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机遇与挑战(2021—2035)

刘生龙 胡鞍钢

(清华大学 a.国情研究院；

b.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

c.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提要：
以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为主题，定性分析与量化计算了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发展趋势。并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前瞻性分析。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主要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已经建立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与消费结构升级、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重要的挑战，包括大规模人口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疫情反复冲击、改革的边际成本增加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全面竞争。只要能够抓住战略机遇，积极并有效地应对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将如期实现2020—2035年GDP增长翻一番的目标，并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提出了应对各种挑战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提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迈上新的大台阶。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对“十四五”和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做了专门说明：“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2]这是新时代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宏伟目标，该目标的最终实现意味着“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15年我国仍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到2035年中国能否实现上述目标？怎样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又有哪些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和风险？如何积极应对挑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创造发展机遇，又主动应对挑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如期实现预设的发展目标。为此，本文围绕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核心目标，展开深入分析和量化预测。首先，对2021—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测算，分为高、中、低三种方案展开分析和预测。研究表明未来15年经济保持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标志着中国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发展型转变。其次，分析了中国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包括从超大规模人口红利向超大规模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拥有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大规模持续扩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结构升级，正在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坚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再次，分析了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中美大国长期性战略竞争和博弈，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与人力资本重大转变，疫情不确定性与冲击，改革的边际成本增加和科技创新带来的各种挑战。最后，提出了应对挑战和各类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三个五年规划，使我国经济实力连续迈上三个大台阶，力争促使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连续上三个大台阶，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及发展水平阶段，基于增长核算法对未来15年(2021—2035年)的经济增长潜力进行测算和预测。首先，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了资本存量。其次，结合当前的投资率分高方案、中方案和低方案情况对未来的资本存量增长率进行预测。根据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对人口和劳动力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给出假设如下：(1)假定所有女性在成年以后正常婚配，并且正常生育；
(2)所有人口都是自然死亡，不考虑偶发性、突发性因素(疫情、战争、事故等)；
(3)2020—2035年，各年龄段男女的自然死亡率相对稳定；
(4)所有出生、死亡都在每年年初进行；
(5)只考虑0～99岁的人口状况；
(6)不考虑国际人口迁移；
(7)生育率保持2020年普查数据计算的1.3的水平。此外，根据我国大学教育毛入学率的发展情况，从2010年的26.5%上升至2021年的57.8%，预计到2035年超过75%，对未来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可对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进行预测①。最后，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做出一些测算和假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TFP增长率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我国科技水平持续大幅度提升，与国际前沿日益接近，中美两个国家已从科技合作到全面竞争阶段，我国再通过学习和吸收获得世界前沿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将越来越困难。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已经带头实施封锁打压遏制中国科技战略，为此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2]。此外，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突出，人口红利持续减少，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双碳”目标下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这就导致TFP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速能否保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也对确保我国如期实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对TFP给出三种方案，对应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高、中和低方案。根据全球增长模型的预测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TFP增长率为1.3%，在中方案中，TFP增长率就被假定为1.3%，高方案和低方案分别设为1.5%和1.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进行国际比较方面，如GDP或人均GDP的国家比较，不同于国内机构(包括国家统计局)采用的美元现价汇率法，因为这会引起因汇率年度变动而扭曲失真。本文严格按照联合国等《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一书的明确要求[3]，充分利用世界银行所提供的2017年购买力平价方法数据进行国际比较②，包括中国与美国GDP、人均GDP的比较。

在不同方案下，2021—2035年我国经济增长等预测结果见表1至表6所示。首先给出的是最可能的中方案(见表1)。在该方案下，我国资本增长率适中，预计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2021年的57.8%提高至2035年的75%以上，力争达到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020年为76.9%)，人力资本增长率受人口老龄化和高等教育扩招效应递减的影响，虽然保持一定的增速，但逐渐下滑。全要素生产率略高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2035年GDP总量按照2021年不变价将达到207.73万亿元(见表2)，2020—203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4.9%。人均GDP在2035年将达到147663元，2020—2035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4.9%③。我国将实现GDP总量和人均GDP在15年内翻一番的目标。2035年按照2017年不变价(PPP)，我国的人均GDP达到3.21万国际元，届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目标。

