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成本如何抑制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理论路径与实证检验

吴桂珍 郑思宁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福州，350002）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了我国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仅为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仅为1.3，生育水平已处于超低水平，首次出现老年人口比重超过少儿比重（18.7%vs17.95%），[1]至此，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矛盾更加凸显，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这是我国继2015年“全面两孩”生育政策之后，实施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性生育政策调整，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颁布实施，明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表明过高的育儿成本已极大地阻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更是成为当代青年生育决策时主要考虑的现实因素。经济压力是压在当代青年头上的一座“大山”，是导致中国青年晚婚晚育少育的重要现实因素，沉重的子女教育经济负担更逼退了当代青年人的生育意愿，致使我国青年不想生，不敢生。然而，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和活力之源，青年群体的生育状况往往代表了整个社会的生育力，[2]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及其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至关重要。[3]因此，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探讨教育经济成本如何抑制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不仅能从理论上深化认识教育成本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而且对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和动机等方面的期望、态度或看法，[4]也是判断生育行为的重要指标。本文主要使用生育孩子的数量代表生育意愿，其中，再生育意愿是指已育有一个或两个子女的人再孕育更多子女的意愿及行为计划。关于生育与成本问题，目前学者多研究生育成本的构成以及在理论上分析了各项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探讨教育经济成本如何抑制当代青年的再生育意愿的研究还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计划行为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两个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并构建了教育经济成本抑制青年再生育意愿的理论路径模型。然后，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了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及中介效应。最后，划分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城乡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探析和比较教育经济成本对不同群体的抑制效应，以丰富教育成本与生育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与改善。

（一）生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研究

近年来关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宏观上，思想、文化、社会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变迁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5]微观上，生育与养育成本过高、婴幼儿照料困难、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女性身体状况与就业保障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家庭的生育意愿。[6]其中，生育与养育成本是当今育龄人群考虑是否生育的重要因素。孩子学习成本和医疗成本的高涨、为生育孩子牺牲的机会成本和产生的心理成本等，使得养育成本不断提高，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导致很多家庭生不起、不敢生。[7-8]郑真真（2009）等人和杨克文（2019）通过数据研究发现，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显著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尤其是房价与教育成本的上涨对生育意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9-10]可见由于生育成本的急剧上升，且主要由家庭承担，以及生育收益的社会化，导致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 性，[11]造成家庭与社会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生育目标。家庭是否生育子女以及生育子女的数量多少，需要权衡生育子女带来的效用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父母才会选择生育或再生育更多子女。[12]当家庭面临稀缺资源约束时，人们往往通过减少家庭子女的数量，以保障现有子女的养育质量。此时，孩子的质量对孩子的数量产生替代效应。[13]

（二）教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研究

当前，我国多数家庭呈现出“421”或“422”的家庭结构（即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或两个孩子），在此背景下，我国家庭普遍重视子女教育问题且对孩子寄予厚望。面对升学、就业与竞争等现实压力，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投入越来越多资本，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例不断升高。[14]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约占家庭人均收入的50%以上，其中2/3为校内支出，剩余1/3为校外支出，参加课外辅导和兴趣班的中小学生比例分别为38%和21%。说明人们愿意将更多资本投入孩子的教育中，并为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而承担较重的经济负担，[15]同时，人们也期待能从子女教育投入中获取教育回报，以维持精英身份，实现资源的代际更替。[16]唐丽娟（2022）等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竞争激烈，我国家庭普遍面临有限资源的约束，且现代家庭都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子女教育负担给家庭带来切实压力，父母为了提高子女的教育质量，从而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17]

（三）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研究

关于家庭收入状况与生育意愿的研究中，Chi&Qian（2015）认为家庭收入水平和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家庭教育支出也随之增加，为了不影响一孩的经济和时间投入，城市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也会有所降低。[18]但学者徐巧玲（2019）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我国居民二孩生育意愿随着收入不确定性的上升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收入不确定性越强，二孩生育意愿越弱，但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与收入不确定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说明经济因素对高收入人群的生育行为影响较弱。[19]经济压力和教养负担对中低收入阶层人们的生育行为存在更大限制，[20]相比低收入人群而言，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高者，其生育意愿也较高。[21]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已有文献关于生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分别围绕生育成本的构成，生育成本、教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及家庭收入状况与生育意愿关系展开讨论，研究结果都表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重的居民生育意愿越低，但关于教育经济成本如何抑制再生育意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鲜有出现。基于此，本文将收入较不稳定且经济压力较重的当代青年作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探析教育经济成本抑制其再生育意愿的理论路径，结合实证研究检验其抑制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划分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城乡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探究和比较教育经济成本对不同群体的抑制效应。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社会心理学中用于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理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对执行一项具体行为的意愿受个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在生育问题的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在理论上提供见解。[22]该理论将生育视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且有计划的行为，在生育计划行为中的三种主观因素分别是指：一评估生育孩子或再生育多孩的总体正面或负面的生育态度；
二感知亲友态度和外部社会压力对其生育计划或目标的影响所形成的主观规范；
三预估养育额外子女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并感知执行生育或再生育计划的难易程度而确立的知觉行为控制。[23-24]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Family Life Cycle Theory）是指家庭从形成到解体的全过程，包括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六个部分，[25]根据时间序列事件划分，可具体划分为家庭形成（婚姻）、子女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与家庭分裂（死亡）三个阶段。[26]其中，子女生育阶段作为每个家庭生命过程中扩展和稳定的重要事件，不仅关乎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境，而且更决定了家庭未来的福利收益和损 失。[27]通过分析子女生育阶段青年夫妻再生育意愿有助于厘清家庭的生育行为背后的机制和原因。

