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及其突围

张 卓 刘冬冬

工业革命以来，数字崇拜逐渐成为评判人们生产价值的重要依据，并侵蚀着以探究人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科研活动，科研工作者们更多地思量着如何以最低成本、最短周期以及最少付出来获得“高、优、多”的科研成果。在数字计量支配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内卷于数统化、数据化及算法式等竞争逻辑的“丛林化”。在20世纪80年代，文献计量法凭借精准可控、高效便捷等特性迅速成为判定科研成果质量和学术资本等级的主导性工具，进而诱发了以下载量、引用率、影响因子等数字标尺赋值于论文、课题、著作等科研产出。罗萨认为，“现代化社会本质是一个泛在数字型时代，人的社交关系皆被数据与算法所裹挟，数字技术已成为凌驾于主体性的‘调控场域’”[1]。在高校里，以数字迷恋及指标狂热为取向的学术评估主宰着高校教师的生存样态，教师主体性被“非人性化”的数字监控所侵入。在考核评估的数字规训中，高校教师陷入“学术GDP”“科研竞标赛”“科研KPI”等数字化法则之中，难以挣脱数字囹圄。

当前，关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有学者从算法技术视角探析指出，学术评价被算法拟态环境所驯化，陷于数据枷锁、智能依赖以及信息越位等内在困囿，进而衍生出学术异化等风险[2]；
有研究者从经济学视阈剖析指出，组织考核偏好与个人科研效用间存在正相关性，为确保组织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可构建连续型动态评价、制度差异化分类考核等[3]；
有研究者从管理学视角解析学术锦标赛的内涵表征与生成机理，指出激活学术评价效能应从提质增效优化评价标准、放权赋能松绑学术权力等路径出发[4]；
有学者从制度分析视角发现，破解学术评价“五唯”困局关键在于弥合多重制度逻辑矛盾下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即强化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共同价值导向[5]。上述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开设良药”，但均属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外部视角，忽视了教育场域中全景数字已成为规训高校教师知识生产创新的本质内核，即数字规训对高校教师带来更具隐蔽性及诱惑性的内部异化和控制。一方面，随着数字化在教育评价领域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基于数字、依赖数字、数字牵制”等已成为高校教师考核评价的新常态，导致学术评价改革为数字化空间所裹挟，教育伦理道德不断受数字智能技术的冲击，高校教师因“数字崇拜”逐渐丧失主体意识而从属于数字制约。另一方面，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所言，“面对数字技术蕴含巨大的变革潜力，唯有积极探索技术转化路径才是破局之道”。因此，学术评价的数字主义对高校教师学术发展产生怎样的规训隐忧，仍是当下教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米歇尔·福柯的全景敞视视角切入，审思及剖析全景数字化规训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的表征和机理，以期寻求突围路径。

全景敞视主义最初是由杰里米·边沁提出，后经米歇尔·福柯进行深入阐释并认为“全景敞视建筑典型构造——‘圆形监狱’，即中心位置的瞭望塔被若干个小囚室所包围，进而形成一个环状形态”[6]。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规训形式，从微观视角和观念层面来诠释权力对个体“注视、观察、描述”等行为进行日常化、全方位的精巧控制。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强制给定的技术结构，不仅具有干预、监视肉体的能力，而且还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7]。数字权力的触角在教育场域中不断渗透延伸，进而升级为左右个体认知逻辑的数字超级全景监狱。马克·波斯特基于“全景监狱”理念，结合数据技术特点，提出“信息化时代的人类正处于一座没有围墙、窗户及狱卒的超级全景敞视监狱之中，数字话语体系统治着个体的日常生活、重塑着个体的身份结构”[8]。

基于相关学者对“全景敞视”理论的阐释，本研究认为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表现为数字符码贯穿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各个向度及环节，数字标尺以优先话语权评判着高校教师学术能力。然而，学术评价手段日益受数字技术规约，极易导致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呈现数字困囿，即学术评价价值受制于数字化编码支配，使得高校教师本体深受数字异化控制。因此，透过数字“敞视监狱”的异化理性、数字致瘾机制的内卷依附、数字价值茧房的趋同迷思等表征，依次从微观实践、中观规制以及宏观环境上确证着数字规训。究其实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折射出功利主义催生了符码崇拜（指标赋值、数字标签）；
“单向度”行政逻辑加剧了制度惯性（符码依赖、层级传导）；
国际化考核指标倒逼了“学术漂移”（复制模仿、对标仿真）。三者相互渗透交织，共同作用诱发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数字规训症候群的复杂逻辑（如图1）。

