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防御阶段陕甘宁边区院校党的纪律建设

毕 霞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①1937 年7 月“七七事变”到1938 年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两党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使其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中，大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宣传并设法促成其到来。党中央在1937 年7 月底筹办陕北公学，开始独立领导创办新型高等教育事业，到1938 年10 月，在陕甘宁边区这块“没有一点教育的遗产可继承”的“文化荒地”[1]上，中央直属院校发展到六所②“院校”一词来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 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中第一编“中央组织机构”第四章使用的标题：“中共中央创办的院校”。本文所指院校，主要为这类中央直属院校，突出强调其体制特征。包括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吴安堡青年训练班职工大队（工人学校的前身）、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 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75-81。，在短时间内把约两万名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抗战骨干和无产阶级战士，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纪律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的程度不高，成果暂付阙如①正如学者张静如的观点，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建，但是却鲜有党建专家关注高校党建，关注高校党建史的学者更少。已知高校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现实层面，且多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论文居多，未见系统论著出现。从中国革命史视角研究延安时期高校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果基本散见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或是少量的党的纪律建设史、高校党建史等成果中，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党的纪律建设简史》《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等等。。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参考现有档案文献，考察战略防御阶段陕甘宁边区院校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情况，旨在以历史经验深化对当前高校党的纪律建设的认识。

（一）高校党的纪律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高校是马列主义政党纪律观传播的源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即“集中制，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2]。1920 年9 月，蔡和森在和毛泽东的通信中探讨建党组织原则时指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基于马列主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事实，蔡和森对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党进行了主动自觉的思考，他认为惟有铁的纪律“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3]，担当战争和改造社会的重任。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纪律建党的初步思索，遗憾的是这一思索没有持续下去。

虽然从二大开始，党基于共产国际的意见将工作重点转向工人阶级，但是高校还是可以被认定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滥觞之地，理由是：第一，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里“大多数是智识分子”[4]420，他们奠定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框架；
第二，高校培养了无数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们的纪律观念直接影响到工人运动的水平；
第三，1925 年春成立的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及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近半数是知识分子②1925 年春成立的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书记为林伟民，委员有杨匏安、杨殷、梁桂华，有两人是知识分子出身。1927 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竣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有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有四人是知识分子出身。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7-1927.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6、586。，他们对纪律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地方和中央纪律检查工作。大革命后期开始，受共产国际“三阶段论”方针的影响，“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以及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的实际，使高校党的建设“边缘化”[5]101。

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1935 年12 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制定了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路线，提出“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斗争”[6]。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党在政治路线成熟后开始着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建的新型高等教育事业，在领导体制和教育理念上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些院校承担着培养抗战建国先锋的重任，作为知识精英和人才的汇聚地，是党构筑意识形态和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桥梁，高校党的纪律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方针的内在要求

战略防御阶段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阶段，日本经济军事等战争要件明显优于中国，但中国具有国土面积和人口优势，国共两党对此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党在洛川会议上确立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全面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由于之前受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7]200，1937 年中组部掌握的全国党员人数只有3 万多，组织力量“还是很微弱的”[8]394。对此，1937 年5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10 月，毛泽东提出党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9]的宏伟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

教育方针随着政治方针而转变。1937 年7 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国防教育”[8]348的方针，明确了教育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周恩来在《对日作战刍议》中，也强调了国防教育对于广泛、有效地实施社会动员的重要性，他呼吁要有步骤地实施国防教育，这“对于青年学子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救济，是异常急迫的任务”[7]492。8 月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阐述“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须以抗日救国为目标设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新课程”“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7]477。由于抗战干部的培养成为国防教育的重中之重①“中统局检送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设施状况的调查专报”，也强调了边区教育“适应干部需要这一特点”。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2。，具备严格的纪律素养是合格党员干部的必备条件，作为起源于战争的纪律，自然成为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方针的内在要求。

（三）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困境

战略防御阶段的困苦是多方面的，“战争的紧张环境，敌人与友党的危害”[10]709，我方多数民众无组织、军力不强，克服上述困苦的基本条件就是党的团结和统一。对这一基本条件的挑战首先来自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直至在日寇猖狂进攻面前“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10]763。其次来自王明的“宗派机会主义”。王明在长江局期间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布宣言，完全无视1937 年《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的有关规定，拒绝执行中央路线、方针、决议，公开否认中央权威。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给党的团结和统一造成了极大危害。

