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自觉到人类情怀：三个“共同体”理念的规律性阐释

余成龙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任何理论体系要有强大的社会生命力和历史生命力，必须适应历史发展提出的客观的和主观的要求。”［1］（P1）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倒逼人类进行理论重塑和实践反思，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思想理论演进的内在需要与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彼此印证和双重驱动的必然结果”［2］。由于三个“共同体”理念从理论自觉到人类情怀的贯通具有规律性，所以对三者规律性的探析不仅有利于驱动“共同体”理论维度的创新性发展，而且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南。

三个“共同体”理念的相继提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探讨与高度关注。纵观当前学术界研究现状，关于“共同体”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较为遗憾的是，学术界的研究重心倾向于对单个“共同体”的梳理和剖析，丰硕成果中鲜有对三个“共同体”理念之间的规律性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将从理论导向的人民性、现实生成的时代性、实践话语的世界性三个层面阐释三个“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规律，为深入理解三者关系提供全新视野。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以其宏大视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路径、擘画了愿景，以大历史叙事方式构筑了人类文明相互联系、有机统合的系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立党之基的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贯彻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并持续性地进行创新性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三者皆体现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具象化和本土化。三个“共同体”理念是指引人类走向联合的源泉动力和实践遵循，也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指引，因此阐述其理论导向的人民性是展示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前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根据发展的理论与具体的世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目标和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把爱好和平、与邻为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的姿态，也展现着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享世界发展成果的价值追求。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个体要想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同体是其必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是个体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必由之路，失去共同体的个体就好比空中楼阁和无本之木［4］。在新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空前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共同构筑了如今的现实世界。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道路选择冲突、文化兼容矛盾层出不穷和相互交织推动世界秩序呈现多元化格局，马克思的伟大理论仍然将在大方向上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但复杂的现实使得人类不得不进行理论的创新，以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另一方面，“人类历史逐渐从国家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发生转变”［5］。随着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世界各国在竞争和合作的矛盾中改造了人类的主观世界，人类逐渐用全局和整体的思维去代替之前的局部和片面的思维，人类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国际社会中的各个主权国家开始针对全球经济问题、生态问题和安全问题等现实困境共同找寻解决之道，人类解放事业达到了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提是互相尊重、通力合作和共同发展，其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价值导向不谋而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将为人类社会进一步迈向自由人联合体提供现实前提和精神指引，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出了一般的概念性总结和价值层面的判断，是中国为世界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发出的最强音。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根本准则和践行原则，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阐明了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既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因，又内含中国生态特色。“基因”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其奋斗的最终目标，也是其政治立场一以贯之的重要表征；
“特色”则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领域取得成就的过程中，永远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其努力的价值取向，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把全人类的幸福作为其崇高理想。这二者之间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其共性就是把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为价值旨归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取得的最新成果，是指引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理论阐释，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引领是任何其他领域的思想和成果都无法比拟的。因为“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底线，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权”［6］，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安全的首要前提。如今“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8］（P8）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奋斗的动力和源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没有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它不仅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论依据，也是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指引。反之，如果“没有了依赖生存的和维系的自然环境，人类自身的存续就会遇到问题，而追求幸福也必将成为一种奢望”［9］。换言之，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展示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价值追求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价值追求。回望历史，战争与和平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人民的基本生命权利只有在和平中得到保障，战乱导致的苛捐杂税、流离失所使得人民的基本生命权利得不到保障，更无从谈健康的保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封建社会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产阶级打着“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赢得了这场革命的胜利，但人们挣脱了封建地主的压迫，迎来的却是更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仅仅能有维持自己生存和家庭再生产的权利，其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利被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的价值导向所摧毁。和平与发展是现代世界发展的主题，世界各国在保障人们基本生命权利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主张。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一直提倡通过高级福利待遇和医保政策维持人民的基本权利，但疫情的暴发显示出了他们的本性。二是中国不断通过教育、医疗和住房事业的改革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个全新的世界理念，旨在保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新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凸显了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又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旨归和最终取向［10］。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人们对卫生健康问题的广泛关注，并使其迅速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世界各国只有齐心合力、加强交流，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是保护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的最佳选择。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只有人的生命健康权得到了基础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会有坚实保障，因此生命健康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要素。在全世界都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下，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使命就是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获得高水平的医疗救治，这超越了“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观和冷战思维等陈旧观念，体现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价值追求［11］。