表1 2021—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中方案) %

表2 2021—2035年中国GDP与人均GDP(中方案)

在高方案下(见表3)，我国在未来15年内将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保持每年1.5%的增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1.0%的平均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GDP增长率虽然随时间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得更加缓慢。在高方案下(见表4)，到2035年时我国GDP总量将达到216.82万亿元，2020—203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2%，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2%。我国将超额完成15年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按照2021年不变价(PPP)，我国人均GDP将接近3.35万国际元，相当于2021年波兰人均GDP的水平(为3.44万国际元)。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目标方案，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够实现。

表3 2021—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高方案) %

表4 2021—2035年中国GDP与人均GDP(高方案)

在低方案下(见表5)，我国未来15年内投资增速下降更加明显，TFP增长率也将保持在1.0%的低位，在这样的设定下，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到203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98.99万亿元(见表6)，相当于2020年GDP(101.36万亿元)的近两倍，2020—2035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4.6%，2035年超过3万国际元，相当于2021年罗马尼亚人均GDP水平(为3.09万国际元)。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低方案，但是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

表5 2021—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低方案) %

表6 2021—2035年中国GDP与人均GDP(低方案)

总体来说，我国基本能够实现15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我国仍能够保持较高的国内投资率及投资增速，此外，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还能够保持一定的TFP增长率。从主要生产要素来看，我国国内储蓄率仍高达45%(2020年数据)，大大高于高收入国家的22%和中高收入国家的34%[4]，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仍高达43%，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22%和中高收入国家的34%[5]，因此未来我国有能力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速。但是也要防止因外部冲击(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导致投资增速过快下滑④。由于人力资本增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趋于下降，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投资和TFP增速，只有保持足够的投资增速和TFP增长率，才能够确保到2035年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⑤。

我国未来1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是具备多方面有利条件的。这包括从人口红利向超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我国拥有最完备的更加先进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还拥有超大规模国内需求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市场优势，我国正在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发动者和引领者，此外全面深化改革有可能给经济增长进一步带来活力。

(一)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尽管数量型“人口红利”(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不断减少，从2010年的74.5%的高峰下降至2020年的68.3%[6]20，使得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弱，但是人口结构变化中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这将进一步释放新的红利，即形成质量型的“人力资本红利”或“人才红利”。从人力资本存量看，我国大专及以上人口从2010年的11964万人提高至2020年的21836万人，年均增速高达6.2%[7]11。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高等院校3012所，高等教育专任教师188.52万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7]183。其中，在学硕士研究生282.29万人，在学博士研究生50.95万人。更高技能和知识的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学习能力和管理能力，从而实现内生经济增长。预计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20年的10.8年到2035年提高至12.3年，年均增速为0.87%，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年龄人口之乘积)从104.4亿人年提高至113.6亿人年，形成超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红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对冲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也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8]。

人力资本既是知识和技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主要传播应用载体。人力资本作为技术研发、吸收与扩散的必要条件，其质量和数量状况决定一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人力资本需要物质资本投资尤其是技术投资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网络信息技术为这种结合尤其是实现跨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拓展了合作空间。当前由精英创新到大众创新，人力资本对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凸显。

此外，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提高有助于促进我国城乡就业结构转变，而城乡就业结构转变是促进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大发展，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使得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占总就业比重持续下降，已经从2010年的36.7%下降到2021年的22.9%，平均每年下降1.25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下降至10%左右，农业劳动力将持续转移到非农业，由此持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随着城镇化加速深化不断吸收农业转移过来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劳动力总数及占总就业比重不断下降，已经从2010年的55.4%下降至2021年的37.3%，平均每年下降1.65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下降至20%左右，很多农村劳动力将持续转移到城镇地区，既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也有助于持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

(二)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到2021年增长超过1000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0%。工业的长期高速度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强国目标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从工业化发展规模看，中国已位居世界首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标志着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经过一个半世纪后我国重新取得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美元现价)占全球比重达到28.3%，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的0.96倍[9]。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10]。

从发展质量看，中国正持续迅速提升。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工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我国自主研制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G标准专利数量全球第一，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相继实现突破。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多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进而向“领跑者”转变，完全有能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

