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

□刘展源 郭 燕

（大连大学 辽宁 大连 116622）

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化和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对生态环境改革，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与发展政策限制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推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普及化并导致生态危机的全球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自然观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对生态环境进行全面保护和系统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总结过去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庄严宣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我国将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因此，为缓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马克思自然观，从中寻求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以及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马克思自然观散见于他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之中，呈现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大部分研究者着重从经典文本出发，多视角地审视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过程，秉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马克思自然观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以马克思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为标志的萌芽时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形成时期、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成熟时期、以马克思晚年笔记为标志的完善时期。

1.萌芽时期

马克思自然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初见雏形，他通过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伊壁鸠鲁虽然对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产生疑问，但是也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无神论和原子论。伊壁鸠鲁在承认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虚空直线降落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原子在降落过程会发生偏斜运动，强调了原子的物质性存在和主观能动性。同时，他认为世界是由一堆原子组合而成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均与神无关，以此来揭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可以在自然界获得自由，沉重打击了基督教的统治。因此，伊壁鸠鲁摆脱唯心主义色彩，拒绝宗教自然观和对自然的绝对崇拜，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深受影响，突破人神合一的唯心主义观念，以自由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来讨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人在自然中争取自由，又受自然的制约；
人受自然界的制约，但总要争取自由”[2]。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也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2.形成时期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思想以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等异化理论，表明马克思自然观基本形成。在异化劳动这部分内容中，马克思首先阐述自然存在物与类存在物的关系、动植物与人的关系以及自然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等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关系根本无法得到重视与调和。“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3]223使异化劳动更为显著，资本家进一步加深对自然界和劳动者的剥削，并引起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共命运的共同体关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剥削制度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强调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必要性，并设想建立共产主义来恢复人与自然的自由。

3.成熟时期

《资本论》折射出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将自然观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分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背后的物质原因和经济原因，表明马克思自然观达到成熟。通过对劳动者现实生存环境的分析，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工人身心的摧残；
通过挖掘自然的多重价值，证明自然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批判了资本家忽视自然系统的恢复，过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通过发现农村土壤的衰竭问题与城市的污染问题，深入剖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国家保护下的私有制度和机械化的大工业与大农业生产方式，并以此提出变革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同时提出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循环经济，有效缓解“新陈代谢”断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重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生态危机问题，精准地找出其根源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实践路径。

4.完善时期

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与书信中，多角度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以《人类学笔记》为代表，马克思自然观拓展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标志着马克思自然观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分析自然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得出自然对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揭示各民族文明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独特的内容和形式；
另一方面，分析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各地区因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有所区别，并要求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其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渐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延伸至社会学。

马克思自然观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自然观的辩证法精神和费尔巴哈关于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思想，也充分吸收了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通过对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扬弃，提出了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

1.自然的概念

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这两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感性直观自然观的固有缺陷。第一，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相互区别。自在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天然自然和在实践过程中还没打上人类烙印的那部分自然，决定了自在自然对于人类而言具有优先性。它作为自身生命的主体，在与各种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从而在“构成成分上具有丰富性，生物进化上具有规律性”[4]，形成了自身运动与变化的客观规律。人化自然是进入人类文明并具有真正意义的现实自然，突出强调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对人化自然的理解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然，二是指‘属人’的、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5]。第二，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相互作用。自在自然是人类历史产生的先决条件，它为人化自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人化自然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以实践的方式来建构属于人类的世界，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入展开而使自在自然不断被认识和改造，进而满足了人类生活发展的需求与目的。尽管人化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但绝不会消除自在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因此，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各自都不能相互脱离而独立存在。

2.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第一，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通过分析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辩证关系，可以归纳出自然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并且按照固有的客观法则来运行和发展。人类首先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因而要合乎规律地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将人类行为合理地控制在自然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否则将无法维持长久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一方面，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料，包括人类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维持人类肉体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衣、食、住、行等就是其表现形式。同时，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也是人类精神意识的来源。另一方面，人类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特征。受动性表明人的本质力量是有限的和受制约的，要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
能动性表明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从而推动生产工具的产生与变革、分工的形成与细化，促进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因此，人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和相辅相成的对象性关系。人类应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主动地反哺自然与呵护自然，维护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平衡，而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生存发展之需。

3.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的中介

第一，劳动是衔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纽带。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它以自身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成为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而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作为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要想解决吃、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从而将社会与自然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劳动去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创造出人类需要的生活条件。伴随着劳动工具的发展、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具理性的统治，“征服自然”的工业文化也逐渐兴起，人类忽视自然价值和自然规律，盲目地扩张生产劳动规模，引发物质变换裂缝的生态危机现象，同时严重束缚了人类的身心健康、思想境界和自由发展。

第二，劳动也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就劳动主体而言，劳动者自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劳动则是人类肉体组织的运动，需要自然界供给的生活资料。就劳动客体而言，作为天然的劳动对象，如土地、树木、矿产等，本身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使经过劳动加工，归根到底仍源于自然，都会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同时，作为劳动活动的具体方式，包括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过程中工人所需要的空气、阳光、水等物质条件都来源于自然。因此，在有限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前提下，一旦破坏自然系统的秩序和稳定，劳动将无法持续进行，最终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

4.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第一，资本家与自然的异化。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去追求剩余价值，疯狂榨取劳动者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不仅导致劳动者疾病缠身，同时还削减生态保护成本，出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针对这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结合并创新了李比希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快速发展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并且带动大量农产品向城市出口，却以废弃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这既导致土壤失去氮、磷、钾等营养成分，也加剧了城乡分离和贫富差距，不但污染了城市环境，而且破坏农村土地的生命力。资本家为加快农业生产效率，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手段，最终造成土地肥力衰减和板结贫瘠等环境问题，进一步扩大了物质变换断裂的裂缝。

