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企业管理对先秦儒道思想的借鉴

杨 信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区域总部，江苏 南京 210019）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典管理思想在《尚书·尧典》之中便已经出现，早于西方。西方管理学始于工业革命，虽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践，但远不及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久远。

本文就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来探讨当代企业的管理之道。儒家与道家是先秦诸多学派中影响较大，而学术思想又大相径庭的两派。面对春秋战国之乱世，儒家推崇积极的入世思想，主张维护周制，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注重个人德行；
而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治，和光同尘掩蔽锋芒以求自保，注重“守雌”。虽然两家在取向上不同，但是两家的经典文献《论语》与《道德经》具有相似之处，两者的著述形态不具有严格的结构化，可其思想逻辑展开却都具备完成度极高的体系，延绵至今。这种严密体系的构建，正是现代企业所迫切需要的。互联网的存在，让信息能够及时共享，使得企业之间的相互模仿成为可能，任何具有优势的战略定位与实践都有可能被复制。但对于企业来说，对某家优势企业整个理论体系以及整体架构的模仿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现代企业对先秦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传承，要从其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进行借鉴学习。

从思想体系内部来说，老子与孔子都构建了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学说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一些手段，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具有严密结构。现代企业并非是单独地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模仿，而是一种有层次、有结构的整体构建。

经济利益是企业的生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的目的。然而生意不得要领半道而亡者不计其数。如何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中国古代先秦儒道思想具有重要考量价值。

道家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影响渗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至今。二者不仅关照到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具有超越现实之上的追求与关怀。

春秋战国乱世，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
诈欺愚，贵傲贱，不仁至极。这混乱背后的实质是随着铁器的使用，而产生的生产力变革，引起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因新阶层在经济上有压倒旧贵族的实力，在政治上也崭露头角，便要求政治上的权力，这必然引起新旧势力的矛盾。这些体现在文化与制度上便是礼崩乐坏，以旧贵族为尊的周制显然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关系，而遭到新贵的挑战。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旧贵族之间的争夺、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难以遏制。诸侯之间征战不休，下层人民的暴动、起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丧失。作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老子，他希望的是安稳，所以，他的学说初衷是为贵族阶级提供一种在乱世保存自身特权统治的方法，但这并非老子学说的唯一追求。在老子圣王之治的体系中，小国寡民是老子面对乱世而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型，并以形而下之模型往上构建起形而上的理论架构，形成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互呼应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位于体系顶端的“道”这一概念对应“小国寡民”这一理想，老子的主要哲学观点是“反者道之动”，从老子的治国理念来看，似乎整个理论架构都是为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服务的。而从老子的情感上来看，老子痛斥诸侯混战、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行径，说明老子并不为其阶级所局限，他关怀大众，希望人人生活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1］299的田园社会中。这种理想代表当时在纷争中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大多数人的愿望。

在阶级立场上，孔子所代表的亦为旧贵族。孔子面对不仁之世，痛心疾首，周游列国以游说诸侯，以道行天下而回复周礼。“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32在孔子看来，周的礼乐仪制是繁盛而完备的，而社会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周公的制度遭到了破坏，所以他一生为恢复周礼而奔忙。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自然是倒行逆施，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孔子是周朝文化典籍与礼乐制度的守护者。想祖先筚路蓝缕、言语切切、情谊拳拳，孔子心中对周文化具有一种传承与守护的使命感。他删定六经，首开私人讲学，这种种无不表明他是周文化的传承者与发扬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种文化传承的责任他早有感知。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仁”具有一种对于人与万物的普遍关怀。“亲亲为仁”“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2］8“泛爱众，而亲仁”［1］9等等表明，儒家的仁爱系统是一种由近及远的同心圆式的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友爱亲族、和睦邻里、关怀人类、泛爱万物。这种爱的顺序以及程度是符合伦理的，它所关注的并非仅仅是父母和亲族，而是在符合人类伦理的基础上“泛爱万物”“兼济天下”。

老子与孔子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提出各自学说。其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自身或者是本阶层的利益。在老子学说的背后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对战争与流血、欺诈与争夺的反抗，是对现世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是对淳朴和乐社会的向往。在孔子复礼的背后，是对“郁郁乎文哉”的敬仰，是对自周以来积累的深厚文化的依依不舍，是对任重道远的文化传承使命的践行。二者的学说显然是由于具有这种高于个人以及本阶层利益的情怀，才能打动往后数千年的迁客骚人。

