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戏剧”：中印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

张淑兰 黄靖媛 赵伟康

“亚洲的戏剧”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1968年提出的概念，意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国家消除贫困、追求现代化发展的生动实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联合国在2000年推出的8项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首要的目标仍然是消除贫困。2021年，我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但仍面临着脱贫人口再返贫的风险与挑战。同为发展中大国、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和世界文明古国的亚洲邻国印度，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印发展模式的对比是21世纪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中印消除贫困问题的现代化路径，探寻其共性和特殊性，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并在新千年的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中作出亚洲文明古国的新贡献。

缪尔达尔说，之所以将其代表作命名为《亚洲的戏剧》，是因为“在所有复杂的和不同的事务背后，我们意识到有一系列相当鲜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就像在戏剧里看到的一样”(1)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塞思·金缩写，方福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至今，“亚洲的戏剧”主角不断变化，但主题却始终未变，因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价值。

(一)“亚洲的戏剧”主题一直以现代化的方式消除贫困、追求发展

二战结束后，“亚洲的戏剧”开幕。1947年3月“泛亚洲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中国代表团参会，亚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同提出了“亚洲团结”的思想。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现在，我们处于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刻。在此新旧分裂之际，我们回溯历史，展望未来。亚洲经历了长期的压迫，现在终于在世界事务中再次变得非常重要。”(2)Gopal S.,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 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2, New Delhi：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1984, p.503.同年8月，尼赫鲁在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前夜宣布：“多年前我们与命运有约，现在是实践诺言的时候了”，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结束贫穷、愚昧、疾病和机会不平等”(3)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黄飞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页。。1950年1月，印度联邦共和国宪法生效，规定要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的”国家。1954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同年，尼赫鲁公开发表演讲，“在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这些新的革命性变化，尽管在内容上不同，但都代表了亚洲的新精神，显示了亚洲国家的新生命力”(5)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第2、69页。。

现代化是“亚洲的戏剧”指导思想。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爆发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热衷于研究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贫困和发展问题，促成了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研究的兴盛。为专门研究亚洲国家的贫困原因以及如何脱贫与发展问题，1957年，冈纳·缪尔达尔来到南亚、东南亚、中国西部和苏联西南部等地区，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实地考察。他发现，尽管亚洲各国存在不同甚至是矛盾的价值观，但其“新价值观”均是“现代化理想”，且“已成为‘官方信念’，几乎成了一种国教，是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第34—35页。。原因是，各国的发展计划和报告序言都公开宣布以“现代化”为目标。缪尔达尔还发现，南亚国家的许多现代化理想相互重叠，有一个基本框架，包括理性、发展与发展计划、生产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化、改进制度和态度、民族团结、政治民主、群众民主、社会纪律与“民主计划”、派生的价值前提等(7)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第37—44页。。但是，我国的现代化框架不同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1957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三个现代化；
1964年，周恩来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无论是三个还是四个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都是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此，1966年，美国现代化学者C.E.布莱克指出，世界各国的资源、技术、历史制度遗产、发展阶段、领导体制、政策均不相同，因此，没有完全相同的现代化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能区分现代化主要问题与政策的不同类型社会，而不失去其中任一社会的个性”(8)C.E.布莱克：《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页。。他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把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分成了七种模式，包括英法模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拉美模式、俄日中—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泰国模式、亚洲和美洲的新独立国家和附属国模式、撒哈拉沙漠以南和大洋洲的新独立国家和附属国模式，但却没有独立的南亚模式、东亚模式，更不用说亚洲模式了。

消除贫困一直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首要发展目标。缪尔达尔指出，“‘发展’是指告别‘欠发达’，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过程。”(9)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第374页。1995年“亚洲的戏剧”变成了全球的戏剧。联合国召开了首次世界发展峰会，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号召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整合，对消除贫困作出了世界性的承诺。到2000年，联合国发现，“在发展中世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受到贫穷的煎熬，而这已经比四十年前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下降了很多”(10)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183页。。因此，联合国《千年宣言》设立了8个以2015年为期限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消除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赋予妇女权利以促进两性平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等。到2015年，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90年的19亿降至8.36亿(11)《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mdg-report-2015.html， 访问日期：2022年5月20日。，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依然有更多目标有待实现。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千年发展目标被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代替，包括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性别平等、优质教育、减少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繁荣、和平与正义等17个目标(12)《可持续发展目标》，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访问日期：2022年5月20日。，实质上是将“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结合起来，呼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到2030年以综合有力的方式消除贫困、保护地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

