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所见夏鼐与郭沫若之交谊*

王 兴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夏鼐（1910-1985）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指导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座巍峨丰碑。此前出版的《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实录”①王世民：《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实录》,《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8日第8版。。笔者曾根据《夏鼐日记》，探究郭沫若在夏鼐心中的形象以及二人交往互动情形②王兴：《“良师益友”：〈夏鼐日记〉中的郭沫若》，《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并以《夏鼐日记》中有关郭沫若的记录为切入点，对《郭沫若年谱》（龚继民、方仁念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进行“补遗”③王兴：《〈郭沫若年谱〉补遗》，《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2期。。考虑写作心境、言说对象等诸多因素，比起“日记”，“书信”则自具特点。新近出版的《夏鼐书信集》当中共收录夏鼐致郭沫若信件7封，颇具史料价值。若参以其他有关资料，爬梳史实，则可进一步考察夏鼐与郭沫若之间交谊情况，以期促进中国近代学人交流史的相关研究。

1950年之前，夏鼐与郭沫若并未谋面。《夏鼐书信集》第一次出现郭沫若的名字，已是1947年在致傅斯年的信中，关涉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推选之事。傅斯年时在美国疗养，夏鼐任中研院史语所代理所长。1947年10月15至17日，夏鼐代表史语所列席中研院评议会二届四次会议。其间，在17日审查院士候选人名单时，与会人员对郭沫若的提名有较大争议。夏鼐当场仗义执言，面对反对意见，毫不退却。会议最终表决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当中。10月20日，夏鼐致信傅斯年，汇报此事，提到：“名单现已公布，四个月以内将开评议会正式选举院士。大会中对于化学科之赵承嘏、萨本铁二先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又有人以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产党，主张删除。生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以为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生虽无表决权，然获知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实甚欣慰也”。①夏鼐：《夏鼐书信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9页，第178页。按：[]里的内容，为书信整理者所加。另，关于此次评议会上郭沫若的提名问题的讨论，夏鼐在日记中亦有详细记载，参见《夏鼐日记》卷四，1947年10月17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151页。但此条日记，记载票数情况为“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虽然日记和书信中，所记具体票数有所出入，但投票结果都是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之中。夏鼐的判断，是“以学术之贡献”为出发点。他此前已阅读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对郭沫若的学术贡献有所了解，因此当郭沫若列入院士候选人名单，夏鼐感到“实甚欣慰”。1948年3月，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公布，郭沫若名列其中。只不过郭沫若当时身在香港，并未接受这份学术荣誉。他根本不知道，他所拒绝的这份荣誉有很大一部分是夏鼐努力争取的结果。

自1950年起，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长期在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郭沫若一贯景仰。他与郭沫若之间交谊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夏鼐指出郭沫若论文中的疏漏之处，或者继续追加问题。

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出土了晚周帛画。1951年，郑振铎编辑《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时，对此画加以著录。同年10月，夏鼐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郊发掘战国墓和汉墓，发掘地点有陈家大山、伍家岭、识字岭、五里牌与徐家湾。1953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楚文物展览”，又展出了该画临摹本。郭沫若根据发掘简报等资料，对晚周帛画又产生了研究兴趣。他后来完成《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一文（1953年9月1日脱稿）。此文刊载于《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文中特别指出“参证以一九五一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的报告”，即“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见《科学通报》第三卷第七期”，“发掘团系由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先生领导……工作凡三个多月，收获很为丰富，正式报告尚在整理中”②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按：《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的执笔人为夏鼐，此文后收入《夏鼐文集》第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6-132页。所谓“正式报告”，即夏鼐主持编写的《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11月12日，夏鼐致函郭沫若，指出“按此画并非放置陶敦中，前年在长沙时曾遇及盗掘此墓之‘土夫子’谢少初，据云陶敦虽然同出一墓，但帛画系折叠好放一竹筐内。竹筐未能保存，帛画及其他遗物售与蔡季襄。后又询蔡季襄，据云帛画确是由谢少初购得，至于如何弄错了，说成在陶敦中放置，他也记不清了。如此，则大作中所提出的疑问。可以冰释”③夏鼐：《夏鼐书信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9页，第178页。按：[]里的内容，为书信整理者所加。另，关于此次评议会上郭沫若的提名问题的讨论，夏鼐在日记中亦有详细记载，参见《夏鼐日记》卷四，1947年10月17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151页。但此条日记，记载票数情况为“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虽然日记和书信中，所记具体票数有所出入，但投票结果都是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之中。。郭沫若收到信后，当月即作《关于“晚周帛画”的补充说明》一文，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12月号。他认为夏鼐提供的材料，“是很关重要的探究，帛画既非放在陶敦内，而陶敦与帛画却又同出一墓，那就足证明帛画确是晚周作品”，并对彩色漆画奁的大小比例“特为补注”④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补充说明》，《人民文学》1953年12月号。。

