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中国工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政治动员

邓闪闪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中国工人》最早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4年10月创办，目的是动员工人投身于大革命的浪潮之中。后经几次停刊、复刊，在全面抗战时期为响应文化抗战的需要，于1940年2月再次复刊，并由毛泽东撰写发刊词。因而，《中国工人》是一本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具有光荣历史的群众团体刊物。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40年2月7日在延安复刊的《中国工人》，为方便与其他时期的《中国工人》相区分，以下统称延安时期《中国工人》。延安时期《中国工人》是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组织工人运动，动员工人抗战的综合性刊物，前后共出13期。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编委会成员主要有邓发、张浩、赵平、陈希文等一线工运领导干部。1941年3月，由于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边区物资紧张，该刊随即改为《解放日报》副刊继续出版。该刊主要栏目有短评、全国各地通讯、国际工人动态、国内工运简讯、边区工运情报、工人习作等。延安时期《中国工人》作为抗战时期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对抗战政治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军事战场上，中、日两国军队陷入僵局，这使得日本侵略者调整了对华策略，更侧重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日本侵略者的一系列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来势汹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积极推动文化抗战以唤醒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伟大的抗战事业中，挽救民族危亡。基于这种考量，党创办了一批具有针对性的期刊报纸来发动并指导群众抗战，延安时期《中国工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激发工人参加抗战的需要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先锋队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擎旗手，在抗战期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抗战政治动员是确保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了充分激发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抗战的组织力量，193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全面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在抗战中去解决工人失业、饥饿的问题与改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1]的工运方针。1939年6月，毛泽东就工人运动再次提出组织和培养要求，强调要“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工委，开办一个工人学校”[2]。随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便开始着手筹办一本针对工人进行抗战政治动员的刊物，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由此应运而生。该刊任务主要包括宣传“抗战建国”思想，传达党的正确主张，培育工人干部等，旨在最大限度地动员工人阶级参与到伟大的抗战中来。

（二）引导国内正确舆论的需要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政府退居重庆。国民党军队计划以西南、西北为基础建立大后方根据地，欲与日军进行长期作战。此时，国民党遭受了重大损失，日本政府也正面临着战争消耗和国内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日本对中日“和平”的企图变得非常迫切，于是进一步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3]。日本政府如此猛烈的政治侵略态势，一时间使得很多本就别有用心的“政客”开始蠢蠢欲动，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欺骗宣传。

日本政府的第二次“近卫声明”成功“策动”了汪精卫叛国。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集团从重庆叛逃。日军在同年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呼吁中日“和平”。为附和日军的第三次“近卫声明”，汪精卫建议国民党政府投降日本并共同抵制中国共产党。日军联合汪精卫发起的强大政治诱降攻势，引诱了国民党中的一部分动摇分子，他们退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而为日军侵华摇旗呐喊。1940年3月30日，在日军的操控下，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这也是日军长时间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所取得的结果。一时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得愈加不稳定，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在这段时间被日军和汪精卫的糖衣炮弹所蒙蔽。为此，党必须引导民众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战争形势，这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工人》出版的缘由之一。

（三）支持文化抗战的需要

日军的文化侵略一直蛰伏在其军事侵略的外衣下，直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才逐渐显露出其锋利的獠牙。其一，日本侵略者大肆破坏中国文化古迹，掠夺文化。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在进行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时，还不忘有组织有预谋地实行“文化大屠杀”，据统计，“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损失藏书170万册以上”[4]。在日军一系列狂风暴雨般的掠夺中，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载体遭到了不可恢复的破坏。其二，日本侵略者还企图摧毁中国原有学校，对中国人民实施奴化教育。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日军所憎恨的对象，为给沦陷区的中国军民彻底“洗脑”，日军每到一处必损毁学校和破坏教育系统。日军在纵火烧了浙江大学后，又于1939年2月，“出动18架飞机轰炸宜山，向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和教学科研区投弹118枚之多，学校房屋损坏严重，校产损失3万元”[5]。除试图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外，日军更是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基础教育，从1938年开始，日军在华北开始勒令伪临时政府创办小学。到1939年，整个华北敌占区有“完全小学1 248所，初等小学20 356所，幼稚园25所，合计共有学校21 629所”[6]。日军操控学校制定严格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中严禁出现任何带有反对日军侵华的文字，试图将中国的学生驯养成服从日本军国利益的“新民”。