儒、道两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其创始人代表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两者学说各异、体系不同，但是二者都有超乎阶级立场的人文关怀。这两者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延绵至今，并非是由于极力恢复周礼，或找寻到在乱世保全自身的方法，而是由于其丰富的哲学智慧以及高远的人道关怀，将超出阶级之外的追求放置在最高位置。类似于企业管理中，不是将经济利益，而是将社会责任、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作为企业最高目的。若儒、道两家学说以各自的阶级利益为最高目的，那么二者的学说必定是局促而狭隘的，流传不过当世，影响不过本派。作为企业，如果以经济利益作为最高目的，那么违法乱纪、不择手段的行为很有可能发生，企业的命数定不长久。而以社会责任作为最高的企业目的，以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而研发产品、服务顾客，在这种宗旨之下，经济利益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之中不断产生，且由于良好的企业声誉和较大的市场份额使得企业在市场之中地位稳固，从而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如此良性循环是企业长青的不竭动力。

此外，企业的高尚追求能够对企业内部人文环境和企业员工的精神世界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积极的内部环境对企业来说都是运行不息的重要条件。老子与孔子的学说提醒现代企业管理者：不能以“盈利”作为企业的最高目的，在制定企业目标时要有高于经济利益的更高目标存在，这对于企业的长足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以经济利益作为支撑的组织，是极易散碎的不稳定存在。而高于经济利益的目标，更容易激起人心底的崇高感，使人从心底产生一种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努力的伟大情感，甚至能带人短暂脱离现世纷扰，专心于手中的事业。这种未来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更像是一种文化力量、一种信念，具有凝聚、激励和传承等作用，最终成为一个企业的精神引领。

崇高的企业追求对企业的形象和精神文化的塑造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赢得社会信誉，并获得企业经济效益。这种由良好的企业形象而带来的收益在当今的互联网信息时代显得尤其突出。在2021年河南洪涝灾害中，某运动品牌因公司捐赠5000 万元物资，而受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热捧，一度出现了“野性消费”热潮，直播间货品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些消费者，为实体店售价500 元的商品付款1000 元，然后拔腿就跑。而在今年央视“3·15”晚会中曝光的“土坑泡菜”事件中，K 和T 两家企业纷纷陷入口碑危机，而B 集团因为过硬的品质，整个企业超过三分之一的残障员工雇佣率，在各种救灾行动中的慷慨捐赠，获得国民的追捧，再度引起了一波“野性消费”狂潮。这种热度为老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动力，使得企业在产品的升级以及服务方面提供更多的保障，而这种提升又能进一步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增加。可见对企业来说，崇高的理想与现实的利益追求是可以兼容和相互促进的。

企业的高尚追求与社会担当，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的良性循环，还能促进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高于企业经济利益的追求与担当是企业获得经济利益的不竭驱动力，而巨大的经济效益又能在企业的良心指导之下更好地回馈社会，以此循环往复，企业不断升级壮大，长盛不衰。

凝聚力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至关重要，没有凝聚力的企业形同散沙，根本无法抵挡市场竞争。这种凝聚力主要包括：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员工与员工之间共同的企业意识，企业制度、执行与管理符合企业的最高目标，以及企业制度、执行与管理之间的一致性。而这种上下一贯、全体一致的凝聚力量在老子与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显著的，这种凝聚力来自两者学说中贯彻体系的核心概念。

老子、孔子从现实的残垣断壁中建立起了各自的学说使命，又从使命所指向的理想社会的具象中，抽象出各自学说体系中的最高概念。孔子的概念“仁”、老子的概念“道”，在各自的学说体系中处在提纲挈领的地位。