赴延安求学的知识青年，抗日热情高但成分复杂②以抗大第4 期为例，投考抗大的知识青年除来自全国（除青海和西藏）外，还有来自南洋、暹罗、越南等地的华侨（64人），以及朝鲜等民族；
职业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教授、军人（第4 大队第10 队有1 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学生、商人、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农民；
家庭成分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也有其他成分，如国民党将领的子弟，如黄兴之子黄鼐、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等，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儿女；
年龄自十三、四岁到四、五十岁；
文化程度自文盲到海外留学生。参见抗大总校政治部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史》，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5 年第2 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33。动机不同③据王仲方回忆，有怀着好奇心来看看共产党究竟为何的，有不满国民党统治弃暗投明的，有没有出路来找出路的，有不满包办婚姻逃离家庭的。动机和出发点各异，甚至是奇怪的。但人群中的主流是青年学生，是怀着热情真心奔向共产党抗日的。参见任文《我要去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不少人还带有旧社会的陈腐习气，“至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头脑里并不十分清楚”[11]。加上国民党对青年的争夺④1937 年陕西省教育厅为处理陕北公学在三原招生事致电教育部请示处理意见，教育部回电“应由该厅详密调查，并商承行营及省政府妥为处理”。此外，胡宗南于1938 年7 月在西安组建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自成立起就在通往延安的三原、洛川等县建立招待所，截留与招收前往延安的流亡青年，担任战时限制中共发展的政治任务。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58；
杨者圣《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1。，甚至有少数学生当了逃兵。大量快速发展党员也带来了思想基础不牢等问题，抗大第四期开学时，4655 名知识青年中只有党员530 人，毕业时“已有3304 名共产党员”[12]59，由占知识青年总数的11%上升到70%；
1937 至1938年间，陕公培养的6000 多名知识青年中，“发展新党员就有3000 多人”[13]，比例也达到50%⑤据李维汉回忆，当时发展组织的任务十分迫切，关于党员发展比例，由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后提出60%到80%。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324-325。。1938 年3 月21 日，刘少奇在《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中尖锐指出，到地方工作的某些抗大的毕业生“尚有贪污腐化骄傲的现象发生”[10]197。

此外，由于刚刚经历土地革命战争的残酷斗争，党内马列主义修养还不“普遍于深入”，制度不完善，纪律执行中“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10]648现象依然存在。

（一）纪律教育成为思想建党原则的实践

在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接受马列主义政党纪律观，是党的纪律教育的起点，也是党从思想上开始自身建设的起点。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的纪律教育处于萌芽状态，高校党的纪律教育有诸多首创。上海大学作为党主持的学校①茅盾称上海大学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参见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六)》，中新文学史料，1980(1):165-182。以多种方式开展纪律教育：一是以上大名义承办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②1921 年7 月至1927 年6 月，上海区中共组织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1921 年12 月至1922 年7 月，为中国上海地委阶段；
1922 年7 月至1924 年4 月，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阶段；
1924 年4 月至1925 年8 月，为中共上海地执委阶段；
1925 年8 月至1927 年6 月，为中共上海区执委阶段。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 卷：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7-1927.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63-265。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如十月革命纪念日③1923 年11 月1 日，中共上海区委（应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召开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一是在报刊发表纪念文章；
二是由上大社会学系组织召开纪念会议，党团员参加；
三是印传单，到工厂门口散发。1923 年11月7 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纪念号专刊，发表了陈独秀《苏俄六周》、施陶父《十月革命之历史的根源》、瞿秋白《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参见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34。、列宁追悼大会④《上海民报》1924 年3 月10 日报道，“上海各公团于昨日下午二时起，假小西门少年宣讲团举行列宁追悼大会，……次由瞿秋白报告列宁史略，……是日有追悼会特刊及学生总会宣言等印刷品，在会场散发……”。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⑤1924 年5 月5 日，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6 周年纪念大会上瞿秋白发表演说，并与任弼时高唱《国际歌》。参见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3。等活动；
二以教学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 年4 月，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行政工作，他创办社会学系⑥瞿秋白（上海大学教务长）、施存统、彭述之先后担任系主任，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系。参见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3。，邀请李大钊到校演讲、聘请瞿秋白⑦1923 年，瞿秋白完成《社会哲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瞿秋白的贡献在于，他在上海大学所作的系列讲稿，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参见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40-141。等以及其他进步人士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三是依托严格的组织⑧1923 年7 月，邓中夏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着手改组上海的党小组，第一组是上海大学组（邓中夏也在这一组），有11 名党员，占全市党员数的四分之一。1923 年8 月到11 月先后担任第一组组长的有许德良、施存统、王一知和陈比难。1924 年上海大学组有党员23 名。1925 年初，上海大学党小组改建党支部，成为按照中共四大精神率先在全市学校系统中建立党支部的高校，党员发展到25 人。1926 年3 月，成为直属中共上海区执委的独立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高尔柏（1926.3-8）、张晓柳（1926.9-冬）、张耘（1926 年冬）、党伯弧（1927.2-4）担任，由区执委书记罗亦农直接领导。1926 年12 月，党员人数已有130 人。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很多党员因投入武装斗争离开学校，1927 年3 月，上海大学独立支部有党员34 人。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 卷：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7-1927.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262-284；
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37-140。生活开展纪律教育⑨1923 年10 月11 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第十七次会议，指定党小组会议演讲员为蔡和森、瞿秋白、施存统、恽代英、向警予和邓中夏，每人每月演讲一次。参见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33。。据杨尚昆回忆，他在上海大学期间接受了“要保守秘密，要绝对服从党组织”“训练”[14]。上海大学寓党的纪律教育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之中，是对思想建党原则的初步探索。大革命时期“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谈，生动说明了高校党的纪律建设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然而由于受共产国际，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党内存在“根源于书生主义”的“官僚式纪律观”，党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4]84，86，这些问题推动了党的纪律教育，以及党的思想建设的深入。