(二)“亚洲的戏剧”主角在中印之间呈现周期性变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的戏剧”主角是印度。缪尔达尔的书中谈到了东亚的中国、朝鲜和韩国，但主要涉及南亚和东南亚的11个国家，着墨最多的是印度。相比曾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先是经历了1000多万人因饥饿致死的大饥荒(13)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9页。，然后深切体会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痛楚，1943年又再次经历300万人因饥饿致死的孟加拉大饥荒(14)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第65页。，因此，印度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一直在思考消除贫困与饥荒的问题。早在1931年9月，正在伦敦的圣雄甘地指出：“从我心深处可以感觉到……世界已经病到要流血死亡。要寻求一条出路，并且我以拥有这样的信念而得意：也许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将荣幸地指明饥饿世界的出路。”(15)斯坦利·沃尔伯特：《印度史》，李建欣、张锦冬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21—322页。67年后，甘地的信念成为现实。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3年大学学业后赴英国留学，随后一直辗转于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执教，但他一直保留着印度国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顾问。1998年诺贝尔皇家学会的授奖公告长达26页，列举了森在饥荒、贫困、社会福利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赞誉森是“经济学的良心”，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高度赞扬“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都包含了森帮助设计的发展测量方法。从甘地的神秘预言到森的卓越贡献，这一令人惊叹的历史巧合显示了印度不可思议的迷人魅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见证了“亚洲的戏剧”主角——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崛起：中国不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通过双边渠道向东南亚相关国家提供援助，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因此，西方发展学的学者们在较为著名的《非西方发展理论》研究中，把亚洲模式等同于东亚模式，并将印度“排除在亚洲之外”(17)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昝涛、郑振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49页。。直到2003年，研究第三世界的学者们仍然认为亚洲模式的主角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发展最成功的地区一直是东亚”，“或者(从强调文化方面来说)是那些属于儒家文化圈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第二个最成功的发展中地区是拉美”，“发展最落后的两个地区是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三种案例中均没有提及印度，反而在“依然存在的问题”部分谈到了印度所在的南亚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分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里，广大群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8)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181—183页。。相反，我国南亚学界早于西方学界认识到印度发展的潜力和地位。1983—1991年间，中国南亚学会原会长孙培钧先生领衔完成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1999—2003年间，笔者完成了对印度经济改革十周年的历史研究，并出版专著《印度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研究》；
2000年，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明确指出，在亚洲存在东亚与印度两种现代化模式(19)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见证了“亚洲的戏剧”双主角——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崛起。印度真正进入世界的视野是在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政府至少花费了400万美元发起了一场“印度无处不在”的运动，举行了“印度与世界：畅想2025”等会议，以吸引世界对印度的关注。时任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说：“大家关注中国太久了，不妨也换一换印度的新鲜空气。”(20)戴维·史密斯：《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丁德良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51页。2006年印度在达沃斯全胜而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曾是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更是借机成功地打响了“印度牌”，因此，2010年前后，中印发展模式的对比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果纷呈(21)国内相关成果主要有：李云霞：《中印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何一峰、杨张乔：《潜力与制约——中国、印度农村现代化发展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赵刚印：《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国外相关成果主要有：戴维·史密斯：《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丁德良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黄飞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昝涛、郑振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尽管不乏偏颇的声音，但大部分学者持有客观的学术立场。2012年，阿马蒂亚·森就明确指出，“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印度的经济改革就不会发生”，“我认为中国真的很重要”(22)阿马蒂亚·森、刘民权、夏庆杰等：《从增长到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15页。。2015年，印度GDP增长率第一次超过中国，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印度已经走上了复制中国发展奇迹的道路。中印消除贫困的巨大成就可以有力证实这一点，参见图1。

图1 中印贫困率与世界平均贫困率(23)注：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PPP)不变价格美元计算的每人每天1.90美元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1977年印度贫困率数据、2018年世界贫困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
2018—2021年印度贫困率数据来自世界贫困时钟(WPC)。

由图1和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印减贫成效较为亮眼。中国贫困率在1994—1995年急速下降，2005年后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印度贫困率在2010—2011年开始急速下降，2018年开始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自2005年以来，中印两国的贫困率都开始持续性快速下降，每年的降幅几乎都超过10%。当然中印之间在消除贫困的成效方面既有上述共性，也存在差异性。第一，中国的减贫成效明显好于印度。中国比印度提前13年将贫困率降低到世界平均贫困线下。而且，1995年以前，中国的贫困率高于印度，但1996年后，中国贫困率开始低于印度；
2021年，中国已经消除贫困(24)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参见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r Decad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Drivers, Insights for the World, and the Way Ahead (Conference Edi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22, p.viii.，而印度贫困率为4.3%(25)按照1.90美元国际贫困线标准。参见World Poverty Clock, https://worldpoverty.io/map.，远高于中国。第二，中国的减贫幅度大于印度。自1980年以来，中国贫困率每年(除1989年)的降幅平均在14%以上，印度贫困率每年的降幅平均不足5%。第三，印度贫困率的下降比中国贫困率的下降具有稳定性。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贫困率出现了三次陡降(26)陡降的标准是贫困率下降6个点左右，在短期内处于峰值。(1983—1984年、1987—1988年、1994—1995年)，而印度仅出现过1次(2010—2011年)，因此，中国贫困率的下降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现代化路径指的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而表现形式是指其架构；
实现手段包括静态的工具和动态的程序。

