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国音”的史实与价值辩证

薄守生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以往，人们对“老国音”存在很多胡涂的认识。这些胡涂认识主要包括：对“老国音”一词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人们常常满足于不求甚解、难得胡涂；
对“旧国音”的历史定位并不准确，人们通常以否定性的批评为主。事实上，“旧国音”的历史价值在以往被严重地低估了，它在中国语言史、中国语言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历史节点，在今天我们应该对它的学术价值进行重估。

在这里，我们认为复以旧称“旧国音”确有必要。当然，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建议语言学界复以旧称“旧国音”的阻力一定会很大，因为人们早就已经习非成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即使语言学界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复以旧称这一结果，本文的这种呼吁、建议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至少可以让一部分学者开始反思“人们对‘已经习以为常的老国音’有没有错误的认识”，反思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各种错误的想象、并无史实基础的各种推理。

在民国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与“旧国音”紧密相关、互相联系的概念、事物、事件有很多，比如说，读音统一会、《国音字典》、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新国音、注音字母、普通话，等等。其中，有几个概念、几对关系，值得我们分析、辩证。

1912年12月，教育部制定、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在教育部内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该章程主要包括：“会员组织”、“会员资格”、“本会职务”三部分。其中的“本会职务”包括“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

依据《读音统一会章程》，“会员组织”和“会员资格”的内容主要包括[1](P50-51)：

会员组织：(一)教育部延聘员，无定额；
(二)各地代表员，每省二人，由行政长官选派；
蒙藏各一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
华侨一人，由华侨联合会选派……会员资格：(一)精通音韵；
(二)深通小学；
(三)通一种或两种以上之外国文字；
(四)谙多处方言。(须合四种资格之一)。

按照如上标准，当时会员总数实得80人(1)这里说的“会员总数实得80人”，是指参会的名额数，而不是实际上的参会人数。有些学者在谈到“旧国音”的投票人数时常说“会员代表80人投票决定国音”，那不符合史实，是错误的。，其构成人员大体如下[1](P52-53)：

延聘员约三十余人，部派员又十余人，余则各省选派之代表也……各省代表，远省既惮路远，又多不重视，故不乐费款；
有仅派送一人者，且有直到闭会尚未送一人者……二月十五日，正式开会，会员到者四十四人。

“读音统一会”在开会过程中，有部分会员中途离会，具体到每一天的开会、离会情况比较复杂，难以简明扼要地概述。后来，人们常常笼统地说“参会人员40余人”。

关于会议的“审音办法”和具体程序[1](P53)，主要是：

先依清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各韵(合平上去，入声另列)之同音字，采取其较为常用者……分省商定其应读之音……由记音员逐音公较其多寡，而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

这些读音因为是“分省商定”，一省一票，每字统计所得的票数最多的读音被认为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或者说可以认定为“一国所公有”，所以，“读音统一会”所审定的这些读音被称为“国音”，会议审定了6500多个字音。除了这6500多个字音之外，会议还审定了600多字的字音。这600多字主要包括三部分[2](P17)，如下：

近今俚俗通行之字(使将来普通俚俗书报俱能划一其音)，而复有近今学术上(如度量理化等)所用之字，(俱非《阐微》所有，亦为必不可遗)，于是又加孔子名讳等少数要字(为《阐微》以别故所缺载者)。(2)笔者按：本段引文中的有些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以方便今人理解。原文标点符号的使用比较粗略，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开幕，会议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就是审定上述6500多字和另外600多字的“国音”，这一阶段大约有40余名会员参会审定字音，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工作任务。

会议第二阶段的工作任务是“照章核定音素，采定字母”，会议上对于采用哪一种字母方案争论得非常激烈，意见很不统一，并且出席会议的会员也更少了，直到1913年5月22日“读音统一会”正式闭会(比原定的计划闭会时间推迟了一个星期)，全部会期三个多月。

在这次会议上，“读音统一会”审定的“国音”就是后来的《国音字典》的语音基础。

在“读音统一会”闭会以后，“教育部因政局变动，总次长都换了人，把全案都搁在文书科的柜子里，任其鼠咬虫伤，没人过问了”[1](P62)。这里所说的“全案”应当包括“《国音汇编草》一本”。一直到了1918年，“原议长吴敬恒发奋起草于上海，将审定之字，改依《康熙字典》之部首排列，始定名为《国音字典》……一面交商务印书馆从速印行，一面促部组成国语统一筹备会从事校订”[1](P95)。当时的《国音字典》收字13000多个字(3)这里所说“收字13000多个字”，只能是一种估算，笔者并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地统计过。关于《国音字典》的收字数，笔者也没有发现学术界有过精确的统计。在当时，《国音字典》的出版情况非常复杂，涉及初印本、单行本的“附录”、重印本、校改本等各种问题，《国音字典》的收字数(即“字头”数)本来就不太容易确定，统计起来本来就会存在一定的争议与困难。介绍《国音字典》的收字数不是本文的目标、立意所在，在这里，写出一个大体上的约数只是为了便于说明《国音字典》的收字构成、字头来源。，用“注音字母”拼音。

