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指标体系：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审视

冀翠萍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山东 济南 250014)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快速发展，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社会要素等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态势、经济运行模式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1)张品良：《论网络虚拟和谐社会的构建》，《理论学刊》2006年第2期。，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时空环境、治理逻辑、基础条件已发生深刻转变，塑造了“媒介化治理”这一全新视阈。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主体，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对领导干部提出要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195、304、358页。。提升媒介素养是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是党员领导干部积极适应媒介环境变化的必要举措，业已成为检验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现实考题(3)翟霞、冀翠萍：《我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研究的现状分析》，《理论学刊》2018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表现为对媒体角色、功能的认知及相应权利的保障，对社会化媒体价值的认知及对公众相应权利的保障，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意识和能力(4)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舆论引导力、舆情回应力、媒体沟通力、新媒体领导力等都是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在特定情境下的具象化指称。在科学研究中，测量占有重要地位，没有精确的测量，所有研究数据都会失去客观分析的基础。既有研究沿袭公众媒介素养测量的思路和框架，从媒介认知、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环境适应方面，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5)郑欣：《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同时关注到政府官员的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工作态度和媒介行为，对其进行了调研和综合评价(6)袁军、王宇、陈柏君：《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现状及提高途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掌管着党务、政务等权力，是受众又不是一般的受众，其媒介素养应该被单独考察。然而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可以用哪些指标来测量，指标权重、测量度如何确定，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性的指标体系和测量量表，阶梯式研究成果匮乏，理论发现和理论生长的贡献不足，整体上呈现为重复性和碎片化状态。实践中，关于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培训难以确立科学目标导向，培训内容过多重视技巧、技能，而忽视了理念、知识、道德伦理等关键要素。理论与实践均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制约其向纵深发展，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有研究较少将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体特点、实践场域等纳入理论设计和测评实践。

本研究期望通过文献研究与实证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超越模糊认识，建立清晰定义与指标，构建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指标体系，测量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真实状况，既丰富理论研究，也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胜任力作为能够区分个人在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绩效水平的关键指标，是研究领导力的重要理论基础。胜任力理论认为，影响个人绩效的特征除了可见的技能、能力外，还有认知、特质、价值观等难以测量的特征。

(一)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胜任力视角考察

胜任力视角下的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不仅囊括知识技能范畴，还可以融入态度或情绪、伦理、实践等，这与彭兰教授指出的要将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从单纯的“应对技能”运用上解脱出来并上升为认知、意识、价值等精神层面的理念不谋而合。媒介素养不是单一的要素或技能，而是一种由认知、情感、审美、道德等构成的体系结构(7)李彩虹、朱志勇：《虚实相生：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镜像——基于X市两所小学的个案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21年第11期。。本研究吸纳既有研究的重要共识，将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指向认知、情感、意识、行为四个方面。同时，胜任力理论还特别强调情境要素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是否能够胜任某一职位，除了与个体特征有关，还与工作情境紧密联系，受到工作条件、岗位特征、工作环境等的影响(8)赵辉、黄晓、韦小军：《党政领导干部胜任力模型的构建》，《科学管理研究》2006年第2期。。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媒介素养的能力要求与情境要素密不可分，可归纳总结为三种情境：常态情境、危机情境和塑造情境。

(二)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指标阐释

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在认知、情感、意识、行为四个方面，结合常态、危机、塑造三种情境下的不同要求，形成了考察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理论框架(9)冀翠萍：《“情境—能力”视角下党员干部媒介素养的建构：一个探索性框架》，《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一是媒介认知，即党员领导干部建立的认识媒介信息、判断信息价值、产生信息意义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媒介生态、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等关系的理解。具体表现为面对多样化的媒介形态，党员领导干部是否能够对其属性、功能、内容、受众、传播时效等有清晰认知，是否能有效评估不同信息源的信度、辨析媒介内容与信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是否能从信息内容中鉴别出意识形态属性，是否能理解互联网传播各要素间的协同联动机制，是否能认识互联网传播规律、把控重要传播节点等。除此之外，党员领导干部还需具有对危机环境的感知和研判能力，敏锐感知到苗头性问题或潜在危机是否可能发展为舆情，同时能够对舆情发展态势、发展方向、产生结果作出评判和预估。

