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岗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唐晴，李赋，冯丽，钟宝亮

作者单位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武汉430074

2.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430012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诊断标准的定义，创伤性事件指的是危及到个体生命的或是受到性侵犯等伤害的事件[1]。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指的是发生于灾难性的创伤事件后，出现的延迟性的、持续性的心理问题。临床主要表现为个体主动回避引起创伤体验的情境，警觉程度增加，反复体验创伤事件3个方面，除此之外患者还可能产生过分焦虑、重度抑郁、行为过激、药物滥用、自杀等生理、情感、思维、行为问题[2]。

一项元分析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下，护理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失眠、创伤后应激反应等症状[3,4]。这不仅严重影响护理人员的心身健康，还影响了护理人员的救援能力，不利于新冠疫情救治工作的进行。关注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刻不容缓。本研究旨在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后，护理人员PTSD 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展开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网络调查的方法，于2020年5月至6 月选用PTSD 自评量表民用版（PTSD Checklist-Civilian Vrsion，PCL-C），对湖北省不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下在岗的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现状进行统计调查。

纳入标准：疫情期间取得护士资格证书的在岗护理人员；
疫情期间任职于湖北省内；
本人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进修、实习、规培人员；
疫情前已存在心理问题者；
因休假等原因未在岗者。

为探讨一线与非一线护理人员的占比差异，选用对照研究方法，将收集到的3762名护理人员中为一线工作者的703名护理人员纳入观察组，以年龄、性别进行1∶1频数匹配，选取了非一线护理人员中500人纳入对照组，进行数据统计。

疫情期间任职于发热、隔离门诊或参与检测、救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护理人员被界定为一线护理人员；
疫情期间就职于普通门诊且未直接参与检测、救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护理人员为非一线护理人员。

1.2 方法

1.2.1 一般人口学问卷 由研究团队在文献回顾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设计形成，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子女个数、职称、职务、任职方式、工作年限、月收入、月夜班数、所在医院等级、是否为专科护士、以前是否参加过灾害救援、是否为一线护理人员15个变量。

1.2.2 PCL-C PCL-C适用于常规非军事应激事件后的PTSD 症状的筛查。该量表共17 题，3 个维度：重新体验（1～5 题）、回避/麻木（6～12 题）、高警觉性（13～17题）。采用5分李克特五级评分法计分，1代表“没有”，5代表“极重度”，所有维度得分相加的总分，代表被测者心理状态，总分值范围为17～85 分。总得分越高，代表其PTSD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越考虑筛选为PTSD阳性。为了增加诊断的敏感性，降低漏诊率[5]，本研究选用38分为症状阳性临界值，即总得分≥38分则被视为PTSD症状阳性。

该量表已被证明有良好的信效度[6,7]，且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72，再体验症状、回避/麻木症状以及高警觉性症状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3、0.954和0.941。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23.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
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OR和95%CI值，将P＜0.1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一线护理人员占比情况分析

以是否为一线护理人员（非一线=0，一线=1）为因变量，性别等14 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
并将单因素回归分析得到的P＜0.1的变量纳入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结果发现，月收入越高、月夜班数超过2 天、在三级医院工作、以前参与过灾害救援的护理人员中一线工作者占比更高（P＜0.05），见表1。

表1 一线护理人员占比情况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例(%)]

2.2 PTSD及三大症状检出情况

以≥38分为临界值，PCL-C总得分均分为（42.18±16.85）分，PTSD 筛查阳性率为53.8%。其中再体验症状阳性率为60.8%，回避/麻木症状阳性率为46.4%，高警觉性症状阳性率为54.3%，见表2。

表2 PTSD及三大症状检出情况

2.3 PTSD影响因素分析

以PTSD 症状阳性与否（阴性=0，阳性=1）为因变量，性别等15 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
并将单因素回归分析得到的P＜0.1的变量纳入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结果发现，专技职称越高、无职务、工作年限较少、月收入越低、有子女、非一线工作者的护理人员PTSD症状阳性检出率更高（P＜0.05），见表3。

表3 PTSD影响因素的条件Logistic分析[例(%)]