从发展方式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引领者。中国通过新技术新理念的推广应用，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在智能制造方面，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突破关键技术装备8000余台套，协同研发制造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日益兴起，工业互联网开始应用于能源、机械、家电等行业。截至2019年6月，我国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9.3%和49.5%。绿色制造方面，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绿色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稳步提升，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明显下降，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二五”“十三五”分别下降28%和16%，2021年又进一步下降5.6%[11]。服务型制造方面，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工程机械全生命周期管理、轨道交通总集成总承包等快速发展，从过去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11]。

总之，中国已经拥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为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也是未来中国长期保持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基础。

(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

中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需求，能够发挥要素集聚效应、经济稳定效应以及竞争优势效应。(1)人口巨国规模效应。2020年中国拥有14.12亿人口、5.39亿户家庭，相比于2000年的3.68亿户家庭，增加了1.71亿户，平均每年增加1710万户[12]，到2030年以后，全国家庭户将超过6亿户，产生巨大的人口规模效应。(2)要素集聚效应。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等特征的国内需求市场，这个巨大市场也是一种与其他投入要素同等重要的稀缺资源，且这种资源能够像其他要素一样在国际竞争中成为一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部门的总价值就越强，越能形成对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虹吸效应，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带来强大的需求激励。实际上中国已经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投资市场、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国内投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就使得中国在应对各种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外部冲击时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总是能够率先走出经济金融危机。(3)宏观经济稳定效应。超大规模经济体相对于中小型经济体而言，具有更强的内部或外部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跨区域或跨产业的冲击效应，因此，更具韧性，更能够有效抑制经济下行。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带来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泉。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快速大规模需求信息和需求网络能够推动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这也成为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4)市场规模与竞争优势效应。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2021年底已经突破1.5亿户，占全国就业总人数比重的20.0%，即每5个就业者中就有1人为创业者，其中个体工商户突破1亿户[13]，为此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就业。同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源泉，又可以通过基于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驱动全球消费创新。这种优势体现在通过国内市场引领全球消费市场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7万亿美元(现价)，超过美国的4.89万亿美元(现价)。同时，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的地位，随着中国不断降低关税税率⑥，到2035年，关税税率可逐步降至OECD国家水平(接近零关税)[14]。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力争再上一个新台阶，按人民币计价，2035年将达到2021年的2.5～3.0倍(年均增速为6.3%～7.6%)，从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使14亿消费者、5.4亿户家庭消费福利最大化，也成为世界各国最大的买家(进口国)。

中国在具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升级，这体现在消费品类别和消费品质量上。(1)消费品类别进一步丰富。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转向个性化、创意化消费。2019年淘宝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显示，在淘宝上个性消费、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一股席卷各个年龄层的消费大势。要适应这一消费需求的转向，就必须推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定制化产品，提升产品的丰富程度。(2)消费品质量进一步提升。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产品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已有超过70%的消费者认为，品质是购买进口文教体育休闲用品、化妆品、家居和家装用品的主要考虑因素[15]。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倒逼企业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品质革命。

当前，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的认可度不断提升。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牌，年轻一代越来越看重国货品牌。2019年，在阿里巴巴零售平台销售的16个大类的消费品中，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2%。根据麦肯锡《2020年消费者调查报告》，在乳制品、数码产品等品类中，近1/3的消费者在高端产品上选择中国品牌，中国企业已经不仅着眼于生产低价产品，而是努力升级产品的品质、性能和价值。根据英国品牌评估咨询公司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2年全球品牌价值500强榜单》，中国有84个品牌上榜，品牌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排在美国(3.9万亿美元)之后位列世界第二位[16]。力争到2035年品牌数和品牌价值再翻一番以上。

总之，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2]，将我国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转变为世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优势。从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看，2021年已经达到15.1%。我国出口潜力已经很高，但是进口潜力还非常巨大，为此就需要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变为进口导向增长，不仅使14亿多人口消费福利最大化，而且使全球商品服务贸易市场规模最大化；
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而且成为世界贸易、市场销售额增长最大的发动机，从而改变当前的进口市场世界格局。

