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移民技能培训意愿及调节中介效应研究

赵元科，施国庆，杨 涛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2.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1100；
3.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移民局，河南 郑州 450003)

移民作为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迁移及其社会经济恢复重建活动，是世界性的难题[1]。1949年以来，中国各类建设征地移民人口达到8 000多万人，其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2 486万人[2]。移民妥善安置和后续扶持的主要任务是生计恢复和发展。因此，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成为移民在安置后长期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移民培训是人力资本通过提供移民就业服务及能力再造等手段为了实现移民的再就业和生计重建所采取的工作方式[4]。研究表明，具有非农劳动就业技能的移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工程移民带来的机遇[5]，通过技能培训增加生计能力是其主要手段之一。水利部在2018年印发的《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移民自我发展能力，创新就业培训方式，为水库库区与移民安置区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及与当地农村居民同步发展发挥重要推动力[6]。为保障水库移民群体在完成搬迁安置后能够生活水平高质量发展，提升精气神，移民技能培训工作应当要丰富形式和内容并不断创新，实现移民就业率稳步增长，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生活问题，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随着“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移民搬迁和后续帮扶取得显著成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当前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增强移民就业能力，提升就业质量，开展大规模多层次适合移民就业的技能培训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7]。提高移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和兴趣，转化为实效就业，才能不断增强移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激发移民个人、社区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潜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搬迁工作人数多、分布广、难度大，移民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并存。不同安置方式及地理位置的搬迁移民，面对着不同发展水平与生计就业方式的挑战[8]。在这种不平衡的背景下，移民在安置稳定与脱贫解困之后，建立长效技能培训机制，以实效培训促就业来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后所需要做的努力工作。但是，技能培训意愿包涵了移民个人多种主观性的思维，单一因素分析方法未考虑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单个影响因素背后的潜在变量未能进一步研究，不能反映影响技能培训意愿因素的全貌。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型发展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就业效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移民技能培训意愿因素趋向多样化、复杂化、隐形化。为此，本文构建整合后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水库移民接受技能培训的意愿因素，并进一步验证培训态度、年龄及安置地群组对移民参与技能培训的中介与调节效应，提炼出目前影响移民参与技能培训的关键，以期提高移民生计与恢复能力。

1.1 数据来源

在2020年度南水北调第三方社会稳定与发展评估工作中，选取河南省淅川、中牟2县7个乡镇样本户(2021年5—8月)，共抽取样本643份，有效问卷642份，有效率99.60%(表1)。其中有接受技能培训意愿的345人，占53.7%；
无技能培训意愿的297人，占46.3%；
调查移民年龄大多集中40～55岁，占57.0%。

表1 样本数据基本描述性统计

1.2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技术接受理论模型(TAM)[9]主要用于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行为的理论。该模型提出了2个主要决定因素：感知效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二者共同决定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决定行为意图(图1(a))。Ajzen[10]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认为行为意图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定(图1(b))。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是研究态度、意愿对人的行为预测力影响，解释和预测个体决策行为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被证实可以显著提高对行为的解释力[11]。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对行为意愿的解释力可达70%以上[12]。

(a) 技术接受理论模型(TAM)

态度是指对某件事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心理倾向，具体指对某事物的认知和情感意愿[13]。社会心理学与经济学对个体态度的分析普遍认为，个体的态度行为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心理陈述，代表了想要执行某一特定行为意愿的程度[14]。研究指出，个体通过对培训内容的价值判断以及受他人主观培训态度的影响，会使得自身对接受培训的态度产生影响[15]。TPB与TAM理论指出，态度行为的认知对个人的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9]。农户对培训态度的认知(感知培训有用性和易用性)越高，对接受培训的意愿就越强烈。同时，培训态度也受到重要他人态度、自我效能感等环境变量以及中介变量的协同影响[16]。通过个人依靠主观理性地对培训态度来作出内部判断，以此转化为培训意愿的实施。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感知培训效用性对移民培训态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感知技能培训对其个人、家庭及社会生活的正面效用越大，其对技能培训的接受程度会越高。

H2感知培训容易性对移民培训态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认为参与技能培训能够带来就业的便利性和容易性，其对技能培训的接受程度会越高。

H3感知培训容易性对感知培训效用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感知技能培训能够带来就业便利性和容易性，其感知技能培训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生活的正面效用越大。

H4培训主观规范对就培训态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群体重要关系人对技能培训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其对培训的接受程度。