1929 年，党对思想建党和纪律教育问题的探索①1929 年8 月24 日，《中共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纪律教育”概念，要求鄂西红军“生活有机化，纪律教育化”。《决议案》虽然涉及到提高士兵政治认识的问题，但目的还只是“充实红军生活”。《决议案》所强调的“纪律教育”，主要通过纪律颁布时向士兵解释，经过士兵委员会通过，“纪律的执行可能时（战时在外）可以经过士兵群众自己决议”，这一条实际上带有随意性，违背了纪律适用一致性（平等性）属性，仍带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废除肉刑”，以自我批评或罚岗等替代，废除肉刑是正确的，但规则的制定没有跟上。最后，《决议案》原则性地强调红军中纪律的制裁必须坚持，“必须带有教育性的，严格的执行”，但没有提供具体的落实政策。总之，这份文件对纪律属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于政治素养与纪律教育的关系没有阐述清楚，但对于纪律教育具有推进意义。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05-415。产生了质的飞跃。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表现展开批判，深入推进了党对纪律教育的认识，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如若“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就不能发展红军，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毛泽东针对“废止肉刑问题”[15]741，754-756，紧紧围绕纪律教育详细阐述了其根源、危害，以及操作的法律程序。毛泽东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和列宁关于党的理论素养与组织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思想，深刻阐述了纪律教育与思想建党原则的关系。虽然《决议》中思想建党的影响在当时仅限于红四军，但被瓦窑堡会议“直接继承”[5]155并得以在全党贯彻落实。

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党对以往解决问题的经验加以提炼和深化②1929 年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一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构成”，二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于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党中央汲取了上述经验教训，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学生，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二是进行军事化管理加强组织纪律；
院校负责人由党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兼任，加强领导。，并在陕甘宁边区院校进行运用。首先，以教育为中心，通过提高政治理论素养使纪律成为其内在的坚定信仰。1938 年6 月1 日，罗瑞卿在总结抗大办学两年的经验时指出：政治教育在抗大整个教育内容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抗大要培养出“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头脑，而又要能够最好的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军事干部”[16]13。其次，对纪律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经验进行理性的提炼。1938 年10 月14 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中，强调将马列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四个服从”作为“全党尤其是新党员”开展纪律教育的内容；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党规”的概念，并且要求以党规的形式开展纪律教育，“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10]645-646。毛泽东的论述表明党对纪律教育认识实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在实践中确立起了思想建党的原则。

