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党组织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与发展(1920-1923)——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与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

葛展源，胡培培

(1.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0031；
2.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0031)

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也是打破资本主义的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第一次总演习，其成果、经验、乃至教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都是空前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必然会受到巴黎公社的影响。从党的筹建阶段起，至党的三大召开转为公开活动前，早期党组织通过对巴黎公社这一未来社会主义国家雏形的研究，将其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及反思，使得巴黎公社的不朽原则在建党初期对于制定党的革命方针，完善党的组织建设，统一党的指导思想的实践中做出了理论建构的贡献。而早期党组织在秘密活动阶段对巴黎公社不朽原则的掌握，也为党在三大召开后推动国民革命走向高潮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时代的局限：晚清时期巴黎公社事迹传入中国概况

基于北京大学《马藏》编纂团队对史料挖掘的新成果，在国内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中，中国最早对巴黎公社的报道是在1871年4月20日《上海新报》上的一则名为《法国民变》的短消息。全篇仅六十七字，其中提到：“法普合约已成，而法京之民自相残害，兵官弹压不住，有乱民枪毙将军三位等。”[1]虽距巴黎公社革命开始已一月有余，但这却是第一次将3月18日保卫大炮的起义介绍给中国人的首份报道，其中存在误记，3月18日起义只处决凡尔赛反动军队托马及勒康特两名军官。

此后国内传媒界对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开始逐渐增多，主要媒体为同在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5月27日该报一则《法京近事》的消息中提到公社于4月2日与凡尔赛方面的交火：凡尔赛反动军队“以炮逐乱党于乡外，所擒乱人即用枪击毙。”“现欲调齐各路官军攻打，法京城内乱民不日决然歼之。法国可望太平矣。”[2]因巴黎公社提倡世俗教育，打压传统天主教会特权并随后为报复凡尔赛反动政府屠杀公社社员，而处死作为人质被逮捕的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故由美国传教士主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对于公社的报道始终抱有极为强烈的敌意。

受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影响，清末中国对于巴黎公社的事迹基本持否定的立场，尤其以由旅沪英国资本家主办，听命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为甚。1871年8月10日《字林西报》时评栏目发表了一则短评，其中声言巴黎公社打破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动摇建立在社会契约上的个人自由”，是“将社会个体变为奴隶的荒谬举动”，其中甚至贬损巴黎公社社员们是支持“荒谬教义”的“狂人分子”。②[3]

早期国内报刊对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大多仅局限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新闻报道或目击记录，并未上升到讨论社会运动的层面。而自庚子国变后，清廷的统治愈发被更多有识之士所唾弃，国内知识界对于“革命”这一概念的认识也随之发生转变，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公社认知有了改变的前提，尤其是在社会舆论导向中起主导作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过去“城头变幻大王旗”或“维新变法”的理论主张已经被证明不可行，而推翻腐朽统治，代之以新国家机器的认识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所认同。也正是在此时，马克思主义通过许多日本社会活动家写作的社会革命书籍传入中国，而巴黎公社事迹的传播也开始进入高潮期。