图1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逻辑分析框架

具体来讲，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初衷是通过引入数字技术来提高学术评价效率，进而促进高校教师学术创新发展。在微观实践层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困囿于数字计量、数尺标签等工具理性价值，继而使学术评价被数字化裹挟以致出现本真性价值偏移，即本应服务于提升高校教师学术发展水平的数字化评价工具反倒成为禁锢高校教师学术创新以及“破五唯”政策有效落实的枷锁。在中观规制层面，高校通常以数字化考核评价机制、数据算法监控等方式来降低学术评价中人情往来、熟人圈子等无序竞争生态[9]，这反而导致高校教师更依赖于学术评价中的数字技术工具，进而蛰居于进退两难的“数据洞穴”。为此，在宏观环境层面，为有效缓解国内高校过度追捧国际化学术评价指标的趋同竞争，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破五唯”痼疾的制度设计。然而，“破五唯”政策由于尚未明确具体实施环节，致使各个行为主体依旧难以摆脱“五唯”制度惯性。高校往往以“观望跟风”“徘徊模糊”姿态等待其它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改革经验，仅仅单纯地进行“文本化破五唯”行动[10]。因此，基于异化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改革实践以及“破五唯”政策的落实落地，迫切需要我们探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表征有哪些、怎样生成以及如何突围等主要问题。

当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是基于一种数据评估模型的思维逻辑，寻求数字统计、数字计量的终极理性体验。鉴于此，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有必要聚焦实践中的数字全景场域，遵循微观实践、中观规制以及宏观环境的逻辑理路从“数字敞视监狱”、数字致瘾机制、数字价值茧房三个层面探讨“数字规训”的现状。

（一）“数字敞视监狱”的异化理性

米歇尔·福柯基于“圆形监狱”理论提出，“在现代监控型社会的自我映像下，全景敞视凭借微小权力将个体行为规训于数字洞穴中，执行权力的监视机构则成为无孔不入的‘毛细血管’”[11]。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理性是建立在客观数据分析、科学技术认知基础上，以引导评价对象指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适切运作。但为更好地回应学术资源的复杂需求，数字化评价被赋予为异化特质的规训机器，高校教师更多地追求数据化、指数化以及数统化的行政绩效问责，致使学术评价极易成为以数字规训为表征的“敞视监狱”。与此同时，数字计算导向将数字权力和数字技术嵌入到高校科层行政体系中，对高校教师进行高频度、大范围、精细化的数字尺度考核，使数字化评价成为控制高校教师的规制手段，并以崇拜至上的规训力量对高等教育场域进行全方位监视[12]。此时，复杂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沦为简单易行的计数符号，更多突显行政科层主导下“数字法则”的评价设计，继而倒逼高校教师追逐与自身学术利益高度关涉的学术指数、计分考核以及科研计量等目标任务。

数字规训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受困于“客观”计量、“精准”评估以及“理性”统计等数字化模型操控。一方面，数字化评价以数量化、简单化及指标化等特征成为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惯用的测量工具，以至于高校教师的学术生活被转化为可计量的符码和尺度，忽视了高质量学术创新的内在节奏。数字规训对学术评价标准进行筛选与过滤组合，勾勒出数量化学术考核评估的“数据轮廓”，进而使高校教师呈现出追逐参加会议、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等计数强迫症[13]。另一方面，数字监视的实时性让教师被动地处于为高校排名提升、项目申请增多、论文产出增加等忙碌状态。数字化时代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技术控制语境，使高校教师在算法重构、数据监视中丧失了多元发展空间，蜷缩于“保持在线”的学术状态。数字化生存将高校教师裹挟于指标依附的持续状态，高校教师犹如“提线木偶”忙于无休止的聘期考核、职称晋升及学术绩效等竞争性学术生产，逐渐困囿于数字游戏制造的平庸性圈层。