(一)架构与实现手段的选定

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中印现代化路径的架构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此为量化分析的一级指标)组成；
实现手段具体表现为五个领域现代化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及其性质与权重。

1.基于消除贫困的出发点，考虑到基于经济总体和效率与公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二级指标选定为生产效率和贸易投资。其中，生产效率的三级指标包括人均GDP和人均GNI，贸易投资的三级指标包括国际贸易比例和外国直接投资比例(27)经济现代化的指标依据分别来自：方福前：《实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贺晓宇、沈坤荣：《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

2.基于消除贫困的出发点，考虑到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二级指标排除了西方式竞争性选举，采用了更能够反映中印政治现代化发展进步的、更具有国际通约性的治理能力和公共安全。其中，治理能力主要采用世界银行的政府效率指标，因为它全面体现了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公共安全主要采用国防费用比例、道路及交通死亡率、故意杀人案比例(28)政治现代化的指标依据分别来自：敬乂嘉、任媛媛：《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治理：分析与反思》，《治理研究》2022年第4期；
王永兴、景维民：《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高奇琦、游腾飞：《国家治理的指数化评估及其新指标体系的构建》，《探索》2016年第6期。。

3.基于消除贫困的出发点，考虑到人类生活和社会公平，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二级指标选定为城市化、国民生活及健康状况、贫富差距。其中，城市化即城市人口比例指标，国民生活及健康状况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生比例、安全用水普及率和卫生设施普及率，贫富差距包括最穷、最富10%人口的收入比例、基尼系数。(29)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依据分别来自：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社会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4.基于消除贫困的出发点，考虑到文化发展和研发创新，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二级指标选定为知识普及和知识创新。其中，知识普及主要包括中学普及率、高等教育普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知识创新主要包括科研(R&D)经费投入占GDP比例、发明专利申请比例、互联网普及率。(30)文化现代化的指标依据分别来自：曲蕴、马春：《文化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图书馆杂志》2016年第9期；
何传启：《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和理论假设》，《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信息化统计评价研究组：《信息化发展指数优化研究报告》，《管理世界》2011年第12期。

5.基于消除贫困的出发点，考虑到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生态现代化的重要二级指标选定为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其中，资源利用主要包括人均耕地面积、能源消耗强度(单位GDP能源消耗量)、用水效率(单位水资源创造的增加值)、低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比例，生态保护主要包括森林覆盖率、保护区(陆地、山地、淡水、海洋)覆盖率、CO2排放密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空气污染(PM2.5浓度)。(31)生态现代化的指标依据分别来自：何传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5期；
李晓西、刘一萌、宋涛：《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二)结构与实现手段的选定依据

首要依据是学术研究的共同结论以及中印两国官方的共同观点。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32)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r Decad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Drivers, Insights for the World, and the Way Ahead (Conference Edi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文件(经印度财政部和印度储备银行的研讨反馈)(33)Rahul Anand, Volodymyr Tulin, and Naresh Kumar, authorized for distribution by Paul Cashin, India: Defining and Explaining Inclusive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WP/14/6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4.以及其他对中印减贫成效的研究成果，发现中印消除贫困的现代化共同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改革与增长(34)例如：Montalvo J.G., Ravallion M., “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38(1), pp.2-16；
陈绍华、王燕、王威等：《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1990—1999年的趋势研究》，《财经研究》2001年第9期。、政府政策与财政和基础设施的支持(35)例如：Fan S., Hazell P.B.R. and Thorat S., Linkages between Government Spending, Growth, and Poverty in Rural India, Intl Food Policy Res Inst, 1999；
龚维进、覃成林、李超：《中国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基于结构与空间视角》，《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5期。、教育文化和研发投入(36)例如：Thorat A., Vanneman R. and Desai S., et al., “Escaping and Falling into Poverty in India Today”, World Development, 2017,93, pp.413-426; 郭新华、戎天美：《国外关于教育与贫困变动理论研究新进展》，《教育与经济》2009年第1期。等，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关于生态保护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有研究认为在国家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均以环境恶化为代价(37)Nicholas Apergis and James Payne, “The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Energy Policy, 2010,38(1), pp.650-655.。但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污染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中印欲消除贫困必须优先支持生态可持续发展(38)Jiang A., Cao Y., Sohail M.T. et al., “Manage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China and India: Dynamics of Poverty and Policy Drivers,” Environ Sci Pollut Res Int. 2021,28(39), pp.55526-55534.。最重要的是，中印两国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减贫理念(39)张琦、孔梅：《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绿色减贫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印度的莫迪政府也制定了绿色、清洁、可持续和可信赖的增长目标(41)PTI, “India’s Growth in Next 25 Years will be Clean, Green, Sustainable and Reliable: Modi at Davos Summit”,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22/jan/17/indias-growth-in-next-25-years-will-be-clean-green-sustainable-and-reliable-modi-atdavos-summit-2407885.html， 访问日期：2022年5月20日。。因此，本文将生态现代化纳入其中。

