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同群效应

肖利平，李炎中

（1.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企业是技术创新以及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主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企业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技术发展迅速，生产研发周期缩短，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不能再靠孤立的决策实现蓬勃发展，其行为愈发依赖于外部环境。例如，企业通过网络检索、调查观察等方式，关注同行企业的行动，可以解读、借鉴同行企业的创新行为和战略政策，并从同行企业中获取自身缺少的信息。除政府、银行、投资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外，同行的行为和决策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依据，因此近年来企业间的同群效应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由于我国各地政策差异较大，加之消费者需求结构和需求偏好也日渐改变，企业的信息获取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齐升，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对同群企业行为决策的模仿。

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两家企业均是在2016—2020年《中国药品研发综合实力排行榜》中连续5年排名前5位的A股上市企业。根据图1不难发现，两家龙头企业的研发投入支出变化趋势高度重合，除经济环境、宏观政策等原因之外，对同群企业决策的模仿与参考或许也是潜在原因之一。这种创新同群效应的作用离不开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如鲍树琛等［1］研究显示，2013年、2016年我国先后出台《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显著削弱了上市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企业创新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变化的高频率和复杂性带来了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互动。环境不确定性是一个组织所面临的外部变化的复杂性的度量，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决策的风险，企业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更多的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或者通过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决策以适应环境变化，故企业的行为很有可能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如Jeong［2］认为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运营成本，使得企业主动削减投资；
陈红等［3］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加剧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因此，本文从同群效应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的同群效应及其外部环境的影响。

企业创新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内部特征方面，大量研究证实了企业规模、企业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等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也有研究表明地区物质资源、制度环境乃至文化背景等外部环境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作用。此外，企业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非常重要，社会学领域的同群效应研究由此渐渐扩散到企业行为领域。同群效应是指个体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可能会受到关系较近的其他个体的行为或特征的影响，进而使其自身的行为决策发生改变。早期文献更多地侧重社会个体的行为，如李涛等［4］研究聚焦于个体周围的人当前参与博彩的情况是否影响该个体未来参与博彩的期望；
Trogdon等［5］发现同龄人的平均体重与青少年体重显著相关；
Griffith等［6］研究发现室友会对个体成绩产生显著影响，并证明了此同群效应背后的驱动力在于一般学术知识的转移。

后来同群效应理论开始应用于公司治理研究：（1）企业社会责任，Liu［7］等研究发现，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且该效应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有利于推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
（2）高管薪酬，Graham等［8］较早注意到高管薪酬会受到其他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
（3）公司投资行为，Li［9］提出，公司会参考其竞争对手的投资决策来改善其自身的投资策略。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验证创新同群效应的存在及其作用，如Li［9］发现同群企业虚增盈余会显著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投资水平；
刘静等［10］研究发现，企业的同群企业研发支出平均水平越高，该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也越高。此外，Machokoto等［11］、曾江洪等［12］、陈红等［3］研究也证实了企业创新同群效应的存在。

部分学者进一步考察了创新同群效应的调节因素，认为企业地位、企业规模、融资约束程度等因素都会对创新同群效应产生重要影响。Chen等［13］、Machokoto等［11］发现，市场地位更低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创新同群效应。宋广蕊等［14］则发现大企业更倾向于实现行业领域的突破，而缺乏规模优势的企业的创新决策更容易受到同群企业的影响。冯戈坚等［15］从企业社会网络中心度出发，认为企业的中心度越高，其影响力就越大，创新活动的同群效应越强。

另一方面，企业行为受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16］，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必然是依赖一定环境并对环境变化不断作出反应的结果。企业会做出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创新行为也不例外。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吸引投资与合作伙伴，提升企业融资能力促进创新［17］。

而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可能会妨碍管理层准确预测公司特定信息的能力［18］，会增加信息不对称程度，使企业经营风险增加，造成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显著上升［19］，Gregory［20］的研究也表明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呼应了Schumpeter等［21］认为的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相关投资决策。陈红等［3］、黄琼宇等［22］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综上，学术界已经从多个维度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调节因素，但忽略了对企业行为至关重要的外部环境对同群效应可能产生的影响，故本文从制度环境和环境不确定性出发，探究其对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所产生的影响。

3.1 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

本文从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两个角度探究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并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角度探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见图2）。