本研究通过对3762名护理人员调查研究，结果发现COVID-19流行期间护理人员创伤后应激反应总分为（42.18±16.85）分，以≥38 分为PTSD 阳性筛查的标准，该群体PTSD 阳性率达53.8%。这与李传圣等[8]对武汉市外来援汉的一线护理人员调查发现PTSD阳性率50.7%趋势一致。可见，在经历突如其来、爆发式的新冠肺炎病毒后，护理人员普遍存在心理健康状况偏低的情况。

本研究发现高职称（副/主任护师）的护理人员更有可能患PTSD，这与陈贵梅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高职称的医护人员多属于疫情防控领头人，需要带领较低年资的医护人员，面临更多决策、管理压力，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和心理问题，也更有可能患PTSD。但不同职称的护理人员中一线人员的占比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代表高职称的护理人员并非由于参与一线工作更多而产生更多地PTSD 症状，与李安等[10]的结果假设不一致。

目前，护理人员的职务与PTSD 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印怡臻等[11]研究并未发现职务与PTSD 之间的关联。本研究显示，无职务的护理人员，更易患PTSD，推测可能的原因是该群体在面临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灾难性的重大事件时，相比上级领导，能够获得相关权威信息的可能性和便利性更小，更容易产生恐慌、焦虑的情绪；
且他们大多直接与患者接触，面临更大危机生命安全的风险，更有可能出现PTSD 症状[12,13]。

国内外均有研究发现，工作年限与PTSD 有关联[14,15]。本研究结果发现，工作年限为3～5 年的护理人员更有可能患PTSD。这可能是由于该年资的护理人员大多子女年龄较小，工作和家庭需要同时兼顾，需耗费大量精力，且由于工作性质，担心家里人会因此增加感染的风险[16]。此外，他们多未参加过SARS、H1N1流感疫情等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缺乏相关经验，工作时的自我效能感可能较低，在疫情面前会面临更大职业压力，更容易产生应激反应[17]。

滕紫薇等[18]研究表明，心理状况与收入水平有关，收入越低，越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印怡臻等[11]研究并未发现月收入与PTSD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多因素结果显示，月收入越低的护理人员，越有可能患PTSD。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能够给予家人和自身的物质保障越少，内心的安全感越低，心理状态越差[19]。本研究对一线与非一线护理人员的对照研究发现，一线护理人员月收入大多处于较高水平，他们受到政府和医疗机构的高度重视，奖金支持和工资待遇往往更高，其内心安全感更强，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这或许也是一线人员PTSD症状阳性率更低的原因之一。因此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待遇、加大奖金力度、增加物质支持力度来改善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

本研究结果发现，有子女的护理人员患PTSD 的可能性更高，与范慧等[20]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护理工作的性质，导致携带或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担心自己将病毒传染给子女，给他们带来危险；
也因工作需要，无法亲自回家照顾子女，持续担心子女独处在感染风险之中，心理压力增大，焦虑情绪增多，影响心理健康，从而产生更多PTSD 症状[6]。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为护理人员家属提供相应支持，减轻护理人员心理负担，降低心理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非一线护理人员患PTSD 的可能性更高，与Wegdan等[21]研究结果相似。根据对一线人员占比情况的分析对其原因进行探讨，一方面，或许是一线护理人员大多是自愿报名在高风险科室工作，提前做好了应对病毒和死亡的良好心理准备，且多次参与过灾难救援工作，经验相对丰富，在面对疫情时心理状况相对更加成熟，更不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五月份时，一线护理人员已经受到管理人员足够的关注和干预，且随着国家的扶持和帮助，工资待遇上涨，社会支持相对充盈，安全感大大提高[22]，PTSD 症状有所减轻；
且由于此次疫情潜伏期长、传染性较强、突发性高，非一线护理人员在处于病毒传播范围内时，也会有较强的恐惧感，容易诱发PTSD的产生[21,23]。相关管理人员要注意合理调配心理健康干预资源，尽量全面覆盖有需要干预的护理人群。

综上，本研究显示，专技职称高、无职务、工作年限较低、月收入低、有子女、非一线工作者的护理人员是PTSD 的危险因素；
护理人员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PTSD，需要给予护理人员更多积极干预。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以网络问卷的方式收集护理人员心理状态的相关信息，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报告偏倚；
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病例对照研究，仅能得出相关因素与护理人员PTSD 发生风险之间的关联，但不能推断其因果关系。因此，未来还需要结合多角度去对护理人员的PTSD 进行测量评估，且应采用队列研究对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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