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为什么东渡日本？

□郭玉斌

1934年6月萧军与萧红流亡关内，次年他们分别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并一举成名，二萧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坛成为两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两部作品都有着抗日的主题，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了抗日作家。那么，作为抗日作家的萧红，为什么会在1936年独自东渡日本呢？对此很多人疑惑不解。萧红生平谜团很多，这又是其中的一个“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时期中国留日生的整体情况。“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给中国的留日生带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中国东北的留学生对此十分震惊，很多学生立即抗议回国，留下的学生也通过集体罢课等方式进行抗议。由于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以下简称“东亚学校”）是留学生的日语培训中心，而该校学员主要来自中国，所以在校学员的数字可以作为衡量中国留日生数量的晴雨表。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记载：东亚学校1932年4月、5月、6月的中国学生分别是7人、13人、19人。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上海的战火平息后，不但有人重返学校，还有新来日本的留学生。该书援引的《东亚学校沿革概评》记载：1933年12月，东亚学校的学员激增至1059名；
1935年12月，学员多达1980名，为创校以来的最高纪录，以至于校舍等设施不足，不得不开设夜校班，甚至出现停办入学申请的状况。就整个中国留日生来说，这是继1905-1906年、1914-1916年以来的第三次留日高峰期。两次事变后，中国学生再次大批来日，且持续时间达两三年之久，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是中国社会开始强烈地关注日本，兴起了学习日语、研究日本的热潮。米村耿二1934年12月28日在《读卖新闻》著文说：

学日语！学日语！若说举世之中，研究日本的热潮正处蓬勃之际，亦非过言。……

“先学好日语，读通日本书，才好谈中国问题！”这是最近中国年青人的呼声。

现在，“教授日语”的广告在上海有增无已。……约值三百万圆那么大量的日文书籍，光是上海一地，在一年间就能销售净尽。——这是上海四川路日本书店店主内山氏所说的话，不会有错。……

学日语！去日本！去日本！学日语！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

这颇有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味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青年，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落后，为了迎头赶上，掀起了学日语、了解日本文化与国情的高潮。

二是由于日元对中国国币的汇率降低，导致去日本留学的费用大降。据《留日学生激增——汇兑低落最大原因》（载1934年11月5日《申报》）介绍道：

中华民国负笈东渡留学之学生数目，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原已渐见锐减。唯去年秋季，陆续东渡者，则颇不乏人。……但究其东渡留学之理由，盖前因九一八事变之关系一时未便东渡，而近顷则中日感情已渐趋和缓之故。唯最大之理由，实为汇兑之关系。二、三年前，日币一百元须以中国国币二至三百元方能兑换，最近则可以七十至八十元兑日币百元。其差甚远，故在上海攻读，反不如东渡留学为合算，盖较之二、三年前，消费力减少三倍之故。

就此，日本学者分析道：“留日学生数目增减的原因，除与思想变化有关之外，亦与经济有关。1930年代留日学生激增，中国货币对日元汇价的大幅上扬（金价下落，银价上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105-1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8月）

那么萧红去日本与这两个因素相关吗？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书的开篇就写道：“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上海。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都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
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
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里非常明确地提到了三条理由：费用低、环境好、学日语，而其中的两条理由与中国留日生增多的总趋势相关，即：留学费用不贵与日语热。

有关留学费用，萧红1936年7月去日本的时候，国币100元可以兑换日币103元，真的是“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另外，入境也不成问题。日本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增加外汇收入，简化了入境手续，去日本留学不要护照，不用到日本领事馆办任何手续，只要找一个中方的学校给轮船公司开具介绍信，就可以买到去日本的船票。当时中国的留日生自费生人数是公费生的六倍，为了便于过境，萧红就以自费留学形式去了日本。