（二）党政军领导亲自授课开展纪律教育

陕甘宁边区各院校按照“理论与实际并重”“政治与军事并重”原则③“中统局检送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设施状况的调查专报”评价边区教育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高度发扬教育之战斗性”，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2。，以及“少而精”的方针，开设“基本政治常识”“抗战形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抗日军事问题”这三类课程④各院校根据培养目标不同课程设置存在一些差异。抗大以培养抗战军事干部为目标，每一期的教学重点都会根据学员情况有所调整，从第二期开始，课程基本是“基本政治常识”“抗战形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抗日军事问题”（续）这三类，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针对青年学生还进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传统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陕公的培养目标是在三、四个月内，把青年学生培养成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有独立进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战建国干部；
根据这一目标开设“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高级研究班增加“世界革命运动史”“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中央党校以培养党务干部为目标，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基础”“游击战争”等课程，建有相应的研究室。吴安堡青年训练班职工大队以培训工人干部为目标，开设“基本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抗日军事问题”“职工运动的统一问题”“文化课和辅助课（包括时事报告、学习方法、工作方法）”等六门课程（后期并入抗大，由抗大安排军政训练）。鲁艺以训练适合抗战需要的艺术干部为目标，除基本政治常识课和军事课外还开设文艺理论课、专业知识课、专业技巧课。马列学院以培养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的理论干部为目标，开设“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课程外，还学习时事政治和中央政策。（根据《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成仿吾年谱》《张闻天年谱》《回忆与研究》《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张浩传》等资料整理。）。党中央要求知识青年首先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①1938 年3 月3 日，毛泽东对陕公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学员作临别赠言，“你们在陕北公学学到了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1938 年3 月5 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3。，为此，除抗大外其他院校政治类课程占七成，引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很多学生自此“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17]301，抗战热情被引导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新中国的高度。

为克服教员稀缺的困难，各院校充分利用延安的政治资源，“约请”在延安的“党、政、军领袖与负责人兼课”[18]131，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还有计划地邀请了各地赴会的领导同志作报告。“这些更好的教员”[16]14引导学生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937 年5 月至8 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两次，每次4 小时，历时3 个月，向学员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其讲稿的主要部分后来成为《实践论》《矛盾论》的主要部分，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根据这一哲学基础，毛泽东要求党员结合中国具体环境、具体斗争制定工作方针，同时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日臻成熟。1938 年4 月和夏天，张闻天分别在陕北公学和抗大作了题为《论青年的修养》的演讲，7月26 日，张闻天又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典礼上作了题为《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讲。作为党的历史上“干部教育等工作中成绩卓著”[19]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将儒家等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提高党性修养入手，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意识植入青年心中，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和自觉的意识。以提高道德水平增强纪律意识，也是党在纪律教育中的创新②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记录：在抗大“纪律重在自觉的遵守，由教育与说服的方法，使大家了解纪律的重要，八路军对士兵早就废止了打骂，养成士兵的自尊心，提高了士兵的人格，而他们才把纪律看得如同自己的命脉，异常的尊重。”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77。。中央领导同志的授课和讲话③根据《毛泽东年谱（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简史）》《张闻天年谱》等资料统计，1938 年7 月到1938 年11月初，毛泽东在抗大授课、演讲、讲话、谈话共计约27 次，在陕公授课、演讲、讲话共计7 次。除文中已述外，1938 年其他中央领导在抗大的讲话还有：3 月21 日，刘少奇作《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讲演；
4 月，陈云演讲“怎样做一个革命者”；
5 月2 日，林彪作题为“抗大教育方针”的演讲；
8 月29 日，朱德作题为“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的报告；
9 月，周恩来演讲“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前途”、陈云演讲“论干部政策”、刘少奇作题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后经过整理成为《论共产党员修养》的一部分）演讲。1938 年2 月2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毛泽东、康生、凯丰等中央负责同志每人每月到陕公作一次报告。1938 年的4 月、8 月和9 月，张闻天、（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党校分别作了“传达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前途”的报告。1938 年4 月，毛泽东在鲁艺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同年5 月，毛泽东在马列学院作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等等。1938 年9 月至11 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秦邦宪、肖克、程子华、潘汉年等外地赴会同志分别到各院校作了根据地建设、部队建设以及革命斗争的报告。，引导学生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既推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形成，也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武装了高校，推动这些院校迅速发展并做出重大贡献①在党关于国防教育方针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教育有了飞速发展，这一点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中统局检送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设施状况的调查专报”对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方针评价为“收效颇有可观”，“值得仿效”。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2-523。。经过数月的学习和艰苦斗争的锻炼，把“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成为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坚强的抗战干部”[18]134，是在党的纪律教育史上创造的一大奇迹。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届六中全会对部分院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做了调整②规定中央党校开设“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课程，学制3-6 个月；
马列研究院，学制无定期，主要培养理论干部与教员；
抗日军政大学分政治工作系、军事系和较高干部培养，学制3-6 个月。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 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5-712.，要求知识青年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所接受”[10]701。