本文以上述两个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教育经济成本抑制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理论路径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路径模型

从计划行为理论来看，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种主要变量直接决定了当代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教育经济成本的持续高涨，导致当代青年产生负面的生育态度，感知外部社会压力增强，生育多个子女的成本远大于收益，此时，消极的主观感知将会降低当代青年的多孩生育憧憬，并进一步抑制其再生育意愿。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家庭生命周期面临的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生育意愿。[28]其中，教育和养育子女的预期直接经济风险会限制家庭的再生育选择，且教育和养育成本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长，因此，家庭会综合考虑现有孩子数量和实际的经济状况选择是否再生育更多子女。[29]沉重的教育经济负担使当代青年预期家庭经济风险增加，其多孩生育憧憬随之弱化，进而抑制其再生育意愿，此时，教育经济成本对二孩家庭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比一孩家庭更强。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假设2：教育经济成本对二孩家庭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高于一孩家庭。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2019”），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样方案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项目，为本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解释变量。根据研究内容，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预处理：首先，本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最新年龄分段标准，选取年龄为18～44周岁的青年样本；
其次，剔除未生育子女的样本，仅保留19～44周岁的样本；
再次，由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所能达到的收入水平均在30万元以内，故本文剔除收入过高的个别家庭，仅保留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内的样本；
最后，剔除变量中取值缺失或异常的样本，最终获得研究使用的样本量为2067个。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再生育意愿，根据CSS2019的问卷内容，选取问题“您还打算要几个孩子？”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将回答“还没有想好”的样本替换成缺失值；
回答“肯定不要了”和“可能不要了”合并赋值为0，表示“无”再生育意愿；
回答“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合并赋值为1，表示“有”再生育意愿。进一步分析中，选取问题“您现在有几个亲生子女？”，受访者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有几个儿子和几个女儿。将儿子与女儿数量进行加总，保留已育1～2个孩子的家庭，形成“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进一步探讨两种家庭的二孩及三孩生育意愿。

2.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教育经济成本，选取问题“请您告诉我，去年（2018年）您全家的生活消费支出情况：教育支出？”以及问题“请您告诉我，去年（2018年）您全家的收入情况：您家的总收入？”，将“教育支出与家庭年收入比”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以表示家庭中子女教育经济成本的实际支出情况。

3.控制变量

参考学界相关研究，分别从个体和家庭两大特征中选取12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养老保险、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水平。

4.中介变量

本文以“多孩生育憧憬”作为中介变量，参考刘璐婵和张瑞利（2022）利用“理想子女数量”代理“多孩生育憧憬”变量，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30]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1.Logit模型

由于再生育意愿为0和1的二分类变量，因而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并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构建模型如下：

方程式（1）和（2）中，下标i代表每个青年样本，Pi表示青年i有再生育意愿的概率，edu_cost表示教育经济成本，Xi为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β1为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δ为控制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构成的向量。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多孩生育憧憬在教育经济成本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本文构建了如下中介模型（见图2）和方程组：

图2 中介模型

中介模型图和方程式中，X、Y和M分别为教育经济成本、再生育意愿和多孩生育憧憬，代表本文核心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其中，核心自变量教育经济成本edu_cost通过影响中介变量多孩生育憧憬ideal抑制青年再生育意愿fertility，ε1、ε2、ε3为随机误差项。c、c’、a、b分别代表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c、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c’、核心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a、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b，a*b是间接效应。总效应c=直接效应c’+间接效应a*b。若方程式中c、a、b系数显著，且|c"|<|c|，则中介效应成立。

（一）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Stata16.0软件，通过Logit模型检验和分析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和中介效应。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各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平均方差膨胀因子（Mean VIF）的值为1.22，各变量间最大的VIF值为1.82，远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另外，为了处理截面数据中普遍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以下所有的回归模型中均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来进行统计推断。

表2显示的是使用Logistic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的结果，检验了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模型1为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简化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的回归结果，最后一列是基于模型2得到的平均边际效应。结果显示，教育经济成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再生育意愿，且平均边际效应为-0.343，表明了当代青年对子女教育上的经济投入越高，其再生育意愿越低，即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假设1得以验证。