这13000多字主要来源于三部分，第一部分即上述6500多字，第三部分即上述的另外600多字，第二部分是“读音统一会”上没有审定的6000多字。“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编写的《国音字典》在“例言(十五)”中说[2](P16)：

会中未及审定(或一字而但定主要一义而未及审定其它义)之音，颇多切于日用而有不可缺者，第二次会集修正尚需时日，故将此等未审之字与未审之音，皆取已审之字按其母、等、声、韵之相同“准音而注”。“准音而注”者约又得六千余字，倍乎审定之数而稍多。

第一部分6500多字加第三部分600多字共计约7200字，再加第二部分“准音而注”的6000多字(4)根据上述“倍乎审定之数而稍多”，第二部分“准音而注”的应该是6500多字。但是，在上述引文中(即《国音字典》的“例言(十五)”)已言明“约又得六千余字”，这6000多字一说与上述6500多字一说实相矛盾。关于《国音字典》的收字数这一个问题，不是本文的目标、重点，但是，在此我们还是简单地做出解释、说明。，总计约有13000多个字。

1919年9月，“《国音字典》初印本出版，于是东南方面起了‘京国问题’的大纷争”[1](P95)。这里所说的“东南方面”主要是指江苏省，当时南京高师的张士一主张应以北京音为标准。

《国音字典》初印本出版以后，“读音统一会”修改了部分字音后即行重印，待重印本出版以后又提请教育部公布。1920年12月24日，教育部发布第578号训令，要求“转知所属各校：嗣后教授字音，悉以该书为准绳”[3]，“该书”即指《国音字典》。

1921年6月，《国音字典》改称《(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标注“民国十年二月国语统一筹备会订正”、“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编纂”，仍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即如《教育辅导》1936年12月所记，“十年(一九二一)六月，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

关于《国音字典》和《校改国音字典》的关系，《政府公报》1921年2月在“教育部通告”中说[5]：

(《国音字典》的“附录”)系后来追加之件，故未及印入原书，现……先将“附录”单独印行，以备目前各方面之应用。一方面将字典原版按照附录校改重排重印，定名为《校改国音字典》……中华民国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由此可知，《校改国音字典》和《国音字典》确有一个中间过渡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把《校改国音字典》和《国音字典》归为同一个“系列”，它们或者可统称为“‘国音字典’系”字典。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从1912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13年3月基本上结束了。“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召开会议。在时间上，“读音统一会”会员的确定正好处于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期间，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受到政治大事件的影响完全可能，“读音统一会”通过“票决”审定国音很可能受到了第一届国会议员投票选举的启发。

1912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规定国会采用两院制，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统称为国会议员。对此，《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一书有简单的介绍[6](P15-16)，如下：

参议院议员除特殊地方和团体外，采各省平均主义，即不管各省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寡的差异，均取相同的人数……① 由各省省议会选出者，每省10名；
② 由蒙古选举会选出者27名；
③ 由西藏选举会选出者10名；
④ 由青海选举会选出者3名；
⑤ 由中央学会选出者8名；
⑥ 由华侨选举会选出者6名。时全国共22行省，每省选出10名，参议院额定议员为274名。众议院采取“人口主义”，由各地方人民所选举的议员组成。各省选出众议院议员的名额依人口的多寡而定。每人口满80万选出议员1名，但人口不满800万的省，亦得选出议员10名……由于当时各省人口册残缺不全……采取变通的办法，以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数1/3为定额……同时规定蒙古、青海、西藏选出的众议院议员数与参议院议员数相同……以上众议院议员数额为596人。

经过了三四个月的酝酿、准备，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从1912年12月上旬正式开始，到1913年3月基本结束，正式选举经历了三四个月的时间。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当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代议制度”，“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只是其中的一种组织形式。那些“代议制度”，“皆着意于把本在政治之外的大众引到政治中来，其中的期望和急迫都是非常明显的，其中的空泛和不着边际也是非常明显的”[7]，所以很难取得成功。

