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所见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状况述论

李健胜

正如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所言：“虽然《论语》作为一部语录和轶事的集子看起来缺乏系统的结构，叙述也颇为游离，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具备自身的焦点——君子。”［1］《论语》的确是一部系统阐释如何培养君子，使之具备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德性及参政意识的儒家经典，因此，总体上具有精英文本特征。不过，细读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谈，其中不乏关于平民社会生活情状的描述，虽然所占篇幅较少，但仍能直观反映出春秋中后期平民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

《论语》所反映的时代即春秋中后期，与“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同为社会转型期［2］。这一时期，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法则，都发生了剧烈变动，而在那个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年代，平民首要承受的是社会对他们生活的各种限制。作为平民主体的农民，在《论语》中处于不在场状态，但是一些内容能够间接地反映出农民的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地位。鲁国地处内陆、宜于农桑，且承续了周人重视农业的文化传统，平民多以务农为生，手工业生产多与农业相关［3］。不过，农民们终劳四季，却难得温饱，社会地位也普遍低下，这或许给曾经经历过平民生活的孔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以“六艺”传教，目的之一即是让那些身份卑微的弟子摆脱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迈入精英阶层，成为食禄者。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回答“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称樊迟为“小人”，且感叹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4］1156-1158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成为君子，践行“学而优则仕”。因此，他力图培养学生参政议政的能力。在他看来，从事农业生产，会给自身带来很多限制，并不利于长远的成长发展。宋人杨时就认为樊迟游学于圣人之门，却要“学稼”，“志则陋矣”［5］。如若从培养君子为目标的教育目的出发，孔子不喜稼穑之事，当在情理之中。由此反观，农民受社会限制致使人生处于贫弱，很大程度上与其从事的生产方式有关。

当时，对农民生活构成最大限制的因素莫过于赋税制度的变革。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为增加公室收入，鲁宣公与东门氏试图施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向公田以外的私田收取地租。据学者研究，“初税亩”只是谋划之事，势力大不如前的鲁国国君无法向拥有大量私田的“三桓”征税，当时的一井之田不过缴纳“稯禾、秉刍、缶米”［6］而已，国家对农民的盘剥主要是“藉田以力”。

反映春秋时代农民生产生活的《诗·豳风·七月》详尽描述了农民一年四季的生活状况，从正月修整农具，二月下田耕作，至十月收获，忙完农事后还要到公家修筑宫室，之后又要忙着播种，如此周而复始。虽然四季劳作不停，但大多数农民仍过着“无衣无褐”的贫苦生活。平民还得承担筑城、兵役等义务，在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体系发生变动且战争频仍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失去了氏族长的护佑，直接面对国家的征调与奴役，这更使得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危险之中而“绝无人垂怜”［7］，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4］1216时逢乱世，被国家机器“弃之”的平民随处可见，儒家精英批判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平民命运任人摆布的社会现实。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 年），季康子不顾孔子反对采取“用田赋”［8］1669之策，加重了平民的赋税负担，鲁国的田税制度由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9］。“三桓”为巩固势力打压陪臣，力主实施“用田赋”之制，鲁国公室为增加收入也要加税。因此，才有鲁哀公向有若抱怨“用不足”一事，有若问其为何不实行“彻”法，即十税一，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4］1090-1097可见，国家权力体系的直接盘剥是当时平民社会生活受到更多困扰的主要因素，所谓税改往往是国家加税的一个口实，而累世加税最终酿成“积累莫返之害”［10］，农民深受其苦，生活困顿。

同时，《论语》里的一些平民是在场的，颜回的贫困令孔子无可奈何，他曾感叹：“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4］1006子贡是大商人，虽“不受命”，却能囤积投机，猜测行情，富可敌国，而颜回的学问、道德一流，却深陷贫苦之中。在孔子看来，颜回的贫困是他的天命。颜回生于穷苦人家，虽接受了孔子教诲，长期伴随孔子，但因原生社会地位的限制，其道德、人品及学问尽管非常出众，但似乎也改变不了他的社会地位。