(四)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技术不断出现，AI技术不断发展，新的信息平台不断改变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交流方式。这些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也称为工业革命4.0、新技术革命或新一轮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是以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技术为动力支撑，以新型制造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创新集群，对现有的生产组织进行改进，资本循环阶段的成本降低，资本的总周转时间大大缩短，实现了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大规模定制生产。同时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创新使得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融合更加充分。

根据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向全球高端产业链迈进；
产业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规模达到31.7万亿元，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2021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1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1%。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5.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9%[17]。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新增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成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渠道。

对中国而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促使我国经济转型大大提速，数字经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9.8%。新技术革命主要聚焦在交互、数字化、智能决策、区块链、3D打印技术应用等方面，这些技术快速应用于生产生活中，尤其是数字化给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新技术革命提升了产业效率，大大解放了劳动力及劳动强度，既有效缓解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又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科技人力资本，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首位[18]，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与GDP之比达到2.44%，按2017国际元计算已经跃居世界首位⑦，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信息，我国科技期刊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科技期刊论文数的比重从2000年的5.0%提高至2019年的20.7%，已经超过美国的比重(16.6%)。中国国际专利(PCT)申请数先后超过日本、美国，占世界总数的比重从2010年的16%提高至2020年的49%，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19]。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9423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1692亿美元)的5.6倍[20]。

总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21]正在加快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五)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难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我国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强调将各个不同领域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深化”强调针对新阶段改革呈现出新特征，推进改革就必须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标尺持续不断推进改革。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22]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下降3.3%，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实现了2.2%的正增长。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恢复增长至6.5%[23]，我国经济增长更是达到了8.1%，2020和2021年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1%，这表明在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和较高的增长潜力。从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疫情的多地冲击影响，美国对我国的全面遏制等；
从长期来看，我国同时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需要积极并妥善地应对。

(一)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同时，我们的政策措施、工作基础、体制机制等还存在明显不足，同广大老年人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期盼差距较大”[24]。现在看来，在人口红利高峰期时没有随着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而及时逐步调整各类就业人员退休年龄，导致实际就业人数2014年达到高峰后持续下降，到2021年已累计减少了1697万人，如果扣除新增劳动力人数，实际在岗就业人数下降幅度更大。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人口数的下降，如全国就业人员从2014年的76349万人的高峰，到2021年已下降至74652万人，减少了169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42万人[7]40，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不断消减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经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速有所下降的长期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4亿人，占比18.7%；
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9亿人，占比13.5%[8]92。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人口国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将总体上带来不利影响。这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因。

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种要素投入，其投入数量与使用效率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要素投入方面，人口结构变迁、人口红利减少并消失不可避免，总劳动力数量减少，且劳动者年龄结构日趋老化⑧，抚养比上升使得储蓄率下降和资本累积速度减缓，对经济产出产生不利影响。要素效率方面，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劳动力要素配置的错位等问题更为凸显，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开始降低。

生育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等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新挑战。即便是在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后，新出生人口要成长为劳动力人口，还需要至少16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人口红利持续下降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优势减弱、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下降，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重要的挑战。

(二)疫情不确定性与反复冲击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有可能中期化(3～5年)，不排除长期化，即人类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这不仅体现在公共卫生领域，还会在经济发展、治理体系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带来不确定性与局部冲击、反复冲击。

(1)新冠病毒本身的不确定性。新冠病毒系人类史上前所未有，它极其狡猾，变异强、传播快、易感染、危害大，而开发成熟有效和有针对性的疫苗困难重重，应用时间难以确定。当前，世界范围内对于新冠病毒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制定应对措施的过程一直处于新冠病毒未来发展和演变的巨大不确定性之中，人类与病毒之战远未结束。

(2)经济发展方面的不确定性。当前，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当中的占比已超过一半，在疫情冲击下，线下服务业首当其冲地受到重大打击，交通运输业、旅游业、餐饮业及电影业等服务业的营业额及利润率与2021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在工业方面，疫情对于工业的需求端和供给端产生双重冲击，对于工业生产活动的用工、库存、生产及运输等环节产生明显冲击。在金融方面，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快速枯竭，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产生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加大，可能进一步传导到金融体系当中。在就业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用工、非正规就业人员下降，直接的经济反应是企业减少生产时间和用工数量，对保就业、稳就业产生不利影响。2022年前三个季度，上海首次因疫情冲击出现经济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21年同期下降1.4%，作为直辖市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全国甚至世界。