其次，综合参考和借鉴了国际典型发展指标体系、何传启现代化指标体系、经典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英科尔斯—同响评价模型、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概览指标体系，据此归纳了五个领域现代化的工具(此为量化分析的二级指标)，并选取五大领域工具的次级工具(此为量化分析的三级指标)。

最后，依据科学的量化分析工具。本文利用Stata16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PCA)对1991—2021年间中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现代化相关数据进行总体评价。主成分分析法尊重数据特征，能够减少多个变量中的重叠信息，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和计算综合得分。具体操作如下：(1)利用极差法，将指标数据压缩在[0,1]之间以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并通过KMO值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数据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经检验，5个一级指标的KMO值均大于0.5，Bartlett检验p值均小于0.05，说明分析项间存在信息重叠，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累积方差贡献率均大于80%，说明能够解释大部分原始数据信息。通过计算主成分得分及其与方差解释率、各变量间的关系等式得到三级指标权重和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2)利用极差法处理一级指标综合得分，对其进行主成分检验和分析。经检验，其KMO值为0.842，Bartlett检验p值为0.000，参考碎石图可知，曲线在第四个因子处发生明显转折，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作为主成分，共提取4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4.71%，对提取的4个主成分进行加权，计算综合得分。此外，在已求得的指标系数基础上进行归一化，计算出各分指标得分用于横向对比。所有指标得分均进行坐标平移以消除负数影响(见表1)：

表1 中印现代化指标的选取、定性与权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中印两国数据和国际可比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选取了1991年以后的中印数据进行比较。此外，受量化分析工具的条件限定，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如成人识字率)以及相关性不明显(如失业率)的指标，这些指标参评没有通过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检验或掩盖其他指标变化(42)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20——世界现代化的度量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8页。。

(三)中印宏观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将1990年以来中印的五个现代化综合得分趋势与中印贫困率的降低趋势进行对照分析(参见图2)，结合1990年之前的相关研究和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首先，中国和印度的总体现代化总体水平都在长期稳步提升，两国的贫困率也都逐步降低。其次，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和贫困率的降低速度都显著加快。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印两国贫困率都随后出现了较大的降幅。其中，2010年中印两国同时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随后两国的贫困率都开始快速下降。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减贫的历程相似，中国现代化发展也是从一个相对劣势的起点出发，但是自1992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指标也一直高于印度，与之对应的贫困率也在1995年之后低于印度。

图2 1991—2021年中印现代化综合得分与贫困率

在消除贫困的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中印走的是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节首先通过五个具体现代化领域中工具使用的动态程序，微观分析中印之间的具体差异和共性，然后通过五个领域现代化的优先次序，宏观总结中印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的差异和共同特征。

(一)消除贫困的经济现代化路径特征

图3A 1991—2021年中印经济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图3B 1991—2021年中印经济现代化三级指标平均值对比

在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上，中印两国均以经济现代化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手段。通过图3A、3B以及中印1990年前的相关统计数据(43)包括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中国1960—2020年人均GDP和国际贸易比例数据、1979—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比例、1995—2020年人均GNI数据；
印度1960—2020年人均GDP、人均GNI和国际贸易比例、1970—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比例数据。与各自贫困率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中印以经济现代化消除贫困的共同经验有两点：(1)经济现代化是影响消贫效应的直接因素。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印两国的经济现代化成效与日俱增，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两国同时经历了2003—2008年的高速发展时期，从而使得这一时期中印贫困率都出现显著降低。(2)2008年经济危机同时对中印两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而减缓了两者的贫困率降低速度。

第二，中印经济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存在差异。(1)中印两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侧重不同，致使消贫速度有差异。由图3B对比中印现代化的三级指标平均值可知，中国在人均GDP、人均GNI和国际贸易比例方面的贡献都显著高于印度，而印度更加侧重于外国直接投资，从而拉动经济现代化促进消贫。(2)21世纪以来，印度的经济现代化只经历了2003—2008年这一次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国经历了2000—2005年和2010—2021年两段经济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两段时期里，中国的贫困率降低速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

(二)消除贫困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特征

图4A 1991—2021年中印政治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图4B 1991—2021年中印政治现代化三级指标平均值对比(44)注：图中显示为三级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其中负向指标已经过正向标准化处理，因此得分越高越好。例如，中国故意杀人案比例指标得分的平均值高于印度，说明中国对故意杀人案控制得更好，社会治安更好。