颜回死后，其父请求孔子把他的车捐出来为颜回作椁，孔子说其子孔鲤死后“有棺而无椁”，他也没有用车为孔鲤作椁，因为孔子“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4］972。春秋中后期离那个“事死如事生”［8］1692的时代并不遥远，加之儒家注重丧葬“慎终追远”的礼仪效果，以椁配棺下葬乃是儒生社会地位的基本象征。颜回家里配不起椁，其父才出此下策。孔子不愿捐出椁，一是其子也未配椁，二是他从于大夫之后“礼不可出门步行”［11］。无独有偶，孔子朋友去世，无人收殓，孔子说：“于我殡。”［4］931当时，平民日常生活中，顾全死后荣光是甚难办到的，颜无繇要厚葬颜回，除有怜爱其子的感情因素外，与其子为孔子高足的事实不无关系。最终，孔子门人厚葬了颜回。孔子闻之，感叹道：“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4］980知颜回者莫若孔子，颜回一生甘愿承受社会对于他的各种要求，死后肯定不愿厚葬。对于得到帮助下葬的那些人来说，能够裹尸于地下已是幸运了。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曾讨论过贫富问题。子贡曾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4］70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600他还认为“富而可求也”，为摆脱贫困，他也愿意为“执鞭之士”，“如不可求，从吾所好”［4］585。作为社会精英，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生存技能决定了生活出路的多元性，孔子显然有从其所好的可能。但是对于平民而言，改变身份的机遇恐怕是罕见的，且没有那么高境界做到“贫而无谄”“贫而乐”。阙里未冠少年至孔子处，别人问孔子这位少年是否能有长进，孔子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4］1347阙里是孔子故土，这位少年恐怕也是位平民子弟，他的行为不合礼数，有点急于求成，“欲速成者”即谓想要快速摆脱旧身份，早点加入儒生精英团体。面对机遇，平民如若急于求成，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限制，至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1071的君子悟道之言，与平民的认知及他们所处的现实境遇皆相去甚远。

当时社会虽然对平民的日常生活构成较大限制，但也为平民带来诸多机遇。铁制工具未普及的商代和西周，由于劳动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无法独立生存，人们只能聚族而居，过着共耕生活。《诗·小雅·斯干》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这种同祖兄弟团结友爱，家族上下欢乐和谐的情境是社会生产力无法承纳个体小家庭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诗·周颂·载芟》亦云：“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毛传》曰：“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强力也。以，用也。”在家族长的率领下，氏族成员“俶载南亩”“播厥百谷”，过着共同耕作、共享劳动成果的群居生活。

当时的国家也是建构于大大小小的宗族之上，《左传·桓公二年》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一时期，普通平民受家族长保护，不用直面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同时也受家族长驱使而没有经济、人格等方面的独立性。春秋前期，大的血亲家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平民总是千万百计设法追随贵族的”［12］。春秋中后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等先进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普通平民在家族长的庇护下聚族共耕的社会生活方式逐步瓦解，这一方面使得个体需要直接接受国家的统治，更多的平民受制于新的社会控制机制；
另一方面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家庭独立生活成为可能，作为个体的人离开氏族亦能存活，这是那个时代给予平民最大的机遇。

《论语》中有一些通过个体劳作得以保全家庭，且使自身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实例。《论语·微子》载，当时的隐者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让子路问路，当他们得知过路者为孔子及其弟子子路时，发表了一番宏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他们没有帮忙指路，且“耨而不辍”，孔子闻之，感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两位隐逸之士劝子路，与其跟从避人之士，不如追随避世之士。《论语·微子》还载有子路向荷蓧丈人问孔子下落一事，同样地，荷蓧丈人也反感孔子之道，和长沮、桀溺一样，这位“植其杖而芸”的“隐者”，也是位独立生活的自由民。当时，自由民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出现至少说明：生产力的进步为一部分人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他们不仅通过劳动养活自己，还避开人群聚居之所，过着隐耕生活，身体摆脱了血亲大家族的控制，思想亦得以独立。