从“组织规则”来看，“读音统一会”会员的确定方法与当时的参议院议员的选举十分相似，“读音统一会”在审定国音时的原则是“一省一票”这与当时的参议院议员选举的“采各省平均主义”也极为相似。在会员(议员)的地域因素方面，“读音统一会”中的江苏、浙江会员数量尤其多而有些省份根本就不愿意派出会员代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江苏、浙江等地区竞争十分激烈而内地省份对此普遍冷漠、都不愿参与，“读音统一会”会员的地域来源与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的情形同样非常相似。因此，认为“旧国音”的“票决”受到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的启发绝非忽发奇想、异想天开，我们应该深刻地思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往，关于“旧国音”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这一问题常常为语言学研究者所忽略，这很不应该，这需要我们特别强调、格外重视才行。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旧国音”在当时为何“恰逢其时”，才能够正确地解释“旧国音”在当时不能有效推行的真实原因。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政治背景、社会环境对“旧国音”的影响。

其一，政治背景。读音统一会“票决”国音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国会投票选举的启发。对此，上文已经有所论述。

其二，社会环境。“旧国音”不能推行，除了因为它是“无根的语言”之外，与当时的教育落后、时局动荡、政府迭换关系非常大。在民国初期，国家从未实现全国的有效统一，由民主观念推动的政治实验断断续续、起起落落，封建思想却挥之不去甚至再三复辟，政府不重视语言文字工作，更无暇、无力实施切实有效的语言规划。即使是关于“读音统一会”的组织、议程问题，也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在各个方面都争论不断，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教育部居间调停才能使会议得以继续。

以往，人们在讨论“旧国音”时多称它是“人造语言”(即“无根的语言”)，不是自然语言，还常常特别地解释当时“票决”是“一省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百余年来，人们对“旧国音”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把它的失败归为“人造语言”、“无根的语言”，这种态度、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诚然，这种“人造语言”、“无根的语言”不便推行当然是“旧国音”推行效果不佳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但是，这种认识又很不全面，人们绝对不能忽视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推行“旧国音”的影响。语言学家研究语言问题，纵使在研究倾向上更重视“语言本体”研究，但也绝对不能局限在蜗牛壳里，而忘记了宏大的历史背景。

叶宝奎认为“旧国音”(5)此处内容，叶宝奎的原文称“老国音”。本文在行文中，为了指称方便，只要不属于直接引用的内容，我们统一复以旧称“旧国音”。特此说明。是“读书音”，而不是“口语音”，并且强调“借读音之势力而整齐统一口语音”这种设想完全可行[8]。事实上，汉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质，中国古代的汉语语音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读音之势力而整齐统一口语音”的结果，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标准音”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在古代中国，不具备确立标准音的条件，标准音是现代语言学的产物”[9](P139)。其实，中国直到1913年或者1919年还是“不具备确立标准音的条件”，所以，“旧国音”重视“读书音”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实属正常。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人造语言”、“无根的语言”并不是“旧国音”在当时推行效果不佳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旧国音”不能推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教育实在是太落后，文盲率高，教育普及的程度非常低，正是这些因素加剧了“言、文脱节”的程度(即“借读音之势力而整齐统一口语音”的失败)——这才是“旧国音”难以落实、难以推行的真正原因。当时，教育部的总长、次长变更频繁(6)例如，按照时间平均来算，1912～1928年教育总长不足半年就变动一次。，教育经费常常难以落实(7)例如，“教育新当局曾一度请过银行家来当次长，但亦无术点金”(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28页)。，并且，当时政府迭换、经济落后、战乱不止、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所有这些“社会环境”才是“旧国音”不能推行的最重要的原因。(8)或许，有学术观点不同的学者会反驳：“相对于民国初期，中国古代的文盲率更高，很多时候社会动荡更加严重，为什么古代就有‘共同语’流通而民国初年‘旧国音’却不能推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承认古代有“共同语”，但是，我们不能高估古代的“共同语”的流通程度，不能认为古代的“共同语”一定比“旧国音”推行的效果更好。同时，中国古代的“共同语”常常只是一种抽象的“意念”上的存在而不一定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它有可能是一种“音类”上的存在而不是“音值”上的存在。因此，如果拿古代的“共同语”与“旧国音”比较，并不合适。

总之，“旧国音”之不能有效推行，除了语言的“内部因素”以外，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语言的“外部因素”。

“旧国音”是我们计划复以旧称的一个名词、概念，近年来几乎没有这样的称呼。近些年来，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老国音”。然而，今人在说“老国音”时那只是一种模模糊糊、不太准确的“惯称”、“俗称”，而在历史上其实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老国音”的概念。“老国音”这个名词是怎么流传开来的，也是个历史之谜题，甚至让人难以理解。