为了发动群众，增强抗战力量，就必须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的内容选择则十分关键。延安时期《中国工人》选择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动员工人阶级积极抗日等三方面进行抗战政治动员。

（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在全面抗战时期，要想最大程度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就必须让党的抗战主张深入人心。延安时期《中国工人》政治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主张，使民众看到抗战的前途，从而化被动抗战为主动抗战，最终汇集成为强大的抗战力量。

1.及时报道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抗战言论

延安时期《中国工人》通过及时报道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抗战言论来引导舆论，以凝聚抗战力量。其中，毛泽东的文章有三篇：《发刊词》《相持阶段中的十大任务》《团结到底》。在《发刊词》中，毛泽东讲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的出版是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坚持抗战的革命人民，最后表达了对《中国工人》的期许，希望它坚持群众路线越办越好。其余两篇文章主要阐述了抗战的可能性和必然胜利性，鼓励中国人民“抗战到底，团结到底”[7]。朱德的文章有三篇：《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前两篇文章阐明了国共合作抗战的重要性和抗战的光明前途，第三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边区工厂、工人在困难时期的成绩和任务，希望工人们在后方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安心工作为抗战努力做工。王稼祥、洛甫、任弼时、林伯渠等也相继在该刊发表文章支持抗战。

2.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指导下的抗战业绩

第一类，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指导下所取得的抗战业绩。《三年来八路军在华北》这篇报道中提到，三年来八路军在极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大小战斗一万零二十三次，消灭敌兵官兵十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余名，消灭伪军四万一千一百余名，毙敌马匹一万七千余匹；
伪军反正八万零八百四十人；
缴获敌人各种炮二百零一门，重机枪一百二十七挺，轻机枪一千零六挺……”[8]其余文章如《光荣奋斗的十九年》《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渡过困难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等也多有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所取得的抗战业绩。

第二类，报道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指导下所取得的抗战业绩。其中在《反围攻斗争中的冀察晋边区工人》一文中提到，晋察冀边区工人随着晋察冀边区的建立而建立起自己强有力的组织。具体包括：曲阳矿工在曲阳垄家洼的战斗中配合十一支队三次作战并“获战马两匹”[9]。五台石沟的矿工“消灭敌人四百八十余名”[9]，铁路工人“破坏铁路二十次，使火车出轨者八次，毁车头六辆，获道钉千余斤”[9]。其余文章还有《苦斗着的广九铁路工人》《在抗战中组织起来的工人》《战斗中的平山工人》等也都宣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抗战业绩。

第三类，报道农民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指导下所取得的抗战业绩。《战争中壮大起来的河北完县的雇农》一文中提到，河北完县（今河北顺平县）的雇农虽然一边遭受着侵略者的屠杀，一边经受着地主的奴役，但始终不向敌寇妥协。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形成了“优秀的革命武装……庞大的雇农参加到武装部队来，形成了有力的支柱”[10]。延安时期《中国工人》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阶级军民的抗战业绩进行宣传，对发动全民抗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团结农民阶级。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对城市的打击破坏，很多工人选择回到农村，因此，农村中的政治、组织、文化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开展农村工会工作团结广大农村中的进步力量》一文中提到，农村工人也具有一般工人阶级的优点——革命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在抗战中，农村工人积极支持着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战军队提供重要的资源补给。为了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要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民们遭受着三重压迫“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11]，只有适当减少农民的工作时间，改善农民的工作环境，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让农民更加具有抗战的动力。

第二，团结工人阶级。工人要想在抗战中作出更大的贡献，首先要学会自己团结自己，即不分地域、年龄、性别、工种，团结一切为抗战做工的工人，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阶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工人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其中在《新的管理制度与新的劳动态度》一文中提到，在根据地某工厂工人除有三个不同的组织外，工人的工作时间实行“三八制”，即“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八小时”[12]。这种劳动时间的分配充分考虑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精神需要，得到了工人的广泛支持。

第三，团结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中国需要广大的资产阶级为中国军队和人民提供必要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品，为此必须团结他们。团结开明的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注意保护其合法利益。例如在《六个月的工运经验》这篇文章中提出，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都是必要的，但在抗日战争的特殊阶段，工会要说服工人“勿提出不能达到的要求”[13]，其原则是“劳资兼顾”。

第四，团结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样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建国”奔走呼吁。中国共产党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抗战服务，为发动群众服务。正如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所言：“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14]