在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上，中印两国均以政治现代化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政治保障。通过图4A、4B以及1991年前中印的相关统计数据(45)包括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1996、1998、2000、2002—2021年政府效率(缺失年份数据变化趋势依据平滑曲线走势)、2000—2019年道路及交通死亡率数据；
中国1989—2020年国防费用占比、1995—2018年故意杀人案发率数据；
印度1970—2020年国防费用占比、1990—2018年故意杀人案发率数据。与各自贫困率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中印以政治现代化消除贫困的共同经验表明：政治现代化是减贫效应较为间接的影响因素，但是不稳定的影响因素。从图4A可以看出，中印政治现代化发展都经历了两段快速发展时期，即2004—2007年、2013—2021年，其间两国的贫困率也在不断下降。但是，中印政治现代化快速发展与贫困率的快速降低并未一一对应。从图4A来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一路高涨，从1995年之后便与印度逐渐拉开差距，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贫困率开始低于印度。印度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稳中有进，但时有曲折，而印度的贫困率却一直在稳步下降。

第二，中印政治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存在差异。由图4B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效率均值高于印度，中印政治现代化的差别主要反映在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上，中国的社会治安贡献远远高于印度，而交通安全却与之相反；
究其原因，相较于印度，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汽车销量和保有量迅速增加，安全隐患也随之扩大，致使道路及交通死亡率较高。

(三)消除贫困的社会现代化路径特征

在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上，中印两国均以社会现代化作为消除贫困的根本和基础。通过图5A和图5B以及1991年前中印的相关统计数据(46)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1960—2020年城市人口比例、平均预期寿命、2000—2020年安全用水普及率和卫生设施普及率数据；
中国1969—2020年婴儿死亡率数据，1981、1984、1987、1990、1993、1996、1999、2002、2005、2008、2010—2019年最穷10%、最富10%人口比例和基尼系数数据，1965—1977、1979、1981—1984、1986—1990、1995—2017年医生比例数据(缺失年份数据变化趋势依据平滑曲线走势)；
印度1960—2020婴儿死亡率数据，1977、1983、1987、1993、2004、2009、2011、2015—2019年最穷10%、最富10%人口比例和基尼系数数据，1960、1965、1970、1975、1980—1981、1984、1988、1991、2000—2019年医生比例数据(缺失年份数据变化趋势依据平滑曲线走势)。与各自贫困率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中印以社会现代化消除贫困的共同经验表明：社会现代化对消贫的效用在21世纪前后存在差异。在21世纪之前，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同时加快，但1996—2000年中印贫困率的降低并未明显提速。结合世界银行1991年之前相关指标数据可以发现，中印两国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与消贫效应的明显呈现存在15年左右的时间差。其中，中国消贫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从1981—1996年，而1964—1977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较快的时期(47)这一点与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和北京大学刘民权教授的研究均得出同样的结论。参见阿马蒂亚·森、刘民权、夏庆杰等：《从增长到发展》，第1—56页。。印度消贫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983—1988年，而1971—1983间印度的社会现代化发展较快。在21世纪之后，社会现代化的提升与贫困率降低逐渐相合。

第二，中印社会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存在差异。早在1964—1977年，中国就实施计划生育和农村合作医疗政策(48)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从由图5A和图5B还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注重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发展始终领先于印度，尤其是在提高卫生医疗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提高平均预期寿命方面遥遥领先，而印度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更注重提高医生比例和收入水平等方面，因而中国的消贫效率高于印度。

图5A 1991—2021年中印社会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图5B 1991—2021年中印社会现代化三级指标平均值对比(49)注：图中显示为三级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其中负向指标已经过正向标准化处理，因此得分越高越好。例如，中国婴儿死亡率指标得分的平均值高于印度，说明中国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更为显著。

(四)消除贫困的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特征

在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上，中印两国均以文化现代化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从而消除贫困。通过图6A和图6B以及1991年前中印的统计数据(50)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EdStats)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1960、1965、1970、1975、1980、1985、1990—202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1996—2018年科研经费投入比例数据，1990—2020年互联网普及率数据；
中国1970—1997、1999—2003、2006—2015年中学普及率数据，1970、1973—1981、1984—2020年高等教育普及率数据，1985—2020年发明专利申请比例数据；
印度1971—1973、1975—1978、1980—1984、1986—1989、1993—1997、1999—2020年中学普及率数据，1971、1973、1976—1991、1995—1997、2000—2020年高等教育普及率数据，1980—1982、1984—2020年发明专利申请比例数据(缺失年份数据变化趋势均依据平滑曲线走势)。与各自贫困率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中印以文化现代化消除贫困的共同经验表明：中印文化现代化发展都在稳中求进，但对消贫都存在时滞效应。中印文化现代化发展较快的时期与中印贫困率降低的时期存在时间差，至少5年以上，至多10年。从图6A来看，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现代化发展都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印度的文化现代化在进入21世纪之后明显提速，2003—2016年间出现了快速发展，2010—2018年间出现了贫困率的快速下降；
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在2006年出现明显提速，随之而来的是2011—2020年中国贫困率快速降低。事实上，早在1970—1977年间中国文化现代化出现了一定发展(51)白惠天、周黎安：《地方分权与教育医疗的大规模普及：基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证研究》，《经济学报》2020年第1期。，中国贫困率随之在1981—1996年进入快速降低时期。