(二)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国人对巴黎公社认识的改观

据目前统计，1900年后传入中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外国著作中，共有十篇著作明确提到了巴黎公社，其中甚至包括对于著名的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尔的生平介绍。[4]早期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译著中，大多对于巴黎公社亦持反面态度。例如日本人酒井雄三郎的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中，在对巴黎公社革命做简短介绍时将其称之为“孔米缪政府”或“君美油期政府”。不同于过往报道中对巴黎公社只简单定性为“草寇作乱”，从北京大学组织编撰的《马藏》来看，《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在国内已发现文献里首次明确的以中文提及巴黎公社这一政权形式的建立。③该书在1902由作新社与教育世界出版所分别出版的两个完整中文译本中，虽遣词略有差异，但均将公社称为“变乱”。其立场也是站在凡尔赛反动政府一边“官军来攻，败走。”“法国民屡遭变乱，不欲再见革命。”[5](P43)次年，同样由作新社翻译出版的日本人有贺长雄著《近世政治史》中，首次系统地将巴黎公社革命自三月十八日保卫大炮起义到建立政权的过程及其基本执政措施乃至悲壮的五月流血周均详细地做出介绍：“以四月十日曾一决议故也。即称法国之各地方中。公共团体之绝对的自治主义是也。”“法兰西国之统一。结联合规约於各地方自治体之间而维持之。”[6](P143)尽管其字里行间对巴黎公社并无褒扬，但其中关于巴黎公社政权架构的介绍，对当时在清廷的封建统治弊端尽显，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国内对于东西洋几乎所有社会变革与政治演进经验均趋之若鹜的大背景下，国内知识分子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发生改观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1907年开始，中国人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改观。在法国巴黎的华人刊物《新世纪》创刊号上刊发的《新世纪之革命》一文中，将巴黎公社称之为“公民革命团”，《新世纪之革命》一文以这一新译名将巴黎公社详细、完整地介绍给了国人。这一称谓不仅有别于《近世政治史》中“巴黎市民之参事会”这种模棱两可译法，更有别于过往诸如“红头”“匪贼”“民乱”等蔑称，也不同于“孔米缪”“君美油期”等音译译法。在目前已发现的资料中，《新世纪之革命》首次将对公社的评价转变为颂扬态度，文中将巴黎公社称之为社会革命之先导，于“革命进化史留一大纪念”。同时，也是目前有案可查的，首次对公社斗争失败缘由作出分析的文章。文章指出：“革命之未成亦多有故，一因革命之思想尚未普及。一因国民军拘守旧德，虽旧政府之财库不肯掠夺，不肯施以最强烈之手段。卒致使政府得养其余威，以倾覆之。”并抨击反动军队进入巴黎后“肆行严酷手段。凭一言词。一疑状而杀人。并不询问。妇人孺子之无故被杀者不知几何。残酷万状”。[7]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巴黎公社的事迹已经较为详细地传入中国，但受当时国人的认知局限与宣传报道的主观歪曲影响，大多数对巴黎公社有所了解的人对其持否定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当时因天津教案赴法“道歉”，亲身在法国并未受到国内宣传影响的清廷使团随员张德彝也不例外。在其著作《三述奇》中，张德彝认为公社社员们不过是因为衣食无着“铤而走险弄兵潢池之匪徒”而已，甚至沿用清廷对广东农民起义军的称呼“红头”来指代公社社员。其后在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情绪高涨期间，国内对公社的认知虽有所改变，如宋教仁称之为“暴动”这一模棱两可的定义。但其后也被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将之不断强行套用以论证其理论。直到《新世纪之革命》刊发后，中国人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才开始出现根本上的改观，从以往的贬斥逐渐转变为褒扬。然而，《新世纪》各主要编辑成员后来竟尽数投入反革命阵营，为反动派助纣为虐。在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将他们曾抨击唾弃之“残酷万状”的屠刀挥向革命群众。

(一)革命目标的制定：中国共产党筹建阶段对于巴黎公社原则的认识与发展

随着国人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不断改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受此影响，开始辩证、全面地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巴黎公社的英勇事迹与光辉先驱作用，将之作为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在中国共产党酝酿创立的阶段，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也是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李达便开始将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范例，利用早期国内传媒由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主导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筹建阶段的时候主动抢占舆论制高点，将之作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间传播革命思想及树立共同革命意识与目标的一个桥梁。

1920年，作为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的李达署笔名“江春”，在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社会革命底商榷》的文章。在此文中，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以“直接行动”来进行阶级斗争，通过在各大城市广泛的发动无产阶级，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运动”以夺取政权，即走武装斗争道路。李达以巴黎公社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他强调：“我很主张无产阶级为突发的群众运动。譬如1871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8]尽管只是只言片语，但却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宣传巴黎公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已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于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性。自此开始，巴黎公社的形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并随着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宣传介绍的增多，将其伟大原则融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与政权建设等实践中。

从这篇文章开始，到1921年《共产党》第六期停刊为止，早期的党组织对于巴黎公社的宣传与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是对于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研究，作为《共产党》主编的李达东渡日本，师从日本共产党人河上肇，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便曾研读过《国家与革命》一书。[9]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三章基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斗争经验总结的成果进行了新的发展。为了将这一著作介绍给早期党员，《共产党》的第四期开始连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受条件所限，早期党组织中精通俄语者寥若晨星，故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代表维经斯基所带来的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几乎都是以英文版为底本。而日后大名鼎鼎的文学巨匠茅盾即沈雁冰作为当时上海党组织的成员接受了对《国家与革命》进行汉译翻译的任务。据沈雁冰回忆，尽管当时翻译困难重重，许多词斟酌并不到位，且直到《共产党》停刊时也只将《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的部分内容以“P生”这一笔名发表。但据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后来回忆，当时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是“先成为共产党员再学马列主义”。[10](P313)在早期党员普遍理论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以《共产党》这一发行量最高达五千份的半公开刊物为纽带，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对这一刊物以及诸如《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传阅与研究，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实现进一步深化。