培训态度作用中间变量，对个体接受培训意愿产生了重要影响。Vijayasarathy对TAM模型变量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感知有用性、易用性等作为模型自变量、感知态度作为中间变量存在时，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意愿会随之受到影响并发生改变。移民培训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受自我效能感、知觉行为控制、对培训服务质量感知及其培训行为决策情境等条件的约束[17]。研究表明，感知效用性通过培训态度的中介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户接受培训意愿[18]。从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角度而言，培训态度又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移民接受技能培训的意愿[19]。增加调节变量可以有效弥补TAM与TPB模型自身解释力的“缺陷”，从而挖掘行为意向形成的其他动因[20]。当移民感知参加技能培训过程中能够获得就业上的便利性时，会减少对于培训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培训接受态度，从而更倾向于培训意愿向培训行为的转化[21]。有研究表明，农户培训态度与意愿存在不一致性，导致理论预期与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这种背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户培训意愿的主观接受存在障碍。应当对移民接受培训的意愿进行深入的分析[22]。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感知培训效用性对移民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移民群体感知技能培训对家庭等正面效用越大，其参加技能培训的主观可能性会越大。

H6培训态度对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群体对技能培训的接受程度越大，其参加培训的主观可能性会越大。

H7感知培训容易性对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群体感知技能培训能够带来就业的便利性和容易性，其参加培训的主观可能性会越大。

H8知觉培训行为控制对培训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移民对技能培训资源的掌控能力越强，其参加培训的主观可能性越大。

综上，本研究在TPB模型基础上嵌入TAM模型，形成移民群体技能培训意愿的计划行为与技术接受整合模型(图2)。鉴于技术接受模型和技能培训接受态度的差异，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变量名称替换成“感知培训效用性”和“感知培训容易性”，同时将其他变量的名称也作了适当调整。其中感知培训效用性指移民群体认为技能培训可能产生的正面效用；
感知培训容易性指移民群体认为接受技能培训带来的就业便利性和容易程度；
培训主观规范指移民群体的技能培训意愿受到重要关系人的外在影响；
知觉培训行为控制指移民群体在接受技能培训时对有关资源的控制能力；
培训态度指移民群体对于技能培训的接受程度；
培训意愿指移民群体接受学习技能培训的主观可能性。

图2 计划行为与技术接受整合模型

根据研究成果设计移民技能培训意愿的调查量表。其中感知培训效用性从经济、精神支持等方面设计了5个问项；
感知培训容易性从家庭生活成本、孩子上学等方面设计了5个问项；
培训主观规范从爱人、父母等重要关系影响等方面设计了5个问项；
知觉培训行为控制从等经济收入、培训政策影响等方面设计了5个问项；
培训态度从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意愿等方面设计了5个问项；
培训意愿从参与培训活动积极性等方面设计了4个问项。量表设计问项29个，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根据王松涛等[23-24]的建议，本文将收集的642份样本数据随机分成两部分，分别运用Spss 23.0软件和Amos 21.0软件，对其中321份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另外321份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2.1 探索性因子分析

经过因子分析，KMO值为0.864，Bartlett球检验结果显著，表明该量表适合因子分析。初始29个相关联问项，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程序逐题删除法，最后删为23项，除感知培训容易性保留了3项外，其余各保留4项(表2)。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80，23个问项的总变异累计达到70.33%，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2.2.1一阶验证式因素分析

根据结构方程潜变量的一阶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参数值和显著度，将标准化系数小于0.5的指标删除，共保留18项，一阶模型的参数均为显著，题目信度大多数大于0.6，组成信度均大于0.7，收敛效度均大于0.5(表3)，收敛效度检验良好。

表3 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2.2.2二阶验证式因素分析

在一阶CFA的基础上，将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开方后，与各构面的皮尔森相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前者均大于后者(表4)，表明构面间的区别效度明显。

表4 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图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通径

2.3 模型修正与拟合

将数据代入模型，对模型进行多次拟合和修正，将因素负荷量值低于0.6的指标删除，形成如图3所示的结构方程。

从分析结果来看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表5)。

表5 结构方程拟合指标

2.4 中介效应

本文采用Bootstrap技术，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5 000次，如果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25-26]。分析显示(表6)，感知培训容易性通过培训态度对培训意愿的间接效果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零)，感知培训容易性对培训意愿的直接效果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零)，表明部分中介存在。

表6 培训态度对感知培训容易性与培训意愿的中介效应分析

2.5 调节性中介效应

年龄和居住安置地是影响移民参与就业培训的重要因素。低年龄及集中安置的移民群体会对接受培训所带来的风险效益产生积极态度，从而接受培训。而中高年龄层次的移民因适应能力较弱，降低了对于风险的隐形收益与显性认知[27]。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年龄和居住安置地对“感知培训容易性→培训态度→培训意愿”的调节效应(表7)。其中年龄组分为低龄组(50岁及以下)和中高龄组(50岁以上)；
居住地分为分散安置组和集中安置组。结果表明，不同群组(年龄及安置地)对“感知培训容易性→培训态度→培训意愿”的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显著(P=0.000、P=0.047)。