（二）数字致瘾机制的内卷依附

鲍德里亚指出，“数字技术时代带来的便捷性比任何时代更容易使人上瘾，其致瘾性正重塑着年轻一代的思想”[14]。数字致瘾机制凭借一套隐藏的“成瘾模式”，对人产生强烈的吸引效果。在数字算法空间中，数字规训可以基于不同学术评价的话语设置，自发地嵌入数字算法中并勾勒出关于高校教师的考核标准设计，进而契合于受众群体数字化权重的现实需求。在科层管理体制影响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受外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极易受“忽左忽右”的教育政策体系所牵制。学院重点学科数量、教师绩效考核分数、市场资源配置比例等具体数值任务以“营销诱饵”形式对高校教师进行高强度持续刺激，继而使高校教师深陷被计量、被评估、被比较的“数字旋涡”。在此语境下，这种精进计量手段规训着教师转向可应用、易转化及可盈利的同质化研究，加剧了学术共同体陷入“有量无质”的学术内耗怪圈。同时，学术评价制度受制于行政、社会、学界等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固化了数字评价的路径依赖。这种与绩效考核挂钩的学术评价硬性规定，在执行环节极易异化为“随波逐流”的数字量化管理模式。

数字技术符号与主体选择惯性之间的张力深化了高校教师对数字规训的依赖，学术评价制度倒逼高校教师持续地接受数字决策的思维惰性。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制度很大程度上被精确测量规约为数字压力传导链，并以数字集合体形式衍射到学术评价的各个位置。高度仿真的数字评价结合了教师的需求偏好、价值诉求以及知识结构等要素并设计出受众迷失的成瘾体验，逐渐使高校教师陷入数字化锁定样态，甚至让高校教师忘却赖以立身的精神信念、价值品质及自主意识等主观能动性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酬薪调查研究显示，“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仅占总收入的14%，其稳定性作用显著弱化，为了获取86%的竞争性收入，高校教师被迫游走在科研景观中的‘数字脚本’，疲惫于论文发表、课题申报等数字评估指标”[15]。客观地说，学术评价的数字致瘾源于高校教师对“唯数字”主义的迷思，高校教师往往受外部条件限制因而囿于“制度惰性”（论文发表数、著作出版量、被引用频次等）。然而，数字符号的可视化、易对比、便操作等特征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理性决策认知，也满足了绩效问责的初衷，但却剥离了学术本真价值意义，甚至出现评价手段与目标相背离、学术内部竞争的非理性倾轧等现象。

（三）数字价值茧房的趋同迷思

数字技术能够根据受众群体的知识结构、行为偏好以及身份背景等因素勾勒出该个体的数字画像，并结合人们的选择性心理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抓取选择性记忆并完成个性化信息的定制。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说：“丰富的信息导致人们无法获取有效性内容，使人们的关注焦点迷失于大量的信息茧房中。”[16]“价值茧房”是高校教师有选择地接触共识性学术评价信息，久而久之将自我封闭于同质化学术评价标准所构建的“孤岛”之中，进而以通用性学术评价体系固化教师的学术仿真。同时，国内评价机构单向度地迎合“洋指标”“洋名次”等趋同化西方规则，导致中国本土学术评价盲目式“跟风”。学术评价国际化是现代高等教育数字主义评价的产物，无论是大学还是学科，都在以数字指标及数据标准的形式输出排名，且简化为以国际科学索引系统（主要包括 SCI、SSCI、A&HCI）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国际认同的学术符号筹码。更为吊诡的是，在国际学术评价指标引导下，高校为迎合国际化学术指标偏向，将“在SCI或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等同于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规定作为高校教师评优评先的硬性基准。这种“向外走”的学术依赖不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国际化受损，而且圈禁了高校教师的思考表述自由，最终使教师学术评价走向“脱域化”的学术病态。