图2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同群效应

同一行业的同群企业面临方方面面的竞争。市场的竞争是一场零和博弈，同行业公司的市场份额、市场地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与地位，会长期密切关注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为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相关决策［23］。从创新性行为来看，当同群企业增加研发支出时，目标企业面临技术被赶超的危险，因此出于保持竞争优势的需要，目标企业也会倾向于增加自身的研发支出、促进自身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是否要进行技术创新、进行何种方向的技术创新、何时开展项目、投入多少资金与人员等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错误的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企业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充分考察。但鉴于同行业的同群企业往往面对着类似的市场、环境和技术要求，且同群企业的决策本质上是其对未来经济形势、行业发展前景的判断与应对，故其决策对企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利于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风险与难度。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同群企业的研发支出影响目标企业的研发支出。

3.2 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

企业的决策会受到其外部环境的制约，大多数企业会结合外部环境制定并实施决策［24］。制度环境是企业经营决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环境之一，特别是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创新同群效应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化程度反映了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以及资源的可获取性水平，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决策；
企业创新决策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着尤为密切的联系，政府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25］。故本文从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出发，探索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

此外，根据同群效应，个体制定自身决策时会受到其他个体决策的影响。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强度会受到其能否获取同群企业的相关决策信息以及获取这些信息的难易程度的影响。一方面，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化程度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高，企业对同群企业技术创新相关资源和信息的获取就越有限，企业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获取信息。而且，市场化程度越低，搜寻的难度与成本就越高，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转移效率越低，因此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同群效应就越弱。反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开市场中的信息越丰富、越真实、越透明，企业能够充分了解行业、市场的动向，同群效应则越强。但另一方面，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企业独立决策的风险较大，迫使企业需要寻找参考信息来协助自身判断市场形势并进行决策［26］，由此会更多地参考同群企业的决策，同群效应也因此而增强。反之，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更可能根据自身的资金状况、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情况实施独立的研发决策，从而更少受到同群企业的影响，因此同群效应相应减弱。可见，市场化程度对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存在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待检验的互斥假设：

H2a：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越强；

H2b：市场化程度负向调节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越弱。

企业特有的知识、技术、专利存在外部性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制度环境，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27］。从企业间的相互影响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会从正、负两个方向影响创新同群效应。从正效应来看，当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时，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减少其他企业“搭便车”的行为，可能会选择保密技术创新相关行为。例如，由于企业管理层可能不愿意向外界披露技术方面的相关信息以保持其技术的安全性［28］，此时目标企业难以获取和参考同群企业创新决策、技术创新等相关信息，导致同群效应较弱；
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部性问题，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能够提高企业披露信息的意愿，降低目标企业获取同群企业相关信息的难度与成本，同群效应随之增强。从负效应来看，第一，在不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下，目标企业很难阻止其他企业通过模仿其知识产权而获取知识溢出和经济收益，而当知识产权保护较强时，企业难以从同群企业的研发行为中获得创新溢出，也难以模仿和跟随其他企业的研发行为，同群效应减弱。第二，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企业会更加愿意披露自身技术水平、创新决策等信息，技术环境更公开、透明，目标企业更了解当前技术环境，更有可能从自身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方面出发独立地作出技术研发相关决策，反而更少参考同群企业的研发行为，由此同群效应随之减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相反的假设：

H3a：地方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b：地方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3.3 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

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的提高会使企业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提高［29］。严若森等［30］、袁建国等［31］认为，企业的创新行为会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抑制，不确定性高的经营环境会使企业研发受到极大冲击。王贤彬等［32］、杨海生等［33］研究表明，地方官员更替会对其辖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官员任期长短的变化会导致地方官员在任时的目标函数、决策方式发生变化。一方面，初上任的官员对城市的政治经济生态了解尚不足，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与工作场所，同时在“政治锦标赛”的激励下，有很强的动机实施与前任官员有差异的政策以突出自己的政绩，但此举往往会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性甚至前后矛盾；
另一方面，任期短的官员在任期间推行的政策往往具有短期化倾向，从而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刺激微观个体形成不确定性预期，同时提高了企业发现投资机会的难度和投资出现不良结果的可能性，也提高了企业搜寻外部信息的成本，此时模仿同群企业的投资决策能够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投资风险、控制信息搜寻成本。此外，企业为了应对相关利益者的监督，尽量做到不犯错，也会努力向行业平均水平看齐。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政策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强度。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也包括微观层面企业面临的不可预测的市场交易环境变化［34］。在较高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下，管理者往往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决策模糊性，其面对的信息往往是滞后的、难获得的甚至是不准确的。不同于政策环境作用于全行业，每家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均不相同，较高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需要企业更多关注企业自身具体经营状况，如本企业客户偏好的变化、相关利益者要求的变化等。彭博等［35］发现较高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能够促使企业积极收集企业专有投资信息，减少企业对行业公有信息的依赖，从而降低投资趋同；
同时，外界环境越难以把控，企业间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成本和风险就越大，进而企业间学习、交流的意愿可能会受到抑制，同群效应相应减弱。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强度。