从《论语》的一些语录来看，平民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还在于他们与精英群体有着血缘上、地缘上及学缘上的联系。比如，公西华出使齐，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供养之米，孔子说：“与之釜。”冉有要求增加。孔子说：“与之庾。”冉有最后给了她“五秉”［4］476。“五秉”即八十斛，合为八十石，数量颇多。公西华当已出仕，是位儒家精英，他的母亲应当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母因子贵，所以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连孔子都说：“君子周急不继富。”［4］478原思任孔子家臣，孔子想给他小米“九百”，他却请辞不要，孔子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4］479，482孔子要他把多余的小米分给邻里乡党，这些平民因与原思关系密切，生活得到一些保障。

孔子的诸多学生出身贫寒，因获得孔子教诲，身份、地位发生大的变化，子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子路出身乡野，史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13］。起初，子路旧习难改，处处为难孔子，孔子曾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4］386但子路勤奋好学，学业上进步明显，别人取笑子路琴艺，孔子回护道：“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4］996就是这样一位粗鄙之人，师从孔子习学“六艺”，践行了“学而优则仕”，成功改换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互乡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打交道，当地一位少年得到孔子接见，门人们对此很疑惑，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4］637孔子认为不能抓住一个人的缺点不放，应当看到他的长处和进步。这位少年得到了孔子教诲，或可以入孔子私学，这也是因与社会精英发生联系，平民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

总之，无论是那些士子的家属，还是他们的邻里乡党，抑或是普通少年，因为与社会精英群体有着血缘、地缘及学缘上的关系，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这都是当时社会给予平民发展机会的典型例证。

从《论语》所载一些语录看，精英阶层的人文关怀意识也是平民在社会生活领域获得更多机会的重要因素。孔子家的马厩着火，孔子问：“伤人乎？”［4］919不问财产损失。孔子曾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不戒视成谓之暴；
慢令致期谓之贼；
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4］1768孔子曾至卫，看到乡村人口繁多，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4］1168知识精英尊重平民的生存权，批判统治者的残暴行径，提出要让平民致富等主张。当这些蕴含着人文精神的主张，影响到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的具体施政方针时，无疑能为底层百姓提供更多的生存机遇。

孔子曾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意谓穿着破烂衣服与身着狐裘者站在一起而不觉得惭愧的，恐怕只有子路吧。孔子引《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闻之，老是念叨这两句诗，孔子又道：“是道也，何足以臧？”［4］800-803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贫富的差异十分直观地体现于衣着上，普通百姓“衣敝缊袍”，而富裕阶层身着“狐貉”。不同阶层在衣食住行上有差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贫富分化往往会更加明显。春秋中后期，诸侯争霸，很多平民因与血亲家族离散，不得已流落城市谋生，一些人为了生存只得卖身为奴，一些失去土地的小贵族的生活也因此陷于困顿。与之相反，得益于军功或土地兼并，新兴贵族阶层兴起，他们因迅速积累财富而生活富足奢靡。

在这样的时代，贫富间的差距因为各种因素不断拉大，普通百姓与富足之人的衣着差异明显，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诗·卫风·雄雉》才会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这样的诗句，宽慰普通百姓。子路甘于底层百姓的身份，与富足之人并立而不耻，且以“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好”来安慰自己，孔子闻之，认为仅仅有与富人并立而不觉羞愧的勇气是不够的，普通人不应当甘于贫困，要试着改变自己。孔子还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4］949在世卿世禄的分封时代，血缘关系决定着一切，贵族子弟身居高位，德行、能力优越，而血统卑下者甚少有施展能力的机会。孔子主张统治者任用贤人，提倡为政者“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4］1138。他还认为人们应当向贤人学习，以贤人为镜反躬自省，以提高自身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348。孔子不仅主张放弃血统决定一切的旧制，且推崇那些“先进于礼乐”的“野人”，而以德行、能力作为出仕依据，显然是当时社会给予平民的重要机遇。