第二，劳动者与自然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全都被资本家占有，而劳动者生产的时间越长和产品越多，则被资本家剥夺得越多。即形成了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同劳动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异化，最终使他们与整个自然界相异化。同时，资产阶级为巩固私有财产，将地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土地的异化并统治着劳动者，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及大地产的出现。因此，自然界最终成为人之外的力量去控制并压迫着劳动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者丧失了自身信念和精神追求，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利益追求，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并由社会主体沦落为被动的单向度的人，而对于“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3]34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异化现象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自然成为人之外的力量控制并压迫着劳动者；
另一方面，自然本身发生异化，遭受到资本的重创。资本对自然的占有、控制与破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代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已经培育出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家长期注重资本周转、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大再生产，并利用广告、包装和产品升级等新型消费技术进行商品的全球推广，形成了异化消费的现象。

5.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践路径

第一，运用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了生产排泄物的资源化和再利用问题，突出科学技术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回收废弃物的价值来应对物质变换裂缝，展现出马克思高尚的生态伦理道德和价值旨归。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回收再利用的方法，有效减少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废弃物，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发明新的生产工具，“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高到最高限度”[6]，减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剥削。但科学技术需要合乎规律地使用，坚决避免成为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生产工具，从而真正发挥其积极优势，将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自然效益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建立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要想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进行一场超越资本逻辑自身的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克服剥削过程中的劳动异化、人性异化和自然异化，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建立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劳动分工以及异化劳动在彻底废除后，劳动者将恢复社会的主体地位，全面占有并控制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将相应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同时，共产主义制度也为实现可持续的生产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7]，从而彻底解决物质变换裂缝和新陈代谢断裂问题，建立和谐稳定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

总之，马克思自然观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现象和剥削本质。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人们才能正确认识整个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并充分发展调整和控制物质变换的能力，从而按照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的规律去从事生产劳动，避免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片面畸形发展。在合理的物质生产活动下，自然也将成为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人本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将不再是与人类对抗的异己力量，人类也在完全认识自然的基础下进入自由王国，最后将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解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但生态问题仍然频繁发生，制约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生态问题，对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与思考，继承并发展马克思自然观关于自然优先性与人类能动性的关系、资本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等生态哲学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要求高质量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自然观作为科学实践的自然观，其核心是把人、自然、社会看成一个整体，力求实现三者之间的和谐。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引领，也为我国的生态治理工作和绿色中国建设提供行动指南。

1.理论价值

第一，马克思自然观唤醒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社会成员在认识论方面，已逐渐理顺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在价值观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处理好幸福、需求、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培养生态消费观来节制物质享受，进而阻止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盛行。在实践观方面，秉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观，遵循整个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来进行物质交换，摆脱了工业文明错误的发展观和文化观。人类思想观念逐渐从征服自然发展到爱护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力求将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之美从理想搬进现实。

第二，马克思自然观为我国社会建设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积极号召“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妥善处理农林业发展与生态系统平衡的关系，并使我国“保留了‘精心循环利用养料以保持土壤肥力’的传统”[8]。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绿化祖国、保护环境的思想，将“环境保护”纳入我国的基本国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江泽民同志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同志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社会与自然共同发展。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同志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马克思自然观和历代领导人的思想理念，科学回答人类与自然、发展与保护、民生与环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论断，创造性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而补齐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短板，不仅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理论指导，而且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2.实践价值

第一，马克思自然观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马克思自然观启示我国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要求从整体谋划思路，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筑牢我国的生态安全体系。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和生态财富，而且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空气净化能力、土地肥沃程度、矿产资源存量等自然条件，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因此，我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全面统筹自然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对其进行总体规划、整体保护和综合治理。同时，积极实施重点生态环境修复工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持续性。

马克思自然观有序地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发展绿色科技来实现绿色经济。各地政府根据党中央对双碳工作的指示要求，不断加大对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培育力度，建立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对石油化工、工程机械和交通运输等重点污染产业进行科学规划，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投入使用，从而合理地调整当前“高碳的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9]，改善我国能源行业高度依赖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弊端，有效维护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进一步促使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

马克思自然观加快我国实现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我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既兼顾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也参与国际环境整治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低碳发展和脱贫减贫等工程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建设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逐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我国生态环境相关法律达到31件，地方性法规已高达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为人与自然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第二，马克思自然观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自然观深刻阐述自然与资本的关系，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当代西方国家凭借资本和科技而占据全球的主导地位，将高污染产业转移至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导致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并将危机转嫁给输入国家。而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中，高度警惕资本的扩张及其阴谋，坚决抵制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行为，严格落实进出口审批制度。同时，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并鼓励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从而促进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马克思自然观加强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保障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肩负保护自然的责任。我国多样化利用网络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传媒载体，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生态理念，培养和普及公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从而促使人民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深刻体会和明确认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并将实现生态文明作为全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不仅提升了人们的社会公德，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将全面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氛围。

马克思自然观重点强调社会解放的重要性，倡导“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10]的观点，要求高效地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优势。因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也就直接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对人与自然关系产生根本性影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党和领导人坚持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秉持人民至上的服务理念，科学处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民生幸福等领域之间的关系，重点改善和修复资源争夺激烈、环境承载力受损等突出的生态问题。同时，不断健全生态文明的决策、评价、管理和考核制度，以及修订与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着力培育和建设以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和灭亡。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十分重要。提炼马克思自然观所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辩证思维和联系观点去分析现实环境问题，从而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合理协调物质变换关系，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应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推翻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控制下的剥削制度和生产方式，以生态理性为指导原则使社会生产服务于人类真实的本质需要，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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