在“普通话”之前、“明清官话”之后，人们常常提起的是“国音”系统。“国音”这种称呼、说法、名词并无不当，但是，对于“国音”分为“老国音”和“新国音”这两段却很模糊、很胡涂。人们在称呼“老国音”时，是为了区别于“新国音”，然而，在“新国音”之前并不存在明确的“老国音”的概念。也就是说，“老国音”有点儿类似人们为了祭奠“新国音之前的国音”而采用的一个“谥号”(9)这里用“谥号”一词，仅仅是用来说明两个名称的先后顺序，先后有别，但并没有其它的褒贬、扬抑之义。，而不是在1913～1919年前后(10)在这里，我们可以以1913年作为起点，但是，终点却不容易确定，应在1919年以后，这里用1919年做终点是比较保守的表述。有些学者把终点定在1924年、1926年、1928年、1932年，等等，那均为他们的个人观点，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他们的观点很不统一、彼此争论不休。的一个“时称”。

《国语旬刊》1929年11月21日在呈送给教育部部长的《审查报告》中说[10]：

从国音标准的增订上说，国音标准可以有“新”“旧”之别。从国音字母的本身上说，国音字母不能有“新”“旧”之称。

由此可见，直到1929年底，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尚未正式地提出“旧国音”一词(只说“国音标准可以有‘新’‘旧’之别”，不说“‘旧国音’‘新国音’有别”)，更没有使用“老国音”一词，这证明至迟到1929年底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官方层面上应该还没有“旧国音”这一个名词术语。“浙江省立中学附属小学联合会”编印的《浙江小学教育》1931年4月30日的《新国音和旧国音》一文[11]，对“新国音”“旧国音”没有做出解释，只是简单提及了“新国音”“旧国音”这两个名词，这说明到1931年上半年在“浙江省立中学附属小学联合会”社团层面上已经有“旧国音”这种提法、说法了，但是，在那时这种说法大概还不太正式，这种提法的影响范围应该还不大。

1932年4月，白涤洲认为[12]：

“新国音”这个词儿是上海一班国语界的同志们叫出来的，顾名思义，当然是对旧国音而言。老实说，这个词儿不能算好。国音本无所谓新旧，而修订字音又是随时不能避免的事实……原来所谓旧国音，指的是民二议定民九公布的《国音字典》中的读音。

由此可知，直到1932年人们还以模模糊糊的“旧国音”“新国音”对称，而不是人们现在所说的“老国音”“新国音”分别。据此推论，“旧国音”一词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流通我们可以定在“1932年前后”。

既然“旧国音”一词是因为有了“新国音”而造出来的，二者是“相对而称”的，那么，学界应该是先有“新国音”一词的。“旧国音”一词的流通可以定在“1932年前后”，在此之前，“新国音”究竟开始于哪一年？

1920年10月，“第六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议决的《请定北京音为国音并颁国音字典案》有“明定北京音为国音，并依此旨修改《国音字典》，颁发遵用”[13]，并没有提到“新国音”。

关于“新国音”的起点，语言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周有光)1924年重定标准音，“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称为“新国音”。[14](P269)

(苏培成)1924年12月21日，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讨论《国音字典》增修问题，决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这样决定的国音，后来就被称为“新国音”。[15](P159)

(费锦昌)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1924年修改“读音统一会”所定的“老国音”(11)1924年的时候，学界应该还没有“老国音”的提法、说法。在这里，费锦昌用今天已经习非成是了的“老国音”去称述“1924年的国音”，应该属于不够严谨的表述方式。，决定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称为“新国音”，并在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的《国音常用字汇》中采用、推行。[16](P10)

(黎锦熙)民十五(一九二六)起，大家渐渐地都改用北京音了。[1](P173)

(何九盈)1926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王璞、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汪怡、白涤洲等6人为起草委员会(12)这里所说的“起草委员6人”应是1925年12月20日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71页)，而不是1926年。另，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52页)追忆，“民十四……六人为起草委员会，逐字逐音，逐日会议，到民十五才草成十二大册稿本”。也就是说，成立“起草委员6人”是在1925年(民十四)，“稿本草成”是在1926年(民十五)。，对旧国音(13)在这里，何九盈在不经意之间使用了“旧国音”这一名词、术语。但是，何九盈在其它的著作中一般以“老国音”和“新国音”对称，基本上不提“旧国音”这一名词、术语。以此来推论，何九盈在不经意间还是赞成笔者提出的复以旧称“旧国音”的。进行修正……这个修正后的方案就是“新国音”。真正体现“新国音”语音系统的是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17](P39-40)

