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取向及未来走向

吕耀东

当前，中日关系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没有因为中日关系的缓和而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是中日关系反反复复的根源。加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未来中日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从近年来日本对华“两面下注”政策的策略调整来看，中日关系出现缓和或将时有发生，但是日方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首相有权主导外交体制、决策及外交政策。事实上，尽管首相是外交决策的主导者，但其外交政策是内阁成员一致同意的结果，仍然需要综合执政党、外务省等各省厅、财界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基于国家利益最终做出政治决断。这是由日本实行的议会内阁制所决定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坛逐渐从“官高政低”向“政高官低”发展，在总体保守化背景下，强势政治家的对华政策日趋强硬；
同时，执政党内部的“知华派”、外务省、财界及利益集团也会影响日本对华决策，出于政治及经济利益诉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发挥缓和中日关系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日交恶有利于日美同盟深化，但日本的亚洲外交无法突破，更不利于中日两国经济关系发展，不符合日本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因此，日本国内常常出现要求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缓和日中关系的呼声。这也就形成了日本政府对华决策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周期波动性。

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尽管执政的自民党中敢于表达发展中日关系的议员越来越少，但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自民党内“知华派”是能够将执政党内部的对华政策调整呼声反映到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层面的。“知华派”代表二阶俊博曾指出：“不论日中关系面临怎样困难的课题，战略互惠关系都决不可动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执政党内部“知华派”对华政策调整的动机也是策略性的。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对华政策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仅仅在对华策略的方式上存在不同。随着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日益严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修宪”、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认知。自民党内“知华派”式微，在野党中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力量也变弱，将严重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日本經济界一直是维护中日关系的重要决策参与者。日本经济界代表大多拥有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利益需要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予以支持；
执政党在国会中所属议员的席位，又需要经济界在国会选举中大力支持；
两者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支持方面互动频繁。这在客观上使得日本政府回应经济界海外贸易利益诉求、调整对华政策成为可能。未来，日本经济界仍希望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能够起到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真正左右日本外交决策核心部门的对外关系及政策取向。

基于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日美同盟日益强化，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美国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国际因素，中美关系随时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使得中日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日本是维护美国亚太、印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主要盟友，美国从加强同盟体系的现实利益出发，突出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中国一贯强调，基于《日美安全条约》的日美同盟是“冷战产物”，不应损及第三方利益，更不应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但日美首脑仍多次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不仅损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更会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未来，日本政府还会通过日美同盟强化对华遏制，破坏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日美同盟的利益为重、不惜淡化他国利益和地区安全利益、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取向。

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将中国视作对手的美国政府期待日本对华态度变得更为强硬。日本充分利用美国拉拢其对付中国的急切心态，不仅与美国多次确认钓鱼岛是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而且“借机”在维持对华威慑力、台海局势和所谓“人权”问题上与美国结成紧密合作关系，展示出以日美同盟机制遏制中国的强硬姿态。

在日美同盟主导和引领下，美欧一些国家逐步组建新的对华战略联盟。美日澳印四国的首脑会议已形成机制，并肆意歪曲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正当海洋维权行动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未来的“四边机制”将可能发展成对抗中国的框架，并拉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形成对华高压态势。日本希望更多的欧洲盟友加入“印太战略”下的“盟友圈”机制，共同应对中国。日本政府明知其所为会加剧中日关系的对抗却故意为之，其对华遏制的意图十分明确。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向来存在一定的“摇摆性”，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是在综合国内执政党联盟、经济界、外务省等官僚意见和国际局势后做出的外交决策，不同利益诉求使得日本对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从安倍执政前期的“中国威胁论”到执政后期的“中日协调论”，菅义伟内阁、岸田内阁时期又回到“中国威胁论”，未来日本“将与近邻各国构筑稳定的关系”，恐怕仍然是句空话。未来，日本对华政策仍有背离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的可能性。其对华政策调整的意向不会脱离改变“战后体制”“修宪”和“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既定战略目标，其对华“战后外交总决算”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中日经济利益及区域经济合作层面，应该还会涉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等一系列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新旧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及东海问题，甚至会涉及南海及“航行自由”等。可以预见，未来中日关系依然不会一帆风顺，坚持和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任重而道远。

（摘自《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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