（三）以思想斗争方式进行纪律教育

毛泽东继承了马恩和列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斗争达到党内团结的建党思想，他在1929 年提出要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一致的坚决的斗争”[15]726。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对于思想斗争的认识升华到哲学高度，提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20]。1937 年，毛泽东针对抗大第二期部分教职学员的自由主义倾向作了一次讲话，后来以《反对自由主义》为题发表在抗大内部校刊《思想战线》（1937 年9 月7 日）上。文中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指出其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及其危害，恳切地指出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8]361。

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进行思想斗争，改造人的思想，是陕甘宁边区院校纪律教育的又一特色③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存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训练方式与生活意识锻炼情况简介（1938 年7 月22日）”，将“生活检讨与自我批判”作为生活意识锻炼部分，有如下记录：方式是每一周一次到两次，检讨或批判；
内容是工作做到与否，缺点克服与否；
评价“这种优良的制度”“可以教育同志，推动工作。”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78。。在全党开展的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抗大于1937 年10 月召开首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消极影响，在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基础上，“以大量铁的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12]36，与到会的张国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自觉肃清了其错误影响，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时也团结了同志。抗大的民主生活会十分有特色，田嘉谷在他的《抗战教育在陕北》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围绕“王克事件”开展的“思想斗争”全过程[21]79。王克同学经常在一些思想比较落后的同学面前发表自由主义倾向的言论，经过反复多次的批评、辩论，帮助王克纠正了错误思想。马列学院某班曾有一位“支部书记，在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期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党员书’”，支部经过“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22]44，批评了其宗派情绪和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教育了支部全体党员，也促进了支部思想进步和政治上的团结。

（一）政治纪律制度化的探索与逐步完善

1927 年2 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首次使用“政治纪律”概念，主张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应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4]89。同年4、5 月间，中共五大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也主张“宜重视政治纪律”[4]208。“政治纪律”的提出是针对大革命失败原因及责任的追究，从1920 年开始到1932 年，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和监督的共产国际批评中共，在革命发生严重危机时刻，“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4]438，中共则完全接受国际的批评。1927 年11 月，中央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八一事变前委等起义失败的组织及个人给予了政治纪律“处罚”，这种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做法，显然是“不完全妥当的”[23]。

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党开始了政治纪律制度化建设的探索。1937 年①原件无年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 册》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7-1949.9 第8 卷 文献选编 上）》中均标注为1937 年。，依据党章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草案》共十条内容，详细规定了政治局的产生、主要职责、工作制度、职权等，根据实践中逐一显露的问题，规定了政治局委员应遵守的五条纪律。对于破坏纪律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依情节“给予适当的处分，或提交中央委员会解决”[7]769。12 月2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出台，《草案》详细规定了中央书记处职责、工作内容、程序、要求，与地方党部的工作关系，以及各项工作纪律；
《草案》对陕甘宁边区中央直属院校的招生也提出明确规定：“中央直属各校招生，亦必须得到书记处之同意。”[7]771这一规定将中央直属各校招生工作纳入政治纪律规范建设中。两份草案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和统一搭建了基本制度架构。

在1938 年9 月至11 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四个服从”，其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党中央对“四个服从”这一政治纪律原则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认识。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制定党内法规思想，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并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三个《决定》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作为对六大党章的补充，为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供了行为规范。三个《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四个服从”，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10]773。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制度和纪律“交叉互现、同体并用”[24]，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纪律，为“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10]750提供了有力武器，六届六中全会以政治纪律制度化建设为切入点开启了依规治党新局面。

