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南北朝书学理念差异对书风的影响

史雅楠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太原 032699）

1.1 南北朝书学教育初步建立

西晋时期成立秘书监作为专门的书学主管机构，其中设立专业教师即为书博士，以锺、胡为专业教材，并置子弟教习，标志着官方书法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这一时期书学建立主要是为满足实用需求，如整理图书典籍和抄录文献，但书学体系的建立从侧面体现了在书法层面对审美的追求，政府文字书写教育以及社会文字书写开始逐渐受到名家书迹影响。

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在太学中设立书学教育，从此书学进入国家教育体系，并命书家江式授书。北魏时期书学逐渐从朝廷机构中独立出来，成为较专业的书学学校，并且对北方各国均有影响。

1.2 南北朝书学理念及书风特征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提出南北书风的差异：“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北朝真正为后世所敬仰的多为题榜、刻石的实用艺术。”

书法从官学发展为私学，北朝初期的世家大族以及寒门书家一直都以规范和实用为主流书写观念。北朝前期的书法名家大抵出自崔、卢名门，以及承袭其衣钵的士族，他们的书学理念大多沿袭东汉大族风气，即崇尚显赫的族望和渊厚的才学。但他们对于需要规范书写的书碑、题榜、抄写文书等实用文书并不轻视鄙夷，大多擅隶、草，而实用的隶书更是家学中的主业。北朝中后期，皇室为笼络庶族书家，使其教授贵胄以实用见长的隶书，书写注重规范性，以堪经国之用，绝非偏重于陶情冶性。故而北朝书法多以实用性强的石刻为主，北魏《元桢墓志》（图1）作为北朝石刻中的典型，突出体现了北朝书风庄重端整、爽利质朴的特征。以卫氏一族为代表的“古法”“旧体”得以继承发展。

图1 北魏《元桢墓志》

曹魏禁碑以来，南朝少碑而多尺牍书信，士族南渡，二王新体变法，以及玄学和“人性觉醒”兴起，南朝前期书法私学教育高度士族化，注重名士风仪，追求一种审美意趣。南朝士族学习右军真书、行书与今草，通过把玩和临摹整卷原作的方式，更好地把握整体风格与字间关系，在自行创作时亦能于不经意间展现此种萧散神韵①，不同于依照章法与风格已被规范化了的《急就章》。加之高门士族的特权地位，故其书学理念以重精神、轻实用为主，自然书风多婉丽清媚、俊逸潇散。

2.1 政治政策

永嘉南渡之后，东晋南下建立政权，以氐、羯、羌、匈奴、鲜卑为主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建立政权，受到中原富庶的经济与先进的文化吸引，统治者以碑刻的形式称功颂德，与当地大族交好，发扬其书法家学。并于土地、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措施，虽有汉化倾向，但是并不在政治和文化上完全依赖汉族名门。北朝士族基本秉承汉魏家风，不像南朝书家为标榜名士身份而展示风流仪态，且北朝书家并不以实用书写为耻。

2.2 学书方式

自太祖拓跋珪始，北方历代帝王皆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汉化政策致使儒学兴盛，与南朝偏重的重个性、任自然的玄学相悖。东晋士人热衷于谈玄纵诞，也适然平和，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对文艺创作大有裨益。

学习范本不同，北朝士族主要以崔浩所书《急就章》为主，隶书、章草工整规范，以便蒙学识读。南朝二王父子据锺繇《宣示表》（图2）革古创新，剔除隶意，去“古质”而得“今妍”，楷书和行书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南朝习书多以王氏原作为主，这种直观全面的学习方式远超刻板的单字学习。

图2 锺繇《宣示表》

2.3 宗教思想

北方历经“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百姓处于生灵涂炭的乱世，对统治阶级失望，寄希望于佛殿之前，因此佛教作为主流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种重禅法、重践行的佛教特点反映在书法上就形成了重实用、求质朴的面貌。在南朝，老庄复归自然、无拘无束的思想演绎为玄学之风，又融合禅学中的自我解脱，形成与玄学相靠拢的佛学思想。在抽象而空灵的佛学理念之下的南朝形成重修饰、华丽而新颖的书风新貌。

2.4 地理环境

北方多平原，气候寒冷干燥，当地人多豪爽外放的性格；
南方多水系，气候温和湿润，南方人则细腻内秀。因此，北朝书法展现出雄强质朴的风貌，南方书风则温文儒雅、新妍柔媚。所以南北朝书风受其自然环境格局下的民风民俗影响颇深。

3.1 书学理念转变及成因

南北书法交融的根本原因是北魏教育体制的汉化改革。孝文帝时期采取了全盘汉化的政策。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洛阳石经涵盖了官方文字书写标准，是学校教育的基础。一方面，北朝的汉化政策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王褒入关，北方贵族集团喜好南朝书法，二王书迹成为北方书家摹写的典型，对促进二王书风在北朝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宗教文化普及，一些文书、经卷也承载着交流书风的作用。

南朝后期的书法私学教育观念也逐渐以规范使用为主。在南北朝同以《急就章》为学书范本之时，其中的隶书与章草字体多是沿袭晋人之书，书风特征以质朴为主。学书者临习集王字拓文《千字文》中大小一致的单字，无形中引导学书者的书迹向规范化方向发展②。另外，为直面失去特权的新生活局面，旧文化高门士族也逐渐抛弃了原先重精神、轻实用的书法私学观念。加之庶族书家崛起，他们不以书法宣泄情绪，而是视书法为谋生的实用工具，故而客观上促使书写的规范化。