有关“学日语”，萧军进一步解释道：“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得多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6-7页）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文化倾向上开始脱亚入欧，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以至于后来中国的一些西方作品都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的。萧红希望通过学习日语接触更多的外国文学名著。萧红有极好的语言天赋，这不仅体现在国语上，也体现在对外语的学习上。萧红在哈特女一中的时候学校开的是英语，这在她的短篇小说《手》中有所反映。后来二萧在哈尔滨商市街住的时候，虽然生活很清贫，却还是请了一个叫弗民娜的俄罗斯姑娘专门教授她俄语。当时的哈尔滨是个华洋杂处的城市，俄国人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也能说几句俄语。聚集了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士的“牵牛坊”的一些朋友，比如杨朔、舒群、罗烽、白朗、袁淑奇等也都在学俄语。还有金人，他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法院当俄文翻译，经常翻译俄国作家作品，后来他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作《静静的顿河》。萧红在上海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的世界语者协会，还写过一篇散文《我之读世界语》：“当我第一次走进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时候，我的希望很高。我打算在一年之内，我要翻译关于文学的书籍，在半年之内我能够读报纸。偏偏第一课没有上，只是教世界语的那位先生把世界语讲解了一番。我听他这一讲我更胆壮了。”由此可见，萧红对外语有着多么坚强的自信。萧红是一个热爱学习、积极进取、不甘人后的青年，她此去日本，虽然是以留学的方式过境，却不打算入任何大学，而是学日语。二萧最初约定，萧红去日本以一年为期，也恰与东亚学校日语补习的周期是一致的。这应该是萧红行前向人打听清楚了的，当时二萧的好朋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正在日本留学。

日本“比较安静”的环境利于休养，萧红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休养。许广平在回忆上海时期的萧红叙述道：“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见1946年7月《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这印证了萧军所说的萧红的休养是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

萧红刚到日本的时候身体状况不好，她在8月22日给萧军的信中诉说自己的病痛：“近几天整天发烧……烧得骨节都酸了！本来刚到这里不久夜里就开始不舒服，口干、胃胀……今天是坏之极，好像中暑似的，疲乏、头痛和不能支持。……”（《萧红全集》第4卷，第46-47页，金城出版社，2021年）30日的信中说自己“二十多天感到困难的呼吸”。9月2日的信又写到肚子疼的毛病犯了：“这样剧烈的肚痛，三年前有过，可是今天又来了这么一次，从早十点痛到两点。虽然是四个钟头，全身就发抖了。洛定片，不好用，吃了四片毫没有用。”（《萧红全集》第4卷，第54页）差不多连续三封信都提及自己的病痛。三个月后的10月20日，萧红致萧军的信中写道：“胃痛已好了大半，头痛的次数也减少。”（《萧红全集》第4卷，第76页）在回国前夕的12月末，萧红给萧军写信说：“现在头不疼，脚也不疼，勿劳念念耳。”（《萧红全集》第4卷，第102页）经过近半年的休养，她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

去日本前夕，萧红的精神状态也不佳，许广平回忆上海时期的萧红还说：“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忆萧红》，上海《大公报·文艺》1945年11月28日）什么让萧红如此“哀愁”呢？是因为“一个南方的姑娘”。

萧红写过一篇散文《一个南方的姑娘》，记述的是她与萧军在哈尔滨结识的一个叫陈涓（文中的“程女士”）的姑娘。陈涓来自上海，长得很漂亮，她常来萧红家玩儿。尽管陈涓与萧军常见面，却还是要给萧军写信，这引起了萧红的不快。陈涓离开哈尔滨后，一直和萧军有书信往来，萧军曾帮她在哈尔滨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后来二萧到了上海，萧军曾到陈涓上海的家中找过她。再后来，陈涓在东北结婚时，还收到了署名萧军和萧红的贺信。1936年1月，陈涓又回上海，住萨坡赛路16号哥哥家，离萨坡赛路190号二萧家不远。萧军常去找陈涓，陈涓回忆说她感受到了萧军“强烈的感情”。陈涓的再次出现，让萧红产生了危机感，她写的组诗《苦杯》反映了当时的苦闷：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苦杯》之二

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苦杯》之四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苦杯》之十

萧红就是这样孤独地、痛彻心扉地饮下一杯杯失爱的苦酒。

1936年2月26日，二萧突然从萨坡赛路搬到了北四川路底丰乐里，萧军的解释是，因为这里离鲁迅家很近，可以免去鲁迅给他们回信之辛苦，并且想在生活上帮助鲁迅家一下。除此之外，这次搬家可能也是萧红的要求，就是远离住在萨坡赛路的陈涓。但这还是阻止不了萧军去找陈涓。有一天萧军出门，萧红问他是不是去找陈涓，萧军分辩说去书店。实际上萧军一出门就去找陈涓了，见了面还跟她说自己是怎样骗萧红的。还有一天晚上，萧军喝醉了去敲陈涓的门，门开后对着陈涓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四川路桥新雅吃饭”，陈涓听出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怕路远又来找你了。萧军在客厅闷坐着不说话，好容易要走了，陈涓送到门口，萧军回身亲吻了陈涓额头一下。陈涓在劳动节那天离开上海回东北，萧军给了她二十元钱作盘缠。按陈涓后来的说法，她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和萧军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萧军和陈涓的交往伤害到了萧红，直到陈涓离沪，警报才暂时解除。