（二）出台扩大党员队伍的规范化文件

明确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的要件及组织程序。1937 年7 月7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颁布。《决定》对“非自首分子”的四种客观“自首”情形②一是国民党清剿区内，整个乡村的群众均须填写自首书或类似文件，党员也同群众一样，填写这类文件，以保存党在群众中秘密组织的行为，不是自首；
二是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志愿书，才能出狱，无论是否经过组织允许，经过组织考察后，可以恢复组织关系。三是凡支部同志，被过去领导机关负责人叛变后供出他的姓名和住址，因而被捕被强迫照例填写自首书，但并未供出组织内部秘密，又未进行任何反共工作破坏党的组织，经过工作中考察之后可以恢复其组织关系。四是凡在群众斗争中被捕或因党的嫌疑人被捕未供出他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即未承认自己是党员），因有人担保，而法庭一定要照例填写自首书或一般反共志愿书，才能出狱者，也可不作自首论，经过考察后，可以恢复其组织关系。以上四种情形均属非自首。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4-355。进行了界定，规定符合这四种情形的人员，经过工作考察后可以恢复其组织。《决定》对于主观上“自首”的两种处分情形，增加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③一是“没有破坏或损害党的组织者”处以“开除党籍”的处分，这类人员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可以重新介绍入党。二是对于破坏党的组织者，处以“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这类人员仅“可以左倾群众看待”。参见：同上。。《决定》提醒各级党组织在处理“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上要注意防止“左的关门主义”，以及“腐化党破坏党的纪律的右倾机会主义”[7]355两种错误倾向。针对在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过程中出现的右倾倾向，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严格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的审批。同年12 月25 日发布的《中央书记处关于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问题的第一次通知》规定：已经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党员的党籍，或正在办理恢复党籍者，“均需经中央党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原则、党的章程重新审查和决定”[25]500。将原来的特委省委以上党部审批，调整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复杂变化，地方党部不便或不易将此类材料送交中央，1938 年5 月23 日，《中央关于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问题的第二次通知》将审批部门调整为“各省委”“各师党务委员会”，要求审批部门将审批结果“设法报告中央组织部和党务委员会”，“中央所在地仍照原来通知办理”[25]507。上述切合实际又操作性极强的规范性文件，极大地规范了党组织的发展。

明确党员发展的纪律要求、增加对新党员的教育内容。1938 年3 月，《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颁布，将党的组织大发展提上议事日程。为防止党员大发展带来忽视党员质量的问题，《决议》规定新党员的发展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并且重新规定了新党员的候补期：“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得伸缩之。”此外，《决议》在对新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内容上增加了党的建设，以帮助新党员了解马列主义政党“与其他党派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10]187。1938 年5 月，延安马列学院开学，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自担任该校党的建设课程的一部分教学工作，10 月，陈云在抗大和陕公赴新疆工作的二十三名选调干部培训班上，专门开设“党的支部”问题讲座。《决议》关于新党员候补期的规定和学习教育内容的增加，是对六大党章十分必要和充分的补充①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候补党员的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没有规定新党员的候补期。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延续了这一表述。1927 年6 月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在第一章专列第三条说明后增补了党员的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无候补期；
非劳动者（知识分子；
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
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变化在于明确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以及地方委员会的具体类型，取消了劳动者的候补期。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修正案再次取消了关于候补期的规定。，对于扩大党员队伍起到了有力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1938 年3 月15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针对个别组织和党员“不注意征收党费或不交党费”的问题，规定了党员应缴党费的比例，学生党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分党员应缴党费数额，规定连续至三次以上不缴党费者，“应负组织处分，直至开除党籍”[10]189。

（三）细化贪污罪的处罚规定

“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7]476，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进入防御阶段提出的政治主张。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来，政府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以‘廉洁’、‘尽职’的原则为选任和鉴别干部的标准”，“营私舞弊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10]499。

为进一步加强抗日模范区建设。1938 年8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条例》一共九条，详细列举了构成贪污罪的十种情形，较为完善地规定了对第二条“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惩处标准：贪污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贪污3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贪污100 元以上300 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贪污100 元以下者，“处一年之有期徒刑或苦役”。除按照第三条之规定处罚外，并追缴贪污所得财物，无法追缴时没收犯罪人财产抵缴。“前第3 条之未遂罪罚之。”[10]538-539《条例》彰显出党惩治贪污腐败的坚强决心，严格的律法使党员干部渐知敬畏，经过两年的努力“建立了廉洁的抗日的全民的政府”[26]。

（一）在严格执纪中提升对纪律属性的认识

《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之第十三条，对“铁的纪律”的界定是“近似军事纪律”[27]。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在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28]的文化环境下，很多人对“近似军事纪律”的理解偏重于“惩罚”，导致纪律执行中命令主义、惩办主义、极端民主化倾向并存。1931 年8 月27 日，《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了党内纪律执行中存在的两个极端：一端是“家长式的滥用纪律”，另一端是“废弛和轻视纪律”[29]。进入战略防御阶段，随着中国革命任务的历史性改变，党对纪律属性形成了新的认识，除前述的制度严格性规范性建设外，在权威性、一致性（平等性）和自觉性方面都有新的实践，最典型的就是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对于张国焘长征期间的严重错误，党中央“曾一贯地采取了教育和说服的方针”[10]261，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但面对他坚持不改直至选择叛党的行为，中央为维护党的纪律的权威性，于1938 年4 月18 日“特决定开除其党籍”[10]282，并在全党开展了肃清其影响的教育①毛泽东于1938 年5 月4 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讲话；
5 月7 日在陕公对第二期即将毕业的学员讲“张国焘叛党及开除党籍的问题”，对广大师生进行路线教育。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67。运动。