二是媒介情感，即党员领导干部理解和使用媒介时所秉持的态度，以及面对不同治理情境时的情感指向和情绪体验。情绪情感现已成为影响领导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自信、自控、同理心、培育他人等情感胜任特征能够将绩优者凸显出来(10)胡信布、袁治平、陈红等：《领导者情绪胜任力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厅处级干部为例》，《软科学》2014年第6期。。在“情绪情感优先”的网络空间中，党员领导干部的情感态度是否与公众同频共振，成为影响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动之以情”常常要比“晓之以理”的效果更明显(11)喻国明：《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逻辑与规制构建》，《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实践中，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建立共情传播能力，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用积极的语言和态度回应公众，面对危机或压力情境时积极调控个体情绪，保持情绪的相对稳定并从容处理各类复杂事务。

三是媒介意识，即党员领导干部在接触、使用、甄别、创作媒介信息内容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倾向，涉及网络道德、伦理规范、隐私保护等内容。任何舆论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价值规范，其通过对社会生活事件的评论左右人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对公众的价值导引。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树立舆论意识，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意识，有效引导公众树立并倡导共识性价值观念；
其次要增强媒介道德意识，恪守媒介道德、遵守媒介规范，注重在政务应用中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最后要树立协同治理思维，调动政府、媒体、网民、网络意见领袖、社会组织等多方协商、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网络生态治理。

四是媒介行为，即党员领导干部利用媒介进行国家治理的行动实践。常态情境中，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具有良好的媒介治理能力，利用不同渠道获取所需要的新闻、事件、数据等，从海量信息内容中挖掘出事实、意见、观点，生产符合互联网传播特点的舆论内容，选择恰当的媒介渠道、传播形式、发布时机等向公众进行有效传播，自觉利用政务新媒体、政务APP等进行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征询公众意见建议等。危机情境中，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具有良好的舆情回应能力，具备风险感知、舆情信息收集和预判能力，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和“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12)《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1页。，对舆情风险有科学预判，科学决策舆情回应的时机、内容与方式，积极有效回应公众关切。塑造情境中，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具备良好的媒体沟通能力，以及对危机情境所带来的政府形象损伤而进行的形象修复能力。

(三)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指标体系

依循上述分析和认知，党员领导干部指标体系设计思路为：一级指标为媒介认知、舆情回应、媒体沟通、媒介治理，其中媒介认知对应公众媒介素养(党员领导干部首先应该满足对普通公众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的)，舆情回应对应危机情境，媒体沟通对应塑造情境，媒介治理对应常态情境。二级指标结合意识、知识、情感、行为维度析出，并遵循典型性、简洁性、互斥性、专制性原则。一个指标独立代表一项能力或要求，重点体现党员领导干部群体不同于公众的特点和要求。这种设计思路较好地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重要指示要求，也体现出媒介素养指标体系的辨识度。最终设计和析出一级指标4项、二级指标20项，如表1所示。

表1 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初步指标体系

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初步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能够有效测量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还需要经过信效度检验、指标修正和权重设计。本部分依据初步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规范化实证分析，验证和修正理论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辅助指标体系准确测量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

调查问卷由26个题项组成，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学位、职务职级、工作岗位、单位级别，具体由6个测量题项(ID1～ID6)组成。第二部分是受访者媒介素养水平的测量，测量量表由初步指标体系转换而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由20个测量题项(ID7～ID26)组成，如表1所示。

调查对象为东部地区某省级党校2022年春季学期在校学员，共涉及7类班型、15个班次、约600名学员。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平台发放，最终收集问卷564份，删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18份，有效回收率为91.8%。从职务职级上看，样本涵盖市厅级(6.9%)、县处级(44.4%)、科级(34%)、科级以下(14.7%)，形成比较全面的样本覆盖，符合研究要求。

(二)量表信效度检验与模型修正

本研究将518份样本随机分成数量接近的两组，组1数量为260份，满足样本量是指标变量10倍以上的要求，用于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量表包含的因子结构，修正初步指标体系。利用SPSS 23进行信度和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满足信度要求，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选择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在6次迭代后收敛，20个题项量表共提取5个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的61.655%，除ID17的因子载荷量小于0.5以外，其他题项在对应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根据因子所包含指标意义分别将5个因子命名为媒介意识、媒介知识、舆情回应、媒体沟通、媒介治理。根据分析结果，删除因子载荷量小于0.5的题项，也即删除“媒体态度”题项。