在如上5种说法中，笔者认为，苏培成“1924年……‘后来’就被称为‘新国音’”、何九盈“真正体现‘新国音’语音系统的是1932年……”这两种说法比较恰当。因此，“新国音”这一称谓，大概起自1924～1932年这段时间(在1931年、1932年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时间是不是黎锦熙提到的1926年亦难断定。

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1932年5月7日教育部第3051号布告公布。但是，黎锦熙却说[1](P277)：

《国音常用字汇》公布后，民九公布之《校改国音字典》(14)黎锦熙所说“民九公布之《校改国音字典》”当误，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当在民十(1921年)。在上文中，“1921年6月，《国音字典》改称《(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已述。当然作废；
但公布到现在已两年了，教育界竟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民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底，国语会汇核各地特委的报告，知其如此，已严重函知发行机关：注意宣传，务使教育界周知。(坊间在民二十一以后所出字典课本之类，还有全照十年前之《校改国音字典》注音的，原因就在不知道这个消息)。

在这里，黎锦熙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已两年了”教育界竟还有一些人不知道，由此推论，如果有人把《国音常用字汇》当作“新国音”音系的绝对的起点也不一定非常恰当，但是，在《国音常用字汇》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了关于“新国音”的叫法、称呼了。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旧《国音字典》”所代表的读音称为“旧国音”，把“新编《国音常用字汇》”所代表的读音称为“新国音”，这里的“旧国音”“新国音”仅指它们的“叫法”“称呼”，并不代表它们是在全国人民口语中实际反映出来的“音系”。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愿意使用“旧国音”的叫法，而不愿意继续使用今人模糊称呼的“老国音”一词。

事实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有很多学者习惯于使用“旧国音”一词，而不是“老国音”一词。例如，1946年11月，史存直在《论北方话的优越性(上)》中说[18]：

民二读音统一会闭会议定标准读音(旧国音)，后至“新国音”出现。

在这里，史存直就没有使用“老国音”一词，只说“旧国音”。

语言规划对“语言本体”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说，语言规划在“塑造”现代汉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政治背景、社会潮流、社会环境对语言规划的影响也很大，正如黎锦熙所说[1](P130)：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欧战结局，全世界发生一种新潮流，激荡着中国的社会，于是这“国语运动”才算水到渠成，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

在这里，黎锦熙拿三五年和三五十年来比较，正体现了不同政治背景、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实在悬殊。“旧国音”应该不算是成功的语言规划，但是，这种不成功并不能全部都归因于它是“票决”的结果。在当时，“旧国音”之所以推行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落后、社会动荡、政府迭换、经济落后等方面。纵然如此，在唤醒、推动人们积极、主动地从事语言规划方面，“旧国音”应该是有功的。

关于对语言文字进行“票决”的历史，《切韵》序言中的“吾辈数人，定则定矣”影响最大，但是，那时候应该并未经过精确的“票决”统计。民国时期，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等语言学家曾经组织过“数人会”活动，他们也提了“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这一口号，在讨论有些问题时他们确实也有过“投票决定”之实[1](P165)。“数人会”在1925年开始组织，其事、其情均发生在“旧国音”之后。现在，人们有时喜欢“搞笑”、编造“段子”、“伪造”历史，竟然也有“传言”说我们当今的普通话也是“票决”产生的——这可不是史实，并且还会误导人们，人们一定不要信以为真。对于“票决”一事，“旧国音”由票决产生是史实，并且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史实之一，它足以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对于《国音字典》(15)其实，这里还应该包括《校改国音字典》。只是，为了称述上的简略起见，人们常常是以《国音字典》代指“‘国音字典’系”的字典。所对应的“国音”，我们建议复以旧称“旧国音”这一个名词，建议人们以后不再使用“老国音”这个词。对今后的研究者而言，“旧国音”这个“旧称”应该有助于避免以前对“老国音”的各种误解，有助于澄清相关的史实。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对“旧国音”那一段历史的了解、认识都非常粗疏，甚至十分陌生，这种现状急需改变。我们可以把“建议复以旧称‘旧国音’”作为突破口，为“改变这种现状”提供契机，从而能够澄清相关的史实。

我们建议复以旧称“旧国音”，意在希望人们重新认识“旧国音”，重新深刻地思考它的性质、本质，重新估定它的学术价值，而不是仅仅在于浮于表面的“名称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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