第二，中印文化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存在差异。(1)在消贫成效方面，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消贫效应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时期，而印度只有一个。(2)在发展侧重方面，在整个观测期间，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发展程度都领先于印度，但是，中国更加侧重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印度在这两个方面明显落后于中国，从而导致两国贫困率下降的明显差异。

图6A 1991—2021年中印文化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图6B 1991—2021年中印文化现代化三级指标平均值对比

(五)消除贫困的生态现代化路径特征

图7A 1991—2021年中印生态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图7B 1991—2021年中印生态现代化三级指标平均值对比

在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上，中印两国均以生态现代化建设作为消除贫困、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图7A和图7B以及1991年前中印的相关统计数据(52)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1961—2018年人均耕地面积数据，2000—2019年能源消耗强度数据，2000—2019年用水效率数据，1965—2021年低碳能源比例数据，2000—2021年陆地、山地、淡水、海洋保护区覆盖率数据，2000—2019年CO2排放密度数据，1990、1995、2000、2005、2010—2017年空气污染(PM2.5浓度)数据；
中国1970、1980、1990—2020年森林覆盖率数据，印度1970、1990—2020年森林覆盖率数据(缺失年份数据变化趋势均依据平滑曲线走势)。与各自贫困率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中印以生态现代化消除贫困的共同经验表明：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能够对消除贫困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中，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在1991—2003年出现快速发展时期，随后在2003年中国的贫困率出现了快速下降；
印度的生态现代化在2012年出现跳跃式增长，同年其贫困率出现急剧的陡降。

第二，中印生态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存在差异：(1)中国早期生态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较低，但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比印度快，因此2005年中国超过了印度，并且此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发展态势，从而带来了贫困率的快速降低，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减贫成效。而印度的生态现代化基本上一直是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却在2011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2)通过图7B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生态现代化的不同方面各有所长。中国在人均耕地面积、用水效率、陆地保护区覆盖率、山地保护区覆盖率和淡水保护区覆盖率方面处于领先位置，而印度在森林资源、能源利用及减排方面的起点均比中国高，这构成了印度贫困率长期相对稳定下降的环境条件。

(六)五个领域现代化的发展次序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中印两国在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进程中，五个领域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和规模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两国减贫成效的不同。

图8A 1991—2021年中国现代化得分

由图8A可以发现中国五个领域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和规模：(1)中国五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都在稳步发展。其中，经济现代化在2007年之前逐渐增长，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政治现代化经历了2004—2007年、2013—2021年两段快速增长时期；
文化现代化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06年出现明显提速；
社会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在整个观测期都处于高速增长；
生态现代化发展经历了1991—2003年和2005—2021年两段快速发展时期，长期发展势头不变。(2)从现代化指标构成来看，社会现代化在中国长期占据优势地位；
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在早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政治环境的稳定，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一直稳步推进，同时也更加注重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发展，从而使得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比重逐步增大，在近几年占据主导地位。

图8B 1991—2021年印度现代化得分

从图8B可以发现印度五个领域的现代化发展趋势和规模：(1)印度五个现代化进程也在逐步提升。其中，经济现代化与中国相似，从2007年之前的持续增长期转为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平稳发展时期；
政治现代化经历相对曲折，但从整体趋势来看仍然稳中有进；
文化现代化在整个观测期都呈现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总体增速较低；
社会现代化发展最为迅速，在2010年之后进程加快，在2018年短暂下滑后呈现爆发式增长；
生态现代化长期平稳发展，并在2012年出现跳跃式上升。(2)从现代化指标构成来看，生态现代化一直处于前列；
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在2000年之前都占有较大的比例，而进入21世纪之后，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开始占有较大比重。

通过分析中印五个领域现代化的得分趋势(图8A、8B)，结合1991年之前数据，然后将其与前文图1中印贫困率的降低趋势进行对照分析，可以发现：从五个领域现代化的发展次序来看，中国和印度都是优先发展经济现代化，稳步推进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由于国家性质和历史因素导致发展各不相同。从五个领域现代化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力来说，一般的情况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处于优先地位，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局环境稳定，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逐渐发展，占据较高的比例。这一情况表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印，对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优先次序有了与时俱进的认知，实现了较为全面的统筹协调。这些事实有力证明：五个领域的现代化是消除贫困的共同路径；
与西方通过严重破坏环境而消除贫困的现代化路径相比，中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消除贫困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和选择。

最后，再次回到“亚洲的戏剧”。从中印以现代化的发展来消除贫困的成效与路径来看，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