组2数量为258份，用于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采样数据与理论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验证理论假设。依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的因子结构，在AMOS 24中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取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验证、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并依据协方差矩阵修正模型。结果显示各维度整体模型适配性良好。潜变量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5，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4，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问卷聚敛效度较好。各项拟合指数均大于0.85，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表明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自编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各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大于各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综上，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量表的信度、结构效度、聚效效度和区分效度均通过检验，能够获得可靠稳定的测量数据。经过检验和修正后，一级指标为媒介意识、媒介知识、舆情回应、媒体沟通、媒介治理5项，在理论设计的4项一级指标基础上增加了“媒介意识”，蕴含在常规、危机、塑造情境中的“意识”类指标被抽取出来。这既体现了因子分析能够发现各指标的内部结构和联系，也呼应了胜任力理论的结构性特点。二级指标剔除“媒体态度”后为19项。

(三)指标权重计算与确定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目标层为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准则层为5项一级指标，方案层为19项二级指标。本研究组织了高校媒介素养研究学者3位、党校从事舆情舆论研究的教师5位、省市两级宣传部门业务负责同志3位、省市两级网信业务负责同志3位，共计14名专家组成评判小组，在事先充分沟通、阐释研究内容、描述指标项的基础上，点对点发放调查表。经多次咨询沟通，14份专家调查表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对专家权重进行均等化处理，得到如图1所示的评价指标权重。

图1 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指标体系层次结构模型

一级指标中，权重大小排序为：媒体沟通>舆情回应>媒介意识>媒介治理>媒介认知，其中媒体沟通、舆情回应、媒介意识的权重显著高于媒介认知和媒介治理的权重，符合研究共识。二级指标中，媒体信任、媒体互动、风险感知的权重显著高于其他指标，原因在于媒体作为重要的网络意见领袖，是引导舆论的风向标，政府要通过媒体传达施政理念、沟通群众，因此必须首先信任媒体并且与媒体保持良性互动。同时网络舆论空间纷繁复杂、泥沙俱下，需要建立舆论斗争理念，具有感知风险的敏锐触觉。此外，治理思维、媒介参与、情绪调节、舆情决策在各自维度中的权重较高，对一级指标的影响较大，也体现了各领域中的现实情况。

(四)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测量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可以测量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分析不同特征群体间的差异。实际测量时，在样本数据中增加了6个变量，依次为：媒介素养、媒介意识、媒介认知、舆情回应、媒体沟通、媒介治理。其中，媒介素养按照上述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权重计算而得，数值区间为1～5分；
媒介素养的5个维度取值是二级指标项的权重与指标项量表值的乘积和，为便于比较分析，剔除一级指标权重的影响，将其归一化为1～5分之间，如：媒介意识=(媒介道德*0.054+舆论理念*0.061+危机意识*0.040+治理思维*0.063)/0.217。

1.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整体情况。结果显示，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整体水平均值为3.797分，最小值为2.45分，最大值为5分，Shapiro-wilk检验值=0.797>0.05，全样本的媒介素养水平服从正态分布，样本分布均衡，说明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间还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检验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在媒介素养各维度的表现上，媒介意识的水平最高，媒介治理的水平最低，媒介认知、舆情回应方面的能力水平相对较好，媒体沟通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弱，说明党员领导干部已经意识到媒介的重要作用，也积累了部分知识和技能，但是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还不太好。媒介生产水平均值仅为1.83分，媒介执政水平均值为2.81分，说明党员领导干部主动转发或生产内容的能力还比较弱，利用媒介主动阐释国家政策、服务群众、开展监管的能力还不足，真实反映了现实情境中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媒体媒介时“不敢信任”“不敢碰网”“担心引发舆情”的复杂心态与行为表现，也彰显了舆情频发态势给党员领导干部治国理政带来的压力。

2.不同特征群体间的差异情况。结果显示，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水平在性别、年龄、学历学位、职务职级、工作岗位和单位级别等因素上存在差异。

第一，性别是影响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女性(均值=3.71)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略低于男性(均值=3.84)，同时男性党员领导干部在舆情回应、媒体沟通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女性。现实中，危机、塑造情境都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压力管理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因此女性党员领导干部在压力环境下的媒介表现还需要再训练提升。