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抗大和八路军一样实行“官兵一致”，“是上下一致的精神在巩固团结”[30]577。“官兵一致”的精神同样体现在纪律的执行中。1937 年10 月5 日晚，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在延河岸边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生刘茜。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边区保安司令部会同陕北公学、抗大调查此案，案情很快水落石出。黄克功虽然战功累累，但他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违犯革命政府的法令”[31]。10 月11 日，在陕北公学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审，边区最高法院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毛泽东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宣读他给雷经天的信件，要求全党全军要以黄克功案为鉴。在这起案件的调查审理中，党中央充分发挥了它的教育意义，一是同意各院校围绕这一案件组织讨论，二是陕公师生参加公审大会，三是公审大会结束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作了关于革命恋爱问题的演讲。案件处理后，抗大以案促改，取消了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的规定，提升了学校的管理能力。

（二）军事化管理中发挥民主②关于军队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1938 年5 月21 日出席抗大对第三期总结的干部会上指出，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1。自治能力

为培养文武兼备的抗战骨干，陕甘宁边区各院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即使像陕公这样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也采用军事编制，按照队、分队、班设置层级，队相当于连，既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有120 人，队长负责学习、副队长负责生活和军事，“队指导员是队支部书记，负责党的支部和思想政治工作”[17]310。抗大作为军事性质的学校，在第三期提出了“强化军事训练和军事生活”的口号，成立了特别注重军事训练的“军事队”[18]131。1938 年1 月28 日，抗大举办了“一二八”运动大会，进行政治、军事、文化学习竞赛，极大地推动了各项学习的进步。除抗大将军事课程作为主要课程外，其他院校也都开设军事课，对学生进行“制式教练和作战训练”[17]300，按照军事化标准每天出操，轮流站岗，野营拉练，要求做到令行禁止、秩序规范。

知识青年的增加，推动各院校领导作风发生了改变。陕甘宁边区各院校负责人由党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兼任③抗大隶属于中央军委，1937 年7 月至1938 年10 月间，林彪兼任校长，罗瑞卿任第二、三期教育长。中央党校隶属于中央组织部，李维汉（1937.5-1938.4）和康生（1938.4-1938.11）先后任校长。陕北公学直属中宣部和中组部，成仿吾任党组书记兼校长，李维汉在1938 年3 月任副校长、党组书记；
1938 年4 月底任分校党组书记兼校长。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由张闻天兼任。张浩兼任吴安堡青年训练班职工大队大队长。鲁迅艺术学院直属中宣部，沙可夫任副院长（院长是毛泽东兼）。，组织机构很精简，军事化管理非常严格。1938 年7 月，毛泽东得知抗大第四期学生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个别领导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时，他专程来抗大作了“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向知识青年阐述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要求抗大“取消斗争会”代之以意见箱等方式。抗大师生通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辨明了发扬民主与极端民主化的区别，不负责任的评头品足消失了，代之以讨论时的畅所欲言，政治空气异常活跃，组织纪律性得到了加强，更推动了学校领导作风“有较前更大的进步”[18]135。

“救亡室”和学生会发挥了民主自治的作用。1937 年12 月11 日，抗大第三期第九队率先成立“救亡室”①1937 年12 月26 日，抗大颁布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对“救亡室”的性质、任务、原则、组织、工作内容、工作人员的工作及领导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71。，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和亲笔题词，随后各院校也纷纷建立。“救亡室”是在校政治机关领导下吸收全体学员进行抗日救亡和补助教育的“群众性团体”[12]71，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抗日军政大学动态》对救亡室的作用②中统局检送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设施状况的调查专报称，救亡室的作用在于以“文化娱乐方式，调剂学生学习生活，团结学生意志、感情，发扬学生自治能力，补助学校管理之不足”。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6。大加赞赏，认为经过“救亡室”活动的陶冶，大多数学员都改变了初进学校时的自由散漫等不良习惯，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加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强，展现出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③参见（日本）Taicho Mikami，《抗日军政大学の动态》，1965:108-112，发布于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2022-08-26，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救亡室”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选举”产生委员（报政治部审批），各队“救亡室”设有经济节省委员，负责监督全队伙食给养。