4.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与中国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其中，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企业创新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省级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等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各省份律师数量根据《律师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司法部、各省司法厅以及各省律师协会官方网站等综合整理。

4.2 变量说明

4.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活动，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来度量。由于从创新的投入到专利产出有较长的滞后期，且本文更关注同群企业创新决策的相互影响，因此采用目前学界使用较普遍的企业研发支出/总资产表示企业研发支出，并在后文中用公司研发支出水平值的自然对数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4.2.2 解释变量

（1）同群企业研发支出。同群企业可以基于多种关联关系进行界定，其中同行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同群关系，故本文定义和目标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为同群企业，并基于2012版证监会行业分类代码前3位进行行业分类，用行业内所有同群企业的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比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同群企业的创新活动。

（2）市场化程度。王小鲁等［36］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的环境因素，能较好地刻画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用该指数反映综合的制度环境，该指数越大则代表该省份的市场化水平越高。

（3）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由于律师人数占比会影响各省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37］，本文以各地区每万人律师数来衡量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4）宏观政策不确定性。从宏观层面来讲，各地区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地区官员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采用省（区、市）委书记任期的倒数来衡量政策不确定性，因此EPU越大则代表任期越短、政策环境越不稳定，不确定性越高。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网等整理的干部简历，并借鉴了王贤彬等［32］的计算方法。

（5）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行为有关。借鉴申慧慧等［38］的研究，以企业年末主营业务收入为因变量，年度虚拟变量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得到扰动项作为过去5年的非正常营业收入，并用非正常营业收入除以过去5年正常收入的平均值得到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再除以同年度同行业内所有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得到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

4.2.3 控制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也可能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公司规模、财务杠等，故本文还控制了现金持有、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财务杠杆、托宾Q、账面市值比等变量。

各变量的测度方法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变量说明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4.3 回归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检验同群效对企业的影响，表达式如下：

式（1）中：RDi,t表示企业i在t时期的研发支出；
RD-i,t表示t时期企业i的同群企业创新活动；
Ctrlsj,i,t-1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时滞性，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α0表示截距项；
ηk与μt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
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了分析制度环境对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i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变量（INSi,t）以及制度环境变量和同群企业创新活动的交互项。表达式如下：

为进一步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企业i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因素（UNCi,t）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和同群企业创新活动的交互项。表达式如下：

5.1 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同群效应

表3中，列（1）显示了同群企业的研发支出平均水平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列（2）则展示了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同群企业研发支出平均水平与目标企业研发支出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当同群企业选择增加研发支出，目标企业出于维护自身相对技术优势、相对市场份额以及市场份额的目的，也倾向于加强创新研发，H1得到验证，与刘静等［10］研究结果一致。

表3 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检验结果

列（3）检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列（4）则基于列（3）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市场化程度与同群企业的平均研发支出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即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更能促进目标企业的创新。如前所述，市场化对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表现出双向性，而检验结果显示呈现正向性，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现阶段企业创新更偏向于模仿性创新，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更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降低了企业获取信息的难度与成本，企业可以更好地观察、参考同群企业的行为与决策。但在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发展历史较长、管理更加成熟，因而会更专注于自身的经营情况，市场化程度对同群效应的调节可能会呈现出相反的结果。

列（5）显示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列（6）则基于列（3）将控制变量纳入了模型进行回归。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正向调节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可能是因为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降低了企业创新被侵权的风险，从高提高企业研发激励与企业披露信息的意愿，目标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其同群企业的相关研发决策信息。H2a与H3a得到验证。

5.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实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工具变量法。为避免企业内外部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可能受到共同的内外部政策等影响，使得同群企业共同的投资趋势来自于相同的外部冲击而非同群效应，本文以主要解释变量RDpeer的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滞后两期RDpeer的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与主要回归结论相同。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企业研发支出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检验同群效应存在性、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分别如列（2）与列（3）所示，RDpeer以及Mar与RDpeer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与前文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异，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的结论。

第三，替换解释变量。列（4）以市场化指数中的分指数——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代替基准回归中各地区每万人律师数进行替代性检验，同群企业平均研发支出水平与该变量交互项仍显著为正，与主要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5.3 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同群效应

表5中，列（1）检验了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与主要解释变量交互项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在列（1）的基础上，列（2）进一步纳入控制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仍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于EPU由官员任期的倒数来表征，故列（1）（2）的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即官员任期越长，则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创新同群效应越小；
反之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创新同群效应越大。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官员任期的延长，官员更加适应职位的转变、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其目标函数也由短期转化为长期，地方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减弱，企业独立创新决策外风险降低，企业形成稳定预期，不需要为了不犯错而被迫参考同群企业创新决策，其同群效应随之减弱。