表7 年龄与居住地作用的调节性中介效应

2.6 假设检验

从P值看，H1、H4、H7这3个假设不成立，其他假设均成立。从R2来看，培训意愿为0.67，有较强的解释力；
培训态度为0.52，具有中等解释力；
感知培训效用性为0.25，解释力较低(表8)。

表8 假设检验结果

3.1 结论

a.移民技能培训意愿受到感知培训容易性(带来的就业便利性和容易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从社会接受意愿的直接作用来看，感知培训容易性对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负荷量为0.38，大于培训态度(0.33)和知觉培训行为(0.24)对培训意愿的因素负荷量，直接影响系数最大。从对技能培训意愿的间接作用来看，感知培训容易性对培训态度和感知培训效用性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70和0.50，间接影响作用突出，而感知培训效用性对培训态度和培训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移民群体正逐渐认识到相关技能培训能够带来就业机会、经济增收、能力增加、思想素质提升等便利性与容易程度，说明技能培训带来的就业便利与就业容易程度问题解决的容易性在影响移民是否意愿参与培训的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和首要因素。

b.培训态度是影响移民技能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培训态度即受培训效用性和感知培训容易性影响，又直接影响培训意愿。从直接影响来看，培训态度对培训意愿的影响系数因素负荷量为(0.33)，高于知觉培训控制行为对培训意愿的因素负荷量(0.24)；
从中介作用来看，培训态度对感知培训容易性与培训意愿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显著，在影响培训意愿中发挥了重要传导作用。说明移民及家庭成员对参与技能培训的态度是影响培训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c.不同年龄段、居住地的移民群体参与技能培训意愿群组差异明显。从年龄段来看，低龄组(50岁及以下)和中高龄组(5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群体对培训态度对感知培训容易性与培训意愿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产生的调节效用显著(P<0.01)；
低龄组呈负向影响(点估计值为-1.365)，中高龄组呈正向影响(点估计值为0.372)。从居住地来看分散安置组和集中安置组对感知培训便利与培训意愿的关系之间中介作用产生的调节效用显著(P<0.05)；
分散安置组呈负向影响(点估计值为-0.121)，集中安置组呈正向影响(点估计值为0.284)即间接表明集中搬迁安置的移民对参与培训意愿比分散安置的移民相对强烈。

3.2 启示

a.就业相对容易性问题已成为移民务农及打工群体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新型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不断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使得农村移民生活水平提高，生计方式多样。移民群体也逐渐认识到学习技能及相关培训所带来的效用(就业机会、经济增收、能力增加、思想素质提升等)，技能培训成本-效益的平衡状态逐渐被打破。提高移民群体就业的便利性以及移民参与就业容易性是鼓励移民参与培训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制定并组织提供精准有效技能培训，开展灵活多样的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使移民感知到参与培训带来的就业上的便利性与容易性，帮助移民更好融入就业生活圈子，增加话语权。

b.改变培训态度和转变培训观念是提高移民技能培训意愿的重要条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多年严格的就业政策约束，政府管制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
再加上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家庭中的老一辈与新生代的价值观均已发生改变且产生巨大代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思想、家庭文化孝道对中老年移民的牵引、参与就业培训是否会对就业带来效果、年青移民劳动力外出寻求个人发展机会、移民家庭结构对参与培训和就业能否形成“共识”，这一系列的就业态度与观念必然会对移民参与就业培训意愿产生重大影响。移民技能培训与生计的可持续性互为因果关系[28]。因此，各组织部门需积极调动典型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做好劳务输出服务工作，激发移民群众参与培训及通过培训促就业的信心与决心，提高移民在培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参与-习得-创造”的培训学习动力，从根本上促进移民生计发展，体现移民社会经济价值。

c.不同群组及安置地的培训意愿影响差异显著，需要分类进行政策激励。不同群组的就业利益诉求不同，社会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其培训意愿也出现较大差异。不同年龄组(低龄和中高龄)因生理条件和就业价值观不一致，其培训意愿必然相差较大；
不同的居住地点(分散和集中)因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不同，二者培训意愿也相差较大；
不同村组的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差异，培训需求及就业去向也差异很大。需要结合实际，根据不同劳动力形式、安置方式、安置地点实行分类的技能培训政策激励，完善按技能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奖评优先的政策体系，持续增加技能培训的基础设施与资源投入，让技能培训更加贴合移民学习能力，分层次开展培训，实行差异化的技能培训考核，提高培训效果，产生实效就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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