3.2 书学理念转变引发书法品评观念嬗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进入自觉时期，并逐渐形成“书学”，书法从实用性目的逐渐向审美性目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于书法审美的追问，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书学理论方面也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品评方向和“隐喻式描述”，“质”与“妍”、“天然”与“工夫”、“神采”与“形质”等都是这一时期所提出的。

虞龢在《论书表》里提出“质”与“妍”的全新品评概念：“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研而薄质，人之情也。锺、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研妙，固其宜也。”③此处的“妍”是虞龢对羊欣提出的“媚”的继承。“锺、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指锺繇、张芝与二王之间的古今关系。“父子之间，又为今古”，是指小王在书体上的变法，与其父又产生了古与今、质与妍的嬗递关系，昭示了“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的审美趣味和书体、书风的发展方向。

王僧虔的《论书》提出“天然与工夫”“笔力与媚好”两个概念，继承羊欣的“骨力”与“媚趣”。“工夫”指法则，强调规范，须通过苦练学得。书家追求工夫，书法水平也随之提升。“天然”指天赋才情，将书家的个性情感汇集于笔墨中，形成个人书风。王僧虔指出师法古人，学习古人的“神采”与“形质”，另外还辨析了“形”与“神”的关系，提出“神采说”。

庾肩吾在《书品》中借鉴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品级标准，将书法分品讨论，开启了书法“品第式”品评先河，以书作中所展现的“天然”与“工夫”作为书法品评的客观标准，所追求的不再是书法的规范性，而是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书法这一艺术。

书学理念的转变使书法具有了“宣之于教化”的社会功能，具有与礼法同功的精神内涵。这种对书法功用、审美以及品评观念的转变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最为重要的革新，对后世书法的审美以及书风的追求产生深远的影响。

3.3 书学理念转变对后世书风影响

从南北朝开始，即便是在政治影响下的书法也并非简单的单线索发展，而是上至官书、下至民众日常书写构成了复杂、多层次并行的书写世界。

隋代《龙藏寺碑》（图3）融汇南北书风之众长，是“变古出新”与“承魏开唐”的重要典范之作，更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龙藏寺碑》是碑帖结合创作的典范，用笔秀朗细挺，起笔方圆结合，运笔藏露合一，笔法集北碑用笔之大成，结体严谨，典雅古朴，从中可见《吊比干文碑》的用笔特征，开初唐楷书之先河，碑中时现行书笔意，静中寓动，风神灵动。

图3 隋《龙藏寺碑》

“南朝化”是指北人主动地去迎合、接受南朝的“精致文化”，从而重塑北人的书法审美趣味，于碑版之上寻求“疏放妍妙”。唐太宗令钩摹王羲之《圣教序》赐近臣学习，在唐代掀起了学王热潮。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图4）为代表，超逸俊美、瘦劲精致，可见脱离隋书融入“二王”之行法。唐代科举制度中以“身、言、书、判”取仕，更加注重研习书法，宫廷专设书法博士以授书，习书风尚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唐中期的书学理念已经发展到追求法度的巅峰，由于难以获得锺、王真迹的习书教材，只得以碑入手，书法不得笔法，一味地追求字形的严谨，此时的书风已经走入陈陈相因的道路，法度发展到极致时，便是另一种理念萌芽的基础。

图4 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宋代废除以书取仕的制度，旨在摆脱唐人的笼罩，多以刻帖为书学范本，是书史上“帖学”的形成期，皇家所集为官帖，多历代名品，宋太祖出内府之收藏，诏刻《淳化阁帖》起到了普及书法的效果。皇家官帖多精品，传播效应更广，便于书家学习名家经典书作，至于私家刻帖有《群玉堂帖》《宝晋斋贴》等。

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南北。蒙古贵族吸收儒家思想，推行汉法，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以广泛交流，元代书法由于其社会的特殊性，加之赵孟頫的影响，书法追求复古，书风多典雅秀逸，形成书法史上的一次转折。

明代台阁体的盛行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习书者以应制为主，为迎合帝王的喜好，作品大多个性不明显，缺乏艺术生命力。

明末清初，考古学的兴起带动了古文字、金石考据学的发展，大量碑版的出土使众书家将目光从传统帖学转向碑刻书法，造就了一批以写碑铭名世的书家，这一时期的复古风潮以隶书为主要代表。清代中期是帖学向碑学转变的过渡期：一方面，前碑派的兴盛，树立起新的碑学审美和碑刻表现手法，碑学理论正式形成。另一方面，帖学一脉也继续向前发展。邓石如、伊秉绶作为全面师碑的开创性人物，加之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中从理论上为碑学理论开辟道路，扬碑抑帖，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由于科举应试的实用需求，承袭宋代院体、明代台阁体的传统，清代馆阁体也应运而生，特别是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达到高峰。以乌、方、光为最大特点，千人一面，了无生趣，将书法带到了一条毫无艺术生命力的死胡同。

康有为认为书风“南北融合”是在北书与南书地位等同以后出现的。至清代，阮元著述《南北书派论》提出“书分南北”理论，系统且深入地明确了南北两派的主要内涵和差异，“书分南北”观念的广泛传播是“南北融合”出现的前提和观念基础。

综观前述，文化的南北再度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书学理念受统治者所颁布的政策影响较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思想文化的潜在冲击，南北书风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从北朝后期开始，“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北方书法更多吸收南方书法文化，继而经过隋、初唐的政治文化的大融合，到盛唐时期达到高峰。

注释

①②虞晓勇.南北朝书法私学教育观念对比研究[J].书法之友，2002（4）：33-35.

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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