在1921年6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李达发表文章《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与斗争经验做出总结的光辉名著《法兰西内战》，在文中李达引用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明的要点：“劳动者单靠掌握现成国家的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办不到的。”[11](P32)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2](P95)在下文中，李达引用了《哥达纲领批判》来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打碎旧国家机器以及建立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革命目标，当时译为“劳动专政”。而六天后出版的第五期《共产党》里刊发了一篇署名为“均”的文章《劳农制度研究》，④在文中作者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必然目标时同样提及了《法兰西内战》，在文中巴黎公社被称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的自治团”。并且下文中作者还引用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段落，当时译为“巴黎自治团，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踏进了历史的第一步，劳农制度，踏进了第二步。”[13]这里的“劳农制度”指代的便是苏维埃政权。不难看出，从这一时期开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已不再是单纯的景仰与传颂。而是通过对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分析研读，在从先贤与今人⑤成果中汲取力量的基础之上，开始自主的对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同时，早期党员们结合俄国革命对于巴黎公社的超越开始进行革命理论探索，也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提出打碎旧世界，铸就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光明之路的革命理念。

(二)思想统一的确立：党的一大召开后巴黎公社原则对早期党组织建设的影响

党的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组织决定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方面。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宣传进一步加强。在此过程中，一些同志开始将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进行对比研究，以为党的建设提供借鉴。党员们更加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同时党组织对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力度也随之加大。

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二条明确写道：“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4](P1)武装斗争已经正式成为党为实现社会革命这一“根本目的”的必然选择，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巴黎公社失败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革命领导者对于斗争方针与指导思想的统一，巴黎公社在短暂的七十二天时间里由于指导思想难以统一，无法掌握自身的武装力量，在细枝末节等问题争执不休导致行动拖沓，对反动势力手软等问题是公社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金，迟迟不肯查封在巴黎市内为凡尔赛反动政府摇旗呐喊的报社；
公社从3月18日保卫大炮起义，一直拖到4月2日才发动对凡尔赛反动政府的讨伐行动。基于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党内民主集中制之于革命胜利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观点开始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作为党的一大代表，也是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在《评第四国际里》明确阐明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核心即共产党这一正确观点。党的一大召开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三大思潮进行论战，党内的指导思想同样需要统一，正如在党的一大上，北京和广州两个共产主义小组提交的报告所言，大量无政府主义者曾混入早期党组织内。甚至广州小组成立之初，直到陈独秀携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主持大局前，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14](P16)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始终排斥暴力革命和权威树立，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以蒲鲁东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巴黎公社失败负有极大的责任。故而在文中李达强调了树立坚定革命领导核心这一概念：“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由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15](P22)李达对于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总结不可谓不深刻，这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巴黎公社的认识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些认识也对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不断地发挥着作用，通过对巴黎公社委员会内派系林立，思想混乱，以及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对立使得革命失败这一系列教训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渐认识到在民主的基础上树立权威对于夺取胜利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宝贵经验的总结，对未来形成三大法宝理论，尤其对形成“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雏形作了理论铺垫。

(一)先导样版树立：对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启承关系的认知与宣传

早在《劳农制度研究》一文发表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便将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中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所发挥的作用，由此逐步开展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工作。1923年，当时作为中国工运领导者、时任北方局书记的李大钊为《申报》发行五十周年稿约而作了一篇著名文章《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在文中，李大钊不仅极为详实的描述了巴黎公社革命历程，更在继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传入中国并提及巴黎公社制定延付租金、国民自卫军选举军官与公社公职人员由市民普选产生这三项方针，二十年之后补充了巴黎公社关于勒令当铺发还工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建设廉价政府、以世俗教育取代宗教教育、八小时工作制、废除面包房工人夜班、组织工人治厂恢复生产、禁止雇主无端克扣工人工资七项基本施政方针。李大钊明确指出：“‘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巴黎的全劳动阶级、小商人和当时尚在无产阶级位置的手工业者，都有把政权握于自己手中的觉悟。”[16](P143)在下文中李大钊反思了巴黎公社的教训，诸如以“雍容的态度，慢慢的施行他那象征的法令”，布朗基被捕后公社内部“全党即为之动摇”以及公社委员会两次“让权于无能而且愚蠢的公安委员会的手中”。[16](P145)以巴黎公社的教训反衬出革命必须树立坚强的、坚定的、不可动摇之领导核心这一必然选择。并且在文中，李大钊也明确阐明巴黎公社就是未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雏形的概念，对于巴黎公社的纪念与经验、教训的总结不仅仅适用于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这二点，也对党的二大所提出的“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有极强的参照意义。在文末，李大钊也将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充满深情地写道：“谁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又在Volga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16](P148)这些认识不仅点明了巴黎公社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雏形和新世界先驱的历史地位，也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过往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将无产阶级从压迫与剥削中解放出来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过渡到革命成功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从领导革命到政权建设的原则。