对于陕公，中央强调要按照其统一战线的性质“要更多的用民主的群众的工作方法”。陕公的学生会是学生的自治组织，据李维汉回忆录记载，陕公全校有总会，各队有分会，它的职责是“领导全体同学恪守学校的制度、规则和纪律”[17]315，组织各种课外活动，组织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动员和带领学生参加各种改善学校办学环境的活动。学生会干部有机会参加学校的会议，促进学生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学校管理的有益补充。

（三）制度治校作风严肃活泼

中共中央在创办院校之始就明确规定，学员入校需经人或机关介绍，还需填写很详细的调查表，不仅有政治文化考试④这一政策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1937 年12 月，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就招收南方学生来陕北学习问题致电罗炳辉、董必武、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南方学生来此甚少，望改变方法，不必举行考试，亦不必要介绍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249。。学员入校后需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对于违反规定者，一律按规定惩处。学员毕业时要通过结业考核，中央党校有组织鉴定或政治鉴定、以及学业鉴定两种制度，前者“衡量学员的党性修养”，后者“衡量学员的学习好坏”[17]299。

抗大在制度治校方面走在陕甘宁边区院校的前列。1937 年12 月26 日，抗大颁布《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条例》共8 个部分91 项具体内容，对政治部、总支委、组织科、宣传科、俱乐部、大队政治协理员、连队指导员以及连队救亡室等政治部门和学生组织的职责、工作任务、以及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以及工作纪律作了详细规定。1938 年6 月，《抗大组织条令》颁布实施，对抗大的性质、任务、教育方针、教育方法、课程设置、管理制度、组织机构作了明确规定，完善了抗大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和每一位成员的言行都有章可循。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实行了严格的财务预决算制度。

各院校都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抗大作息制度是，“晨五时半起床，六时早操，七至九时自习（整理笔记、准备提纲、阅参考书），九至十二时学科。十二时半午餐。午后一至二时午睡。二到五时学习功课或出操，五到七时课外活动，七时晚餐，八到十时自习”[30]527。延安马列学院“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为号”[22]217。

学习生活异常艰苦①自己建校舍，“原计划一百五十个窑洞现在成功一百七十个”，“粉了二分之一的窑壁，打了三分之一的炕”，“开了约二千米的‘抗大公路’的干线和许多的支线”。“八个人睡一个炕，三顿小米饭、八个人一碗菜”“每日粟饭，冬夏灰布军服各一套，学生物质生活异常艰苦，……此为抗大不可克服之苦难”。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406-407；
罗瑞卿、成仿吾《成群结队》，北京：华文出版社，1939: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2 编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7。，“的确是卧薪尝胆的那一步”[21]102，但学生的精神生活是活泼愉悦的，一是源于官兵政治上平等②1937 年11 月27 日，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劝他不要来延安，因为无法解决他的经济困难问题：“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9。、生活上同艰苦，师生打成一片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33]；
二是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从没有见过一种军与民有那样着重文化娱乐，其中以演剧唱歌最为盛行”[30]578。晨起和睡前，“只要不是上课或自习的时间，歌声是不会断绝的”[30]567。一方面把校训唱进歌声里，教育③《我要去延安》这本口述史里，几乎每篇回忆都有关于歌声的回忆，从开篇记录着来延安路上在三原看到红军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心里充满了亲切与尊敬”。在延安街头送别抗大毕业生奔赴前线军民齐唱《再会吧，在前线上》，“气壮山河的情景，……受到了比课堂更加强烈的教育”。在陕北公学学期期间，“一有空，郑律成就为大伙儿表演他自己编写的节目，使我们紧张整天的生活，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他拉起自己创作的《延安颂》，大伙儿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轻轻地唱……这首歌曲一直激励着我，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着民族解放而奋斗。”参见任文《我要去延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16-17、25-26。和鼓舞士气；
另一方面培养健康的娱乐生活，给紧张艰苦的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培养高尚的情操。鲁艺成立后，更是组织了近百次的公演晚会。

“粗糙的饭食，严格的纪律和繁重的学习”[21]43就像熔炉的锤炼，把“自由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战士”[34]，转变成抗战建国的桥梁和先锋。

战略防御阶段，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党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院校党的纪律建设重启了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纪律建党的思索和实践，并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纪律教育实践了思想建党原则，开启了依规治党新局面，在严格纪律执行和管理中揉合了民主、平等的理念和方式，创造了针对知识青年以思想改造、制度约束、自觉遵守为特征的纪律建设奇迹。这些宝贵经验推动党对纪律属性全方位认识的深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中，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组成部分，对于新时代高校党的纪律建设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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