1962年1月，郭沫若重游崖县（今三亚市），住宿在鹿回头椰庄，阅及《崖州志》，了解到不少关于地方掌故的知识。中共崖县县委拟重加石印此书，以保存史料，并希望郭沫若能够加以点订。郭沫若慨然应之，但当时县委仅存一部《崖州志》，且残缺不全，于是他从海口市和广州市各借到一部，以供参校。整理工作始于1月24日，“县委派来同志二人协助抄补残缺，由我进行全书标点”，“工作仅费十日”⑤郭沫若：《序重印〈崖州志〉》，《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9、520页。。在整理的过程中，郭沫若发现了一些有关李德裕谪贬到海南岛的问题，遂于1962年2月24日作成《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此文后刊载于《光明日报》1962年3月16日第2版。3月20日，夏鼐致信郭沫若，提到“昨阅《光明日报》所刊大作《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所论极是，敬佩敬佩。按李德裕贬死年月，本有异说。昔年陈寅恪先生曾撰文考证此事，亦以贬崖州司户为大中二年九月事，《旧唐书·宣宗本纪》系之于大中三年为非是；
以卒年为大中三年十二月，《祭韦执谊文》‘大中四年’之‘四’字为后人所加。可谓英雄所见，不约而同。惟陈先生以贬潮州司马仍当以大中元年为是，又疑《祭韦执谊文》或为‘仇家伪作’。不知尊见以为如何？陈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①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79页，第185-186页，第179-180页。。夏鼐一方面极为敬佩郭沫若的论证，另一方面继续追加问题，向郭沫若请教，希望能够获知郭沫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3月21日，郭沫若回信夏鼐：“李德裕祭韦执谊文，情辞恳切，不似伪作。‘四年’颇疑亦非伪作。盖德裕于大中三年末病稍有起色时草此文，拟于明年祭韦，故月日无定期。特未及祭奠而逝世耳。这一节意见原有，后删去，觉得仍有道理。至贬潮州司马系元年抑二年，未深考。李到潮阳在二年冬，恐以二年为较妥。”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藏。又见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457页。但李著将此信函时间误引为同年2月21日。

《文物》1972年刊发了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文中论及《三国志》残卷、《兰亭序帖》和《兰亭序文》的真伪问题时，牵涉出“一”与“偶”、“万”与“常”的辩证关系。郭沫若指出“其实我们的证据已不是‘一’，已不是‘偶’，而是相反的‘万’与‘常’了。即使是‘一’与‘偶’，也要看其性质如何，有时是也可以‘定万’而‘冒常’的”，进而举出一例，即“例如爪哇猿人最初只发现一个牙齿，但由一齿可以定其为猿人；
出土于爪哇本是偶然，但由偶然可以断其必然，即人类发展必然经过这一阶段，爪哇能出土者必然在别处也会出土”③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文物》1972年第8期。。1972年11月28日，夏鼐致函郭沫若，信中提及“最近收到《文物》第八期，拜读了关于《三国志》残卷的大作，文中提到‘例如爪哇猿人最初只发现一个牙齿，但由一齿可以定其为猿人’（第四页）。这里是将‘中国猿人’误为‘爪哇猿人’了”，并详细解释了“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信末指出“大作中这个小错误，对于文中的论点并无影响。如果尊意认为有改正的必要，可以将这信稍加删改后寄给《文物》编辑部作为勘误之用”④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79页，第185-186页，第179-180页。。郭沫若收到此信后，采纳了夏鼐的观点。虽然此后几期的《文物》并未刊载有关于此文的勘误表，但此文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时，相关表述已更改为“例如北京猿人最初只发现一个牙齿，但由一齿可以定其为猿人；
出土于周口店本是偶然，但由偶然可以断其必然，即人类发展必然经过这一阶段，周口店能出土者必然在别处也会出土”⑤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709页。。即将原先的“爪哇猿人”改为“北京猿人”，并将出土地点“爪哇”改为“周口店”。