为了使“道”具有成为形而上学依据的能力，老子赋予了“道”丰富的含义，这在老子的描述中超出了概念的内涵，老子开篇就提到“道，可道，非恒道。”［1］2说“道”可以命名、可以描述，但并不是恒久不变的。“道”是变化的、运动的，那么说明“道”并不容易为人所把握。接着第十一章提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1］42，进一步说明“道”是恍恍惚惚难以把握的。在其后的十四章中老子对“道”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塑造，“视之不见，名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1］53，描述了“道”神秘莫测的形象。正因为“道”是神秘而又难以琢磨的，所以老子在第二十五章提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95，认为很难对“道”命名。“道”虽然对人来说是如此的玄奥，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道”的能力是“用之不勤”“用之或不盈”的。“道”如此神秘又具有如此大的功用，那么所谓“道”是为何物呢？第一章提到“无名为天地之始”［1］2，第四章提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在第六章提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16，在第二十五章提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1］95，在这几章中，老子将“道”描述为“第一因”这种形象，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万物由其产生最后也复归于它。在老子的愿景中，虽然老子说“道”无为，但这并不妨碍“道”主宰一切；
而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同样处于中心地位，“道”生成万物是为宇宙论，“道”的运行是为本体论，“道”的“无为”是为价值论。也就是说，老子在“道”这个概念上构建出了一个“道”之体系，使得圣人之治的人间理想有所依附。“道”作为《老子》一书的核心概念，是道家其他哲学概念的母概念。就“天道”本身来说，衍生出了“无为”“反”等概念；
就天道赋之于人道来说，衍生出了“守柔”“有无”“小国寡民”等概念。由此观之，老子哲学都紧紧围绕着“道”而展开。

“仁”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含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8孔子将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而孝悌在孔子时代是等级制度的内核，即仁的本质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2］40。“不仁者”不可以长久处在贫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处在安乐之中。孔子口中的“不仁者”一概是指当时违反周朝礼乐制度的人，他们包括挑衅周天子权威的诸侯，也包括当时的新兴阶级。此外，“仁”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表现。“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158“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209“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139“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147不同的弟子问仁，孔子会有不同的解答，这说明“仁”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樊迟先后两次问仁，孔子的回答也不一样，这说明仁的内涵是多样的。世间万人，则有万种“仁”之表现，即“仁”在孔子的学说中是一种至高之全德，贯穿孔子的整个家国体系，既是个人的修养原则，也是国家的制度内核。

老子的“道”概念显然比孔子“仁”的概念更具思辨性与内涵，“道”是宇宙论含义上的概念，而“仁”只是一个政治或伦理上的概念。但“仁”与“道”在它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象征着一种整体上的全德。“仁”作为全德包含着义、礼、智、孝、忠、恕等。而“道”则包含着寡欲、守柔、居后、守慈、不仁、戒兵等无为之德。我们可以看到在《论语》中，孔子持仁之戒尺，鞭笞一切不仁之行为，如不孝、不忠、不礼等行为。孔子将一切在他看来是美好的品德全都囊括在“仁”这个概念中，不断地加深与强化，使得“仁”成为个人之行为准则、一家之治家信条、一国之治理准则，成为一切的出发点以及根据。而在《老子》中，圣王之治所施用的一切治理方法无不体现着“道”这个核心概念。“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1］299圣人治理天下，不求经济发展，不求文化繁荣，更不求兵强马壮，一切都停留在“为腹不为目”的水平上，将道之“无为”贯彻到底，在老子的体系中“道”亦是一切行动的原则与根据。而孔子与老子所构建的核心概念是实现他们各自社会理想的一种笼统的方法，孔子以“仁”恢复周礼，老子以“无为”实现小国寡民。或者将“仁”与“道”说成是必须要坚持的原则更为妥当，在核心概念的统辖下，他们的学说才能成为具有严密体系的学说。

“道”与“仁”分别作为老子与孔子学说的核心，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统筹全局，整个体系都是围绕这个最高核心展开的。在企业管理中，要使得整个企业从人、制度到执行都具有凝聚力，首要的是找到一个最高核心概念。企业在明确了自身的目标之后，应该围绕企业的目标，在整个运行体系中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以此概念为基础构建起企业的核心体系，作为企业的方针政策制定以及企业运行组织设立的依据和原则。企业的制度、战略、领导方式、计划与决策、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以及管理等等都统一在企业的核心概念之下。核心概念以及各个部分一致的目标使得企业的各部分相互联系成为严密的有机系统。核心概念是企业一切管理的总原则，企业的一切管理措施又都服务于核心概念所指向的企业目标，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企业的一切运作都致力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日本某公司以“重视人”作为企业的宗旨，公司以“人”为核心重点制定运营体系。就企业文化来说，强调公司的成功是每一位员工努力的结果，积极肯定每一位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就企业环境来说，企业充分尊重员工个人的工作方式，让员工以自己认为最优的方式来完成本职工作。就政策来说，为了激励员工创新，鼓励员工将备品库中的仪器拿回家中供私人使用。在用人政策方面也充分贯彻了重视人这一核心概念，只要员工表现良好，企业就永远雇用。在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企业没有裁减一位员工，而是以全体员工减少20%工作量和减少20%工资的方式渡过难关。重视人是此公司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企业长青的重要原因。在“重视人”这一核心概念的观照下，企业的组织、管理与运行等服务于该观念，紧紧地凝聚于此核心概念之下，朝着企业目标行进。