统观《论语》所见平民的社会生活，当时社会对平民的各种限制与给予他们的机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总的来看，生产力进步使得个体劳动成为可能，少数自耕民过着相对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生活水平，是与以石器、木器等为生产工具而甚少使用青铜农具的商代和西周百姓无法比拟的［14］，有些隐逸之士不仅生活可以自足，个体劳动甚至成为他们远离乱世、保持人格独立的前提条件。另外，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一些平民子弟习学“六艺”，具备了出仕条件，成为社会精英，从社会底层跃升为中上层人士。

与此相对，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大量平民失去了家族长的保护，或流离失所，或卖身为奴，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沦为底层民众，有些人甚至成为奴隶，尽管生产力进步了，但这部分人的衣食住行可能还不如前代平民的生活水平。此外，原为贵族阶层的一些士人，因世卿世禄制的瓦解，或因在宗族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甚至沦为普通庶人［15］。总之，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平民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差异更加明显，抓住社会提供的机遇而提升社会地位者有之，在社会转型时期沦落为社会底层者有之，因德行、能力受到社会认可而生活显著改善者亦有之。这种因社会转型导致的生存机遇与社会困境相交织的情境，既是各阶层社会地位加速分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从平民在社会生活方面遇到的困境看，一般都涉及他们的生存之道。在农业社会，农民群体是社会的根本，他们的劳作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然而，普通平民因从事这种劳作方式而社会地位普遍低下，这似乎是一种悖谬。但究其根本，是因为农业长期以来是中国古代王朝税收的重要支撑，农民群体也长期被古代国家权力体系所操控，成为被剥夺、被管控的对象。也须看到，除生产力进步使平民改善自身生活条件成为可能外，人文意识的提升也是重要因素。在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文意识领域，如何让平民获得参政议政的知识和能力，成为儒家精英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这方面的引领者，那些因得到儒家精英青睐或获得“六艺”知识而参政议政的平民子弟，则很好地践行了利用所学知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思想观念。

如若把平民的社会生活置于儒家的社会理想视域，由此形成的价值立场与平民的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总体而言，孔子以“义”作为取舍贫富贵贱的原则，他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300他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600研究表明“义”是子学的共同话语，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学术方向和学术宗旨，也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集中体现出子学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在一致性［16］。儒家以信义作为取舍社会财富或生存之道的言论，究其实质是商周贵族社会的文化观念遗存，而其成立的前提是社会精英在观念上的权变理念和社会实践上的多元选择，即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697当这种社会生活观成为执政法则时，就会成为儒家精英单方面渴求的理想境界，而非源于庶人生活的实际。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三者去其一，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去兵。”子贡问如若二者择其一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1079-1081

总而言之，孔子是站在政治正义立场谈论社会治理问题，是在替百姓立言，实际上，孔子的这一主张未能根本改变当时平民的真实处境。因为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普通平民无法自主地选择生存方式，在被各种力量争夺、驱使的过程中，他们只能承受当时国家赋予他们的社会阶层、身份与地位。那些社会地位显著上升的平民，则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规则，锻炼出灵活多变的生存技巧，他们对贫富强弱的看法与儒家精英的期许也往往有很大差距。孔子的一些平民学生后来身居高位，但实践孔子政治理想者，却是寥寥无几，即是最好的证明。从《论语》中平民的社会生活所反映的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边界看，的确能体现出社会精英与平民之间天然的社会地位与思想观念之分野。

猜你喜欢颜回子路平民乌克兰战火未息，平民在帮助平民中国慈善家(2022年2期)2022-04-13颜回偷食故事作文·高年级(2020年12期)2020-12-23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文苑(2020年5期)2020-06-16如何征服一枚野生子路百家讲坛(2019年14期)2019-07-29颜回之乐幽默大师(漫话国学)(2018年3期)2018-10-26如何理解陶渊明的平民品格铜仁学院学报(2018年4期)2018-06-13平民领袖艺海(剧本创作)(2015年1期)2015-12-19盯紧！这些将是5年内最赚钱的平民职业现代营销·经营版(2015年12期)2015-12-02颜回之乐素质教育博览(阅读与写作)(2011年5期)2011-08-19三八二十三感悟(2009年12期)2009-12-29

推荐访问:论语 社会生活 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