一般阐释与专业阐释之间出现了较大的阐释缝隙，以至于在某一个文学议题上双方很难达成文学公共理性。张江提出的“公共阐释”清晰地指出了当下文学阐释出现的问题，并指出了文学阐释如何走向公共阐释的路径与方法，这对于抵达文学公共理性、建构文学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重建文学公共理性，推动文学阐释从个人阐释走向公共阐释，必须沟通个人阐释与专业阐释之间的联系，重建双方的信任关系。文学阐释离不开理论指导，没有理论的指导，文学阐释可能是肤浅的，也难以探索文学的奥秘。然而我们在运用文学理论时，一定要注意文学理论本身的应用场域，我们应根据文学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如果研究中不注意对象的独特性和层次性，越出某一方法的有效范围则会导致不科学、充满矛盾的结论出现，甚至丧失批评的有效性和科学性”。[35](P21)文学阐释在理论的指导下从文本出发发现文本的诗性之处，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批评实践，按照其原义，就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36](P16)专业阐释让文学阐释回到文学自身，并运用鲜活、诗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一篇好的文学批评，应该能够把文学作品的不可解析，把其中的微妙、曲折、隐晦的褶皱，用一种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语言语调来呈现表达。一篇好的文学批评，是对某些作品独特魅力的发现和表达，批评家应该有足够的阅读经验和人文思考能力，‘指认那些被我们忽略的风景’，陪伴读者一起领略作品的美妙，发现那些甚至作家本人也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而文学批评本身更应该是有魅力、有趣味的文本，言之有物之余，其魅力和趣味能够让读者实现认知和情感上的影响。”[37]文学阐释既具有理论分析，又具有文学的审美感性，文学专业阐释以理论的力量与审美的感染引导一般阐释提高审美水平，以双方的顺畅互动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能力，以建构文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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