(一)实现代化是彻底消除贫困的必由之路

首先，中印现代化进程与消除贫困的历程，从实践层面证实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53)《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9683.htm, 访问日期：2022年5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也提出，一国减贫和现代化必须同时进行(54)Outlook Web Bureau: “‘India’s Soul was Crushed on June 25, 1975’: PM Modi Speaks about Emergency In Lok Sabha”, https://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india-news-democracy-was-crushed-in-india-on-june-25-1975-pm-narendra-modi-in-lok-sabha/332965, 访问日期：2022年5月20日。。上文的分析已经证实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其他学者的研究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研究员对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行了长期的量化研究，并依据他提出的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印的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排名。本文以10年为区间，统计1950—2020年间中印第一次现代化指数、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综合现代化指数，分析中印现代化的变化幅度、历年增长率与贫困率降幅最大时期的关系，从而总结中印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契合度以及中印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图9 中印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

通过图9可以发现：

第一，中印以现代化消除贫困的共同经验：(1)中印减贫成效显著得益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中印第一次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间，均是中印各自减贫史上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在1970—1990年间增幅最大；
印度是在1990—2010年间增幅最大。可以看出，在这两个时期的后半程，中印的贫困率均开始迅速降低，即中国从1980年、印度从2005年开始。(2)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综合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为两国减贫提供了长效驱动力。除去2010和2014年由人为测算所致的数据波动，中国自2003年开始，第二次现代化和综合现代化指数均加速增长，同时期的贫困率保持了明显的快速降幅，直至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印度的第二次现代化和综合现代化指数在21世纪初也出现了一定增长，同时期印度的贫困率维持了相对快速、稳定的下降。

第二，中印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关系存在差异，中印之间现代化发展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国减贫成效的差异。与减贫的历程相似，中国现代化发展也是从一个相对劣势的起点出发，并在中期实现赶超，形势逐渐好于印度。1950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完成度26.1%，印度30.4%。此后中国仅用10年便实现对印度的赶超，1960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完成度36.5%，印度为33.4%。再往后，中国进一步拉大与印度的差距。到2015年，中国基本完成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第一次现代化，而印度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77.5；
同时，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达到41.1、综合现代化指数达到44.4，均约为印度的2倍(56)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18——产业结构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2、330、334页。。这充分说明，强调知识发展的第二次现代化和反映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综合现代化更有助于实现并巩固减贫成效。

其实，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的历程均历史性地证实了二者之间逻辑关系。一方面，贫困问题不是孤立的。“尽管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一些国家中持续的大规模贫困是发展中世界主要的，也是最突出的问题，但这些都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另外还有腐败、独裁、暴力、疾病(主要是因为贫困，并且也因为贫困而加剧了)、裙带庇护关系、阻碍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和思考方式、脆弱的制度机构(政府、法庭、官僚)、处理公共账目时缺乏透明度、市民社会弱小(那些处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群体)以及缺乏保护财产和个人权力的法律等。尤其是那些最最贫困的国家，这个问题清单还可以再列上很多很多。”(57)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第181—183页。另一方面，贫困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发展以外的手段的配合。在1995年首次世界峰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无人会否认这样的事实，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目标和扫除贫困，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三至五代人，这一过渡期是人性难以忍受的，在政治上也是不负责任的”(58)Ignacy Sachs, “Searching for New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hallenges of Social Summi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95,30(27), p.1686.。因此，欲消除贫困，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和文化生态的发展，使穷人也参与到发展的潮流中去并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只有采取一揽子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最严重的、大规模的贫困问题。

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更新同样显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现代化理论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早期也被称为发展理论。尽管其早期的关注重点是资本形成(储蓄和投资)要素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后期将关注重点从经济增长拓展至基础设施等非经济因素，但自始至终，现代化发展理论均强调，发展的目标是消除贫困(59)Sixto K. Roxas, Gerardo R. Ungson, “From Alleviation to Eradication: A Reassessment of Modernization, Market-Based, and Communitarian Solutions to Global Poverty”, Poverty & Public Policy, 2011,3(2), pp.1-25.。以联合国的发展观为代表，1990年之前，流行的是狭隘的发展观。“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6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页。但是，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都采用了广义的发展观，起先的测量方法是“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公开的社会讨论，后来完善为“人类发展方法”(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以现代化的方式消除贫困是冷战结束后全世界通行的新型发展观。

(二)中印消除贫困的现代化丰富并夯实了“亚洲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迄今都没有完成。在现代化进程中，模式及其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模式必须经过设计创造和全盘统筹。确定什么样的具体目标、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是模式的根本价值所在。