正如凯西·奥尼尔所说，“权力是建立在无惧任何反对意志基础上的社会关系”[17]。“数字权力”意味着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异化为被动性接受，即行为主体仅有是否接受信息的权力。一旦数字依附将“信息茧房”构筑起来，趋同立场将会在主体自我认知圈层不断加固。在封闭的“数字孤岛”中，符号、计算及统计等量化特征持续地被国际“游戏规则”（科学范式）所强化。在此意义上，数字理性将国际普适性的学术评估标准侵染为“价值茧房”，将复杂内隐的学科差异、专业分类以及校情区别等解构为“孤岛化”的数据、指标、级别等异化样态。同时，高校对标或圈定国际学术期刊作为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的“等价置换”标准，高校教师就如同封闭空间中的“单子式”，每个“单子”被规训在“SCI至上”的学术生存状态中，并以“个体单位”形式计算教学工作量、科研产出量以及学术投入量等学术劳动。这种现象往往使教师固恋于以论文数量、引用指数及影响因子等标准的伪学术，继而诱发本土学术话语权陷入“麦当劳化”的评估陷阱。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实质是数字评价尺度难以突破计算理性价值的内在束缚并将精细化、标准性及可视化等程式作为教师学术评价的科学标榜。究其根源，有三方面原因：绩效主义催生了符码崇拜；
“单向度”行政逻辑加剧了制度惯性；
国际化考核指标倒逼了“学术漂移”，三者交织汇流共同诱发了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

（一）绩效主义催生了符码崇拜

审视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深层次的理论假设，绩效主义作为社会运行的重要意识形态，以潜移默化形式规训着评价主客体的价值取向及行动路径。当数字符号与资源配置高度关联时，数字化学术标识的合法性就优越于学术求真价值，进而沉迷于符码崇拜状态。数字统计作为评价结果支配着教育资源配给模式，对“一流”高校建设、“一流”学科评估、高水平学术评价的资源争夺使得规制于符码的高校将数字符号之争传导给高校教师。高校教师被裹挟在与指标数值相挂钩的学术评价操控中，不得不受困于精致化数字标价以攫取更多学术资源。当绩效主义实践与可预期效益直接关涉时，数字化评价结果被赋予一种身份象征并成为驾驭教师学术资本和高校场域运作的指称物。具体而言，高校教师评价中的数字符码承载着资金投入、资源配置及声誉保障等结构性分配。在此过程中，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的各种数字锦标赛不仅演变成各利益相关者的生存竞争规则，更承担着提升学术KPI生产需求的使命[18]。此时，学术产出不是为了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只是依附于高度敏感的数字再生产。绩效主义驱动下的考核手段置换了学术目标，进而导致高校教师热衷于“追热点”“跟政策”“套模板”等伪学术。

随着高等教育承担的知识生产属性日益被强调，高校也不断地关注科研中“投入—产出”的效益，以看数字、论指标、谈标准等考核形式异化了学术生产目标，将高校管理者、教师及学生牢牢地“捆绑”于直观具体的数字符码中，以期获得更多的项目资助和办学资源。高校教师是高校学术产出的关键承担者，然而绩效逻辑导向下的教师学术评价直接将考评结果与高校教师聘用问责机制相挂钩，通过绩效驱动符码化管理，运用行政手段规制学术资源调配，进而敦促高校教师持续地产出“以数计量”的科研成果，将学术评价中收益成效转化为“论功行赏”的工分制，并在考核中换算为等价的绩效。部分高校对论文奖励做出细化规定：在《Science》或《Natural》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最高奖励50万元以上；
在SCI、SSCI等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并根据因子分区等情况进行差异化奖励，最高奖励10万元以上；
在学校规定的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给予一定额度奖励，最高奖励1万元以上[19]。这种简化的绩效主义误将数字符码化学术评价等同于维护学术创新、提升学术质量的过程，偏好于把高校教师视为工厂生产线上的“劳工”，以“数字—计件”式评估来驱使高校教师的论文数量急剧膨胀。事实上，过度的数字符码规训不仅忽视了学术评价的价值规范，也解构了学术生态的合法性。