(3)治理体系方面的不确定性。在互联网时代，新冠病毒的传播也会给社会带来恐慌、焦虑和误解，大大降低社会信任程度，拉大社会距离，造成社会撕裂和社会失序。在此背景下，日益增长的线上活动以其速度、传播方式、表达形式等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对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与此同时，疫情也暴露出传统治理体系的一些短板，例如在物资分配和运送等环节的困难反映出协调能力的不足等，这些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

(4)对外开放的不确定性。疫情引发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然而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领导力仍然存在不足，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不足以应对当前危机。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愈发强调“本国优先”和单边主义，部分国家以“疫情政治化”的手段将抗疫不力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归咎给他国，这就直接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2020年我国入境游客收入比2019年下降了60%[25]，在国际交往方面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随着2022年年底中国将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变成“乙类乙管”，先前的防控措施累积的一些问题很可能会逐步缓解。交通、旅游、餐饮等服务业有可能在放开管制之后得到一定的复苏。但是疫情并没有结束，其带来的健康风险，进而引发的社会经济治理风险在一定的时间内仍然不可忽视。

(三)改革的边际成本增加

我国改革开放已44年，进入疲劳期，反映在诸多容易推进改革的领域已大部分完成，但也出现了改革红利与收益递减，进一步推进改革面临的困难众多和挑战增大，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所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26]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更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凝聚改革共识，使改革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新期待。“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27]当前的改革所面临的环境尤为严峻，亟须进一步推出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才能够应对当下的困难和挑战。

(四)科技创新面临挑战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发展速度和竞争强度日益增加，我国已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仍然面临不同方面的挑战。

(1)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严重不足。国内外诸多经验表明，顶尖人才在创新活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乎主导了信息、生物、纳米及空间等近一百年来所有新兴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科技资源、人力资源规模最大，但顶尖人才、优秀人才相对匮乏，特别是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型科学家还是太少，与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极不相称。为此就需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8]。必须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重大方略，即“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

(2)国际引领性的创新产品不足。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国际竞争格局，原始型创新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地位。20世纪中叶，美国在信息、网络、生物、纳米材料和新能源等一批新兴产业发展中牢牢把握主动权和主导权，成为产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最大的受益者，成为世界创新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当前，我国技术发展仍以跟踪为主，创新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足。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创造出世界级的创新产品仍然不足。这不仅制约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也制约了实现扩大内需的国家目标。

(3)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市场环境不足。创新驱动要求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而这一结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过程，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制造创新、管理创新、市场模式等。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和社会系统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是科技和经济活动结合的桥梁和纽带。当前，我国创新环境不够健全，公共服务以及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待完善，抑制了创新的积极性，也抑制了获取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在创新服务业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创新服务业发展不足也成为经济转型和科技经济结合的明显短板。

(五)中美大国长期性竞争与博弈

中国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首场外交政策演讲中直接强调：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威胁。同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2022年10月12日，美国正式发布了拜登政府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该战略概述了拜登政府在未来“决定性十年”中为应对大国竞争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所制定的优先事项，并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领域拥有越来越强力量来实现这一点的竞争对手[29]。具体而言，在中美战略博弈当中，中国面临的显著挑战包括：中国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卡脖子”风险；
在国际治理与运行体系上，美国具有改变规则的能力；
以美国垄断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为重心的美元霸权体系，在俄乌冲突中作为制裁俄罗斯的主要手段之一；
以美国垄断全球16个主要海上运输通道为核心的美军霸权体系；
以美国垄断全球媒体平台为重心的话语霸权体系等。

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所挑起的大国博弈，从深层次直接破坏了现行的世界格局，成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导致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性明显上升。俄乌冲突可能加速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进而影响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加速“逆全球化”进程，在高科技领域设置严格的技术和安全门槛。正如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会晤时开诚布公地指出：打贸易战、科技战，认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30]。美国组织西方(北约组织)围堵中国，不排除对华经济制裁甚至海上封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危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2]。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充分发挥独特中国制度优势⑨，努力克服不足和弥补短板。尽管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大，我国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及中高收入、进而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增速下行趋势在所难免⑩，但仍拥有诸多发展的优势，保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创新为第一驱动力，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得经济能够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使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