表5列（3）检验了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对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主要解释变量交互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基于列（3），列（4）纳入控制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仍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示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即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创新同群效应越小，反之经营不确定性越低，创新同群效应越大。一方面，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导致目标企业搜寻同群企业信息的成本上升以及知识、技术转移成本和风险的提升，由此减弱企业学习跟随同群企业的动机；
另一方面，企业营收更容易波动时，企业更着眼于短期的增加收入稳定利润目标，可能无暇顾及或忽视长期的创新活动，也会导致企业减弱对同群企业创新行为的关注。

表5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

表5（续）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EPU与EU均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但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宏观政策环境作用于全体行业，尽管存在地域差异性，但企业面临相同的政策，行业公有信息、同群企业的行为均能补充企业未掌握的信息；
不过，每家企业的经营环境各不相同，当其顾客偏好或供应链等要素发生变化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决策，反而减少对行业公有信息的依赖、减少对同群企业的模仿。

5.4 对环境不确定性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本文基于两类不确定性的关联指标特征进行分样本回归深入考察其影响。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对是否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不同行业地位企业的同群效应的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企业是否受这种政策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则和其与地方政府的关联程度有密切关系。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获得稀缺资源，进而对企业研发支出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区分政治关联进行分组回归，参考罗喜英等［39］研究，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其中任意一人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则政治关联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表6结果表明，RDpeer与EPU的交互项在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分样本回归总并不显著，在无政治关联企业的分样本回归中则显著为正，说明政策不确定性对无政治关联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调节效果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其领导人的任职经历，与政府的沟通联系更多，拥有更多的政策相关信息，当政策发生变化时，相对而言能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即使政策发生变动，该企业也能够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进行决策；
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则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更可能对未来形成不确定性预期，对政策的变化更为敏感，从而更多地依赖行业公有信息和参考其同群企业的创新决策以补充自身信息不足的劣势，因此政策不确定性对无政治关联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调节效果更为显著。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微观层面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的个体特征特别是行业地位有关。根据在行业中地位的不同，企业可以分为领导者和追随者。从行业领导者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活动反映了其对未来企业发展方向的规划和对未来市场发展的预测，这是保持企业在行业中相对地位和竞争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与行业追随者相比，其技术创新活动更具有前瞻性、判断力和影响力，对环境的变化也更为敏锐。行业领导者往往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与技术转化率，故其技术创新活动是行业跟随者进行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模仿行业领导者的技术创新活动可以帮助行业追随者有效地降低其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故本文预计，行业追随者的技术创新行为更容易受到其他企业的影响；
同时，由于行业领导者对于经营环境变化的感知更为敏锐、应对更迅速，能够迅速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选择更多根据自身决策还是更多依赖行业公有信息，因此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对其同群效应的调节可能会更显著；
而行业追随者感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弱，故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对其同群效应的调节效应可能更弱。因此，本文设置企业市场地位虚拟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参考彭镇等［40］的研究，如果企业收入位于行业内前20%，则认为该企业属于行业领导者，设定为1；
如果企业收入位于行业内后20%，则认为该企业属于行业追随者，设定为0。回归结果显示，行业跟随者样本中RDpeer数值更大，说明跟随者同群效应更强。但是，行业领导者样本中，RDpeer与EU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同群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行业领导者对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能够更精准、迅速地感受到经营环境的变化，迅速改变自身决策模式，选择更少依赖行业公有信息，而是根据自身环境变化进行创新的投资决策。

企业之间的创新行为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又受限于宏观、微观环境因素。

第一，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具体而言，企业会密切关注并学习其同行业企业的研发决策，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会受其同群企业研发决策的正向影响，即当同群企业选择增加研发支出，目标企业也倾向于增加自身研发支出。

第二，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均正向调节同群效应，市场化程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都会使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增强。

第三，宏观和微观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具有异质的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强；
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则会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减弱。

第四，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没有政治关联以及市场地位更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受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

基于前述研究，对于企业而言，企业要充分认识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作用，在进行研发投资时，既要善于学习、参考行业领导者的创新决策以获得更多行业信息、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信息获取成本，降低自身研发决策的风险程度并提高创新收益，但同时也要从自身资金流、资本结构、市场价值、发展阶段、目标规划及外部环境出发，以实现创新决策长期最优化。在政策层面，政府有关部门在推进研发创新相关政策时，一是应合理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树立行业标杆，通过其示范与带头作用带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借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同群效应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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