（二）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

1.揭露日军残暴地屠杀我骨肉同胞的罪行

日军对中国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侵略手段是军事侵略，且日军希望在短时间内耗费最小的军力灭亡中国，因而他们的侵略行径更为残暴。延安时期《中国工人》大篇幅描写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事实和残忍暴行。日军的军事暴行包括无差别轰炸和“扫荡”，《处在严重困难的关头》一文中提到，在全面抗战的一年，日军一方面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扫荡”，一方面对未沦陷的各大城市“空军实行滥炸”[15]，造成了无数的平民伤亡事件。在《三年来八路军在华北》中提到，日军调动人马，用尽各种手段对抗战根据地进行围攻和“扫荡”。在《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中提到，日军进攻华北时采取疯狂的军事输出和武力镇压，“火烧晋东南，晋冀察，水淹冀中冀南”[16]，残杀了数以万计的民众。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视我国人民的性命如草芥，最终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2.揭露日本无耻地掠夺经济资源的罪行

日本由于地域狭小资源有限，为发展本国经济便加紧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日军的掠夺分为三种：第一种，占领中国重要的矿源地，直接将矿产资源搬运回国。第二种，奴役中国工人，抢夺战争中的人力资源，强迫中国工人在其工厂做工。第三种，破坏中国军队的后方供给，经常性地轰炸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第十一期《日寇在我沦陷区中的经济抢夺》以列图表的方式详细列举出沦陷区日寇工厂的分布数字，如表1所示。

表1 日寇在我沦陷区中的经济抢夺[17]

3.揭露日本实施的欺骗性奴化政策

延安时期《中国工人》对日军的侵略暴行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报道，除了最直观地将日军的杀戮和暴虐展现在世界人民眼前外，还及时深挖出日军隐藏在枪炮后的文化侵略暴行，将之公之于众，警醒国人小心日军的“糖衣炮弹”。这种隐蔽的侵略在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的报道中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威逼利诱，发展汉奸组织，企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消灭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组织基础。第二类是通过虚假宣传，骗取大众劳力。例如，“当听到东洋纱厂工钱大，生活又好做，还有许多便宜的工房住，样样都较中国厂好得多”[18]，许多工人被生活所迫，就被吸引过去，但一踏进工厂就会发现那些全是骗人的“鬼话”。日本工厂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劳动规则严苛，动不动就打骂工人，随意停工。第三类是通过控制舆论，驯养国人。日军的侵略暴行极易激起国人的愤慨，日军为了减少民族仇恨，控制沦陷区的舆论，就颠倒黑白企图粉饰自己的罪行。“日寇也企图掌握华北的民心……用尽一切办法，实施怀柔，它完全统治沦陷区的一切报章杂志”[16]，企图控制沦陷区的舆论。

（三）动员工人阶级积极抗日

1.刊登指导工人抗战的文章

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对自身的力量认识并不充分，这种情况无疑会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抗战中要动员工人，首先就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抗战中必不可缺且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除此之外，更应该让工人阶级认识到，要想充分发挥自身的强大力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发在《中国工人与宪政》一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是随着资产阶级产生而产生、壮大而壮大的，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忍受剥削，要么选择死去，因此他们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担负着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19]。洛甫给《中国工人》的题词是“中国工人在民族抗战中应该以自己的觉悟性与组织性成为先锋的与领导的力量”[20]。这一系列文章或题词，可以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在抗战中并不只是被剥削被奴役的弱者，而是拥有着无穷力量的足以改变世界的强者。

2.报道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

第一，报道沦陷区和国统区工人为争取生活改善的斗争。《上海斗争潮》《新的压迫！新的进攻》《最近的上海工潮》《天津英租界华捕罢工》等这些文章都提到当地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日军侵华造成国内物价飞涨，工厂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资方为节省生产成本，大幅压缩工人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时，导致各地工人的生活状况越来越恶化，以致工人在生死边缘徘徊。工人们面对如此悲惨的生活情境，无不发出怒吼，通过静坐、罢工、怠工、示威的方式向资方抗议。第二，国统区工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虽然工人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但他们深知民族大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香港三报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已抵桂林》一文中提到，香港三报反汪工友为拆穿汪精卫的投降阴谋坚持抗战，其回国服务团已经抵达了桂林，受到了桂林各方的热烈欢迎。第三，边区工人为抗战积极做工。在《八路军印刷所职工提议自动增义务工一小时》《印刷分厂是学习的模范》《边区机器厂发明新的机器》等文章中都有提到，边区工人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原本每天工作8小时即可，但边区工人为支持抗战提议每天增加义务工，这个提议得到了边区各个工厂的积极响应。第四，边区工人拥护《中国工人》的出版。《中国工人》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刊物，工人们都对它格外爱护和珍惜，通过捐款、订阅、义务劳动等方式，支持着延安时期《中国工人》的成长。