第二，教育背景与媒介素养的关联度不强。结果显示，各层次学历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以及各维度水平上的分值相对均衡，未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别，说明媒介素养与教育经历的关联度不强。深层次来讲，当前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飞速发展，媒介形态日新月异，仅靠传统学历教育积累的知识已无法满足今天的治理需求，而是更有赖于坚持不懈的学习和知识更新。此外，知识或智力仅能代表媒介素养的一个层面，还有情感、道德等多个因素，媒介素养更多体现为情商与智商的结合。

第三，媒介素养的岗位性特征表现突出。结果显示，宣传文化(均值=3.95)岗位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水平显著高于教育科研(均值=3.68)岗位，其媒体沟通水平、媒介治理水平也显著高于教育科研岗位。这种差距和表现凸显了工作岗位的影响作用，原因在于宣传文化工作通常要与传媒、媒介等打交道，关注网络舆论舆情以及媒介素养相关的教育培训机会较多，而教育科研工作者多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或是教育教学，与媒体沟通交流机会相对较少，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到位，需要进一步深化。

第四，基层年轻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还不高。结果显示，25—35岁(均值=4.53)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意识显著低于36—45岁(均值=4.67)和46—55岁(均值=4.73)的党员领导干部，说明年轻党员领导干部对舆论斗争、舆论引导的意识还不敏感。科级以下的党员领导干部(均值=3.68)媒介素养表现整体较弱，显著低于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均值=3.85)，媒介意识(均值=4.49)、舆情回应(均值=3.67)上同样显著低于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媒介意识均值=4.72、舆情回应均值=4.00)。来自乡镇级单位(均值=3.74)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整体水平显著低于来自省级单位(均值=3.92)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体，同时，省级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媒介意识(均值=4.68)、媒介认知(均值=4.09)、舆情回应(均值=3.96)、媒体沟通(均值=3.82)、媒介治理(均值=2.93)五个维度上的分值均高于乡镇级党员领导干部(媒介意识均值=4.65、媒介认知均值=3.97、舆情回应均值=3.83、媒体沟通均值=3.58、媒介治理均值=2.44)。可见，年龄、职务职级、单位级别等特征均在基层年轻党员领导干部群体中产生显著差异。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依旧复杂严峻，网络综合治理任重道远，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实践者，年轻党员领导干部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后备人才，迫切需要提升媒介意识，提高媒介素养水平。

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提升，除依靠个人主观能动性外，关键是组织的培育培养。根据前述测量结果和发现，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还需从引育培养、制度保障、环境创设等多方面着力。

第一，健全激励型与压力型并行的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考评机制。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评价考核机制，探索采取奖励与问责并行、激励与规约并重的考核路径。一方面，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按照法律规章办事，逆群众意愿和发展规律，怠于和群众、媒体沟通，引发热点舆情事件，舆情处置和回应不力等情形，采取刚性约束机制，通过问责形成震慑警示效应。另一方面，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积极担当作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群众意愿，政策解释回应到位，媒体、群众等沟通有序，引发社会积极反响，塑造党和政府积极形象等情形，采取激励机制，通过干部考核、任用选拔等形成正向示范效应。同时注重对绩效考核常态化方式的设置和运用，利用网络舆论大数据建立客观、量化、科学的考评机制，力求结果真实有效(13)苏玉波、刘婷婷：《大数据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挑战与应对》，《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并通过结果的实时反馈和应用，及时通报正面典型案例和负面警示案例，形成示范、引戒和修正效应。

第二，重点关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表现与教育。《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20)》显示，当前的社会舆情从行政区域分布上看呈现哑铃模式(14)喻国明、李飚：《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20)》，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哑铃的一端是一线大城市，通常关注财产安全、教育公平、生态环保、公序良俗等事关“美好生活需要”的话题，哑铃的另一端是区县级及以下，多聚焦于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特别关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形象作风、基层社会治理、底层群体的待遇不公等内容。今天的基层治理深陷“舆情劫”(15)祁凡骅：《基层治理如何智对“舆情劫”》，《人民论坛》2019年第31期。，“12345管什么用”“谁管得了你找谁”、进村摔鸡、砸电脑等舆情事件频发，其中既有关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社会治理中的错位失衡问题，也有关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失范失态言行，还有关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仪态仪表，对焦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舆情事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意识形态风险。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一方面，自媒体的发展形成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朴素作风的监督，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纷繁复杂的基层事务和诉求多元的群众，在全天候、全方位、日益新颖的媒介监督形式面前表现出局促和不适应。另一方面，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媒介表现是其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体现，但其现实表现还具有较大提升空间。2021年县乡两级换届刚刚完成，一大批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大都接受过高层次学历教育，学识丰富，有干劲、有闯劲，但是群众工作经验相对不足，上述调研也显示科级以下党员领导干部对媒介环境的认知和意识还没到位，危机处置能力明显不足，这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舆情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要抓住党员形象这个关键，重点关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需求与表现，依托市、县两级党校干部教育渠道，利用省级党校或社会渠道优秀师资，加大对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作风建设、心理调控、群众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水平。