第二，夏鼐作《病中偶吟》，寄给郭沫若，以供一粲。

1963年3月6日夜间，夏鼐胃部剧痛，急送北京医院诊治，确诊溃疡已近穿孔，随即实施切除手术。夏鼐多年的痼疾，得以根除，他术后恢复很快，非常兴奋。3月15日，“下午无事试作打油诗”；
16日，“将打油诗，题作《病中偶吟》”，“写一信致郭院长，谢其为孙仲容先生纪念会写题词，并将《病中偶吟》凑成二首寄去，以供一粲”；
17日，“晨间暄儿夫妇来，即将致郭院长的信交之投邮”⑥夏鼐：《夏鼐日记》卷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4页。。

夏鼐1963年3月16日致郭沫若的信函，即“前次承蒙为孙仲容先生诞生百十五年纪念题词，无任铭感，当即将墨宝转寄浙江（杭州）大学。当时适以贱疾恶化，未克即行修函申谢。三月六日夜间，十二指肠溃疡外突发生穿孔现象，当立即送入医院，诊断后即胃切除手术，乃得转危为安。忆当年朱自清先生即胃穿孔救治稍缓致死，今得不步朱先生之后尘，皆新社会之赐也……惟遵医嘱继续疗养，俾得早日恢复健康，以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病中无聊，曾吟成《病中偶吟》二首，另纸录出附呈，以供一粲！”⑦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79页，第185-186页，第179-180页。所谓“孙仲容先生诞生百十五年纪念题词”，是指1963年为孙诒让（字仲容）115周年诞辰，浙江省学术界准备举办庆祝活动，并托夏鼐请京中师友题词。1963年2月19日，夏鼐曾致函夏承焘（字瞿禅），信中提到“京方题词已得郭沫若院长法书一纸，现先行奉上，以便装裱。其余俟收到后当即陆续奉寄，但能否悉数取得，殊无把握也。郭院长处最好由校方去一公函道谢（郭院长寓所：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号）”①夏鼐：《夏鼐书信集》，第328页。另，《夏鼐书信集》编者将此信写作年份录为1962年，疑为1963年之误。。“皆新社会之赐”和“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分子的认知心态。夏鼐自1950年起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便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运用于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他对“新社会”深表认同，对社会主义建设表示支持，并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所谓《病中偶吟》二首，夏鼐又改题为《断肠词》②按，1963年3月22日、23日，夏鼐又将此《断肠词》修改为4首，详见夏鼐：《夏鼐日记》卷六，第326-327页。，即：

录近作打油诗《断肠词》二首，敬呈 沫若诗翁郢政

断肠词（有序）

夏鼐未定草

序曰：断肠者，外科手术切断肚肠也。要以革命者的乐观精神战胜疾病。

病榻孤灯夜阑时，往事低徊苦缠思。

学究鸿荒人未老，志吞沧海命如丝。

绮年旧梦迷庄蝶，老境禅心胜米石。

自己完全不着急*，七字真言是吾师。

*原注：“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乃毛主席赠王观澜同志养病诀中语。（见北京医院翻印《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一文。原载《中国青年》1961年4期。）

其二

得便高歌失即休，不将愁痕锁眉头。

胃虽三分还留一，肠曾寸断非为愁。

身卧斗室羁幽燕，魂绕乡关到温州。

吟罢新诗酣睡去，不觉红日上东楼*。

*原注：所住之病房，适为东楼。而“红日上东楼”，亦为反修正主义完全胜利之征兆也。③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80-181页。

夏鼐在术后休养期间所作的《病中偶吟》，第一时间便寄给“诗翁”郭沫若，请予斧正，可见夏鼐对郭沫若的崇敬之情，以及二人交往之密切。无独有偶，在夏鼐此次生病住院前一年，即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以后，郭沫若将自己1962年初在海南岛崖县鹿回头所作的七绝《东风吟》第三首“青女相欺又几时，眼前百卉竞芳菲。东风本在胸怀里，何日迎春春便归”，写成条幅赠给夏鼐。④《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另，该诗又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168页，但末句作“何日迎春春自归”。（如右图）