（二）“单向度”行政逻辑加剧了制度惯性

雪莉·特克尔认为，“现代大学中存在两种组织逻辑，一是行政事务逻辑，另一种是科研学术逻辑”[20]。从中观制度看，行政科层由于本质上具有自我复制属性及扩散机制，导致行政权利以“自上而下”的单向度逻辑僭越着高校学术评价活动。高校学术评价对数字技术的迷恋使得高校教师愈加追求可测度性的数字维度，进而强化了数字标尺的便计量、易排序及外显性等特征，遮蔽了评价中模糊、柔韧、内隐等特质的复杂系统样态。行政权力在学术评价制度中以隐蔽形式发挥着主导作用，凭借规定、程序、策略等数字手段开展间接性调控。客观性学术符号满足了科研实质的进步，沉醉于评价成功的满足。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办学资源供给模式下，学术资源配置仍呈现出在既定行政框架内的约束性“放权”，并将政策化意图及其具体化措施以“自上而下”的传导形式延续着制度惯性与制度依附。

一方面，高校相对于政府处于从属地位，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制度也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在微观实践场域中，政府作为学术资源配置的权力主体掌控了学术评价制度的理念模型及操作逻辑等技术性知识。高校为获得较佳的发展竞争优势，往往倾向于模仿高层次院校发展模式，尤其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追求“数字至上”的工具理性，将其复杂的学术评价体系简化为符合行政制度的趋同方向。近年来，政府与高校之间逐步构建起以项目制为载体的互动运作逻辑，进一步强化了高校教师在科研产出、重大课题以及学术绩效等方面的竞争态势。此时，在项目制与科层制的“双重嵌套”作用下，政策目标取代了高校教师的学术发展目标，使得学术评价场域内更具“锦标赛”型竞争特质。“高校的公司化总是沉浸于赞美式超负荷的学术劳动中，学者以‘激励多完成任务’‘争取变成企业家’‘任何时间开展工作’等话语范式处理他们的研究。”[21]学术“锦标赛”模式和科研积累效应引导着高校教师的学术偏好选择，高校教师为实现职业阶层升迁和学术发表优先权，主动迎合高校的“非升即走”“发表抑或出局”等竞争性学术制度安排。其内在逻辑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行为取向具有强大的规制性，无形中加剧了高校教师间的“学术竞争”内卷焦虑，悬置了学术研究的本真意义。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制度设计沿袭复制了行政科层的制度惯性，并由高校行政部门通过“自上而下”形式传递至各个层级，其目的是为了有效提升行政主导下学术管治低效的现状。究其实质，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并不是为了维护学术民主及创新价值，更多地是为满足行政考核的管理标准和权威认同，行政主导的评价制度逐渐替代了学术增进。

（三）国际化考核指标倒逼了“学术漂移”

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学术评价面临着盲目崇拜国际权威期刊、唯SCI马首是瞻的困囿。从宏观国际层面看，国际期刊发表已被异化为各高校逐鹿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硬通货”，抑或视为学术国际化的“入场券”。SCI起初只是作为文献检索工具，如今却被赋予科研人才考核的符号标识。部分高校在人才引进政策中明确规定，“B类人才需至少发表5篇SCI/SSCI论文；
A类学者需发表至少3篇被SCI收录的前5%论文”[22]。国际化学术评价基于通用性标准，以精确、高效、客观等数字尺度对科研产出进行评判，并将高校教师学术评审权让渡给了学术出版机构。而第三方机构以数字技术帮助高校筛选出“优质高产”教师，进而提升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爱德华·桑代克提出，“凡是存在的事物都可以用数字衡量，凡是有数量的事物都可以进行测量”[23]。也就是说，数字固恋特质始终贯穿于各层面的教育评价场域，唯有纯粹数字的工具量化才是科学范式的象征。此时，国内高校纷纷追逐在学术规范及体系上与国际化接轨，高校教师不得不仿真“洋指标”、撰写“洋八股”来迎合西方学术评价话语体系。同时，在“破五唯”政策尚未具体实施阶段，“唯数字”学术评价实践仍被神化为优先选择及广泛应用的国际化指标。正是高校对国际化学术标准的追求，让高校教师被迫参与到数字趋同竞争中，将更多的高校教师推向极致的“学术漂移”①尼尔·波斯曼认为，“‘学术漂移’是指高等教育中以接近于仿真形式来确定活动实践的一种趋势”。参见[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2.试验场。