综上所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实践遵循，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彰显人类情怀的逻辑旨归。这三个“共同体”理念把稳、把准和把牢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契合国家利益和人类需求，必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肇基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境遇的理论提炼和经验总结。理论与经验来自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实践是理论生成和创新的原始动力，三个“共同体”理念的生成也是现实的需要，三个“共同体”理念的共性体现为其理念的生成是以中国具体实际为出发点，并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同步发力的结果。因而，探寻三个“共同体”理念现实生成的时代性，须以中国具体的客观实际为立足点，也诠释着理论自觉的实践逻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源于国内和平稳定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诞生为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关键保障。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迈向新时代的需要。社会转型是新时代的显著标识，而深化改革是社会转型的路径，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变革的关键渠道，生产技术的创新、产业布局的升级促使生产力稳步提升，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此外，基于生产资料分配方式的视角，公平正义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实然趋势，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应然选择，推动着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基于基层建设层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部署与规划，是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化尝试，可以使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是人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模式的呈现。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现代化新征程的美好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定位和目标追求与历史发展机遇期的现实利益不谋而合，也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发展样本和中国模式。”［1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汲取，也是对其他国家的科学管理制度、先进高新技术、文明生活方式等的合理性吸收与借鉴，凸显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共鉴互补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塑以关照和惠及全人类、绝不称霸、绝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发展为宗旨，致力于维护世界各国间的独立自主；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准确定位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现代化模式的角色与使命，构建了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及和平共赢的国际秩序。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生发于国内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观，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化的、整体性的社会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新语境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化对全球生态问题的理论认知，精准把脉我国的生态环境，创造性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定位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优良的生态环境俨然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参照。一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人们在渴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期冀获得更多的生态回馈，由原来的“盼温饱”“求生存”到如今的“盼环保”“求生态”，人们的“需求层次愈加升级”［13］。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成为民生问题的重大关切，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化。中国共产党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力量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态难题，秉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P4）的理念，彰显了执政党的使命担当和服务民众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创新形式。生态环境问题既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和生物破坏等方面的问题，也是全球化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从工业文明社会到生态文明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探索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理念、新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格局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彰显。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理论根基，融合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创新出的以全人类为目标指向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回应了国内卫生健康的现实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14］人民的卫生健康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指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就深刻认识到民众的卫生健康问题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发展放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环节。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一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预警机制相对薄弱。新冠肺炎病毒的突袭与扩散，反映出我国疫情防控预警能力的薄弱，防御重大公共危机意识不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预警机制和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二是我国卫生健康防控上报机制仍显滞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要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在关键物资保障方面要注重优化产能的区域布局。”［15］首先，中共中央汇聚各种医疗资源，并进行资源的统一调配，集中所有力量驰援疫情重灾区。其次，充分发挥了中共中央组织动员能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集体应急事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号召民众积极配合高级医疗专家组的指导，以相关单位部门团结合作的方式加强源头管控。最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法律的强制性确保人人尽检、不漏检、不差检，坚持对每一个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原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疫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探索的方式方法，不仅完善了自身公共卫生系统的管理体制，而且为世界各国抗疫提供了中国样板。由此，可以说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形成。

综上所述，三个“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出场是在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如何治理、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如何维护中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新语境中聚焦世界多元化发展的症结，探索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之治，也展现了宽广的人类情怀。

（一）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场的直接动因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人类社会经过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浸礼，促使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当前，世界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秩序正遭受着剧烈冲击，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各种国际关系处于不断动荡之中，“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正面临着关键节点”［17］。一是世界多极化。随着全球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推动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向。世界各国将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展开合作和交流，加深了国际政治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为缓和国家之间政治关系提供了组织基础和重要保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是经济全球化。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活动和金融投资突破了时空隔阂和区域限制，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贸易合作，加强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国家间在经济往来中的斗争与矛盾加剧，揭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提供了实践路径。三是需共同应对危机的考验。国际安全日趋成为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首要关切。现阶段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持续加深与不断细化，跨区域的安全危机增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国际格局呈现复杂化趋势，并发生重大变化。领土争端、资源竞争、权力斗争等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突发重大传染病问题、重大自然灾害、能源危机等非传统安全的加剧，推动着以协作促发展、以发展化危机这一模式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其提供了全新视野”［18］。

（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出场的必然要求

全球生态危机是指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不相适应、不相匹配而产生的危机，也反映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时过度消耗的资源已经超出了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承载力。这种危机与冲突直接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结构失衡、能源危机、矿物原料短缺和粮食危机等，人类生活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较为明显的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酸雨污染、大气臭氧层破坏、水污染、大气污染的加剧，直接威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根基和生存环境，倒逼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19］。人与自然也不外乎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20］（P210）恩格斯也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1］（P560）坚持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前提，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诞生的逻辑依据。唯物史观强调人类从事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要符合客观规律，反之，违背客观规律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持续加剧。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经指出，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危机和环境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把生态危机提升到政治高度去审视和解决，为正确处理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方法。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将会恶化为生态灾难，全球生态环境的局势并非单一的、单向的问题，以多元化方式应对、解决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政治化手段也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有效路径，保障全球的生态安全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多维化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屋建瓴的大历史观格局，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既以保护我国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为初衷，又是站在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审思。

（三）解决全球健康危机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出场的内在要求

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现实矛盾在突如其来的疫情蔓延中日益凸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是其内在要求。首先，全球抗疫模式的不同步性和差异性，阻碍了人类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步伐。彰显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凸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对比之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一边漠视着人民的基本生存权。美国的“鸵鸟抗疫”、英国的“佛系抗疫”、德国的“死磕抗疫”以及一些国家的“沉默抗疫”模式，致使疫情病亡率持续上升。其次，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供需矛盾。“充足的医疗物质和核心医疗技术”［22］等国际公共卫生产品成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经济制度的差异以及价值观的多元，使得公共卫生产品局限于资源丰富、医疗水平优越的发达国家，在保障人民生命的基础性资源方面未能实现全球共享。部分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不但极少参与全球抗疫合作，更未作出对外援助的承诺，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普及率较低。与其他国家“甩锅”“退群”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多边主义合作政策，在满足国内供需的基础上，将公共卫生产品国际化。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多边主义合作政策，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保护世界人民健康和维持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需平衡的必由之路［23］，已成为全球抗疫模式以及解决世界卫生领域发展之难的最优解。

综上所述，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三个“共同体”理念的出场不仅是对中国现实境遇的积极回应和理论深思，更是对当今世界发展症结的正确把握。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全自由为象征的人的自由联合共同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这种共同体既是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内在统一，又是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统一。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每个人都将会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遇。概言之，真正共同体既是对原始的自然共同体的“群体本位”的批判与继承，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个体本位”的扬弃与超越，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每个人都能自由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求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并将其与全球变局的深层原因与中国实际的现实境遇紧密结合。三个“共同体”理念在理论层面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客观实际的伟大理论创新，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现实层面，三个“共同体”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也致力于为全球、全人类的命运共生无私奉献的大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在实践层面，三个“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在应对风险挑战时，肩负起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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