郭沫若“东风本在胸怀里”与夏鼐“不觉红日上东楼”，一前一后相映照，无一不是时代形势之缩影。

第三，夏鼐向郭沫若提供有关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考古材料。

郭沫若是著名书法家，他不仅有长期的书法实践积累，而且对中国书法史有深入研究。1965年，他发表了多篇文章，讨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⑤详见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光明日报》1965年8月24日第 2版；
《〈驳议〉的商讨》，《文物》1965年第9期；
《〈兰亭序〉并非铁案》，《文物》1965年第 10期，署名“于硕”；
《东吴已有“暮”字》，《文物》1965年第 11期，署名“于硕”，等等。因这一问题又涉及隶书、楷书演变等问题，郭沫若于是想进一步考察中国古代文字变迁的历史。1965年8月13日下午，郭沫若约夏鼐和尹达向他汇报“东北队考古工作经过及结束事”，尹达又向他汇报“《中国史稿》事”，后来他们还谈到“中国书法变迁史及文房四宝的历史”，郭沫若“兴趣很高”，夏鼐和尹达“谈到将近6时许才告辞出来”⑥夏鼐：《夏鼐日记》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9月5日，郭沫若致函夏鼐请他协助收集有关资料：“一、彩陶与黑陶上的刻划文（符号）；
二、彩陶上的花纹类别（人面、鱼形等）；
三、笔、墨、纸等的发展过程；
四、笔的遗物（包含刀笔、石笔）；
五、墨的遗物与其化学分析等等”①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5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056页。按：此信函影印件，另见《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第104页。。9月14日晚间，夏鼐为郭沫若“搜集关于纸、笔、墨的考古资料”；
15日上午，郭沫若至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与夏鼐讨论“笔墨遗物的问题”，并参观该所新建成的中国第一座碳-14测年实验室；
16日上午，夏鼐继续为郭沫若“搜集笔、墨、纸等文具的资料”；
29日下午，他赴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郭沫若“搜集关于几、案的材料”；
30日，他继续为郭沫若“搜集关于几、案资料”②夏鼐：《夏鼐日记》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第156、158页，第161页，第162、163页。。9月30日，他还致信郭沫若，指出“古代之矮几，实有二种：一为凭几（凴几或憑几）。东周时已有之，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有木几二件，二者形制互异，但皆为凭几……一为案几，起源于食案。食案即今之托盘，案面较宽，上置杯碗。古时或下设矮足……东周时即有漆案，信阳楚墓中已有之……但案足皆甚短矮，盖仅以置物，不以搁臂。伸臂取物，案不必高，而举案齐眉，高足反觉累赘。至东汉时，案几兼作书案之用，形状亦有变化，案足加高。此种书案，似乎东汉晚年至三国时始盛行。但东汉初年文献上即有述及……此种高足案几（书案）之盛行，或与隶变为楷书有关”，并提供了关于凭几和案几的考古学材料、画出了两者的示意图。③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82-183页，第183-185页。10月12日，夏鼐“又写回信给郭院长，为了书法问题，最近来了四封信”；
16日上午，他“接郭沫若院长来信，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乃写一回信复之”④夏鼐：《夏鼐日记》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第156、158页，第161页，第162、163页。。他在回信中，分四点阐述自己的看法，即：（1）“凡事先粗后精，确如来示所云。但粗陋不等于草率，稚儿初学涂鸦，诚属粗陋，但并不草率，今传世之埃及象形文字、苏米尔楔形文字，其最古老者，亦皆古朴粗陋而不草率。当时可能亦有较草率者，同时并行不悖，已失传”；
（2）“真正的文字，其产生在阶级社会已发生之后，乃当时‘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创造者。此辈为统治阶级管事管账，乃深感文字之需要，同时有余暇修养，足以创造文字。近东古国皆然，无阶级社会中仅有文字胚胎之图画及符号，并无真正的文字。图画及符号，可作为制造文字之素材，但本身并非文字。今日我们已习用文字数千年，但有时仍使用图画及符号”；
（3）“事物之发展，有逐渐嬗变者，亦有飞跃突变者，依具体条件而定。就古人图画而言，旧石器晚期即已有之，而且画得已很像实物，可说已有数万年之长远过程。但文字之产生，似根据阶级社会发生后之需要，短期内即完成其能起文字功能之一过程。埃及古文字，现存之属于第一王朝者，并不如后来者之精练，恐即可算是埃及之‘原始文字’。第一王朝不仅为阶级社会，且为统一上下埃及之国家，或许有较之稍早之文字，但似亦属于阶级社会。至于更早之埃及原始社会，亦有彩陶，上绘图画及符号，但迄今未发现文字。两河流域之最古文字，亦像实物形，并非楔形，发现于寺院废址中，乃僧侣统治阶级所使用”；
（4）“彩陶中有甘肃之辛店文化彩陶上绘图，更近似文字……但辛店文化已有铜器，时代似相当于中原之殷周时代……甘肃朱家寨仰韶文化墓中发现骨板，上有符号，原发现人以为近似原始文字……新疆有岩画……广西花山亦有岩画……但皆为少数民族遗物，与汉字之起源无关。贵州红崖古刻，亦属此类，而清人以为三代文字，误也”，并提供了相关考古学资料。⑤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82-183页，第183-185页。10月20日，郭沫若又至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与夏鼐“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要一些材料”；