第三，媒介素养培育中的规律认知与技能提升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本研究通过对媒介素养整体水平及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与各维度水平显著相关，各维度间的素养水平也显著相关。媒介素养是认知、意识、情感、行为等多维度的综合，认知是情感和意识的基础，进而推动产生行为，但当前的教育培训实践中确实存在重技巧传授、轻机理阐述的问题。在调研组的访谈中，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表示不解：同样的舆情事件，效仿过去的处置做法怎么就能引发网民轰轰烈烈的质疑？原因就在于，优美的公关修辞和传播技巧充其量只能解决表面的舆情危机，舆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才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关注的重点。媒介素养的提升不是让党员领导干部学会如何“对付”媒体或民意，而是要认识、读懂媒体和网络舆论释放的治理信号，正确认识舆论、识别需求、改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不断推进工作理念、方法手段、载体渠道、制度机制创新”(16)《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当前媒介分众化、舆论多元化、决策数据化、执政协同化等趋势明显，特别要求加强对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网络传播规律、新媒体传播规律的理解学习，推动大数据、互联网+、政务服务、跨界思维等新元素、新理念的融入，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对媒体生态、媒介环境的认知。

第四，构建全覆盖的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分级分类培训体系。调查结果显示，宣传文化岗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整体水平以及在各维度的表现，普遍好于综合协调、业务管理、教育科研岗位，这是重要的现实基础。这意味着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培训不能大而化之、统一标准、统一要求，而是要根据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按照全体党员领导干部通识化、民生部门干部专业化、新闻发言人规范化的原则，分级分类设计培训体系，力求教学层次符合学员认知、教学内容贴合学员实践、过程组织务实有效。全体党员领导干部通识化是根本基础，即教育培训工作要加强媒介环境、传播规律和发展趋势的阐释，帮助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提升媒介素养，避免因自身媒介表现不佳而引发舆论浪潮。民生部门干部专业化是重点要求，即业务管理岗位党员领导干部要面向全局出政策、面向社会解民忧，教育培训工作要加强对舆情发生发展规律、网络群众工作、回应型政府建设等内容的阐释，加强社会热点事件、危机事件处置的培训，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沟通群众、改进治理。新闻发言人规范化是导向牵引，即教育培训工作要加强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方面的阐释，加强网络信息组织方式、传播方式、民众认知规律等的培训，助力宣传文化岗位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利用新媒体读懂中国、读懂人民，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要积极通过创设情境，鼓励党员领导干部融入到网络化、媒介化、数据化的工作情境中多实践多锻炼，实现情境化培训与知识性培训共同发力，提升培训工作的充分性与有效性。

第五，营造党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宽容社会氛围。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媒介参与、网络问政、网络执政等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机遇与优势，但是在利用新媒体与公众交流实践中，多数党员领导干部仍然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17)毛湛文、刘小燕：《新媒体环境下政府传播的新变化——基于传播主体视角的考察》，《当代传播》2015年第2期。，原因就在于，当前网络舆论形成了对政府和党员领导干部全时空环境的无缝监督，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担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还要接受来自网民的审视和挑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舆论浪潮，即使是正面积极实践，也会带来夹杂着吹毛求疵的批评声音，加之舆情问责的高压线，也对党员领导干部造成无形的压力，“本领恐慌”与“心理恐慌”交织叠加，导致党员领导干部主动进行媒介生产与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因此从组织培养的角度来讲，需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党员领导干部在新媒体沟通中暴露出的一些小瑕疵、小问题，引导社会形成宽容的舆论氛围，不作过度解读和无端指责，惩戒虚假信息传播，遏制带节奏的网络暴力，激励党员领导干部身无负重、心无负担走向网络，真诚沟通民众、回应诉求，形成党员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公众媒体有序监督的良性互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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