目前，我国已进入科研发表快车道，追求国际化位次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趋同化国际学术评价标准，高校及教师在可量化、可比较的科研评价中处于被“牵着鼻子走”状态。国内高校过度追捧国际化发展指标，割裂了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本土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贯通，加剧了数字化和指数化在学术竞争中的运用。正如林塞·沃特斯所说，“教育实践场域正成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主体属性在数字符号中被重塑为单向度的‘奴役’人”[24]。数智时代下学术绩效评价和问责机制将高校教师“关”进趋同化指标的“牢笼”，让教师的学术发展局限于仿效算法的管制，使教师成为不断复制与扩散学术评价制度的“数据傀儡”。全球趋同化的学术竞争将绩效考核压力传导至高校教师，并以全景规训式对高校教师学术评审进行监控问责，以数字同质化逻辑圈禁高校教师的批判创新思维，进而使学术评价中人文情怀和互动体验等内隐价值无法有效彰显。

我们突围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规训，需平衡数字工具理性与主体价值深度之间的权衡博弈关系，而不是过度注重学术评价中“数字至上”的“伪规训”。为此，在具体操作实践中，要从微观实践、中观规制以及宏观环境三个层面探究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数字规训的突围路径，即跳脱计量陷阱，促进学术评价本真的价值依归；
弱化行政干涉，避免学术评价制度的内旋纠缠；
超越标准同化，构建多元互参的立体式评价体系。

（一）跳脱计量陷阱，促进学术评价本真的价值依归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结点，其本质是追求学术价值创新，探索人文精神真理。在数智技术时代下，数字统计正以计量算法对高校教师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及认知习惯等进行全景场域式规训。因此，以“计量”化人、“量化”育人的数字评价需从数统计量的物化形态回归至“以师为本”的价值原点，更多关注对高校教师学术活动中体现的生命力、想象力及创造力的评价，而不是以计量评审规训教师学术发展。一方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应坚守立德树人的价值初心，持续优化高校教师绩效分配制度，破除将量化科研成果与教师职称级别挂钩的陈规，提升教师酬薪结构中保障性绩效的数字比例；
明确数字化指标在教师学术评价中应呈现教师知识创新应用的贡献度，根据高校教师的科研进展，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激活数字理性真正反映高质量学术评价的符码价值，让数字化体系以客观、可靠的表征承载学术评价尺度的丰富品质。并且，数字化学术评价不应以发文数量来标示教师学术水平，而应在相对应的维度上进行内涵式阐释，将显性数字对比转换为质性意义的深度比较，进而实现“定量+质性”相辅的数字交互式评价。例如，将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率、科研成果参与率、科研成果服务率等指标赋予一定比例权重，如此，数字化成果才能切实反映高校教师的学术样态。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需坚持数字质量的价值导向，克服计量化依附，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高质量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中的效用。然而，高校教师学术能力强弱并不取决于科研成果产出量，“指数化”“数统化”“计量化”等学术绩效只是其学术成就的片面反映。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应从本体论上将教师价值观念、情感体验、精神修养等缄默特质进行分级分类评价。同时，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应淡化计量标准，突出综合质量贡献，重点在学术评价标准制定及结果反馈等关键环节中体现数字评价的适切性，进而将学术评价从计量异化陷阱中解放出来，实现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二）弱化行政干涉，避免学术评价制度的内旋纠缠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评价，深受“成本—效益”的理性测量及行政科层逻辑的影响。一方面，教师学术评价要走出制度惯性的自循环困局，需要厘清“为谁的评价”和“谁需要的评价”两个基本问题。前者强调高校教师在学术政策制定中的主体性价值，旨在突破学术管理中异化数字技术的运用。高校在重塑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时，需明确高校学术管理制度决策中行政逻辑的界限，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对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干预，更多地以政策激励、协调监督及规划引导等职能促进符合教师学术发展逻辑的评价体系，推动学术管理向服务学术创新转变。后者认为政府是学术评价的组织者及裁判官，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数字依附深受政策驱动和政治干涉。在行政部门的教育计划设定下，教师学术评价沿袭了科层组织文化，以形式化的计量数字指标进行计划、协调及控制，注重以数字符号的计算模型满足行政权威及科学管理需要。正如比彻特·罗勒尔所说，“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涌现秩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能力不断增强而产生更多的数智逻辑”[25]。基于此，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有必要超越评价制度中以数字固恋为导向的行政性命令，充分激发学术创新秩序活力，强化适度的学术评价自主权，继而降低评价结果的行政政绩捆绑负载。具体而言，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可实行以计量指标为参数的代表作同行“双盲答辩”制，将教师数量有限且能反映学术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以匿名形式送审至本校专家评审委员会，经内审通过后再送至外审，双审通过后组织教师进行答辩。如此，评价中的数字依赖与规训可从根本上得以缓解。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结果往往用来诊断学术问题，倘若不加考量地实行以高强度、精细化的数字符码作为区分教师学术能力的表演性评价，将会加剧攀比性学术生态的恶化。数字符码本质上是一个虚化的内容概念，其存在价值被赋予物化意义，评价的主客体是基于实物意义被建构，而非评价本身。为此，优化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关键在于：首先，统筹政府、市场及高校等利益相关者在学术评价改革中的复杂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的规制。其次，健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利益监督机制、申诉救济机制以及信息公开机制，确保多元主体参与学术评价的程序公正与结果公平。再次，重点突出学术评价的质量贡献导向，缓解高校教师的符号焦虑。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从评价制度惯性加速中做“慢学术”的理性选择，进而在学术内卷竞争中减少“短平快”研究。具体而言，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应弱化科研成果的硬性数量要求，建立论文数量的质量替代机制。如贡献值高且影响力大的科研成果（著作、课题及咨询报告）对期刊论文的单向替代；
成果在校外专家委员会中获一半以上优秀结果认定的高校教师，可直接申请职称晋升。此外，高校教师学术评价要将数字化技术方法与理论内涵相结合，即在坚持量化评价的精确简化及刚性有序的适应域上，运用大数据评价技术将高校教师的复杂性人文品质（学术旨趣、职业精神及科研道德等）以个人成长档案袋形式予以建立，实现数字化评审指向的综合性审视。