3.介绍各地工会工作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工人》中介绍各地工会工作经验的文章有9篇，作者大多是工会干部如赵平、陶悉根、程照轩和身处生产一线的工人如吴克真、李平等。他们都是最了解工会且工作经验最丰富的，所以他们总结出的工作经验也最具代表性和指导性。这些介绍各地工会工作经验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介绍农村工会的工作经验，介绍警备区工会工作经验，介绍边区工会工作经验。这三类文章对各地工会工作成功经验进行介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希望工会能发挥更大作用。

正是由于延安时期《中国工人》选择了合适的抗战政治动员内容，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动员，取得了良好的抗战动员效果。由此，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工人》抗战政治动员的经验，可以为当下党运用媒体进行政治动员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政治动员应坚持党管媒体

在抗战时期，不管人民群众对于抗战的认识是深刻还是模糊都是政治动员实际效果的体现。为了尽可能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抗战的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管媒体的前提下，利用多样化的抗战政治动员形式，来发布具有针对性的信息使动员客体主动参与到抗战中来。显然，我们回顾抗战的全过程会发现这种政治动员策略是成功的，并且值得我们学习。今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人类社会的舆论宣传载体出现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不断裹挟中逐渐式微。但无论政治动员的方式和渠道如何变迁，党管媒体都是政治动员工作必须要遵循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宣传党的方针、推动舆论的发展、开展政治动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也渐渐地在人民群众心中成长为权威、真实、专业的舆论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异军突起。但是，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在带来信息互换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巨大浪潮。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1]。党要积极推动新媒体参与政治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向互动，使动员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法必究”。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兼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优势，更好地提升党政治动员的效果。

（二）政治动员应围绕中心工作

政治动员具有很强的方向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政治动员的目的是实现驱逐日寇建立新中国，其动员方向是号召人民群众朝着“抗战建国”的目的前进。但抗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同的抗战阶段、不同的动员客体、不同的地域在抗战政治动员中都有其特殊性。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23]在此时期，每种政治动员客体完成自身中心工作的目的是“抗战建国”。例如，农民阶级为服务于“抗战建国”的大方向，其中心工作从“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发展农业”。工人阶级在抗战前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抗战爆发后，其中心工作转变为“为抗战做工”。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各阶级的中心任务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都是为抗战服务，个性是根据其阶级本身的性质来确定的。同时，如果在抗战政治动员中不坚持动员方向与中心工作的统一，其动员效果会大打折扣。例如，延安时期《中国工人》刊发文章《如此的鞋工抗敌会》中描述，鞋工抗敌会成立的初衷是广东省政府为了动员鞋工参加抗战的群众组织，但在成立大会上鞋工抗敌会的指导员和秘书长认为，鞋工抗敌会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缴纳入会基金，结果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抗议，最终导致鞋工抗敌会再无工人参加。

从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抗战政治动员的成功经验和广东省政府鞋工抗敌会对鞋工抗战政治动员的失败教训中，不难总结出政治动员要围绕中心工作进行。否则，政治动员不但发挥不出其实际效果，而且还会打击到动员客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有甚者，会造成政治动员客体对政治动员主体的不信任，使政治动员主体难以实现其动员初衷。

（三）政治动员应关注群众利益

抗战政治动员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动员的主体相比于动员客体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政治动员中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施加在政治动员客体身上的物质动员和精神动员。这两种动员机制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群众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这种一致性，是政治动员成功的关键。“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24]。因此，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人民群众看到中国共产党与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追求。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维护群众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转变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在经济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和“劳资兼顾”的政策。“减租减息”和“劳资兼顾”两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原本对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暂时拥有了共同的利益目标从而支持抗战。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部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战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曾经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7]。这就在坚持党的领导下，适当兼顾了其他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各阶级的切身利益，使得其实施的政治动员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力。

当今，虽然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政治动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政治动员中密切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仍然是发挥动员最大力量的有效前提。新时代，要想动员群众同样要关注群众的诉求问题、民生问题、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初心和使命，“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5]。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增砖添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路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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