(二)战斗力的凝结：《国际歌》的翻译与传唱

《国际歌》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并不仅仅是鼓舞人心的一首战歌，更是凝聚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条纽带。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13](P133)党在当时的目标就是通过引导工人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实现国内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联合。基于这一目标，党的早期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工农宣传革命理想和革命目的，[17]进而实现党的二大上所制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列强除军阀。让《国际歌》实现中文配唱，以唤起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13](P134)就成为了党当时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战斗力的一个必然选择。早在1920年，当时由广州无政府主义团体所主办的刊物《劳动者》上便首次发表了署名为“列悲”的《国际歌》译本，其后数年内，有署名“张逃狱”者及翻译家耿济之与郑振铎亦纷纷发表《国际歌》译本，但都未考虑配唱问题，仅将之作为诗而译出。真正让凝结着巴黎公社遗志的《国际歌》在中华大地由“诗”变成被中国无产阶级所传唱的战歌的，是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23年，瞿秋白将俄文版《国际歌》译成了中文，以主编的身份发表于当时已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并取消卷次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与前面几位译者不同的是，瞿秋白不仅精通俄语，且具有相当高的音乐素养。瞿秋白版译本的副歌⑥如下：

“这就是我们阶级，

最后的决死争。

同英德那雄耐尔，

人类方得重兴。”[18](P158)

在此译本中，瞿秋白对《国际歌》中International一词创造性的译为“英德纳雄耐尔”，解决了过去译本中无法与此句旋律的八拍相对应的问题。从此之后，包括萧三与陈乔年译版的国际歌以及1962年的定稿版均沿用瞿秋白将国际一词改为音译的译法。瞿秋白在文中对此表述为“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18](P13)这不仅呼应了巴黎公社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是对未来属于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美好期望。

此《国际歌》译本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6月20日，全体代表来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吊唁，在瞿秋白与张太雷的教唱下齐声高唱《国际歌》，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际歌》歌声中正式闭幕，这一仪式也作为传统延续至今。马克思主义与巴黎公社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指导了公社的斗争，也在公社实践总结的基础上获得发展。[19](P29)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歌》的传唱，伟大的巴黎公社的光辉事迹及其不朽的原则也传遍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样版。

中国共产党自酝酿成立阶段到党在三大召开后转为公开活动前，早期党组织便已将巴黎公社作为未来革命的参照对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尚未提出前，巴黎公社原则便已经对早期党组织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中写道，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研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时，“他们就越过了俄国人，而直接向被马克思称为是‘作为新社会的光荣的先驱将永远受到纪念’的巴黎工人学习。”[20](P142)巴黎公社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实践，其不朽原则也必然会被几十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所学习并传承，并对当时尚处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路径选择、组织架构及作为党的基础性工作的思想建设产生极大影响。

尽管《国家与革命》及《法兰西内战》这两本全面总结巴黎公社斗争经验与历史教训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直到数年后才相继完整译出，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弥补的缺憾，使得在党的三大召开前尚处秘密活动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对巴黎公社进行了反思。巴黎公社的原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样版之一，促进了党的三大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用法规条文的形式对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第一次修订了党的章程，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各项制度。[21]其后在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中央苏区时期，巴黎公社的原则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建构指导。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纪念公社传统的100年。[19](P32)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样版，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对巴黎公社的宣传不断深化着自身对这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的认识与总结，并在年幼时期坚定了通过武装斗争进行中国革命的决心，也将政权建设与社会公仆这两个原则融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里。

注释：

①《新青年》杂志官方译名为法文：La Jeunesse。

②原文为英文。

③上海《字林西报》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英文译名“the Commune of Paris”，见《字林西报》1871年6月5日第3版无标题时评。

④经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考证，“均”为李启汉(1898-1927)，中共早期党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革命烈士，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见《国际共运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3页。

⑤今人指的是当时尚在世的列宁。

⑥瞿秋白在刊后附录的乐谱上说明“此歌歌词因谱入音乐照原译(见本期首篇)略有不同，请读者注意”。经笔者比对，发现前后文不同之处甚少，主要集中于为满足对应4/4拍而在原译本的基础上于配乐谱的歌词中加入了部分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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