（三）超越标准同化，构建多元互参的立体式评价体系

在国际同质化学术评价热潮中，我们需要思考国际趋同化学术评价竞争与本土化评价实践的均衡博弈关系。一方面，高校教师学术评价需立足本土化价值研究，对接国际化学术评价标准，加强国内外学术评价的联动机制，构建中国特色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同时，在紧密结合国情、政情及校情等复杂环境下，以理性、科学的姿态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学术评价合作新优势，构筑有利于本土学术知识创新和提升全球学术认可度的立体式评价体系。具体而言，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在其建设中要破除“唯数字”学术评价指标的迷恋，就需要构建一种定量与定性、主观与客观、本体与异体相结合的多元互参评价体系。其中，要重点关注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原创点、增值性、创新元、可转化性、潜在应用性及引用价值等多参数评价形态。同时，要在高校教师学术成果中引入一种内外关联性评价，即坚持内部学术共同体评价的根本性，并参照外部数理统计的普适量化评价，借助外部数统计量评价中效度数的科学解释，进而佐证或补充内部主体性评价的结论。换言之，就是内部评价赋值于外部评价的“系数”，实现多维互动的立体式评价。

另一方面，转变国际化学术评价逆差，减少奉西方标准为圭臬的盲从行为。我们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必须充分坚守本土性与继承性，体现中国气派及中国风格，重视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贡献。然而，强调本土性并非要排斥国际化学术评价标准，也不是完全与全球化标准脱钩，而是要从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转向协同制定者，将中国化学术评价的智慧、方案凝练为国际范围可认同的学术话语体系。概言之，努力提升本土特色化学术评价体系就是既要与世界接轨，又要对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内容保持定力。针对国际学术评价中数字化指标规训对隐性场域指标权重的挤压，高校亟需丰富评价指标维度以及特定评价层次的特质，如教师的师德师风、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及国家情怀等不可精确计量的特性。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以创新为核、贡献为基及数字为辅的多元互参学术评价体系，将科研成果的知识创新度、学术贡献度以及学界关注度等参数互融共存，打通学界评价、业界评价与第三方评价的关联通道，构筑“创新—贡献—数量”三位一体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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