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未来时期，最大的挑战者仍然是来自美国霸权主义，中美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更加全面、更加持久，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以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为大战略，以实施国家五年规划为手段，实现每隔五年上个大台阶，加快全面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期实现2035中国各项战略目标，才能够有效应对美国的战略性、长期性挑战。为此本文就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加快建设经济强国等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2]。实施扩大内需战略，2020年我国国内储蓄率高达44%，在世界上居第7位，在世界经济大国居首位[31]。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43%，也在世界上居第7位，在世界经济大国居首位[32]，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之一，要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特别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增长质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以科技创新和效率改进为主要内涵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较长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需要。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科技竞争上，特别是战略性重大科技领域，我国在经历了持续研发投入高速增长之后(2000—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速17.8%)，科技实力已经大大提升，但是在高端前沿科技领域与美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这就需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此外，还应当建立和健全创新机制。包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加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力度，激发高校、科研机构和自然人的创新积极性；
鼓励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研究工作；
弘扬科学和工匠精神，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和激励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鼓励各类人才为我所用。

第三，要保持较高投资增速，防止投资过快下滑，通过投资来稳增长。从前面经济增长预测可以看到，未来15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存量增速不断下降，这里面既有资本存量盘子已经很大，固定资产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的因素，也有投资渠道不畅，投资收益下降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不愿意投资。为此，我国应当出台鼓励投资的相关政策，包括针对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
加快基础设施现代化，既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对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存量进行改造升级，才能长期有效支撑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简化投资审批程序；
提高投融资效率等。总体来说，我国仍然保持相当高的总和储蓄率(在45%左右)，是世界上最具有高投资增长潜力的国家，可以在未来15年继续保持较高的国内投资率(在45%左右)。

第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通过发展老龄产业化挑战为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是通过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保障老年人口的生活和生存质量，让他们能够“老有所养”。我国具有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人口加速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应该未雨绸缪加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研究和相关储备工作。未来更需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来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随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特别是女性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通过渐进式延迟男女退休年龄以及并轨，充分发挥我国巨大劳动力优势，又可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人员过快下降的压力[7]40。此外，还应当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加大对住宅适老化、智慧养老、养老护理产品研发的补贴。通过科技创新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也通过发展老龄产业化挑战为机遇，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障老年人口的幸福生活。

第五，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激发内生动力。过去四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改革开放，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够不断释放改革红利，进而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要通过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落实好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要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重塑和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两只手”合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历史经验是十分重要的。从70多年来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历程看，党中央都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如，毛泽东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提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习近平提出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其中分前15年和后15年两个阶段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的前1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后15年，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是我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关键期，仍面临可预测或不可预测重大的国内外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我国已经具备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积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厚基础和丰富经验，仍有能力、有条件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只要我们能够妥善应对前述重大挑战，行稳致远，到2035年我国将如期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预期目标。

注 释：

①这里的总人力资本用经济活动人口乘以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是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为国际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国际元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当。GDP是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产品税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中的补贴。中国数据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PA.NUS.PPP?end=2020&locations=CN&start=1990&view=chart.

③根据最新的预测2035年我国的总人口将会下降到与2020年差不多的水平，因此2020—2035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GDP年均增长率一样。

④2020年、202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7%和4.9%，是历年来最低的。

⑤我们对未来十五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略低于林毅夫等(2022)所提出的实现5%～6%的年均增速，但是明显要高于刘伟和陈彦斌(2021)所提出的3.8%的年均增长率。

⑥2020年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为3.2%，美国为3.3%。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GC.TAX.IMPT.ZS?locations=CN-US&start=1984&view=chart.

⑦根据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中国研发投入首次超过美国。引自：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21年3月2日。

⑧2021年中国劳动力人口为7.92亿人，相当于印度4.17亿人的1.68倍；
我国劳动力人口占世界比重为22.9%，明显高于印度的13.6%。计算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TOTL.IN?locations=CN-IN-1W.

⑨参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所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⑩2000—2019年期间，中高收入国家GDP(2017国际元)年均增速为5.5%，高收入国家GDP增速为1.9%，同期中国为9.0%。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 end=2020&locations=CN-XT-XD&start=2000&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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