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持传播研究二十年：知识图谱、热点研判与认知地图——基于2002—2022年间的文献计量分析

文/于佳卉 王志扬 张梦琦

随着数字媒介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崛起，我国的媒介生态呈现出新旧媒体相互区分又逐渐融合的特征。在新媒体强社交属性的生产逻辑下，主持传播实践开始从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方向流变。加之学科融合、学术理论研究深化等因素，使学者们对中国播音学的研究视角从语言学、艺术学转向传播学，主持传播的研究视域就此出现。现阶段学者们已完成对于主持传播的理论初探，形成了与当前媒介融合趋势下的传播特征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并形成了多个方向的研究热点。

为了总结阶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立足于传播学视角，以“主题”为检索项、以“主持传播”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检索，使用Cite Space软件对样本论文进行分析，通过共现、关联图谱等形式展现2002至2022年间我国主持传播的研究脉络及发展规律，进而透析出我国主持传播研究的学术研究动态，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主持传播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主持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自2002年开始出现，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1）。为梳理其演进脉络，本文通过对年度发文量趋势图中的关键时间节点进行分析，将中国主持传播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研究阶段。

图1 年发文量趋势图（N=357）

一是基础探索阶段（2002—2011），中国播音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刚被提出，总体发文量较少。其原因是该时期受众接受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主持人及其传播活动的传受关系还未发生明显改变。广播电视节目、主持风格、传播效果、传播策略等议题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二是创新融合阶段（2012—2016），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媒体热潮使主持传播的研究热度呈直线上升趋势。传受关系转变、“去主持人化”现象、传播主体泛化等因素使其研究视角正式向传播学转变。主持传播中主体身份扩展、传播平台重构、传播内容演化等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

三是解构突破阶段（2017—2022），“新文科”建设的提出使研究者们对主持传播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除深化中国播音学理论构建、拓展学科疆界、重塑教育理念、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议题外，与智媒传播空间相关的议题也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

2．学术共同体建设情况。通过对中国知网样本论文的考查，笔者发现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主要来自国内高校的播音与主持艺术学与新闻传播学两个学科，少部分研究者为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从业者。

其一，从研究者合作情况来看（如图2），主持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之间虽有合作但较为分散，两个学科的研究者合作研究的关系不强，尚未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与学术团队。且学界研究者更重视理论拓展与人才培养，业界研究者则更倾向于经验分析，二者尚未形成合作研究关系。此外，还缺少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艺术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学者的加入，视域更为广阔、维度更为深化的研究团队尚未形成。

图2 研究作者合作情况（N=357）

其二，从研究机构合作情况来看（如图3），研究以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为核心阵地，另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级地方媒体等传统媒体机构。可见传统媒体机构在新旧媒体融合中对于其自身身份转化的关注。以研究机构的构成状况来看，学界与业界暂未形成深度合作的研究态势。另外，学界与业界对于短视频创作、社交媒体直播等领域中的主持传播形态研究热度较高，但研究对象中却少见该领域中的头部从业者与MCN机构。

对常规单一层面切片HE染色的患者，非前哨淋巴结行多层切片HE染色检测，发现有微小转移灶；
对多层切片HE染色的患者进行多层连续切片及免疫组化，发现淋巴结存在微转移；
对前哨淋巴结无微转移患者的非前哨淋巴结行多层连续切片及免疫组化研究，尚未发现淋巴结有微转移灶。

图3 研究机构合作情况（N=357）

综上可见，我国主持传播研究中尚未形成显著的合作研究联系，学者与媒体从业者、学术机构与行业机构四者间合作关系较弱，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

在主持传播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播音主持”“主持传播”“主持人”具有较强的中心度（如图4），处于整个知识网络的核心位置，不仅再次佐证了我国主持传播研究较强的实践性特征，同时也起到了连接不同研究主题的作用。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N=357）

“广播电视”“新媒体”“融媒体”“短视频”“全媒体”“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等关键词见证了我国主持传播20年的学术研究动态中媒介环境的变化，可以说主持传播是媒介技术发展下的产物，使大众传播主体“人格化”；
“主持风格”“主持艺术”“传播能力”“口语传播”等关键词则体现了学术研究中对于人才能力要求与培养方向的变化，实现了从局限于演播室的单一主持方式的艺术探索，到形成多态化的主持传播方式；
“人际传播”“多维传播”“文化传播”等关键词表明了主持传播研究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出现的新研究维度，同时也体现了学界对于主持传播社会功能的动态思考。但是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关键节点数量较少、节点之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对于可能会突破现有媒介生态的前沿性的技术研究较为少见。可见我国主持传播领域的多维度、深层次、高创新力的研究体系还未形成。

经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考查，可推断出当下主持传播的研究热点大致有三类。

1．主持传播重视实践性研究，其主体呈多元化发展状态。在主持传播主体性研究方面，主持传播不再被认定为是广播电视行业内独有的、仅由广电主持人进行传播的传播方式。在数智技术驱动的媒介空间下，主持传播的主体经历了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智能化的转变。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媒体中主持传播的主体，同时人工智能主播的广泛应用更是丰富了其传播样态。在此背景之下，原有的主持传播主体圈层被打破，对传播者的主体性研究成为研究者们较为关注的议题。