20世纪70、80年代，“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奇迹，亚洲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开始倡导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的“亚洲模式”，积极捍卫“亚洲价值观”，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茂德·马哈蒂尔和新加坡的李光耀。然而，直到20世纪末，国际上仍然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从经济成功的角度，对“亚洲模式”持乐观而肯定的看法。代表性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他认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美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61)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6、275页。另一种是从政治和社会贫困的角度，对“亚洲模式”持消极而怀疑的看法。代表性人物是著名的发展学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他认为，“在东亚，经济成功增加了亚洲发展模式的可信性，但其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是否相互割裂仍然是个问题”。而且，亚洲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有什么理由再去提出某种只会使贫困永存的特别的本土模式？”最重要的是，“一个亚洲模式需要什么，仍然不是很清楚：它是一个国家指导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一个强调自上而下统治的政治模式，一个街道洁净、举止规范的文化和社会模式，还是它们的某种混合物？”因此，他断言，“或许将来有一天，日本、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强国会成为全世界发展的榜样。但至少在眼下，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只能跟从西方”(62)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昝涛、郑振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9、147—148、13页。。从本质上说，西方学者否定“亚洲模式”的“社会一致”“亚洲价值观”等。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印崛起比“亚洲四小龙”更加引起了全世界对亚洲的更大关注和肯定。中国和印度不仅仅实现了经济崛起，而且在国家治理特别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2012年，阿马蒂亚·森指出，“大量人口已经越过了贫困线而使他们的家庭不再被定义为所谓的‘低收入’群体。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贡献极大，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中国，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大幅下降，但在亚洲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收入贫困’现象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63)阿马蒂亚·森于2012年10月18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减贫与儿童发展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参见阿马蒂亚·森、刘民权、夏庆杰等：《从增长到发展》，第19页。阿马蒂亚·森一直对“亚洲价值观”持怀疑的态度(64)比如，阿马蒂亚·森说：“阿育王提倡平等主义和普遍宽容，对某些论者来说可能像是‘非亚洲的’”。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39页。，但是他也批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华盛顿共识”，一直积极肯定和赞扬“亚洲经验”，即“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迅速提升人类福祉”，正确处理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他认为，“这种双向关系是所谓的‘亚洲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也“使中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展人类可行能力两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亚洲经验”是“建立在通过教育、医疗、营养和可行能力的其他决定因素，使经济扩张和人类发展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65)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不确定的荣耀》，唐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229—230页。。特别是2021年，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印消除贫困的现代化成就不仅丰富了亚洲模式的内容，而且增强了亚洲模式的可信性。

(三)中印以现代化消除贫困的成效差异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

中印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效差距以及现代化路径的差异，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我认为，世界能从中国获得的最大收益就是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但实际上没有被注意到，有时我认为这些经验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66)阿马蒂亚·森：《新时代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II页。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不同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上表现出更强的方向感和规划性，坚持了以发展促减贫和精准扶贫等理念(67)邓金钱：《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历史方位与理论贡献》，《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2012年，阿马蒂亚·森强调，“印度可以向中国学习两个方面：关注公共支出重点的评估检查，强化对公共部门的问责。”(68)阿马蒂亚·森、刘民权、夏庆杰等：《从增长到发展》，第14—15页。2022年，印度的国际评论家博苏(Rabi Sankar Bosu)指出，“中国无意于出口其脱贫和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但是其成功的故事值得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学习。普通的印度人不想再听嘈杂民主中那些空洞的政治许诺，只想要免于贫困、饥饿、疾病、夭折、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等的自由。在发展和良治方面，印度领导人应该向中国学习。”(69)Rabi Sankar Bosu, “A Comparison of Progress by India and China since Their Founding-CGTN”, https://news.cgtn.com/news/2021-08-19/A-comparison-of-progress-byIndia-and-China-since-their-founding--12PM4eJjMIw/index.html， 访问日期：2022年5月20日。

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缪尔达尔在分析亚洲贫困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他从制度层面揭示了亚洲国家贫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等广泛层面上的原因，并尝试着给出制度的良方，因为他始终坚信“从欠发达走向发达必定有一种制度方法”(70)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第375—37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著名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家德赛教授就呼吁，学术界应该加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影响的研究，他认为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先进的制度总是会战胜落后的制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战胜了东方的封建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与缪尔达尔相比，世界著名文明史学家汤因比同样从欧洲到亚洲进行了一次考察。1929年他从伦敦出发，首先经过欧洲大陆的法德奥匈等国，然后到达西亚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接着到达南亚的印度等地，最后抵达中国，并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往返数次，出席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会后他从西伯利亚到达苏联，从苏联回到欧洲。随后，汤因比出版了一本游记。作为世界文明史学家，汤因比游记的主题是思考宏观的人类未来。他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72)阿诺德·汤因比：《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司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页。在这本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不到一半，但是，其名称却是《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这充分显示了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73)刘涛：《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红旗文稿》2013年第7期。。汤因比的预言即将过去一个世纪，回想中印共同开启的半个多世纪的亚洲现代化征程，可以相信，在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将进一步激发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从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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