萧红在日本疗养精神的目的也几乎是达到了，她甚至把当时的生活看作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她在到日本四个月后的11月19日给萧军的信中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却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萧红全集》第4卷，第86-87页）凡事难于十全，即使在萧红的“黄金时代”，也难掩其孤悬海外的情感落寞。

萧红去日本，除了生活费用不高、环境适于疗养、学日语这三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那边有亲友，可以得到一定的照应。二萧在1935年3月5日鲁迅安排的饭局上认识了黄源，黄源是《文学》《译文》的编辑，他的夫人许粤华正在日本，她去日本已近一年了。萧红需要的有关日本留学的信息，很多就是通过黄源向许粤华了解的。萧红到东京后，许粤华与朋友前来迎接，又帮她租定了房子。只是萧红到日本才四十天，许粤华就因公公病重，经济出现了困难，提前回国了。

二萧在上海时，萧红的胞弟张秀珂来信说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萧红去日本还可以见到久别的弟弟，自从祖父故去，弟弟就是她最亲近的人了。萧红离家出走，还一直没有见到过弟弟呢，已经六年了，萧红是多么企盼能在东京见到弟弟呀！但不巧的是，萧红7月17日从上海启程去日本，张秀珂7月16日离开东京回国，姐弟俩失之交臂。萧红远赴东京本来想投亲靠友，但结果如何呢？许粤华旋即回国，与弟弟又无缘相见，萧红的命竟是这样的“孤”，真是令人叹惋。

萧红从1936年7月17日启程东渡，到1937年1月13日回国登陆上海汇山码头，旅日历时半年。在这半年里，萧红的身心得到了一定的休养，但也经历了失去恩师鲁迅的大悲恸。萧红出国前夕的7月15日，病中的鲁迅在家设晚宴为萧红赴日送行，许广平亲自下厨。当天鲁迅日记中记道：“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中略）九时三十八度五分。”（《鲁迅全集》第16卷，第6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让萧红怎么也想不到的是，那竟是她与恩师的诀别！仅仅三个月之后的10月19日，鲁迅就病逝了。在这半年里，萧红笔耕不辍，创作了小说《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桥》、散文《感情的碎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组诗《沙粒》等一批优秀作品。此外，她还给萧军写了三十六封信，小心地修补他们的感情裂痕，但同时她又有着痛定思痛的清醒的自励。在这半年里，萧红按时按点地去东亚学校补习日语，也了解了一些日本风情，这为她后来与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日本友好人士的交往提供了便利。

萧红的日本之行，尽管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但这丝毫不影响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本质。且不说旅日之前的《生死场》，就是在此后漂泊的日子里，萧红也创作了大量唤醒民众、鼓舞人心的反日作品，她是名副其实的抗日作家。比如，萧红创作的小说《黄河》《旷野的呼喊》《北中国》、散文《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放火者》等作品；
再比如1938年3月由萧红等人编剧的话剧《突击》，该剧的主题就是抗日，在西安上演后当地各报做出了积极评价。西安发行量最大的《工商日报》评论道：“预料该团五天演完后对于抗战宣传，收效定极宏大。”《西北文化日报》称其“公演成绩极佳，观众抗战情绪顿形浓厚，团员们就是一支突击队”。《新秦晚报》报道说：“全剧自始至终均充满紧张空气，故博得观众之热烈欢迎，该剧在此时演出，尤其在敌人认为将要沦为战区的西安演出，实具有绝大意义云。”此剧当年春天，由湖北宜昌抗敌剧团在宜昌演出五天；
夏天，兰州血花剧团在兰州演出；
秋天，兰州西北抗战剧团在青海西宁演出；
冬天，中剧救亡演出队在陕西宝鸡演出。

萧红时时感受着亡国之悲，特别是在“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日子到来的时候，萧红更是噬心的伤痛：1936年的“九一八”，萧红在上海发表《长白山的血迹》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1938年的“九一八”，萧红在武汉发表《寄东北流亡者》；
1941年“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后，萧红在香港发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还在《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上签名。萧红无论何时何地，都怀着收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热望。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萧红发出热情的召唤：“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东北流亡的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了土地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在那平易而感人的《“九一八”致弟弟书》中，萧红亲切地写道：“可弟：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最后她充满希望地说：“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需要知道的是，《“九一八”致弟弟书》是萧红留下的最后的文字，四个月后萧红病逝于香港。

萧红就像荆棘鸟那样，生命不息，歌唱不已，为故园之恋、亡国之恨唱着一曲曲和着血泪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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