表2 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检验

控制变量中，在性别方面，青年男性的再生育意愿比女性更强，男性群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再生育意愿，可能由于女性在生育中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心理成本与时间成本等成本远大于男性，因此女性更倾向于不再生育二胎或三胎。在宗教信仰上，有宗教信仰比无宗教信仰的青年更愿意再生育子女，其对再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5%。从养老保险上来看，这与刘冰和徐碧姣得到的结论相同，其原因可能是：养老保险的缴纳有助于提升青年自身的安全感，保障其老年生活的基本需求，弱化“养儿防老”的观念，在金钱上可以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在家庭规模方面，家庭规模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再生育意愿，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责任与家庭负担也越重，夫妻双方的再生育意愿越弱。

进一步将家庭类型划分为一孩家庭与二孩家庭，分析两种家庭的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经济成本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两种家庭青年的再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从回归系数来看，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与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277和-3.444，发现二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比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低。原因在于：二孩家庭需要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在可支配收入中子女教育支出费用高于一孩家庭，影响了其再生育决策，导致二孩家庭生育三孩的意愿明显低于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由此可见，经济负担是当代青年考虑是否再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教育经济成本对二孩家庭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高于一孩家庭。因此，假设2得以验证。

表3 教育经济成本对一孩/二孩家庭的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检验

2.稳健性检验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经济成本的提高，将抑制当代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通过变换计量模型的方式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重新构建Poisson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显示，教育经济成本对总体再生育意愿、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以及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均产生负向影响，且回归系数均十分显著，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类似，由此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二）中介效应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1.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教育经济成本抑制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内在传导机制，本文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5中，模型1是教育经济成本对再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c=-3.440）在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2是教育经济成本对多孩生育憧憬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a=-0.155）在5%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3是同时加入教育经济成本与多孩生育憧憬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c’=-3.259）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b=1.030）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间接效应为a*b=-0.160，且直接效应|c"|小于总效应|c|0。因此，中介效应成立。多孩生育憧憬在教育经济成本对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与前文理论路径的分析结果一致，多孩生育憧憬的中介效应得以验证。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教育支出是家庭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经济成本的不断高涨，挤占了家庭其他支出项目的经费。并且，当代青年夫妻家庭年收入多处于30万元以内的水平，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如高房价、高物价等）以及上有老下有小的抚养压力，家庭经济负担（预期家庭经济风险增加）和心理负担（消极的主观感知）加重，降低了青年人对理想子女数量的憧憬，导致青年夫妇重新评估家庭养育额外子女的能力，为不影响现有儿女的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青年夫妇多倾向于少子化的生活选择。

2.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样本根据家庭年收入水平和城乡差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表6为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6 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的青年再生育意愿存在差异，故本文参考相关调查，将家庭年收入划分为3万元及以下、3～8万、8～15万和15～30万元4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教育经济成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家庭年收入为3万元及以下和15～30万的青年再生育意愿，但从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教育经济成本对处于15～30万家庭年收入的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最强，回归系数为-12.123。对于家庭年收入在3万及以下的青年而言，其家庭收入太低，导致没有经济能力养育子女，教育支出越高，再生育意愿则显著下降。对于家庭年收入在15～30万的青年而言，家庭收入水平虽能支持其再生育子女，但该群体的青年大多十分关注且重视子女教育，教育期待值更高，对子女的教育经济投入更大。因此，不愿意再生育子女影响现有儿女接受教育的质量。

城镇与农村青年的再生育意愿也可能存在不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经济成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城镇与农村青年的再生育意愿，但对城镇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抑制作用更强。与农村相比，城市地区物价水平、教育成本等均高于农村地区，城镇青年需要承受的生活成本与生活压力更大，导致不愿意再生育子女。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经济成本抑制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理论路径，同时，结合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借助Stata16.0软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教育经济成本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与中介效应。理论研究发现：教育经济成本通过消极的主观感知和预期家庭经济风险增加两大影响因素降低当代青年的多孩生育憧憬，进而抑制青年人的再生育意愿。实证研究发现：教育经济成本确实显著抑制当代青年的再生育意愿，尤其对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强，并通过削弱多孩生育憧憬负向影响再生育意愿，验证了多孩生育憧憬的中介效应；
另外，教育经济成本对家庭年收入为15～30万的青年以及城镇青年的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国家应该重视家庭教育支出对当代青年再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提高公共教育资金投入，提升教育质量，保障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均衡，满足当代青年对子女教育期望，减少家庭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方面的费用，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第二，对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给予适当教育补贴和税收减免，并根据家庭子女数量的不同和子女受教育阶段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税收专项扣除以及发放教育补贴等惠民政策，使国家与家庭共同承担培育下一代的责任；
第三，重点鼓励生育二胎，对于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家庭给予生育津贴，降低育龄青年的生育和养育成本，以促进总体生育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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