26日，夏鼐“为郭沫若院长来信询问关于辛店彩陶事，查书后作回信”⑥夏鼐：《夏鼐日记》卷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第156、158页，第161页，第162、163页。。郭沫若后撰写《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分“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划”“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周代的金文及其他文字”“秦始皇帝统一文字”四部分论述中国古代文字的辩证发展。文中所引用的大量考古资料，大部分是夏鼐提供的。郭沫若对夏鼐信函中的观点也有吸收，他在文中第一部分“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划”还附图五张，即图（1）“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与殷周青铜器铭文之刻划族徽类似”；
图（2）“山东城子崖出土黑陶上的刻划符号”；
图（3）“殷周青铜器铭文中之族徽（刻划符号与彩陶上的刻划相类似，与一般的所谓‘图形文字’有别。随意刻划必先于图形。故此种刻划符号必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或其孑遗。）”；
图（4）“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花纹”；
图（5）“辛店彩陶上的花纹”。文中还使用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碳-14实验室测定的半坡遗址年代数据。此文发表在复刊的《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①另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9-115页。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报》在1965年因故停刊。1971年下半年，故宫慈宁宫筹办“文革”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夏鼐参与了预展的审查工作。6月27日，郭沫若约请13位历史考古专家，在御花园淑芳斋对“故宫简介”进行修改，为故宫重新开放做准备。夏鼐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文革”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展出后，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其间，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院长在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谈到中国准备举办出土文物出国展览的意向。郭沫若于7月22日就此亲笔写出关于在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向周总理请示具体事宜，同时提出“《考古学报》《文物》《考古》（此乃简报性质）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24日，周总理签批“同意”。②参见王世民：《夏鼐传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98—199页；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5卷，第2214—2215页。按：该请示报告及批示全文的影印件见肖玫《郭沫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347。但郭沫若请示报告原件落款年份署“一九六七年”，实际为“一九七一年”之笔误。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和《考古》两种刊物，考古所迅速从“五七干校”调回相关工作人员，决定由夏鼐等人组成编辑小组，在郭沫若院长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定于1972年直接复刊，不用试刊。郭沫若还将自己的文章《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文末添加的“附注”作于1972年夏），在《考古学报》复刊第1期发表，可见他对夏鼐工作的大力支持。复刊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是当时仅有的学术刊物，得到郭沫若的极大支持，产生深远的影响”，刊物上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这都得到周总理的好评，由此引致中国科学院主办多种专业刊物的陆续复刊”③王世民：《郭沫若与夏鼐》，《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

郭沫若曾于1965年10月13日致函夏鼐，提到“不同意见，正所希望”。夏鼐在10月16日的回信中指出“足见虚怀若谷”④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83页，第178页脚注。。二人关于学术问题的书信往来及当面探讨，既体现了作为“老师辈”的郭沫若虚心求教的治学风范，又彰显了夏鼐敢于直陈师长著述疏漏之处的可贵精神。二人均秉持着实事求是、严谨谦逊的治学态度，实为后学学习之榜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按《夏鼐书信集》编者记述，夏鼐与郭沫若之间的通信甚多，夏鼐生前保存的郭沫若来信即有12通（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但他们在郭沫若纪念馆保存的书信资料中未能查得夏鼐致信，故《夏鼐书信集》所收夏鼐致郭沫若信函，是根据夏鼐生前自存部分信稿录入，实际上其数量应该并不止此。⑤夏鼐：《夏鼐书信集》，第183页，第178页脚注。未来关于夏鼐、郭沫若之间更多书信资料和有关材料的披露，则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考察二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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