核心概念的构建关系到企业战略的认同、企业员工之间的凝聚力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涉及企业存亡与发展的重要方面，所以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应该尽早确立起公司的核心概念，以此作为总原则衍生出其他子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公司内在的机制，这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时代实现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注重德的高尚，而老子看重的是人的朴素。在乱世背景下，孔子为了挽救崩坏的礼乐，使用积极的“正的方法”，鼓励以“仁”为己任，积极入世；
而老子面对欺愚傲贱的人性，使用“负的方法”，去除文饰浮华，减少人的欲望，以实现其理想社会。

从企业体系构建层面来看，孔子的“正的方法”与老子的“负的方法”无非是启示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制定符合企业核心概念的管理方式，用以实现企业目标。

孔子的入世学说里所展现的“正的方法”，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弘道。孔子否认那种自我设限的行为，而看重后天的努力。他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实现“复礼”的第一步，而修身、治国在他看来是一体的，能以德润身，并能以一己之德将家庭管理好，便是参与了国家的文治教化了。这种强调个人，激励个人作为，对个人参与感以及责任感的重视，对现代企业管理极为重要。现代企业人员流动率普遍处于高水平状态，从西方引进的唯效率至上原则，使得企业与员工之间失去了温情。而对于企业来说，高水平人员流动率无疑会加剧资源的浪费，并且还会影响生产经营的效率。所以，现代企业在学习西方管理学理念的同时，不妨借鉴一下孔子的思想，重视员工，激励员工，将实现企业目标的第一步放在每一位员工身上，使员工们产生一种将企业目标作为自身奋斗目标的主体意识。员工高度参与感与认同感，能让企业具备无限发展潜能。

在企业管理中，老子的出世学说里所显露的“负的方法”，主要是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的。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意味着企业领导者的放权与少干预。老子认为“无为则民自富”，过多地干预与限制只会遏制人的想象力与发展的可能性。在有统一管理的前提下，给予每个部门与员工充足的自由想象与发挥的空间，使得企业更具有活力与创新意识。孔子与老子的方法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都是宝贵的管理经验，关于“正”与“负”的智慧远也比文中所述的要丰富，比如“和光同尘”“大智若愚”等。要成为企业家，《论语》与《道德经》是必须要读的。

近代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被列强逼至绝境，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怀疑，西方的学说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加之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反复遭到破坏，在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受到质疑，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在管理方面推崇西方的主要原因。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复兴，许多企业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智慧。

中国某集团是率先使用国学智慧构建管理理念的企业，和大多数企业一样，集团在创建之初的十年内一直积极学习西方管理方法。但后来集团董事长意识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的管理都植根于本土文化，对于企业也是一样。在这样的觉悟下，他率先将“国学精粹”应用于企业管理，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的管理智慧打造全新管理体系，将儒家之“仁、义、礼、智、信”作为企业的核心概念，以佛教之“向善”营造环境，以道家之“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决策根据，经过三年时间，集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国学管理体系。从集团取得的成就来看，应用先秦儒家与道家智慧治理企业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到2019年，此集团的油烟机连续七年蝉联“行业第一品牌”，六年荣获某A 级供应商称号，品牌价值超过400 亿，连续六年荣登亚洲品牌500 强，位居厨电行业榜首。集团的实践已经证明传统国学智慧在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优势，当代中国企业应该摒弃全盘西化的管理模式，树立文化自信，积极传承传统文化。

管理学是一门扎根于特定情境中的学科，对文化的依赖性很强。虽然西方管理学发展已逾数百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方法具有普适性。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更能获得员工的认同，盲目照搬西方管理方法，非但无益于企业的发展，反而会成为企业的绊脚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建立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时至21 世纪，中国企业更应该返回到本国的文化土壤中，寻求更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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