在人文传播领域，随着信息流动扁平化、传播阵地多屏化、传播内容多样化的媒介环境转变，传统媒体主持人面临着更高的专业要求。学者们认为提升个性、激活情感、强化责任将成为传统媒体主持人在当下媒介环境中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在人机交互领域，学者们基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应用现状，提出人机协作将是未来主持传播内容的主要生产方式，强化自身人格化特质是适应人机共存的最好方式。另外，学者们对人工智能主播的负面传播效果也进行了研究，构建人工智能主播的外部人格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2．主持传播强化功能性研究。在主持传播功能性研究方面，媒介技术经历了从物理媒介到关系媒介再至算法媒介的转化，不仅使主持传播的传播主体范畴不断被拓宽，同时随着媒介在文化活动与社会运作中的功能凸显，大量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媒体生态变迁下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并对此作出解释和回应，因此社会互动中的媒介化研究也成为近年来主持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

新兴媒体带来的碎片化、口语化、简单生活化传播特征更加直观地迎合了当前受众需求，却也引发了研究者们对于我国文化空间建设的忧虑。用价值观传播树立文化自信、用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兼顾文化滋养、用话语传播引导社会话语，发挥主持传播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中的价值观导向作用。对于当前媒介环境下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可以通过深耕内容管理、培养权威型意见领袖、开展“甄别、批判、参与、赋权”的媒介素养教育等方式建立新时代的传播秩序。

3．主持传播推进学理性研究，其人才培养与理论挖掘呈多维化发展状态。在主持传播学理性研究方面，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与研究的深入，为主持传播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和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核。加之建设“新文科”浪潮的推动，突破中国播音学学科发展瓶颈、完善理论体系成为学者们颇为关注的议题。

在人才培养角度，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可以通过明确学科定位、更新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教学方法、重塑教育理念、实现产教融合等方式对中国播音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升级。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应聚焦于学科的本源研究、史学研究和学科的交叉研究，将近亲学科“口语传播学”“修辞学”等纳入理论研究范畴之中，打破中国播音学有“术”无“学”的发展桎梏。

回顾我国主持传播领域的20年的学术研究脉络后发现，主持传播领域的研究发展态势与媒介环境变迁、学科发展需求以及我国所处的国内外政治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这也揭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1．注重理论建构，补充研究完整性。当前学界对于主持传播学的理论研究相对深入，研究者们在新技术条件下拓宽了对主持传播主体的研究范畴。对于不同传播渠道中的“文化身份”“身体性”“场域”“传播流”等要素进行了探索。针对信息传播内容的生产与分发差异而产生的多元传播内容形态进行了分析，但对于传播链条中其他要素的研究并不完整，研究范式也较为单一。

受众与传播效果是主持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受众早已从内容的消费者变为内容的生产者，而传播效果则是检验主持传播活动合理性与社会传播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在未来的主持传播研究中，不妨把受众需求或传播效果作为切入点，选择合理的理论视角与传播模型，从而提升主持传播领域的研究完整度。

此外，当前主持传播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多以经验梳理方式提出建议性对策。既缺乏对于多重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考察，也没有对于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思。因此，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应予以重视并加以补充，可以适当引入传播学中实证研究范式与批判研究范式，采用中微观视域以及宏观视域解决社会中实际问题以提升研究的严谨性和社会性，用更广阔的研究维度探索问题的本质。

2．注重生态建设，重视研究社会性。学者们对于网络传播拟态环境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辨，针对青年亚文化、消费主义、数字劳工、数字鸿沟等网络传播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据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主持传播作为媒介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中的人、社会、媒介三者之间的良性发展关系讨论仍不够充分。

媒介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核心技术与控制文化形成了信息偏见与话语垄断；
扁平化、碎片化、层级化的传播主体为谣言噪音导致意见极化提供了土壤。对于不具备媒介素养的传播者和受众来说，实则是弊大于利。如何利用现有传播媒介发挥主持传播主观优势、提升传受双方的媒介素养、打造健康发展的媒介环境是实现主持传播社会功能的关键所在。

面对技术变革，以及后疫情时代国内外的舆情压力，如何利用现有传播媒介发挥主持传播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中的优势、重塑公众认知安全屏障、通过圈层合作促进不同传播主体之间形成共识、打造健康发展的媒介环境是当下主持传播的研究中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3．注重技术赋能，强调研究前瞻性。当前主持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现的各类问题的思考以及传播策略的提出，传播场域也主要集中在现实物理世界与数字虚拟世界，研究能根据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暂时缺乏前瞻性视角。

人类的传播方式会受媒介形态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元宇宙和赛博格分别指出了人类未来“社会”与“身体”的演化方向。技术升维逻辑下的媒介发展将会突破现实的物质世界与已存的数字虚拟世界，从复刻到延伸，形成源于现实而又超脱于现实的跨物理时空；
同时，技术推动下的传受边界消弭，将促使人类产生对于未来内容生产的无限“想象”。届时，“场景”“身体性”“创作者经济层”“受众体验层”等元素都将会出现新的变化。

面对未来全新的社会与媒介形态，主持传播主体如何在去中心化的结构样态中完成自身角色调试，适应从大众传播到大众人际传播的模式转变；
研究者们如何以技术为基点，构建话语体系与传播范式；
又将如何促进媒介代际演进下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迭代发展，这一系列的前瞻性探索是研究者们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主持传播研究是一项具有深层社会属性与传播意涵的议题，从萌芽初生时期较为单一的议题到如今全方位、多维度、强交互的研究生态，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主持传播研究的演进提供了可能。对主持传播研究20年来的学术发展动态进行梳理，不仅是对其主题理论体系与实践形态的历史性总结，更是激活中国播音学持久学术活力、更新主持传播主体创作内涵、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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